金融危机后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1)01-0069-06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的金融与经济，也冲击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时，也给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带动了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调整。这将对未来国际体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一、冷战后中俄关系的发展成就
苏联解体后，在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从1991年12月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发展到1994年9月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发展到1996年4月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双边层面，两国建立了以国家元首定期会晤机制为核心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定期会晤机制，为两国关系的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01年7月，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两国的经济合作虽然有波折，甚至有时的徘徊不前，但在两国政府高度重视与大力推动下，经济合作关系总的趋势却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中俄两军建立了直接联系，领导人的交往逐年增多，各领域各层次的军事机构往来频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信任。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谈判，两国完全解决了边界问题。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恢复，日趋深入。双方通过在各自国家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地区层面，两国加强在周边地区的信任与合作，特别是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积极应对新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寻找共同点。在国际层面，两国在科索沃战争、美国建立反导系统、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核和朝核等重大国际问题，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调与合作。
二、金融危机之前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外交战略诉求日益趋同，都集中在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国家经济的上面。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发展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对于保障两国边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与深化，维持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拉动地区经济合作，保持国际战略力量的平衡，争取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两国通过认真总结发展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羁绊，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共同致力于发展两国之间的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发展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充分认识到，两个世界大国，两个最大邻国，要造福于两国人民，除了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之外，别无选择。
由此可见，冷战后中俄关系得以迅速发展是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国之间的利益基础和发展逻辑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内部因素，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把中俄关系的发展简单地说成是共同反对美国，既缺乏现实根据，也不符合中俄所表达的发展两国关系不针对第三国的承诺。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把中俄关系的发展说成是共同反对美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不可否认美国因素在中俄关系最初的发展阶段确实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美国因素在中俄关系中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中美俄三边互动关系亦清晰可见。
冷战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已经根本不同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三国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冷战期间，中美苏大三角时期的力量结构是两强一弱，美苏势均力敌，他们各自实力都远远强于中国。由于当时不存在美苏之间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他们又都有争取中国支持的愿望，因此，中国倒向哪一方能够左右力量结构的变化，当时中国的实力虽弱，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重要地位，在三角关系中掌握着一定的主动权。
冷战后，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力量结构却是一强两弱，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甚至超过中俄两国实力的总和，在三边关系中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中俄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在综合实力方面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俄罗斯。这对中国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在无形之中俄罗斯却取代了中国在大三角关系时期的地位，中国成为了美国要重点对付的国家，致使中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美国凭借着唯一超级大国的综合国力，企图建立一个单极世界，以确保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防止出现任何新的世界和地区性的霸权国家向美国的地位进行挑战。为此，在欧洲，积极推进北约东扩，从地缘上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积极向独联体国家渗透，扩大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在亚洲，则通过向亚太地区实施战略重心转移、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强化该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形成一个从日本至东南亚的“封锁链”，企图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在对台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态度，一方面向中国保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一方面又维持台海现状，阻挠中国统一。美国对中俄的遏制与挤压，促使中俄两国日益走近。中国希望把俄罗斯当作与西方抗衡的平衡因素来增加对美关系的筹码。俄罗斯企图在不放弃与西方接触的同时，在东方打开外交新局面，借重中俄关系的改善来摆脱其不利的国际环境。
但是，中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限制性因素。中俄两国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复兴，而要做到这一点，两国都需要吸引大量的外国资金，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大力开拓国际市场，这些东西都是中俄之间彼此难以充分提供的，因此，对美外交不约而同地成为了中俄两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中俄两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远远大于中俄彼此的依赖性，两国各自的综合实力远远不及美国，两国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更多的也只能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而两国要实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没有美国的认可和支持也是难以实现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把中俄伙伴关系说成是“限制性的伙伴关系”[1]。这也正是中俄两国都不愿意谈论结盟问题，并一再表示发展中俄关系不针对第三国的深层次原因。
金融危机之前，中美俄三方对三边关系都有清醒冷静的认识：
美国认为，中俄关系并不能改变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不大可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对北约和美日安全同盟构成整体上的威胁，美国仍然掌握着对中、对俄外交的主动权，仍然能以维持美中、美俄的双边关系来对中俄关系进行牵制，把其控制在对美有利的范围界限内。
俄罗斯试图借重中国的力量，用发展俄中友好关系来刺激美国，使其承认俄罗斯尽管国力有所衰退，但它仍是欧洲的“特殊大国”。俄认为，“回归欧洲”是它最现实和明智的选择，但它绝不想只成为欧洲的普通一员，而是要成为主导欧洲事务的大国。因此，防止被挡在欧洲之外，争夺欧洲的主导权，这才是俄美外交较量的真实目的。为了成为西方的一员，而面向东方是俄罗斯的迂回战略，只是它外交策略的变化。俄罗斯正在美中之间推行基本平衡的外交，完全倒向其中一方，对其都是一种战略损失。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没有美国的认可和支持将是困难的，而美国的霸权与强权又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保护中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俄罗斯是一支现实的借助力量。但完全倒向俄罗斯，就会使中国的战略利益受损。
于是，美国凭借着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充分利用中俄关系的制约性因素，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游刃有余。在三边关系中，美国采取的是等距离外交，同时与中俄两国发展关系，经常采取拉拢与打压相结合的手段。但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的手段又略有不同，并各有侧重。对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作怪，美国更多采取了打压的政策，中美之间的摩擦与斗争时断时续；对俄罗斯，由于俄实力的衰退和两国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消失，美国只要需要就会采取了拉拢政策，以离间中俄关系，同时也决不放弃打压的政策。
可见，金融危机之前的中美俄三边关系的结构是美国握有三边关系的主动权，中俄双方相互以对方为倚重，以改变各自对美关系的被动性。中美俄三边关系是一种以合作为主的三边关系，其中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于轻率地破坏它，中美俄三边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当然，与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相比，俄美关系波动更多，中俄关系的稳定程度更强。
三、金融危机后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首先，金融危机冲击的是美国的经济领域。
美国在军事、技术、文化及制度等方面拥有他国无可匹敌的优势，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像美国这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攸关利益的国家，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其推行“单极世界”的“核动力”，关乎整个国际体系的未来走势。在这一次危机中，美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金融机构破产或重组，汽车业濒临破产，失业率攀升，企业投资负增长，美国经济陷入全面收缩的境地。同时，由于美国是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谴责”对象，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和美元的国际信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另外，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发展迅速，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8%上升到2008年的16%，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除了俄罗斯外相对有限。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尽管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但是，它与其他主要经济实体的差距进一步相对缩小。
其次，金融危机促使了美国对“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调整。
“9·11”事件后，美国绕开联合国，伙同北约各国，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并在全球范围内布置反恐任务。这种暴力式的行为，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之上。金融危机的爆发，极有可能会把站在战争高台上的美国拖进了类似“越战”的泥潭。奥巴马上台后，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强调联合国作用，并愿意同各大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2009年8月12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在纽约大学发表题为《世界的新道路、联合国的新方法》演讲，她认为，美国无法单枪匹马解决世界性问题，它将和联合国联手与恐怖主义、贫困和其他重大挑战作斗争，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合作。同时，奥巴马政府主张和平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对于朝核、伊核、伊拉克、巴勒斯坦、达尔富尔等地区热点问题，奥巴马采取了缓和应对的态度，不求尽快解决，但求适度降温，以维护地区稳定。相对于小布什，奥巴马面临的国际环境不适合采取激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单边主义”已经不适合也没有能力来解决当前美国的困境。美国真正能做到的便是尽量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新兴国家不断提出要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在这情况下，美国调整了其外交政策，放弃了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外交，更多地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这对金融危机之前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突出地表现在开始调整对俄对华关系。
1.美国因素变化，对俄罗斯的影响
由于北约东扩和俄格冲突，美俄自9·11事件以来的良好关系显著恶化。在美国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情况下，奥巴马上台后，积极调整之前对俄的打压政策，主动采取了一系列修复和改善措施，逐步调整与俄关系。2009年2月初，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慕尼黑会议提出“美国有意恢复美俄关系”，3月，国务卿希拉里在日内瓦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表达“奥巴马政府希望与俄罗斯‘重启’双边关系”；4月，在伦敦20国峰会期间，美俄发表《美俄总统联合声明》；7月，奥巴马访俄；9月，美宣布“放弃在东欧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2010年4月，美俄在布拉格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6月，美国默许俄在乌克兰、吉尔吉斯的行动；7月，梅德韦杰夫访问美国。这种种的行为，为美俄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美国因素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中美经济合作关系迅速发展，中美关系拥有牢固的经济基础。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一大债主，美国需要中国的资金；美国现在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国，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这是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的最大不同之处。如果说俄美关系是美国主动调整政策的结果，那么中美关系是美国不得不采取与中国合作政策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关系打开了新局面。奥巴马上任伊始，立即派出国务卿希拉里出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四国，释放出了美国新政府着力发展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关系的强烈信号。此后，中美两国元首和其他高层领导人数度会晤，奥巴马总统更是在2009年11月实现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双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克服全球变暖等重大国际问题和一系列地区性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与合作。2010年3月30日，奥巴马在接见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张业遂时说，今天，美中关系具有塑造21世纪的能力，其重要性堪比世界上任何双边关系。美中两国面临核武器扩散、地区和平与稳定、气候变化等地区和全球性挑战，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现在是我们两个伟大国家携起手来，为子孙后代创造繁荣未来的时候了。国务卿希拉里曾用了“同舟共济”来形容中美关系的状态。一方面说明美国承认了中国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目前需要中国来摆脱金融危机的桎梏。
3.美国因素的变化，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低姿态”措施，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实际上，奥巴马外交新政，仅是策略调整，并非战略调整。他的目标仍是，恢复美国在一个不再是单极的世界上的全球领导地位。“就一个国家的意图而言，其过去的行为是他国决策的重要依据。”[2]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它独霸全球的战略，金融危机或9·11事件也仅仅是促使它暂时地放松对世界的控制力度。这种放松不代表美国大势已去，相反，在中俄加强合作的同时，美国也在挑拨中俄两国的关系。
为防止中俄两国走得太近，避免出现俄罗斯“挟中自重、中俄联合斗美的局面”，奥巴马巧妙选择了时机，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对于美国的橄榄枝，俄罗斯欣然接过，使美俄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虽然中俄两国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但是仍然无法回避中俄两国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首先，中俄两国是领土相邻的大国，双方处在积极发展经济的阶段，中国实力的激增，或多或少地引起了俄罗斯的威胁感，加上美国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考虑俄中合作的前景；其次，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是在美国压制下迫不得已的外交选择，事实上，俄罗斯一直把自己定位在欧洲一员的身份上，目前，美国的橄榄枝再一次敲醒了俄罗斯的归属感，无疑为中俄的战略合作带来不少变数。再次，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缺乏刚性的约束力，双方都基于类似的目标而走在一起，是合作者的关系；俄罗斯与美国合作，可以最快地提升身价，谋求大国地位的实现。相比于中国，美国所具有的诱惑力与价值是中国不能比拟的。因此，中俄两国合作能走多远，美国这个外部因素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一方面降低了美国与中俄合作的姿态，另一方面很可能会促使中俄两国关系发生变动。
四、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美国因素的变化对中俄的影响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临时性的，主要表现在美国对俄和对华政策的调整。另一个则是深远性的，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是近80年来最大的，而且发生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的国际背景之下，这将对美国在未来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过，在这一轮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互动中，美国依然占据高点。美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是相当强大。2009年，美国的GDP为14.33万亿美元，中国为5.2万亿美元，领先排名其后的中国2倍多。在对华方面，由于中美良好稳定的经贸关系，还有中国拥有高达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不得不借重中国来应对金融危机；在对俄方面，美国需要拉住俄罗斯在俄格冲突后的冲动势头，希望美俄关系的缓和来换取一个相对平稳的国际环境。事实上，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主要是体现俄罗斯如何回应新一轮的中美俄三边互动上。
实际上，在中美俄三边关系里俄美关系变数最大。
俄美一直在欧亚大陆协调彼此的政策，中俄关系无疑会受到这种协调的制约和影响。如果俄实现了回归欧洲的愿望，俄美关系就可能有新的突破，中俄关系地位可能会下降。即使俄回归欧洲的进程不那么顺利，俄仍然可以利用亚太外交继续在东西方推行平衡外交，仍有在东方或西方选择的权利。只要回归欧洲，融入西方仍有一线希望，俄罗斯就不会改变重视西方的外交战略。除非这一进程彻底的失败，俄罗斯完全被排斥在欧洲之外。因此，发展对华关系是俄罗斯争取回归欧洲，融入西方的一张“王牌”。同时，还存在着美国对俄罗斯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认可程度问题。在欧洲，如果美国有限度渐进地承认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北约东扩一步步顺利推进，北约的前沿就会推进到中俄的边界线上，两国地缘政治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协作关系很有可能会下降。目前的关键是对俄融入西方的问题，西方“要价太高”，俄罗斯难以接受，最终引发了双方的争论和矛盾。但在俄与西方的关系中，主动权操在西方手中。西方既可以利用俄目前的孱弱地位，保持甚至提高要价，也可以视情况随时降低要价，以实现与俄的利益交换或妥协。每当需要时，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总是表示要“让俄罗斯加入西方体系”，说明他们看到了这一点而投其所好，并使对俄政策保持在软硬适宜的幅度内。从俄国方面说，它将坚持自己的基本利益，并与西方相抗争；而一旦西方的要价降低，其抗争也会随之减弱。俄罗斯与西方这种“斗争+妥协+利益交换”的关系格局将持续一段时期。“9·11”事件和金融危机后美俄关系的改善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俄罗斯融入西方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对此进程的估计早些对我们没有坏处。在亚太地区，美国利用日本牵制中俄关系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对俄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中国和日本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在西面和南面地缘形势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出于战略稳定的需要，非常重视对华和对日关系。日本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对日是情有独钟的，只是由于俄日关系中领土问题的死结一时难以解决，中国在俄罗斯战略后方的地位和重要性才日益显现和突出。在独立之初，俄罗斯对发展对日关系有着高度的热情和期望，叶利钦和科济列夫在谈到俄罗斯对外政策时，多次地“遗忘”中国，而大谈对日关系。如果不能说中俄的基础不牢固的话，那么，起码这种关系是可能动摇或有其他国家可以替代的。如果俄日能够打通领土问题的死结，两国关系能够取得突破的话，那么中俄关系的基础会不会发生动摇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俄罗斯的西化情结是根深蒂固的，这其中也包括发展对日关系。这会对中俄关系产生某种抑制作用。这一切都是美国一手操纵下促成的，是否意味着美国将逐步认同俄在欧亚大陆发挥大国作用。1997年5月俄前国防部长罗委奥诺夫访日本时公开表示支持日美扩大军事同盟，这是否是俄对美国承认其在欧亚发挥大国作用的某种回报。俄罗斯会不会把支持美日军事同盟作为承认自己在欧亚大陆利益的筹码？倘若这样，令我们不能不为中俄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
在当前情况下，俄罗斯可能三种应对方式：
第一，俄罗斯接受美国的诱惑，背离中国，中俄关系走向破裂。金融危机的爆发，俄罗斯不仅没有看到美国的迅速衰落，反而暴露出自身经济的脆弱性。俄罗斯开始认识到，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美国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与西方交恶“对俄不利，会限制俄行动空间”[3]。相反，接受来自美国的“橄榄枝”可能加快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恢复，而且，俄美两国“不是敌人，它们并不相互构成威胁，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盟友”[4]。基于这些认识，俄罗斯完全有可能背离中国，甚至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第二，俄罗斯始终站在中国一边，双方借金融危机加强合作。由于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金融危机严重破坏了俄的影响力和市场，俄罗斯在普京八年执政期间所创造的良好局面慢慢消耗殆尽。而与之相邻的中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受损有限，加强与华的经济、政治合作无疑更符合俄国内困外忧的情况。另外，美国向俄罗斯释放的善意信号并没有让俄罗斯看到实际的利益，在北约东扩以及东欧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明显的妥协之意。因此，俄罗斯在这样的考虑下，会加重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
第三，俄罗斯利用三国之间的矛盾，将三边互动的重心移向自己。在目前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俄罗斯是中美的拉拢对象，处于俄中、俄美关系的主动地位。基于这种优势，俄罗斯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对中美两国实行选择性的外交，既不与任何一方为敌，也不与任何一方结盟，既不完全倒向一方，也不完全对抗一方，而是充分利用中美矛盾，在与中美周旋中赢得最大的利益。一方面，俄罗斯争取同美国实现关系的缓和，维持周边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避免与华关系的降温，积极利用中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实现俄罗斯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俄罗斯可以根据自身的战略的需要，适当地加重一方的筹码，避免任何一方的过分要求。
从目前来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第三种，因为遏制与反遏制是俄美关系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俄美关系不可能迅速回暖。总的来说，这一轮美俄关系的缓和依然停留在“量”的变化上，更谈不上“质”的变化。“美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任何一方都没有放弃自身国家利益，双方只是试图学会承认这些利益的存在，尊重这些利益并讨论甚至是最困难的问题而已”。美国对俄政策调整更多地旨在“安抚俄的情绪和为推进既定战略铺路”，而非真正给予俄罗斯“平等地位”。梅德韦杰夫2010年6月结束访美后，前脚刚刚离开美国，美国后脚就挖出潜伏在美国多年的十余名俄罗斯间谍，爆发了冷战后美俄之间最大的间谍案。尽管美俄双方都表示间谍案不会破坏当前正在改善的双边关系，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美俄关系真正“重启”绝非易事。梅德韦杰夫接受俄罗斯独立电视台采访时就说，“我不认为应当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来‘重启’俄美关系”。并表示，俄罗斯需要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友好互利的关系，但俄美关系的加强并不意味着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恶化，也不意味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恶化[5]。希拉里国务卿2010年7月初对格鲁吉亚的访问也表示，华盛顿不会把格鲁吉亚当作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牺牲品。她说：“我们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我们将继续在那些双方有分歧的问题上对俄罗斯施加阻力，格鲁吉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6]联想到2001年“9·11”事件后美俄关系由蜜月到冰点的过程，人们不禁要问，这又是美俄关系起伏跌宕的新的起点吗？而要俄罗斯放弃与美关系，加强俄中合作也不符合俄罗斯的“强国之路”，俄美关系仍然比俄中关系重要；而徘徊于中美之间无疑让俄罗斯获取最大的利益，更符合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国情。鉴于此，中俄关系的发展要在考虑美国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本次危机以争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
中俄两国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与美国对抗。第一，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无处不在，中俄要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不管中俄愿意与否，都需要美国建设性的参与和合作。第二，两国解决国内问题的关键都是发展经济，都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这些东西在其他是找不到的，中俄各自或联合都无法解决上述问题。与美国对抗不仅会分散两国的精力，而且会恶化两国的外部环境，对各自国家的发展不利。第三，中俄两国都是对国际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大国，现在和美国并不存在根本的敌对冲突，敌对也同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既然中俄联合反对美国缺乏现实根据，中国又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就应该努力维护良好的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对于美国，中国不要过度刺激它，努力作好本国的事情，作好符合世界和历史潮流的国内各项改革事业，减少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争论，对外政策的一些提法和做法要更加柔性和富有理性。但对于美国蓄意践踏中国主权的事情，中国要进行坚定的反击。对于俄罗斯，中国必须坚定地发展对俄的睦邻合作关系。必须高度注意中俄关系的限制性因素，明确中俄关系的定位。中国对俄政策有两个层次，即保证安全和维护稳定的基本层次与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和实现战略合作的高级层次。中俄关系的最根本利益在基本层次上，高级层次的合作由于在结盟和战略合作之间存在实际操作的困难，不宜期望太高，太过于急切去行动，要逐步进行，循序渐进。在俄罗斯早就有人就提出了下列的疑问，“在俄罗斯还像从前一样没有进入世界财政经济体系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不同)千方百计地捍卫多极世界对俄罗斯有利吗？俄罗斯比法国更加迎合中国，把多极世界的判断奉为强硬的官方路线，得到的利益却比较少。”[7]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两国发展关系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安全方面的互信问题，这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中俄两国保持睦邻友好，互利双赢的邻里关系：安宁稳定的边界，真诚友好的政府和人民与全面交流合作的社会生活，这就是中俄关系最有效的支撑点。这样的关系长期发展巩固，必然会产生一种外延：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对国际战略和大国平衡产生微妙影响。这就是一种不同于结盟的关系，内涵和外延都更丰富充实，真正是双方和国际社会所需要的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个世界大国和两个最大邻国最根本的利益就在于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正如中俄所签条约的名称——睦邻、友好、合作。
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国际体系。中美俄三方的任意两方互动，都会引起第三方的变动。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任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注释：
①关于中美俄之间的关系，中国学术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仍然可以沿袭三角关系的说法，有人则主张用三边关系的说法，因为现在的中美俄关系已经不同于中美苏关系。这里采用的是第二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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