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事实中的真实与伪真实——以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实论文,真实论文,几个论文,为例论文,生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06)01-0027-04
目前，人物传记的阅读已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层面，近年来的图书热销排行榜从数量上说明了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文学的现象在社会上已然成为一种风气。从理论上看，传记研究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其中对传记事实的关注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因为“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关键词”。对于什么是传记事实，青年学者赵白生在对中外权威传记作家的阐述与实践分析后总结道：“传记事实，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吴尔夫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最后他强调“简言之，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1](P14)学者、传记大家朱东润这样要求传记作者：“材料不够必须知道如何搜求；传说太多必须知道如何辨别，尤其重要的必须知道如何掌握分寸。”[2]以治学严谨著称的朱文华先生一再强调“传记作品所披露、援引的任何材料都要做到准确无误，经得起推敲。”[3](P171)学贯中西的杨正润先生则认为“传记的最终目标并非一切事实的真实，而是历史人物生平和性格的真实。”[4](P9)客观上讲，由于生活背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党派意识等等因素的影响，有些传记作者“往往会近乎本能地接受有关传记主人公的某些事实或是摈弃某些事实。”[5](P84)
那么，作为传记生命线的事实，在实践层面又呈现出怎样的状貌呢？
这里，我们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孤岛”秘密战中的著名作家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做一简要分析，同时也作为对关露同志的缅怀。
说起关露，您也许不知道，可是您一定唱过她写的歌，那就是电影《十字街头》的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
关露生于1907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太平洋上的歌声》、《新旧时代》、《苹果园》等。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受党的派遣，打入上海日伪特务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起义，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她是一位长期肩负党的秘密使命，在敌营周旋的巾帼英雄，同时又是一位受左倾路线迫害、长期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1982年12月5日在北京默默辞世。
建国后，关露曾因潘汉年案两次被囚。第一次是1955年6月～1957年3月。下面是关于她第一次被捕情形的几种说法。
其一：1955年6月15日，“当时关露从饭厅吃早点出来，公安人员迎上去向她出示逮捕证。她略一停顿，很快恢复了自制，轻声说：‘我要回宿舍拿漱洗用具。’公安人员随她上楼，进屋。她将毛巾、牙刷放进一个小包，随手抓了一条纱巾，搭在手腕上。当公安干警给她戴手铐时，她一只手轻轻一抖，用那条纱巾盖住戴镣铐的双手，然后在众人的目送下，神态安详地随公安人员下楼，走过长长的甬道，走出大门，囚车载她急驰而去。”
——刘朝兰《不许梅花不成雪——关露的后半生》[6](P154)
其二：1955年夏天，一个大雨瓢泼的下午，“我听到脚步声从长廊的一头传来。我调头一看，见到两个披黑色长雨披的公安人员，中间夹着一个比公安人员矮差不多一个头的女人。我仔细一看，首先见到的是那个已被雨水淋湿的红鼻头，跟着就看到不知是被泪水还是被雨水沾湿的睫眉和眼睑，接着就看见被锃亮手铐铐着的那双给我拿过多少次糖果的手。我差点叫喊出声来——‘关露！’她似乎也看见了我，平静地又望了我一眼，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沈凯《关露印象》[7](P167)
其三：“1955年6月15日，关露像往常一样到食堂去吃饭。她吃完饭，刚走出食堂，几个公安人员就迎上去，给她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带走了。”
——丁言昭《谍海才女》[8](P149)
其四：1955年6月14日，一双手铐戴在关露的手上，把她关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后改为秦城监狱——笔者注）。
那时，关露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住在西单舍饭寺12号。那天早晨，关露像往常一样从西单舍饭寺电影局剧本创作所进了食堂，吃过早点，刚走出食堂的门，有人叫她到办公室，说有事情找她。
办公室里，公安机关一位姓闵的同志带领两名公安民警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你是关露吗？”姓闵的向刚走进办公室的关露发问。
关露怔怔地有些疑惑：“是啊，我是关露。”
他向她出示了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盖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印鉴的逮捕证：“我们是公安机关的，你被捕了！”
“凭什么要抓我？我的历史是清白的！”关露很是惊愕，甚至有些愤怒。
“你还是到公安机关去说清楚吧！”公安人员很有礼貌但很坚决地对她说。
关露无奈，她理解公安人员是奉命行事，她只有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一副手铐铐住了她的双手。然而她神态坦然，面不改色，平静地向门外走去。她被押上了车，带走了。
——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9](P3)
第一次被捕，历时22个月，在弄清情况后，关露于1957年3月26日被释放出狱。第二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1967年7月直关到1975年5月，而且出狱时尚无结论。我们已从各种回忆录中了解到关押关露的秦城监狱执行的是非常严格的单人囚室制度。为排解百无聊赖的漫长岁月，关露自制了两枚缝衣针。写到事情的经过，又是人言言殊了。
其一：“她起初和梁淑德关在一个房间，两人出去放风时，一个眼快（梁淑德），一个手快（关露），发现一根钉子，或一根小绳，或一片碎纸，捡回来都是宝贝。因为狱中没有针线（怕犯人自杀），她就把钉子拿回来一劈为二，然后用脚去蹬磨，要花半年的时间才可磨成针，针鼻子是用眼镜盒子上卸下来的弹簧磨尖以后来钻孔，共制作了两根针，一根送给梁淑德。……可惜这根针在她翻修香山房屋时遗失，以后梁淑德释放后来到北京见到她时，将她制作的另一根针还给她留作纪念。”
——胡绣枫《回忆我的姐姐关露》[10](P18-19)
其二：“放风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捡到了一颗铁钉子。她假装提鞋，把它收起来，偷偷带回囚室。每天用脚踩着钉子在水泥地上磨。……关露愣是用半年的功夫，把这根大铁钉子磨细，磨成可以缝衣服用的针。”
——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9](P476)
其三：关露“递给我两根奇怪的大针。为什么说它们是奇怪的大针呢？因为它们不很光，更不十分圆，而且大得出奇，足有十公分长。我拿着这两根针，不理解地看着她。她指着针告诉我这两根针的来历，简直使我惊呆了。”“一天，她在院子里放风散步，无意中看见地下泥土里有一根锈得很厉害的大钉子。她弯腰拾起来，悄悄塞进自己的布鞋里。放风回屋，她无事可干，就把钉子放在水泥地上，用脚踩着磨，嘴里小声数着数。每天磨一千下。……不到半年，她就把一根锈钉子磨成了一块长铁片。接着她就用缝衣服针在磨成的长铁片中间划道道。每天也规定自己划它一千次。……大概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她到底用小针把长铁片划开成了两条。……针的外形已磨成了，她又开始用小针给锈钉磨成的大针挑针眼。待她把针眼挑好了，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沈凯《关露印象》[7](P169-170)
其四：“我让你看看我在监狱里的杰作——一根缝毛衣的针！这是用我放风时捡到的一段铁丝磨成的。”
——刘朝兰《不许梅花不成雪——关露的后半生》[6](P149)
至于关露的逝世，也有几种说法：
其一：“1982年12月5日早上，关露对保姆说，我今天去看病，你可以随便上哪儿去，我大约要很晚回来。下午三、四点，保姆回家来，看见门锁着，以为她还没回来，就在外边等着。到五、六点，天全黑了，关露还没回来。保姆有点急了，爬到窗台上去张望。在保姆眼前出现了多么可怕的情景：关露静静地躺在床上。保姆急忙请人帮忙撬开了门冲了进去。保姆近前一摸，关露的身体已凉了。”
——丁言昭《谍海才女》[8](P171)
其二：“12月5日，星期日。陈慧芝照例回家去和女儿团聚了。关露推说有老朋友来访，小金在身边老朋友说话不方便，因此给小金放了一天假，让小金外出找老乡玩儿去了。下午小金回来的时候，见门上贴着一张字条：‘我和朋友去找气功大夫，下午回来。关露五日’。小金试了一下，推不开门，只得从窗口跳进屋去。她看见关露躺在床上，神情安详地闭着眼睛。……就把居委会张主任找来了。张主任请来了李大夫，李大夫为关露作了检查。检查结果：关露的瞳孔已经放大，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她床边的小柜上有‘安定片’的空瓶，水杯里有一些白色粉末的残渣。经公安部门鉴定：死因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萧阳《关露最后的日子》[11](P181-182)
其三：1982年12月4日，关露说有老同学来北京开会，顺便看她，带保姆来。第二天，是星期天，陈慧芝照例回帽儿胡同与女儿团聚，关露让保姆金正英也出去玩。小金走时特别嘱托居委会张主任抽空看看关露。张十点半看关露时，只见门上贴了一张字条：“我和朋友去找气功大夫，下午回来。关露五日”。下午3点，小金回来……公安机关经检验断定：“死者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9](P498-500)
其四：“5日是个星期天，关露把朋友和阿姨打发走，吞服了大量安眠药。阿姨星期一来上班，敲不开门，从窗子跳进屋里时，发现关露已经去世。”
——王增茹《丁玲带我看望关露》[12](P218)
中国现代传记写作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胡适曾在其《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提示我们“对于任何证据材料都得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作证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心的）的可能吗？”对研究者和传记作者而言，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是他们在鉴别和考证材料时总要问自己的几个基本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考究透彻后，方能断定材料的真伪，进而决定取舍。然而作为读者大众，则又不同了。读者，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种著作，总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阅读旨归等各不相同。对传记而言，有一种读者目的在于看取他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从而有意识地导引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另一些读者则在阅读他人坎坷苦难的人生故事中消解和平衡个人生活经历中的艰难委屈；也有人要从中寻找人类自身的历史和人性的发展，等等，不一而足。对故事即传记事实的真伪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或能够去考究的。此时，我们如何看待各种版本的传记及回忆文章中多少会有些出入的传记事实或故事呢？
先让我们看一下上引文献的作者身份：刘朝兰，1953年搬到西单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所院内，与关露可说是忘年之交，之后常去看望关露。沈凯，1953年在中央电影学院艺术系编剧班读书时认识关露，1954年毕业后又分配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编辑部当编辑，与关露的接触较多。1978年秋又在香山意外见到关露，做了一次长谈。丁言昭、柯兴、萧阳，三人都曾写过关露传，丁、萧都见过关露，柯虽然文字上未曾表示见过关露，但据说柯兴在写关露传时，“除了阅读大量的公开的历史资料，采访了大量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之外，更主要的，在领导的支持下阅读了有关关露的一大批内部资料。”[9]（序P5）胡绣枫，关露的亲妹妹，抗战中也是地下党员。王增茹，丁玲晚年的秘书，曾陪同丁玲去看望过关露。对读者而言，作为“故事”的讲述者，他们都初步具备了“作证”的资格，其所提供的传记事实从整体上来说是符合人物性格的。换句话说，上述不同版本的“故事”是不同讲述者在不同背景下由对关露的认识出发而做的写意式的描述，它们共同揭示出关露人生中的某些经历及映射其中的关露性格的某些方面。读者从中可得到的共同信息至少包括：(1)1955年6月，关露在住处意外被捕；(2)关露曾在秦城监狱自制两枚缝衣针；(3)关露有意支开他人服用大量安眠药辞世；(4)关露晚年曾有朋友相伴，并由保姆照顾。这些正是一部传记所以成立的硬邦邦的事实，它们是传主人生中曾有过的经历和行为，是有案可查或是有证人证物的无法涂抹的存在。
但同时，由于事实的时空属性及其发生时的不经意性，人们的事后回想难免会有些微的变异。比如关露第一次被捕的时间问题，多数认为是6月15日，但也有人说是6月14日；有人说是早饭后，有人说是下午；有人说是先叫到办公室再押走，有人说是直接押走的，也有人说是拿了洗漱用具后被带走的。每种说法都是言之凿凿，或是有在场的证据，或是参看了内部资料，或是知情人的告白。作为普通读者，一般是不会也不可能再次回到“现场”或查阅档案资料的。此时，对他们而言，不同版本的“故事”可能都具有某种真实的属性，即便是与众不同的说法，也未必是有意造的伪。朱熹就说过，记人言语最难，其不得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我想，关露在狱中磨针的故事对知情者来说，恐怕也都是关露本人告诉他们的吧。也许是关露对张三李四的说法当时就有不同，也许是听者只记了大概，多年后写文章时，又将遗漏或是遗忘的细节按照个人的想像加以弥补的。事实是关露的确做过这样两根针，至于是用捡到的钉子还是铁丝，用了半年时间还是三年时间，或是更多时间，由于没有日记等更可靠的资料可查证核实，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无损于传主的形象，也是关露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具有超凡忍耐力和不屈精神的明证。1982年3月23日，中组部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4月2日，关露在这份决定上签了字。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了，队伍证明也是纯洁的，就是为事业牺牲再多，关露也决无怨尤。我们知道此时关露已是年逾古稀，既没有子女，也没有财产，她不愿再为他人添麻烦，于是，最后选择了吞服安眠药辞世的谢幕方式。这个时间这样的结局，让我想起丁玲的一句话“我可以死了”。这是丁玲1984年接到中组部下发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时所写的《党给了我新的生命》一文中的句子。丁玲、关露这一代人是非常重视组织对自己历史问题的结论的，他们爱护自己的事业和名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陈述出的“故事”本身之真伪是一个问题，而产生“故事”文本的语境，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以及任何类型的“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史实真伪之外的内容，这是又一个问题。因为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身就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就“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这一视角而言，即使道听途说，听者也会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本非“事实真相”的二手叙述，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事”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事”大致怎样，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因此而削减。细究起来，不仅有些不“真”的史料也并不“伪”，至少不是有意造伪；即使确属有意造伪，那么，造伪的需求、造伪者的动机、伪史料的产生、造伪的过程、伪史料何以会以及怎样被接受和否定等，都是可分析的，它们所能指示的问题应该说是太多太多了。就上述关露生平中的几件大事而言，有案可考的诸如第一次被捕的准确时间、去世后被发现的时间等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档案资料搞清，即便是狱中磨针、被捕时的情形、自杀前后的不同说法等这类细节性的事实，无法求同的状况或许会长久存在，但这对传记作者、研究者及读者来说，也未必是“困扰”产生的根源。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些真实或不十分确切的传记事实同样揭示了传主生活的时代背景、传主的性格特征、传主的某一段经历，给读者带来的是对传主精神本质的形象化的认识。真实与伪真实的传记事实的共同存在，我想或许也是一人多传的重要原因。我们用逆向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答案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人物传记来说，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因为真实本身是很难接近的，有些时候历史的复原不是靠所谓的事件真相，而是靠细节真相把它再现出来的。而这些细节在传记中的表述常常是在史料搜集、辨别和梳理基础上的推测与想像。面对任何一本传记，我们恐怕都很难相信其中的全部传记事实，真伪几乎总是并存的。只要是客观的有根据的能展现传主的思想与精神气质、个性与生活经历的事实，它们的价值有时是同等的。
［收稿日期］2005-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