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与增长中的中小企业作用机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经济运行论文,中小企业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分析了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总供给及就业水平的经济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积累、集聚和集中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另一方面是生产严重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深刻的矛盾。马克思预言，这种矛盾的结果，私人占有和垄断竞争必将被全社会占有和计划经济所代替。那时，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分配消费品，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特有的失业和生产过剩及增长停滞等问题。（马克思，1876）但是，《资本论》发表近130年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相继克服了严峻的失业、过剩和增长停滞，避免了大的社会冲突；而象中国这样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近几年却发生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就业不足和增长乏力问题。本文拟从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框架入手，结合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方法，揭示我国近几年经济趋于萧条的内在机理，并给出通过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发展中小企业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一、不同资本规模企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中小企业发展与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农业的土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有着密切的此消彼长的内在关系。
（一）中小企业与大工业企业之间资本与就业的平衡
一般来说，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不同之处是各自的资本有机构成不一。大型企业通常是资本规模较大、资本密集、劳动力使用相对较少的工业企业，中小型企业多是资本规模较小、劳动力密集、劳动力使用相对较多的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我们先来看企业大中小规模结构与就业平衡的关系：
（GK/GL）GL+（SK/SL）SL=∑K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这里用总资产比劳动力数量来表示资本有机构成。式中，GK为生产消费品的大型企业资本，GL为大型企业就业的劳动力人数，SK是中小消费品生产、商业、服务业企业的资本，SL是在中小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数量，∑K为全社会企业总资本。（GK/GL）为大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SK/SL）为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一定的全社会企业总资本条件下，一个社会中总的企业劳动力就业是由大企业中的劳动力加中小企业劳动力就业而形成，即∑L=GL+SL。如果大中小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劳动力将会得到充分就业；如果大企业偏多，而中小企业偏少，将会发生严重的失业情况。
比如我们用此模型模拟框算中国的情况，城镇在企业中从业劳动力有18000万，全社会企业总资本有140000亿元，大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为18万元/人，在大中工业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5500万人，资本为100000亿元；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为3.33万元/人，在中小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为12500万人，资本近40000亿元。（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推算。）全社会资本与就业在大中小企业规模结构和数量中达到了平衡。
（二）偏重于发展大工业企业时的劳动力失业
假如社会企业总资本和企业总劳动力数量不变，国有和集体大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下降，并且企业职工的工资逐年上升，加上加入WTO国外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大中型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要提高到60万元/人，小企业的总资本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则大中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会下降到约1650万人，全社会将会失业3850万人。其经济机理就是：
（GL-△GL）=〔∑K-（SK/SL）SL〕/〔GK/（GL-△GL）〕
可以看出，如果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快，而中小企业不能吸收其挤出的劳动力，将会剩余出△GL劳动力，即造成现有劳动力的失业。如果中小企业数量萎缩，其资本量减少，即〔（SK-△SK）/SL〕（SL-△SL），将会推出更多的中小企业失业劳动力。
对此，马克思分析的逻辑是：资本利润率长期下降，工人的工资可能因教育生活等费用的提高而上升。资本家如果对其听之任之，资本利润率长期下降和工资长期上升就会将企业挤垮。资本家的办法是要么扩大资本规模，要么减少工人，要么多增加资本而少增加工人，即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办法来对付资本利润率下降和工资上升的挤压。马克思认为，微观上各个资本家的这种微观行为导致两个宏观后果：一是资本积累、集聚和集中，资本主义大工业资本生产的物品越来越多，而工人的工资相对上升较慢，有许多人失业和就业不足，消费能力相对越来越不足，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二是工人和业主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形成一个产业后备军，给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掘墓阶级。马克思预言，由此而形成的尖锐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并将被其他的经济制度所代替。这就是大工业大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马克思陷阱（马克思，1876）。
（三）农业土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与大工业也有类似情况。过去土地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等等的进程，农业土地资本也需要集聚和集中，需要规模化经营，单位土地相对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土地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因此而挤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FL-△FL）=〔∑K-（IK/IL）IL〕/〔FK/（FL-△FL）〕
式中，FK为农业土地资本，IK为非农业资本，FL为农业劳动力，IL为非农业劳动力，〔FK/（FL-△FL）〕为土地资本有机构成逐年提高，（FL-△FL）为农业逐年减出劳动力来。因此，农业与大工业企业一样，也是一个由劳动土地双密集的领域，逐步因土地收益率的下降和农业活劳动成本的上升，而逐步提高土地资本有机构成，变成土地资本密集的生产领域。
（四）国别案例：中国的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
过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规律。（注：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0-533页。）其实不然。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税后利润率从1952年的18.8％下降到1997年的几乎为零；工人的工资从1952年到现在，扣除物价上涨，实际增长了900％。（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有关数据推算。）由于中国国有和集体工业长期只增加就业，增加工资，但是不能随着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而相对减少职工。利润下降和工资上升挤压，导致国有和集体经济从总体上陷入了困境（郑海航等，1998；尼古拉斯·R·拉迪，1998）。在1995年以前，我们用了除减少职工以外的各种改革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扼制不了效益下滑和亏损剧增的势头。
在利润率下降和工资上升趋势的推动下，大工业一定是一个资本积累、集聚和集中，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并且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领域。中国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在1995年以前，企业还不能自主辞退职工，企业在能得到国家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时，也没有以减少职工来平衡利润率下降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对企业财政补贴的取消，特别是银行贷款的收紧，企业利润率下降和工资上升得不到外部输血的平衡，加上国家号召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减人增效、下岗分流，企业不得不开始减少职工。20世纪90年代初时，国有和集体产业职工近亿，到2001年减少为6400万人左右。除去退休的，国有和集体工业领域近6年下岗3000多万人。（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推算。）
据笔者的估计，这3000多万产业职工，下岗再就业的可能有1000多万人，到退休年龄的假如有500万，处于失业状态的至少有1500万人。我们曾经进行过计算，如果中国一些资本密集行业的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加入WTO与国内外其他经济体制的企业竞争，资本有机构成可能要提高到60万元/人，那么目前的近6400万国有和集体产业工人要减少到1500万人为宜，未来十年里，还至少要减少4500万人。
更大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解放初时，中国每户农民家庭可耕种20亩地，现在减少到3—5亩。目前，两口劳动力之家的农户，种60亩到120亩，其收入才能达到城镇居民的中低收入水平。如此算来，中国的农业由于农业收益率的相对下降、农民活劳动成本相对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目前剩余劳动力达3亿之多。
中国未来十年的就业格局为：一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大约450万人，农村上学毕业、参军复转、建设安置的大约在350万人，下岗需要再就业的约500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1000万人，如果再考虑上年失业人员需要结转的就业压力，每年总的就业压力为近3000万人之巨。有些学者曾坚持，大多数劳动者要在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就业，中小企业也可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是中小企业无法从规模上分摊由于国有和集体所有而带来的组织结构成本和运营交易成本。从国际上来看，以许多国家的企业数量与在企业中就业的人数相除，企业的平均人数在9—15人范围。因此，绝大多数企业，是人数规模在2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如果国有和集体所有，其社团科室等组织结构成本和与外部政府的关系成本都很高，即使100人规模的企业也无法分摊，在市场竞争中，肯定要败给组织结构简单和运营成本较低的非国有和非集体企业。二是如果以国有和集体企业吸收绝大部分劳动力就业，企业就要有规模，资本有机构成就要高，如果按照60万/人的资本有机构成吸收劳动力，一年解决2800万人的就业，需要168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规模。而我们的全部GDP在2001年也只有96000亿元。如果硬是要按照这些学者们的想法去做，国民经济必定会跌入马克思失业越来越多和消费日益不足的陷阱。
（五）中国未来平衡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模型
怎样才能解决中国的新增就业、再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呢?从未来国有和集体企业减人增效、农业土地的家庭规模经营、企业的规模结构变动、就业在所有制结构中的调整看，有以下变动模型：
（SL+△SL）=｛（∑K+△K）-〔FK/（FL-△FL）〕（FL-△FL）
-〔GK/（GL-△GL）〕（GL-△GL）｝/（SK/SL）
式中，△K为新增资本，△SL为中小企业新增的劳动力。可以看出，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力要继续减少；农业土地资本有机构成也要提高，要挤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在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总资本增加，就能容纳比大型企业和农业多得多的劳动力就业。发展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要等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和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减出的富余劳动力。因此，未来十年，快速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中国解决就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稳定社会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战略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国民经济长期跌入马克思陷阱而不能自拔。
二、企业规模结构与总消费供求
从生产产品规模和结构看，大型企业提供大规模的物质产品，而中小企业提供小批量的物质产品和各类不同的服务产品。这样，我们舍象税收、政府供养人员消费及非消费品供求，来看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及就业和消费的内在运行模型。
（一）偏重于发展大工业企业时的消费品过剩
这里我们假设一个极端的运行情况，即国民经济中只有大型消费品工业企业，没有中小型消费品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企业，有以下模型：
GK·GP＞GL·W·C
式中，GP为大型企业资本的消费品生产率，W为职工平均报酬，C为职工报酬消费倾向。可以看出，由于大型消费品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即资本密集而劳动力较少，资本生产的消费品总量大于其劳动力收入用于消费品购买的支出总量，国民经济无法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并且无法完成其支出与消费的循环。
前面已述，中国国有和集体工业下岗的职工为3000多万，在岗时每月领取工资500元，由于其下岗，国有和集体企业给其增加每月200元的社会保障成本，减增相抵，工资成本减少转化的工业利润为1440亿元。这1440亿元，原来用于消费，现在则用于企业的长期投资和短期生产，资本的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按年增加产出50％计，增加供给700多亿元。即使这3000多万中有1000万人再就业，工资按月平均400元计（再就业职工的收入一般要比原在岗时低），则可增加480亿工资。这样也比原来减少了近1000亿的工资支出，按照消费倾向80％计算，直接消费支出减少800亿，考虑消费乘数效应，一年消费相对萎缩2800亿之多。供给相对增加与消费相对萎缩的差额在3600亿元之巨。其情况为：
（GK+△GK）GP＞（GL-△GL）W·C
可以看出，如果大工业的资本进一步增加，劳动力进一步减少，没有中小企业的就业、收入和消费加以平衡，则生产的消费品将更加过剩。显然，从中国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看，由于职工大量下岗，消费能力相对收缩；而职工下岗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决定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不相对下降，可能反而上升，甚至还因富余职工下岗、内耗减少、劳动效率提高，产出更多的物品，导致生产过剩。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需求能力不足使农村消费不能正常接替城市消费饱和转移下来的工业品，导致城乡市场结构性过剩。这是我们这几年消费不足、经济萧条、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因。
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个封闭经济体系只发展中小企业，而不发展大型企业时大工业消费品供给短缺和消费购买力过旺的情况。限于篇幅和主题，这里不再展开论证。
（二）企业规模结构的合理化与消费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就业、总消费需求和消费总供给的平衡呢?有以下运行模型：
（GL+SL）W·C=〔GK·GP+SK（SP+SH）〕
式中，SP为中小工业企业消费性物质品劳动生产率，SH为中小服务企业消费性服务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大型企业功能在于消费资料的大批量性和大规模生产，但是所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工资性支出较少，资本性支出较多；中小企业功能在于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就业，工资性支出较多，资本性支出较少，提供小批量性和小规模生产及服务性商品。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规模结构合理，使就业、生产和消费得到平衡。
从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也可以看出，虽然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30年代前后发生过严重的生产过剩和波幅较大的经济危机，如果英、德、意、法、美等市场经济国家至今还是大工业和大企业为主，毫无疑问，肯定会跌入马克思陷阱而不能自拔，资本主义必定会灭亡。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政策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市场经济国家65％—81％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得到了就业，有就业就有消费，就安居乐业，社会就稳定，对抗性革命发生的危险越来越小。马克思陷阱研究的偏差就在于，他主要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企业在资本利润率下降和劳动力报酬上升趋势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资本积累、集聚和集中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但是其逻辑框架内舍象了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因素及其变动情况，使得其理论有范围和历史的局限性。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其变化不遵从于大工业大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劳动者的大部分在这些企业里得到了就业，既没有形成巨额的产业后备军，也克服了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中小企业的发展填平了工业化过程中的马克思陷阱。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在调整和修补中得到了延续甚至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三、经济增长的中小企业动力
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未来10年到15年期间，中国的GDP还将高速增长，其动力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增长模式转换。（王小鲁，2000）但是忽视了中小企业发展在未来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动力：个人直接投资的中小企业会将越来越多的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农村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将会在中小企业得以利用，在国际贸易中中小企业会将劳动力过剩劣势转化为劳动力密集和便宜比较优势，城市化与城市中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步，形成巨大的聚集效应。
（一）中小企业在储蓄转化为投资流程上的重要功能
宏观经济运行平衡的一个重要定义是，在舍象进出口和国际收支的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协调，储蓄要等于投资；如果投资大于储蓄，总需求将大于总供给；而储蓄大于投资，则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陷入萧条，增长速度将下滑。因此，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否平衡，GDP能否正常增长，一个关键点是储蓄要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但是，储蓄要顺利转化为投资和等于投资，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流程，并且在不同的体制环境和体制转换阶段，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程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程模型：
M=GM+QM+PM=GI+BI+KI+PI=I
式中，M为总储蓄，GM为政府储蓄，QM为企业储蓄，PM为家庭储蓄；GI为政府投资，BI为银行将储蓄转化为贷款变成企业的设备和存货投资，KI为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后用于投资，PI为民间直接投资（绝大部分是私人家庭的中小企业投资），I为总投资。从模型可以看出，社会储蓄是通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类储蓄从政府、银行、资本市场和民间直接投资四条渠道转化为总投资的。如果渠道不畅，就会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顺利实现，进而导致总供求的失衡和经济增长的波动。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家财政投资渠道的流量是较小的，投资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资本市场上的融资、业主直接投资于企业这三条渠道。其中大型企业的投资，来源于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多一些；而业主直接投资，则主要来源于家庭储蓄投资于中小企业。没有家庭储蓄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大部分储蓄存入银行和投资于股票，将资融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投资和发展，国民经济会陷入前述的马克思陷阱。
（二）中国的PI渠道梗阻与供给过剩、投资不足和增速下滑
从中国这四条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看，1978年前，主要是国家储蓄，财政是生产建设型财政，最后转化为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投资。储蓄在财政渠道转化为投资时，往往由于财政赤字、投资软约束等，发生投资大于储蓄，短缺是一个常态。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国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比例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财政从生产建设型财政转变为吃饭型财政，发展经济的任务主要转移给银行，银行间接融资成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渠道。先是国有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拨款改贷款，后是固定资产投资拨款改贷款，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上升，将储蓄部分存入银行，储蓄主要通过银行间接融资渠道转化成企业和建设项目的投资。直到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的产权不明晰、所有者代表不明确、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倒逼、银行的责任不明监管不力等等原因，银行创造信用，很容易使投资过热，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并且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建设项目也给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为了分流银行间接融资的银行货币体系风险，明确可以按要素分配，企业的资产可以多元化，股份制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发行股票，分流居民银行储蓄，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给企业。但是，从资本市场融资的绩效看，由于初时的行政性上市、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服务、上市公司及证券商和中介机构做假、股市的投机性太强等原因，储蓄从资本市场转化为企业投资的流量并不十分理想。甚至许多上市企业从股市融资之后，并没有投资于劳动力、原料、设备、中间产品等等的购买，而是在二级资本市场上炒股，使所融资金并没有理想地变成国民经济中的投资需求。
在1978年以前，我们限制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在M=I的流程中，几乎没有民间直接投资PI这样一个第四条渠道。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先是限制条件下发展，后是引导发展，反反复复，到1997年才确立了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长期限制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使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发展不足，人们的创业意识不强，中小企业发展的行政、法律、政策等环境还是不佳，中小企业与政府和社会打交道的外部成本很高，导致PI渠道还不能正常地将民间储蓄理想地转化为经济运行的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投资动力。
从宏观经济政策看，现在主要是政府财政发债扩大GI渠道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量；银行这几年害怕放款风险，偏重于房地产信贷和买国债，对企业和建设项目放款额增速甚至绝对数都下降，间接融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受到影响；而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在2001年遭受了人所共知的重创，其流量也大幅萎缩。这样一种状况下，储蓄怎样能顺利转化为投资呢?梗阻的流程是：
GM=GI；QM≥QI；PM＞PI
结果必然是：M＞I，即国民经济总储蓄大于总投资，运行状态为投资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下滑。
正确的战略是，认识到财政扩大需求的政策是一个短期的措施，是一种政府和行政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方式，效率较低，只能用于基础设施资本的投资，不能长用，以免基础设施资本与产业资产比例的失调，并防止经济增长对国债产生依赖性；要通过加入WTO金融业的竞争，加快银行体制的改革，使银行正常放款，特别是给中小企业放款，恢复银行间接融资将储蓄转化为产业投资的功能；资本市场需要整顿秩序、挤出泡沫和恢复信心，使它在将储蓄转化为上市企业投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最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资本要素投入的渠道瓶颈得以疏通，PI渠道快速得到扩张，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推动力。
（三）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和聚集效应动力
国与国之间由于天赋资源丰缺、技术优势强弱、规模经济先后、经济发展阶段等等不同的发展缺憾，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充分利用闲置资源、转移和扩散技术、输出过剩产品等途径，使双方都获得利益，推动各自的经济增长。这些已有国际贸易的各种理论和模型进行过描述和论证。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加入WTO，到国际经济中去竞争，要在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方面优化产业结构，这无疑有其道理。但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和劳动力过剩的大国，过度强调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而忽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会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挤出和排斥更多的劳动力，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更加闲置和过剩，造成更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劣势是人口众多和劳动力富余；反过来说，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竞争和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可能不是技术，也不是土地、石油、矿产、森林等资源，更不是资本，而是劳动力丰富和密集。中国需要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需要资本大规模的积累、集聚和集中，但是在国际贸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密集和便宜产品。
怎样才能将劳动力过剩劣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呢?中小企业是将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利用和转换其劳动资源、形成劳动密集产品和服务的组织形式。只有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资本双密集型中小企业，才能将劣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城市化过程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在人口众多和劳动力过剩这样一种国情下，劳动力和中小企业在地理上的同步集中，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点。一些农副产品需要中小企业在城镇和城市中加工出售，一些大工业的零件制造等需要中小企业加工配套，一些专利技术需要中小企业转化应用，一些手工业品需要中小企业进行加工，一些细分的居民消费需求需要形式多样的中小企业满足，一些东南沿海城市中的劳动密集出口产品需要中小企业加工生产，等等。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随着巨额人口在地理上的集中，中小企业在城镇和城市中的兴旺发展，将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推动和同步进展的重要互动因素。
农村和城市中闲置的劳动力，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利用得越充分，越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密集及便宜优势。这种劳动力充分利用的程度决定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广东、江浙一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点。从这些区域的发展比较看，中小企业发展快，个体私营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多的地方，劳动力利用充分，甚至需要外地的劳动力流入补充，经济充满活力，税收增长速度很快，投资活跃，消费较旺，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而大工业企业较多、中小企业发展不足的省区，其工业劳动力失业严重，农村过剩劳动力较多，税收增长速度很慢，投资疲软，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乏力。
从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看，全部劳动力的65％—81％在中小企业就业，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40—55户。而中国12.5亿人口的中小企业总量为800万户，每千人只有6.4个中小企业，即使达到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40户中小企业/千人水平，也需要有5000万个中小企业之多。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国有着广阔的空间。
中国未来10—15年的经济增长，除了要素投入、城市化、结构转型、增长模式转变等因素推动外，中小企业成长，将是其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保守估计，如果能在注册登记、市场准入、税费负担、审批环节、融资担保、法律保护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给中小企业一个非常宽松的成长环境，中小企业有一个长足和快速的发展，闲置劳动力得到利用、劳动力便宜竞争优势、城市化的中小企业聚集效应等等将贡献未来经济增长的30％。
四、一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上述经济运行、增长过程中中小企业作用机理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和政策含义。
首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劳动力富余的国家里，如果偏重于发展高技术、资本密集的大工业企业，而不着力发展中小企业，将会形成巨额的失业、过剩和闲置劳动力，导致生产长期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将跌入马克思陷阱，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是必要的；但是，在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企业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发展一大批劳动密集和劳动资本双密集的中小企业；既要发展高技术企业，也要发展大就业容量的适度技术企业。
其次，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所有制结构，使大部分劳动者在民营中小企业得到就业。有的同志认为，民营企业以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其资本会社会化，这是一种新的公有制形式。然而，非常明显的是，未来劳动者就业的最大场所，不是资本不同程度社会化的大公司，而是资本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及家族资本的中小企业。由于中国人口太多，据推测，未来80％以上，甚至85％的劳动者要在这种中小企业里就业。大的和特大的民营企业，其资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可能和可以社会化，但是中小企业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和不会社会化的。从未来劳动者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看，一般劳动密集与技术、创业、管理和经营等特殊劳动密集结合的，不同性质劳动联合的中小民间私人资本企业，将是主体。
第三，中小企业能不能长足发展，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一是市场准入上，工商注册等时间要短，审批环节要少，进入门槛要低，尤其是带项目投资的企业，审批环节更应大大减少；二是应当降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费负担，杜绝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轻赋养育中小企业，使实力相对大企业比较弱的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有一个外部成本较低的成长环境；三是要完善中小企业银行担保体系的建设，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银行应当积极向中小企业贷款，同时发展投资基金、风险投资、第二板块市场等，使一些高成长性的中小创业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能得以融资；四是完善鼓励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且形成中小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信息搜寻、开拓市场、财务管理、法律诉讼等等方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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