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体系及实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途径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K26；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10-0019-10 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一个小党，发展成为一个有80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亿人口的大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着正确而坚定的信仰。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①。“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②。中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就是信仰。这种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世俗的政治信仰。 一、信仰和政治信仰的一般理论分析 信仰，主要包括宗教信仰和世俗信仰，世俗的信仰中主要是政治信仰。“信”是一种确定性或肯定性的前瞻，而“仰”则有仰望、敬仰之意，主要是指对未来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的支持和肯定。信仰同一般崇拜的最大区别，在于“信仰是精神世界的终极指向，是永恒的归宿”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对未来的肯定性的预见，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脉和灵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④ 信仰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因此，信仰也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中国著名学者殷海光先生归纳了四十七种文化的定义，其中有八个定义明确包括信仰在内，其余的定义则大多包含价值、宗教、道德等与信仰间接相关的内容，而且有的定义明确认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是传统，代代相传的信仰、风俗或行动程序的总和”⑤。《大英百科全书》则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知识、信仰和行为的整体”⑥。这个定义明确文化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人的行为；二是知识体系；三是信仰体系。信仰是在人的行为和知识体系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最具有持久性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支配着人的行为和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从文化和文明的关系角度理解，如果将文明理解为“社会或文化的进步的方面”⑦，那么信仰就是文化走向文明的桥梁，通过信仰体系建设可以塑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 信仰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有了共同的信仰，民众会产生对美好前景的展望，更加明确自身的生活目的，进而提升精神生活的质量，使全社会充满活力；有了共同的信仰，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单纯的物质享受，实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并能以丰富的精神生活指导物质生活，保护自然，适度消费，使社会的实际生活更丰富；有了共同的信仰，能大大改善民众的相互关系，促进民众相互关爱，友好合作，使社会实现更深层次的和谐。 在实际生活中，信仰的意义更加显著。首先，信仰使人产生敬畏感。敬畏是自律的前提，有了敬畏感，对自身的行为才能进行有效约束。其次，信仰是信任的基础。由此引申出信仰是合作的前提。信仰具有明确的目标性，这有利于人们统一意志，协调行为，互相信任，向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发展。最后，信仰是责任的灵魂。人们有了信仰，才能清楚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进而产生一种执行力，使人们扎扎实实地去工作，不浮躁，始终如一，尽心尽力地去做好每一件事。因此，信仰是实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政治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则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缺少深厚宗教基础的社会，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就必须用世俗的信仰，特别是我们的政治信仰来发挥相应的作用。尤其是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通过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成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习近平指出：“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⑧提到政治改革，人们都比较关注政治体制本身的变化，而实际上，信仰体系建设对政治改革意义重大。信仰体系建设既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1.政治信仰是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中国政治发展在不同时期有各自具体目标，但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具体目标都要服从于总体的目标，这个总体目标就是我们的信仰所在；有了这个信仰的长远目标，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这是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这种凝聚力是持久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 2.政治信仰是政治发展的永恒动力。邓小平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⑨政治发展的动力是个系统，或者说是个体系。表层的动力是利益，要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同老百姓讲共产主义他们不懂，但告诉他们到了共产主义就有田种了，就有房子住了，他们就懂了，通俗地讲，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中层的动力是价值观，包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责任意识等，对民族、国家、美好品德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政治发展的动力。高层的动力就是目标，对人和世界终极的关怀。这种终极的关怀能把人们最深层次的美好愿望挖掘出来，因而产生出最持久的动力。 3.政治信仰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政治发展要通过理论、制度、道路等具体途径来实现，特别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促进政治的发展。我们在设计政治改革的方案时，固然要关注改革的具体手段和目标，但不要忘记，任何改革都要有价值取向，而价值取向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就是信仰。有了信仰，具体的途径才能反映出精神上的一致性。 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体系概述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信仰一直是以体系存在的。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毛泽东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⑩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多次指出，共产主义是由多项具体政策组成的，并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特别强调“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11)。这实际上是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将信仰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共信仰体系的基本特色。中共的信仰体系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信仰体系 在建党之初，中共就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建立了将长远目标和眼前目标结合起来的信仰体系。中共二大规定，党的最高纲领，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用政治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在不同历史阶段党也注意规定不同的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如中共三大提出“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中共四大提出重点解决“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12)。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信仰危机。据1927年11月的统计，中共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2.6万共产党员被杀害(13)。按照上述统计数字推算，起码有2.4万共产党员脱离了党组织。但优秀的共产党员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誓言英勇就义；活着的共产党员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义无反顾地继续战斗了。中共六大就提出了“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14)的路线方针。到了中共七大，中共明确提出：要通过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提出党“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15)。这样，中共就建立起了呈现出三个层次的信仰体系：最高层次，就是奋斗目标，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观层次，就是革命的价值观，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革命的目标；最低层次，就是不同时期的具体路线、纲领和政策，例如土地、救济等民生问题。应该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信仰体系，在宏观上有正确的道路方向，在中观有与宏观一致的价值指向，在微观上，有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举措，因此，这一套完整而有效的信仰体系成为中共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础。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信仰体系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中共的信仰体系也在向前发展。毛泽东在宏观上强调“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16)，始终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渴望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力求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里就触及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途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体分两个阶段：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毛泽东主要是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而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则开始极力强调反对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1965年8月，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来访时曾问毛泽东：“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毛泽东回答：“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17) 显然，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如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面。毛泽东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18)“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9)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毛泽东采取了三项基本措施。 1.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泽东考虑：(1)必须强调工业化同农业改造的紧密联系，“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20)；(2)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21)；(3)个体经营容易导致两极分化，同时，“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22)，只有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通过平均分配达到共同富裕。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3)20世纪50年代末曾流行这样的歌谣：“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24)。而在这个大集体的内部，则采取平均分配劳动成果的方式。3.反对特权阶层。毛泽东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25)一部分党员“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26)。毛泽东对这些现实深感不满，有强烈的危机感，也逐步发展出了他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27)。最后毛泽东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贯彻自己的理想，结果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出现倒退，使信仰体系的微观基础受到了冲击。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信仰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共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信仰危机”。中共在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前提下，主要在手段上进行了调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28)。这些手段主要有：一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9)，“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30)，国家法制建设全面起步；二是恢复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切实关心群众生活”(31)，1979年、1980年两年间，集中力量安排了1800万城镇劳动力就业(32)；三是“反对干部特殊化”，“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33)；四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领导好不好，就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34)，即使在国家财政相对紧张的情况下，1979年也为全国40%的职工上调了工资(35)；五是解决遗留问题，“有错必纠”，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36)。由此，中共既在动机上，也在手段上保证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倾向，确立了以发展为取向的人民主权思想。简要而言，这一时期的政策导向就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7)。 实际上，宏观的信仰体系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最终目标还是实现共产主义。变化发生在中观和微观层次。在中观层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在微观方面，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逐步制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共的信仰体系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实现了宏观、中观、微观的协调和发展。 综上所述，中共的信仰是一个开放的同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完整体系，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也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加以论述的。这个理论体系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一是“消灭私有制”(38)，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9)；三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40)；四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1)。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同上述内容是完全吻合的，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正确规律。 三、社会经济模式和结构对中国共产党信仰体系的影响 中共信仰体系受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广泛影响，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共信仰体系中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商品经济，信奉等价交换的原则。金钱是等价交换的唯一衡量尺度；等价交换不考虑动机高尚与否，结果如何延伸，只考虑现实交易的公平性。对金钱的追求，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这其中有着现实的合理性，但这同共产主义按需要分配资源的原则是完全相违背的。 2.市场经济注重社会机会平等的机制，无须考虑每个人、每个地区先天条件和自然因素等问题，只强调给每个人、每个地区公平发展的机会。但实际上，每个人和每个地区所面临的条件和背景差别是很大的，表面上看机会是公平的，但实际上机会并不一定公平。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这样发展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贫富差距拉大，走向共同富裕和文明的理想就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中观、微观层次的理念、手段就与最高目标发生了一定的冲突，进而动摇整个信仰体系的原有思想基础。 3.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在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每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较以往大大增加，每个人的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就有利于人的信仰向多元化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社会个体越来越难以建立起统一持久的世俗信仰。 对金钱的崇拜，对社会分化产生的怀疑，个人主义发展对统一信仰的影响等等，都在我们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并对中共信仰体系中宏观层面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中观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微观层次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提出了新的挑战。问题是，西方国家一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却没有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原因何在？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而是同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 梁漱溟先生说：“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42)西方是宗教与社会相分离的二元结构。教会与国家的分化和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植根于基督教的信仰。按照基督教的信仰，人被理解为具有二重性，即分成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灵魂是高尚的，有自己崇高的精神生活，这部分由宗教负责管理；而肉体是鄙俗的，这部分由世俗的法律进行管理。出于对人和人生的这种二重性的理解，社会组织也分化为两个，即教会和国家。这种二元结构的鲜明特点，就是将理想与现实分开，二者之间有较大的张力。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不仅没有影响到基督教的伦理与世俗社会的精神、制度融为一体，而且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政治文化和经济理念都深深地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基督教伦理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不难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是对劳动的尊重和对懒惰的憎恶，甚至提倡禁欲主义；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西方社会仍旧与关注今世的肉体一样关心未来灵魂的去向。这种宗教信仰的存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不同程度地化解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等竞争原则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中国则是理性信仰与现实合一的一元社会。“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中国亦无例外。”(43)这种文化在周礼孔教兴起之前，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宗教，但是在其深入民间被广泛社会化及与国家政治背景密切相连后，这种礼教就成为一种非宗教的教化工具。周礼孔教与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以理性信赖人类自己，遵循的是一种内在的标准。虽然西方宗教和中国礼教对“德性”的强调都是引人向善，但西方的宗教是假借外力达成，而中国礼教是希冀借人的自省、自觉、自律和理性形成个人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善的秩序。(44)总的来说，以儒学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政治文化是以周孔礼教来培养教化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组织管理社会。梁漱溟先生认为，礼在治理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礼“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45)，这样，通过礼的安排，中国形成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46)的社会结构。伦理本位，用“祖先、本身、后代”为三世，解决了人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思索的问题，使人为了全家而奋斗，为了后代而奋斗，“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47)；职业分途，则是说中国历史上较少存在阶级观念，而以职业作区分，这样兴衰变迁于个人行为关联极大，就进一步强化了伦理本位的社会。这样，伦理、家庭制度替代了宗教规条和宗教组织的作用。但是，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以礼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否定和排斥。 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体系也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条件下产生的，并通过完整的信仰体系将理念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但也正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一旦现实信仰体系爆发危机，不同于西方国家有宗教这一重要的信仰屏障，更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信仰体系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四、中国信仰的现状与中国共产党信仰体系巩固的机遇 那么，今日中国的信仰状况又如何呢？国内外学者通过多种途径，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研究”为主题，多次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信仰方面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 1.具有完全宗教信仰的人是少数，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活动的人数很多。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目前官方统计的宗教信徒人数，伊斯兰教有2100万(48)，天主教有550万，基督教有1600万(49)，佛教有1730万(50)。这些人加起来总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但有某些宗教倾向或参与宗教活动的群体则很庞大。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2003年至2006年在中国30个城市对4569个样本进行了抽样调查，估计中国目前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3亿以上(51)。美国普渡大学2007年的调查指出，有18%的人自我认同为佛教的信仰者。(52) 2.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发展的非常快。福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总量，是全省五大宗教活动场所的4倍至5倍，一些地方的比例更高(53)。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台州市有小庵小庙4170处，而同年正式开放的宗教场所仅为718处，前者是后者的近6倍(54)。有专家估计，中国近几年有一二百万个村庙被重修或重建(55)。温州市仅陈氏宗祠就重建了123座(56)。 3.在世俗的信仰中，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是普遍认同的，但这种认同是与个人的发展、素质的提高、实际生活的需求有紧密联系。在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的调查中，当请被访问者回答“共产主义好，但与生活实际距离远”这一问题时，有16.7%的人表示非常同意，有16.8%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36.6%的人表示同意，累计有70.1%的人认可这句话。这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重视(57)。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联合课题组对广州市六所高校学生入党动机的调查显示，有14%是对共产主义的追求；28%是为找工作打基础；48%是提高个人素质。调查中有76%的人认为“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与“找一个好的工作”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58)。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59)研究组针对北京地区10所著名高校本硕博同学2887人展开的调查中，在入党动机一栏(多选)有66.7%的同学选择了“增强就业能力”，54.7%的同学选择了“谋求仕途发展”，44.8%的同学选择了“寻求政治荣誉感”，选择“追寻理想信念”的有37.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共青团广东省委对近万名新生代产业工人进行的调查中，将务工目的定为增长见识历练型的占34.93%，定为积累经验型的占34.27%，而定为赚钱的仅占28.27%，可见在青年人中蕴藏着对精神生活的巨大追求。(60)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信仰现状比较复杂，但人们具有一种普遍的精神诉求，建立社会信仰体系极具紧迫性。 那么，如何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呢？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调查中，被访问者普遍反映对现实情况的不满会直接影响到共产主义信仰。在回答对社会风气的态度时，有近75%的同学表达了对现实社会风气的不满，而在剩余表示对现实社会风气满意的人群中，仅有17.3%的人认为是因为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所有原因中比例最低。在社会风气不好的原因调查中，领导干部不为人民服务独占鳌头，占到22.7%，而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心分别占比16.8%和15.9%。当回答愿意生活在何种时代时，仅有6.2%的人愿意生活在当代；选择生活在“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时代的人占比最高，为28.2%；选择“竞争激烈、规则公平”时代的，有26.8%；选择“社会不富裕，人人道德高尚”时代的，有18.4%。(61)这些资料说明通过解决现实问题以巩固信仰体系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上述资料表明，加强中国共产党信仰体系建设，不仅是解决现阶段信仰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中国政治发展，尽快度过转型期的重要抓手。有了信仰，才能将人民的意愿凝聚起来，建立起社会稳定的根基，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措施才能顺利实施，而恰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极容易在实际工作中被人们所忽略。解决信仰问题迫在眉睫。 五、中国共产党当代信仰体系的巩固与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政治信仰的重要性和实现政治信仰的途径问题，他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62)；“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63)；“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64)；“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65)。贯彻落实习近平这些重要思想，必须使党的信仰体系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协调统一起来，作为巩固信仰体系的根本，其中宏观的目标是指导，中观的价值观是桥梁，微观的政策是基础，如果偏重一端而忽视其他因素，则难以取得满意的成果。 1.从信仰体系的宏观角度，坚持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一种非宗教信仰，它和宗教信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必须符合认知合理性的要求，具有严谨的理论体系，这是令人信仰的基础。正如毛泽东讲到的：“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一种理论体系，首先必须是正确的，即理论可以为现实验证并为人们所认可。其次，它应该是严谨的，拥有完整的理论过程及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持续地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修正理论的不足，使理论更好地符合现实，更具解释力和指导力。毛泽东多次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66)。习近平也提出：“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67)正因如此，我们今天谈到信仰体系的重构，绝不是与以往信仰体系的割裂，而恰恰应该是对以往信仰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从宏观目标来看，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是因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兼爱”“大同”“共富”等内容同共产主义思想有兼容的成分；而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和不协调更加决定了社会主义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途径。但是，距离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过去160多年，如果继续以马克思的原始定义来解释社会主义发展，显然是难以达到人们的理性认知的。因此，必须在原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特别是对共产主义等核心概念进行新的理论阐释，避免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空谈”的质疑，建构坚实的宏观信仰理念。 2.从信仰体系的中观角度，构建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人民共同走向文明和富裕，毫无疑问，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互相关心，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但“自由”同样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68)，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9)。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其中自由是重要前提，其实质是保证每个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平等就缺少必要的前提，公正没有衡量的标准，法治可能走向专制。自由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诚然，也要保证每个人的诸如生存权、参与权、发展权等各种基本权利，但人们的自由需要同中国的特定国情背景联系起来。比如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规律要求更注重国家的调控；人口与资源之间的极端不协调更强调国家的科学分配；人们综合素质的现状更强调法治和制度的作用；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包括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公有制条件下的新式分工对金钱的约束；教育的普及与公平；精神产品的健康发展；等等。换言之，人们的自由是实实在在的，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完整的过程来认识的。如果能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阐释，以及其他理论创新工作，使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成为信仰体系的重要内容，不断满足人们认知合理性的要求，对构建信仰体系将有极大帮助。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社会状况时，也承认当时“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但他同时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70)。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道德建设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中共领导革命又形成了新的传统，自律、平等、集体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信仰体系的中观建设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而在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同时，也要处理好同各种宗教的关系，一定要发挥中共信仰体系的包容性。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行政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应是信仰角度的相互尊重与接纳的关系。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理想有较好的融合点。仅举中国民间信仰为例：尽管民间信仰有很多消极因素，但民间信仰具有民俗性，是老百姓“生生不息的文化过程”(71)，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宗教性，是多神崇拜的“神圣性”；还具有正当性，表现出对社会正义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河南对包公的祭拜，浙江对北宋清官“胡公大帝”的崇拜(72)，都是例证。这种正当性还同现实紧密结合。有调查表明，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基本上是乡村居民，年龄大多在40岁至69岁间，这部分人群所信奉的教义思想，虽然与传统的民间宗教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他们在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时，均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如有的信众在祭祀神灵时，还供奉有“中国共产党万万岁”“革命烈士”的牌位。(73)对于民间信仰，首先要规范管理，包括对信众组织、活动场所的管理；其次要正面引导，例如鼓励捐资助学、施医赠药等行为；再次，要注重精神关怀，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所表现的这种政治立场，具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适应、相和谐的可能性。 3.从信仰体系的微观角度，积极建设中共信仰体系的引导机制。任何一套信仰体系的发展，不仅靠理念的纯粹宣传，还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引导，如康德所言，使追求幸福与追求德性完全契合。中共早期信仰体系在建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今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第一，根据群众的需求落实各项民生政策。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74)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的两次信仰危机，都是在微观的基础上出了问题：一次是脱离了工农大众，一次是没有更好地发展经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关心群众生活，满足群众的多方面的需求，引导群众走向富裕和文明，是我们信仰的实质所在。 第二，充分发挥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就使得先进分子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在古代，从孔子的尊仁重义、子路的结缨赴难，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戚继光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代代先贤的光辉事迹激励着儒家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前赴后继不计荣辱。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李大钊、张太雷、瞿秋白、方志敏到王进喜、焦裕禄、蒋筑英、杨善洲等一串串英雄楷模的名字构建了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实社会基础。而今天，我国社会信仰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本应是先进分子的人发生了严重问题而导致的信仰体系的受损。当本应扛起社会主义建设大旗的人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蛀虫，他们宣传的思想理念又怎么会被大家认可呢？因此，一定要制定一整套政策措施，解决腐败问题，发挥中共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中共重新占据理论和舆论的制高点，构建信仰体系的坚实社会基础，这是实现信仰体系重构的关键。现在中央大力推进的八项规定、群众性路线教育、纪检体制改革等措施都是非常有益的举措。 第三，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使广大人民真正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信仰的最深厚的基础，是人们将自己所信仰的理念精神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追求。实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是赋予人民应有的权利。有了权利才能产生义务，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就产生责任，责任推而广之就逐步建立起信仰。有统计数字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对未来的信心越高，在对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调查中，在大学以上学历的群体中，对未来有信心的高达71.5%，而在小学以下学历的群体中，对未来有信心的仅占47.7%(75)。究其原因，教育程度较高的这部分群体，除了生活水平较高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个人权利有充分的保障。 第四，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分配体系和激励机制以及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国家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一些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较其他行业明显过快；企业高管的工资更是直线上升，这种社会现实对人们的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共同走向富裕，这是分配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当人们信仰的共产主义与社会现实南辕北辙时(不管这种现实是不是暂时性的)，必然会使人们的信仰产生动摇和怀疑，这是近年来信仰危机产生的重要现实原因。解铃还须系铃人，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应从现实着手，修正信仰与现实的偏差。在按劳分配的前提下兼顾按需分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政策。但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将分配体系、激励机制及社会保障制度放到全社会信仰体系的角度去认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人民整体幸福感，这对坚持信仰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③刘梦溪、杨晓华：《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中国文化报》2013年2月22日。 ④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重要论述》，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⑤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32页。 ⑥《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⑦程竹汝等：《政治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⑧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5页。 (1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13)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232页。 (1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261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1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17)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93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77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81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04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13页。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512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7页。 (24)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第85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2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1770页。 (27)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32、433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29)《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页。 (30)《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5页。 (3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92页。 (32)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678页。 (3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85页。 (34)《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8页。 (3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第679页。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3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63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5页。 (42)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43)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第39页。 (44)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第44、46、49页。 (45)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第49页。 (46)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第88页。 (47)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第139页。 (48)伊斯兰教信徒人数根据我国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总人口数估计得出，实际信徒人数可能略小于此数字。参见《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49)《中国宗教报告2008》，第72页。 (50)指正式皈依的佛教信徒，参见《中国宗教报告2012》，第163页。 (51)《中国宗教报告2008》，第3页。 (52)《中国宗教报告2012》，第163页。 (53)《中国宗教报告2008》，第194页。 (54)《中国宗教报告2009》，第286页。 (55)《中国宗教报告2012》，第161页。 (56)《中国宗教报告2012》，第188页。 (57)资料来源：童世骏：《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58)《北大青年研究》2012年第1期，第21页。 (59)李志英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4期。 (60)参见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新生代产业工人务工、生活与精神文化情况调研报告》，2012年。 (61)资料来源：童世骏：《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6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3页。 (6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3页。 (6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3页。 (66)《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6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3页。 (6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7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5、36页。 (71)《中国宗教报告2008》，第198页。 (72)《中国宗教报告2009》，第293页。 (73)濮文起：《关于当代中国民间宗教信众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国民族报》2009年9月8日。 (7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页。 (75)《中国报告·民生·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83页。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基督教共产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