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威胁与共和政体的优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历山大论文,政体论文,优越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公元前三世纪，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交战期间，一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问题在罗马人中流传。亚历山大大帝当然没有侵略过罗马，他远征印度归来后不久就死于巴比伦。但这个没有事实基础的问题却绝不是无稽之谈，在思想史上，它开启了对共和政体(regime)优越性的讨论——在罗马共和派和后世倾慕罗马的思想家眼中，亚历山大代表的是绝对君主政体，而罗马所代表的是一个共和政体。他们之间的虚拟战争，实质上是对两个政体优劣高低的比较研究。
本文试图重构和展示一个通过历史典范来进行政体比较的西方思想传统。西方古典思想中对于政体的探讨已是汗牛充栋。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都已经贡献出了精细和复杂的政体理论。但与哲学家相比，历史学家的政体探讨采取的是不同的进路。他们所从事的文体并没有留给他们多少作长篇理论探讨的空间，他们通常采取的做法是以某些历史范例(exemplar)来阐发自己的理论关怀——中国传统史学一般将这种范例称为“义例”。在这种探讨中，“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运用，使史家可以超越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描写，而进入“可能性”的领域，使历史写作获得更高的普遍性。①在希腊—罗马时期，对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的比较，戏剧性地落到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共和国两个“义例”身上，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我们还能听到这种比较的余音。本文的讨论将围绕三个思想家而展开：李维、普鲁塔克与马基雅维利。普鲁塔克记录了“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这个反事实问题，并对亚历山大给予了较多赞赏的笔调。李维则第一次将对这个反事实问题的讨论上升到政体比较的高度。而马基雅维利批驳了普鲁塔克的罗马观，并将李维的视角发展成为一个更为精细的政治理论。
一、“亚历山大入侵”：问题的提出
“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对产生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境的最早记录，可见于普鲁塔克(Plutarch)的《皮洛斯传》(Pyrrhus)。如果我们接受普鲁塔克的叙事，这个问题应该早在皮洛斯和罗马人交战的时候就已经初现。在《皮洛斯传》中，普鲁塔克记录了一个场景：罗马人和皮洛斯发生战争，而后者因骁勇善战，常被同时代的希腊人看做是亚历山大的化身。罗马人在一场战斗中失利。皮洛斯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摧毁罗马人，建议休战。罗马元老院因为恐惧，几乎决定接受皮洛斯的条件。然而，曾经多次担任执政官和独裁官，已经双目失明的元老阿披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站起来对诸元老发表了一番演讲：
……你们反复向全世界重申的话——当我们还年轻，而我们的父亲正当盛年时，如果声名远播的亚历山大大帝来到意大利并与我们发生冲突，他不会像现在那样被推崇为不可战胜的，而可能已经逃逸，或者已经倒下，而使得罗马更加光荣——结果怎样？你们现在正在确凿无疑地证明这是自我吹嘘和空洞的喧嚣，因为你们害怕查奥尼人和莫洛西人，他们曾经是马其顿人的猎物；你们在皮洛斯前面颤抖，而他只不过曾经是亚历山大的一个护卫的臣仆和随从，现在他来了，在意大利漫游，与其说是要帮助居住在这里的希腊人，还不如说是为了逃避他在国内的敌人，他吹嘘说要用那支甚至不能为他保存马其顿的一小部分的军队，来赢得对我们的支配地位……(Pyrrh.19)
这个演讲表明，反事实问题“如果亚历山大大帝侵略意大利，结果会如何？”在那个时代已广为传布，罗马人出于他们一贯的高傲，认为自己必将获得胜利。但在当下，他们却被亚历山大的一位仆从和模仿者吓得战战兢兢。克劳迪乌斯在罗马人的回答和当下的反应作了鲜明的对比，进而向他的听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隐含的意思是，如果罗马人言行不一，必将招致其他民族的蔑视。
在这个语境中，这个问题涉及的仅仅是罗马人的自我评价和当下表现脱节的“面子问题”，但没有涉及罗马人的自我评价的具体构成：这个共和国的卓越，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然而，到了奥古斯都时期，这一问题在李维的著作中重新出现。这一次，已上升到了政体比较的高度。
二、“一个人”(unus homo)的反面：李维对罗马共和的辩护
李维是在Ⅸ.16—18展开对亚历山大入侵罗马的想象。但在Ⅸ.16之前，已经有很多线索隐隐约约地指向了这一想象。早在李维叙述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Epirus，亚历山大大帝的舅舅)在意大利登陆的时候(Ⅷ.3)，他就已经留给我们某些信号，表明他将在某个时候讨论亚历山大大帝。李维指出，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登陆的时刻恰恰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亡的时刻。李维的担忧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所向披靡，战争将会扩展到罗马”。(Ⅷ.3)这里的意涵是，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有与罗马作战的潜在可能性。④在Ⅷ.24，李维详细地叙述了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战场上的悲剧性死亡，作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评论：“……虽然命运阻止他与罗马为敌，他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在这部历史中给了他一个位置。”李维的意思是，如果这位亚历山大没有在这个时刻死亡的话，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他会和罗马兵刃相见。在Ⅵ-Ⅱ.24，李维再一次提到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的姐妹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这两位亚历山大之间的关联在Ⅸ.19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在那里，李维告诉我们，据说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受到致命伤之后，曾经将自己的命运和亚历山大大帝在其亚洲远征中的命运相比较。所有这些线索都为李维对亚历山大远征意大利的想象作了语境上的准备。
那么，李维又是如何具体提出他的亚历山大问题的呢？在Ⅸ.16，李维叙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同时代罗马将领帕披鲁斯(Papirus)的高尚言行之后，评论道：“没有一个时代比帕披鲁斯所生活时代有更多的伟大和高贵的人物，而即便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人比他更杰出地以自己的力量维系共和国。”他赞美的不仅仅是帕披鲁斯所生活的时代，而且也是帕披鲁斯的伟大美德与对共和国的贡献。接着，他提到，有些人认为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亚洲之后挥戈西进，他会在帕披鲁斯那里遭遇到劲敌。这当然是某些罗马人所提出的反事实虚拟，其目的是通过与亚历山大帝对比而赞美帕披鲁斯。⑤李维宣布，他在这里将开始一段较长的离题论述，因为上面对于亚历山大的意见诱使他对下面这个反事实问题作出一点反思：“如果罗马与亚历山大交战，罗马的结果会是如何？”(Ⅸ.17)
李维的讨论语境与这个问题第一次提出时的语境非常不同。一方面，罗马已经征服了希腊世界；另一方面，在征服希腊世界之后，罗马自身的败坏也已经开始。与在战争期间不同，李维用不着赞美罗马以提升其同伴的士气。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罗马人通常的回答没有两样：罗马有能力赢得与亚历山大的战争。在他看来，战争的结果依赖于三个指标：军队的数量和勇气，指挥者的能力(virtus，animus)，以及命运(fortuna)——她“对于人类事务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事务中”(Plurimum in bello pollere videntur militum copia et virtus,in genia imperatorum，fortuna per omnia humana maxime in res bellicas potens.Ⅸ.17)。下面，李维按照三个指标，依次对亚历山大和罗马进行了比较。
就军事指挥官这一方面而言，李维并不否认亚历山大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但他的声誉其实被下述事实放大了：亚历山大死得太早，以至于没有经历过命运的逆转。但有很多其他的英雄经历了人类事务的变化，如过去的居鲁士(Cyrus)，或近期的庞培(Pompey)——李维认为，如果这些英雄们也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命运逆转之前死亡，他们也许会获得类似的声誉。接下来，李维指出，有许多罗马的将领，其实力可能与亚历山大相当：M.Valerius Corvus、C.Marcius Rutilus、C.Sulpicius、T.Manlius Torquatus、Q.Publilius Philo、L.Papirius Cursor、Q.Fabius Maximus、the two Decii、L.Volumnius、和Manlius Curius等。所有这些人在勇气、才能和战争的技艺(animi ingeniique，tum disciplina militaris)方面都与亚历山大旗鼓相当，而就战争的技艺而言，从建城以来，罗马已经有了一个丰富的战争技艺传统。
接下来，李维提出一系列修辞意味十足的问题，讨论亚历山大是否能够征服这些罗马将领。他用一系列排比句来强调，亚历山大会在意大利折戟沉沙。最后一个句子甚至指向了他的舅舅，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他将在阿普利亚(Apulia)山口以及卢卡尼亚(Lucania)山脉找到最近落在他的家族身上的灾难的痕迹，当他的舅舅，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灭亡的时候(uisus illi habitus esset,saltus Apuliae ac montes Lucanos cernenti et uestigia recentia domesticae cladis，ubi auunculus eius nuper，Epiri rex Alexander，absumptus erat)。”这和他在Ⅷ.24中对于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死亡的描述遥相呼应。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这两个亚历山大没有一个真正与罗马打过仗，在李维的眼里，他们同样代表着来自希腊世界的紧迫威胁。
但上面的讨论仍然只是第一阶段，只是讨论亚历山大并没有被败坏的时候。李维接下来把讨论推向了第二个阶段。他指出，亚历山大被他自己的胜利败坏——被命运女神(fortuna)宠坏。作为一个征服者，他采取了被征服者的服饰和生活方式。李维列举了亚历山大的败坏的各个方面：他对波斯服饰的喜爱，他的酗酒，他的虚荣和残酷……在此对亚历山大从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逆转的描述，进一步强化了李维的论点：亚历山大会在与罗马的战争中失败。
下面到达了讨论的高潮部分：在李维看来，更要命的是，那些将亚历山大与罗马进行对比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拿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的行动与一个经历800年战争的民族的成就相对比(non intellegunt se hominis res gestas,et eius iuuenis,cum populi iam octingentesimum bellantis an num rebus conferre)。”亚历山大不过是“一个人”(unus homo)而已，但罗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共和国，并不是一个人。就单个人来看，罗马的领导人们受到体制的约束，他们的个人的计划常常受到环境的阻碍。而相比之下，“国王们没有任何阻碍，他们是时间和环境的主宰，将所有的事物都纳入他们自己的计划之中(At hercule reges non liberi solum impedimentis omnibus sed domini rerum temporumque trahunt consiliis cuncta，non sequuntur)”。然而，从整个帝国的风险来看，亚历山大尽管非常勇敢，但也可以说非常脆弱，因为他只不过是“独夫”。而罗马的基础更为稳固，因为“有许多人，在荣耀和事迹的伟大方面可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然而他们中的每个人会以生命或死亡来实现他们的命运，而不危及国家的生存(Romani multi fuissent Alexandro uel gloria uel rerum magnitudine pares，quorum suo quisque fato sine publico discrimine uiueret morereturque。Ⅸ.18)”。这里的意涵是，因为罗马的安全并不依赖于一个人(unus homo)，她能够更好地承受命运(fortuna)的变幻起伏。
李维的讨论还包括对于每一方军事力量的的数量和勇气的比较。李维认为亚历山大在这两方面都有缺陷。马其顿的方队和罗马的军团也无法比较——这是波里比乌斯在若干代之前就做过的比较(Polybius，XVIII.28—32)。李维进一步将迦太基人也纳入了他的思想实验：亚历山大，将和汉尼拔一样，发现自己在一片陌生的外国土地上战斗，他的军队的数量在减少，勇气在减退。罗马经历了漫长的布匿战争，但亚历山大不可能活这么长。对亚历山大来说，更糟糕的是，罗马和迦太基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他这个共同的敌人。这又一次呼应了“亚历山大只是一个人，因而无法承受命运的跌宕起伏”的命题。
因此，罗马共和国(res publica)便是君主制的反面，其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并非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而是由许多受任期限制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们共享。权力的共享和任期的限制使得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但是共和国却因建立在许多人身上而更为稳固。前仆后继的爱国者们将会为共和国抵御机运的突变，而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毕竟只是一个人，随着他的倒下，他的事业也将化为乌有。
这个很长的离题论述是李维即兴而作，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我认为是后者。在这里，李维不仅仅是用第一人称在发言，在谈到罗马具有的诸项资源的时候，他始终用第一人称复数。如此明显的叙述干预(authorial intervention)在李维的作品中是很少出现的现象，可以表明李维对于这一段评论的深度情感投入。Ⅸ.18的最后一句话(“……有许多人，在荣耀和事迹的伟大方面可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然而他们中的每个人会以生命或死亡来实现他们的命运，而不危及国家的生存”)⑥和Ⅸ.19对于内战的提及，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线索。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内战中，难道不正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军事指挥者们危及罗马国家的存在吗？李维对罗马道德败坏的担忧当然源于他对于内战时期的经历。虽然奥古斯都宣称恢复了共和政体，败坏仍然在继续。正如李维在《建城以来史》的前言中表明的，他的时代的败坏已经如此令人灰心，他甚至将他的作品看做从这种时代状况的逃避。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参考这样一个重要的背景：共和国晚期的那些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庞培，安东尼，凯撒，甚至奥古斯都，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钦慕者。大卫·坎宁安(David R.Cunningham)的博士论文The Influence of the Alexander Legend on Some Roman Political Figures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亚历山大在共和国后期的那些军阀身上投下的阴影。⑦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那些军阀对亚历山大的模仿，对于那些忠于共和原则的保守人士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信息。比如说，西塞罗就清楚地意识到凯撒对亚历山大的模仿。在给阿提库斯(Atticus)的一封信里，西塞罗解释它自己为什么没有将一封建议信送给凯撒：“你应该看到，甚至是那位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尽管具有卓越的智慧与审慎，一旦获得‘国王’的头衔之后，也变得傲慢、残酷与放纵。什么？你想象这个受追捧的偶像、这个奎里努斯(Quirinus)的同帐伙伴有可能享受像我写的这样温和的信吗？”(Epist.ad Att，Ⅻ.28.3)⑧
对这位享有“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荣誉称号的共和主义者来说，在凯撒和亚历山大之间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他们都被野心和权力所败坏，成为骄傲、残酷、缺乏节制的僭主，站在西塞罗的共和原则的对立面。后来，卢卡(Lucan)在其被广泛认为是影射凯撒的史诗《内战记》(Pharsalia)中将亚历山大描绘为疯狂、无节制、腐败的人，将其作为注定灭亡的那一类人的代表(Pharsalia，Ⅲ.233—34，X.25—52)。它所传递的信息和西塞罗非常相似。在他们的感觉中，共和国的背叛者们身上已经附着亚历山大的阴魂，因而亚历山大对他们来说是如此危险！
对像亚历山大这样的范例政治影响的关注，也可以在更晚时期的罗马文献中看到。塞涅卡，尼禄皇帝的教师，经常将亚历山大描绘为“疯狂的青年”(vesanus adulescens)⑨，尤其是他在杀克雷图斯(Cleitus)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野蛮(feritas)，是塞涅卡喜欢谈的主题。⑩和斯多葛的智慧者(sapiens)不同，亚历山大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激情，他的酗酒导致了克雷图斯的死亡，最后是他自己的死亡(Ep.LXXXШ.19，23，Ira.Ⅱ.23.1—2，4—8)(11)，他有的并不是勇敢(virtus)，而是幸运的莽撞(felix temeritas)(Ben.I.13.3，Ⅶ.Ⅲ.1；cf Lucan X.21)。他对于名声和财产有无穷无尽的欲望(Ben.Ⅶ.2.5f.；Q Nat.V.18.10)，自我膨胀(Ben.V.6.1，'homo super mensuram humanae superbiae Tumens'；cf Ⅱ.16.2，'tumidissimum animal')，鉴于塞涅卡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尼禄皇帝而写，他对亚历山大的评论明显有着一个教育的目的。亚历山大是其“君主镜鉴”(mirror of the prince)中诸多反面例子的一个。
总的来说，帝国早期的罗马作家们对于亚历山大并不那么友好。塞涅卡和卢卡对亚历山大的猛烈攻击乃是出自斯多葛主义对于专制的反对；昆体良(Quintilian)、尤文纳尔(Juvenal)和格里乌斯(Gelius)也对亚历山大给出了许多负面评价。(12)在克劳迪乌斯皇帝之下写作的库尔提乌斯(Qintus Curtius)表现出了一种褒贬参半的态度。(13)尽管有像特罗古斯(Trogus)那样的赞赏亚历山大的作者，他们的声音从来不是压倒性的。对于保守共和理想的人士来说，亚历山大从来都是对他们的罗马共和传统理想的威胁。这一反事实问题“如果亚历山大入侵罗马，结果会如何”看起来似乎只是关于过去，但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恰恰是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在罗马政治的两种可能性之间的斗争。
三、无关政体的辩护：普鲁塔克
李维的探讨方式在保守共和理想的罗马人那里非常多见，但在希腊人那里，却并不能引起多少同情的回应。毕竟，亚历山大是一个希腊人。曾长期作为人质而客居罗马的希腊史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在讨论到亚历山大的时候，采用的调子就以褒扬为主。在其《历史》V.11中，当他比较腓力五世、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的时候，曾经提到亚历山大将忒拜城夷为平地，但他马上指出，甚至在那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也很尊敬这个城邦的诸神。这里的调子完全是辩护性的。像狄奥多罗斯(Diodorus)，普鲁塔克(Plutarch)和阿里安(Arrian)这样的希腊史家都更倾向于将亚历山大看做是希腊文化和军事力量的代表者。
上文已经提到普鲁塔克在《皮洛斯传》中记录了罗马人对于亚历山大入侵罗马的假设，在那里，普鲁塔克并未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看法。但他对这个问题是有自己判断的。在《论罗马人的命运》(De.fortuna Romanorum，简称De fort.Rom)中，普鲁塔克对这个问题作了间接的回应：
普鲁塔克对亚历山大的辩护并不仅仅存在于这两篇演讲中，他在其《亚历山大传》(Alexander)记录了亚历山大的一些名声不佳的行迹，如摧毁忒拜城和戕害其朋友。但他并没有对这些事迹进行评论。在De Alex.Fort中，普鲁塔克也提到了这些缺点，但他评述说，如果其他人处于亚历山大的位置，他们可能被败坏得更加厉害(De Alex.Fort.337.E)。在这里，他采取的立场和波里比乌斯在V.10—11中的立场相近，波里比乌斯记录了亚历山大摧毁忒拜城以及对波斯人的报复，但指出亚历山大始终对他们的神保持着崇敬。
反亚历山大的罗马作家们通常忽略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的功绩。而普鲁塔克则在De Alex.Fort和Alexander中对此大加赞赏。在De Alex.Fort中，他将亚历山大称为一个哲学家——柏拉图只不过是教导了几个学生，而亚历山大则照亮了整个世界(De Alex.Fort，328C—D)。对于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的强调表明了普鲁塔克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正如罗马人对于道德的强调能够表明他们对于罗马德性的自豪一样。
在普鲁塔克这里，政体的因素并不是对比的关键。作为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他既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来使希腊人理解罗马的伟大，也希望在罗马人前面为希腊人辩护。因此，他并不需要像李维那样，忧心于野心家们对共和国的颠覆。他要捍卫的仅仅是希腊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尊严。尽管他并不情愿介入关于政体的争论，但他对亚历山大与罗马所发表的看法，客观上有可能减损罗马共和政体的正当性。在一千多年之后，一位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硬将他拉入了一场关于政体的跨时空讨论。
四、对抗fortuna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起而捍卫罗马的光荣，争辩道，罗马人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德性获得帝国的。在我看来，《论李维》全书对普鲁塔克提出了两方面的回应，一个是直接的，一个是间接的。
第一，普鲁塔克的一个观点是，罗马人从来没有同时打两场仗，这说明他们受到命运的庇佑。马基雅维利承认这一现象，但指出，罗马人并没有同时打两场战争，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罗马人的军事和外交努力的结果。他们在安排战事的时候，总是避免同时打两场战争。而那些可能趁火打劫的敌人，或者受到他们的震慑，或者被他们收买，并不能对他们构成致命威胁。这恰恰证明罗马人能力(virtù)之高超。(17)
第二，普鲁塔克在De Fort.Rom这篇演讲中指出，罗马人认为自己的成功受到命运女神的庇佑。马基雅维利根本无法接受这一证据。他并没有对这一观点作出别的评论，但《论李维》所包含的某些理论视角可以说已经隐含了对普鲁塔克的回应。对fortuna女神的崇拜是罗马宗教的一部分，而宗教，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可以被还原为一种在政治上非常有用的恐惧。伟大的立法家努马利用了这种原始的恐惧，创立了罗马宗教，将粗野和放荡不羁的罗马人改造成为虔敬守法的罗马公民。正是普通公民的宗教虔敬和政治领袖们对于宗教的巧妙利用，使得共和国的秩序建立并且稳固下来，并使共和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18)可以说，罗马的宗教崇拜，即便是对fortuna的崇拜，也是罗马人的virtù的构成成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马基雅维利使用的术语virtù/fortuna保持着与罗马史家的连续性，但其实质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已经达成的共识是，马基雅维利已经将virtù改造成为一个与古典的virtus有很大差异的概念。virtù脱离了与灵魂理性部分以及自然(natura)的紧密关联，淡化了virtus的古典伦理意涵，它仅仅指向政治主体在一个外在事物(external goods)的世界赢得成功的能力，而与灵魂的完善与得救无关。这一外在事物的世界，恰恰处于变幻莫测的fortuna女神的权限范围。正因为隐去了灵魂完善和得救的视野，对于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政治行动者来说，他们的一切政治行动都是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fortuna——进行搏斗。只有战胜变幻莫测的fortuna，他们才能被称为是有能力(virtù)的。
在古典的视野中，政治行动者是以他们灵魂的秩序——外化为卓越的行动——来制约变幻莫测的fortuna的力量。即便是从事权变的审慎美德(
，prudentia)也是这个灵魂秩序的具体化。这个内在的灵魂秩序，从本体论上与自然(natura)相对应。而对于悬置灵魂秩序的马基雅维利来说，与fortuna的对抗征用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理性秩序的力量。在《君主论》第25章，马基雅维利公然说，一个人如果能根据时势和事情本身而改变自己的自然(natura)，他的好运(fortuna)就不会改变。(19)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提议，因为在古典与中世纪的视野中，natura是不可由人自己来改变的。而马基雅维利想象，他的“新君主”可以根据不同的时势需要，以自身virtù之中不同的方面来从容应对。他的virtù是复合的，既包含了人所特有的对于荣耀的渴求，也包括了狮子的强力和狐狸的灵活多变以及制造幻象的能力——这意味着他的natura本身必然也是复合的，而不像古典作家强调的那样，只有一种单一的秩序。
但《君主论》第25章同时也包含了对改变natura这一提议现实可能性的自我怀疑。马基雅维利举了教皇朱里奥二世的例子。这位君主在行事时总是非常迅猛(impetuosamente)，这种方式和时势相协调，因而取得了成功。但他像亚历山大那样英年早逝，未能经历机运(fortuna)的逆转。马基雅维利评述道：“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自然(natura)使他倾向的那些方法。”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行事方式必须与fortuna的变化相协调。然而，遗憾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展开分析“新君主”到底是否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自然，而是很快跳跃到鼓励他的读者以青年人的勇猛去征服命运女神(fortuna)，而无视上文对朱里奥二世可能的命运逆转的分析，“自然”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也就滑落在这个文本的断裂里。像这样的断裂和跳跃在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并不罕见，要追问那些被马基雅维利的断裂和跳跃忽略和掩盖的问题，我们或许要从他的文本的其他地方寻找线索。
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李维的视角：成功的君主，如亚历山大，也只不过是一个人(unus homo)，他的所有过去的经历，都参与了塑造其行事的方式。他可能很多变，但绝不能突破unus homo的限度，一旦机运突变，他的事业也许就会遭遇到戏剧性的失败。在我看来，熟读李维的马基雅维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李维的视角融合到自己的写作之中。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分类，一个国家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但是，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不时使用“共和国的君主们”这样的用法(20)，表明他的共和国并非是君主的绝对反面。实际上，共和国更像是一个复合的结构，在其中，君主的因素，贵族的因素和平民的因素混合在一起。由于这种复合结构，共和国将许多不同的行事方式混合在一起。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
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着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地顺应时局……只用一种方式做事的人，绝不会改弦易辙；如果时局已变，他的方式不再适用，他也就覆灭了。(Ⅲ.9)
这一段引文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像李维一样，马基雅维利指出了unus homo的限度：一个人的行事方式难以应付机运的无穷变化，一旦其方式不适合时局，就会遭遇失败。而拥有各色公民的共和国，却能够超越unus homo的限制，在不同的时局中采取不同的行事方式。马基雅维利举的例子是法比乌斯(Fabius)与西庇阿(Scipio)两位罗马将领，他们一个谨慎保守，一个勇猛大胆，但因为各自的行事方式与时局相适应，最终合力打败遵循自身行动程式的汉尼拔。马基雅维利在此甚至作了一个反事实的假设，如果罗马是一个君主国，而法比乌斯是国王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输掉战争，因为他的本性所决定的方式并不足以对付汉尼拔。所幸罗马是一个共和国，在不同的时机能适用具有不同秉性的将领，因此取得了成功。(21)从汉尼拔一方来说，尽管他来自迦太基，一个类似于罗马的共和国，但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他指挥军队如同君主。他的失败，正如李维想象中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失败，是unus homo对于一个复合的res publica的失败。
而如果离开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法比乌斯与西庇阿作为个人未必能长久胜利。在《君主论》第17章中，马基雅维利曾指出西庇阿性情和易，对自己的士兵过于仁慈，从而难以赢得士兵对他个人的尊敬。“如果西庇阿这样继续保持他的统帅地位，这种性情早晚要把他的名声和荣誉葬送掉。但是，由于他是在元老院的监督之下，他这种有害的品性不仅被掩盖起来，而且还使他获得荣誉。”(22)马基雅维利在此暗暗指向了罗马共和国的政制结构，西庇阿在这个结构中，既不是唯一的统帅，更不是永久的统帅。他的弱点对于君主的事业来说是致命的，但因为他是在一个共和国里，他的弱点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被大大弱化了，不至于对共和国的事业造成致命伤害。因而，在《君主论》这本以君主国为主题的书中，马基雅维利已经暗暗向罗马共和国致意。
《论李维》对共和国稳固性的强调，似乎可以对解读《君主论》第25章中的文本断裂有所启发。在我看来，“改变自然”是马基雅维利对君主的主张和号召，但基于历史经验，一个人“改变自然”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国家若是基于一种实现的概率极小的可能性，就无法稳如磐石。因而，与其试图在一个人内部创造出一种复合结构，还不如以无数人为原料，创造出一个宏观的复合结构。对个人所发出的“改变自然”的号召，对于共和国这样一个复合结构来说就变成多余了——它可以使用性情、禀赋和行事方式大相径庭的公民和政治家来应对不同的政治时势。
这个复合结构的稳固性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法纪严明的共和国里，人民抗拒败坏的力量要比君主更为强大。在《论李维》Ⅰ.58，马基雅维利比较了民众与君主的德性，指出历史上对于民众虚妄和多变的指控存在很大的盲点：
然而，我们的史家在谈到群体的本性时所指的群体，并不是像罗马人那样受法律管辖的群体，而是像叙拉古人那样目无法纪的群体，是这种群体犯下了狂放不羁的个人犯下的错误，譬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希律。(Ⅰ.58)
在这里，亚历山大大帝在马基雅维利笔下，成为不守法纪的君主的典型，尽管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将他作为伟大的创建者(founder)的典范。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在不受法纪约束的时候，民众和君主都会作恶，就恶劣程度来说，前者并不比后者更大。但如果考察共和制下法纪严明的罗马人民，就会发现，他们维护良好政治秩序方面的能力要远远超过君主。罗马人民在行事时比君主更为审慎、更加持之有恒。他们能够保持一种荣耀观念数百年不变，而君主却很容易被千万种诱惑所败坏。共和国人民的稳定性，是一种因集合而成的稳定性。在法纪严明的情况下，共和国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分享，能将个别官员和公民败坏的消极后果降到最低。
第二，共和国的稳固性还体现在它对颠覆行动的抗拒能力上。在《论李维》Ⅲ.6中，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反对君主的个人阴谋比反对共和的阴谋更容易成功。毕竟，君主的事业依赖于其肉身。而共和国的事业却超越了单个肉身。即便个人倒下，共和国的制度结构依然屹立不倒。如果我们将颠覆政权的阴谋和败坏官员的尝试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面对的fortuna，可以说，相比于君主，共和国展现出了更为惊人的virtus。在共和国里，一个人的死亡和败坏尚不至于影响到整个共和国的结构，因而其衰变会比君主国更为缓慢。
当然，马基雅维利对共和体制的推崇并非是无条件的。他充分认识到，共和国的创建在很多时候是伟大个人行动的结果；在构成共和国的民众本身已经败坏的情况下，也需要有人大权独揽，将共和国带回到其开端——这意味着对共和的再造。但对于这些政治家来说，最大的荣耀并非在于将他们手中的独裁权力永久化，而是用这种独裁权力为共和国奠基。正像他在《论李维》Ⅰ.10中指出的那样，一个君主若想追求现世的荣耀(gloria)，他应当占有一个腐化的城邦，“不是像凯撒那样彻底摧毁它，而是像罗慕路斯那样予以整饬。”(Ⅰ.10)而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尽管就“新君主”的种种活动提出建议，但对其继承问题保持了高度沉默。这也许指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将继承“新君主”位置并继续统一意大利使命的，将不再是一位世袭继承的“旧君主”，而是另一位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新君主”——如在罗马人那里，与罗穆路斯(Romulus)没有血缘关系的努马(Numa)继承了前者的王位(23)；继承“新君主”事业的，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超越个人的复合结构，这一结构能够同时容纳诸多“新君主”，征用他们的能力来对抗fortuna，并赋予他们不朽的荣耀。
五、尾声
欧洲思想史上对于共和体制的辩护，一般采取两种进路：一种是从规范视角出发，力主公民的政治自由(libertas)，君主制因违反这种规范而不可欲。另一种是从政治体制的治理绩效出发，阐明共和政体的优越性。这两种进路都可以在李维和马基雅维利那里找到。本文重构的是他们从第二种视角出发而展开的论述：以罗马共和国为代表的复合共和政体克服了单个统治者肉身和行为习惯的限制，综合了许许多多政治家和公民的才干，来应对内外挑战。因而，它比君主政体更为稳固。类似这样的论述，在中国近代思想中其实屡见不鲜。君主专制在中国的倒台，与晚清的丧权辱国和内部民族压迫有着密切关联。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指出了君主专制在应对内外挑战时的重大局限，都试图推动结构性的政治变迁。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维和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包含了许多普遍的、可适用于其他时空环境的成分。只是他们采取的论述形式会让我们觉得陌生：他们以亚历山大和罗马这样的特殊的“义例”来讨论政体，并往往以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虚拟方法来作比较研究；他们用以探讨问题的术语т
，fortuna/virtus(virtù)也打着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宇宙论与灵魂学说的深刻烙印，从近代以来已不复被人使用。但总结这条思想史线索，还是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共和主义如何从西方文化的母体中生长出来，并走向世界。
同时，本文的研究在政治/法律思想史方法论上也许具有某些一般意义：第一，“义例”的建构与政治/法律思想的探究：通过对史家如何建构“义例”的考察，我们可以达到其政治/法律思想中一些精微之处。因而，对“义例”的考察，是研究历史叙事中的政治思想的有效切入点。第二，史家往往出于比较研究的目的而进行反事实(counterfactual)叙事，在涉及政治主题的时候，这些“反事实”叙事中往往隐含了作者强烈的政治判断。通过搜寻文本中的“反事实”叙事，往往能很快地深入到史家的核心政治关切。(24)
本文的写作基于笔者提交给UCLA政治学系的研究领域论文“Between Virtue and Fortune：Visions of Political Action in Plutarch and Machiavelli”(2005)和博士论文“Imaginin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Graeco-Roman Historiography”(2008)。感谢笔者两位来自意大利的博士论文导师Giulia Sissa与Carlo Ginzburg对本文思路的启发。一如既往，文责自负。
注释：
①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1451b5-7)。这一见解是狭隘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罗多德与休昔底德等历史学家已经通过“反事实”探讨，使得历史写作的对象从现实的、具体的事物扩展到可能的、普遍的事物上去。具体参见拙文Imaginin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Graeco-Roman Historiogra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8(Doctoral Dissertation)。
②根据汉语习惯，本文根据语境将
/fortuna翻译成“命运”、“机运”或“好运”。当它们被作为女神看待的时候，统一翻译成“命运女神”。
③这里还需要考虑两部作者归属有一定争议的亚氏伦理学著作。在《优苔谟伦理学》(Ethica Eudemia)中，被认为是通过一种行动者身上的一种本能冲动起作用，这种本能冲动使人在缺乏良好的理性考虑的时候，也能取得成功结果(Ethica Eudemia，1247b)。《优苔谟伦理学》认为这种本能冲动起作用的方式与理性和自然均无关，因而最终应当归结到神灵的引导。但作者归属更有争议的《大伦理学》(Magna moralia)认为，行动者身上的这种本能冲动是自然的，但并非理性的(Magna moralia，1207a 16)。不过，不管这几部著作之间有何种分歧，对的非理性性质的判断是一致的。
④李维在Ⅷ.17中的分析则进一步印证这一点：“亚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在帕埃斯图姆(Paestum)附近的登陆迫使萨姆奈特人和卢卡尼亚人联合起来，但是他们的联军在一场激战中被亚历山大击垮。他进而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是，他会在多大程度上维持这种关系，如果他的其他事业是同样成功的话。”
⑤类似分析，参见Ruth Morello，"Livy's Alexander Digression(9.17—19)：Counterfactuals and Apologetics"，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92(2002)，pp.62—85。
⑥原文如下："immo etiam eo plus periculi subisset quod Macedones unum Alexandrum habuissent,multis casibus non solum obnoxium sed etiam offerentem se,Romani multi fuissent Alexandro uel gloriauel rerum magnitudine pares,quorum suo quisque fato sine publico discrimine uiueret morereturque。"(Livy,Ⅸ.18)
⑦See David R.Cunningham,The Influence of the Alexander Legend on Some Roman Political Figure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71(Doctoral Dissertation)。See also Ceaucescu,Petre,"La double image d'Alexandre le Grand à Rome:essai d'une explication politique",Studii Clasice 16(1974),pp.153—68; and Wirth,Gerhard,"Alexander und Rom",Alexandre le Grand:image et réalité,Entretiens Hardt 22(1976),pp.181—210.
⑧原文如下:"Quid? Tu non uides ipsum illum Aristoteli discipulum,summo ingenio,summa modestia,postea quam rex appellatus sit,superbum,crudelem,immoderatum fuisse? Quid? Tu hunc de pompa,Quirini contubernalem,his nostris moderatis epistulis lacetaturum putas?"(Epist.ad Att,12.28.3)
⑨Ben.1.13.1,Ⅱ.16.1; Ep.XCI.17,XCIV.62.Cf.Lucan X.20,42—vesanus rex。
⑩Clem.I.25.1; Ira Ⅲ.17.1,XXIII.1; Ep.XCIV.62。
(11)普鲁塔克对这一批评的回应见于De Alex.fort.II.5.f.
(12)Quintilian，I.1.9；Juvenal X.168—72；Gelius XIII 4.
(13)参见curt.Ⅳ.7.29：“fortuna quos uni sibi credere coegit magna ex parte avidos gloriae magis quam capaces faci”。同时参见X.5.26ff.
(14)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代表了这样一种解读罗马史的态度。虽然埃涅阿斯受到神的预言的指引，但这一预言的实现，却是通过他自己的勇敢和坚韧。See John Alvis，Divine Purpose and Heroic Response in Homer and Virgil：the Political Plan of Zeu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d Publishers，1995。See also George E.Duckworth，"Fate and Free Will in Virgil's Aeneid"，The Classical Journal，Vol.51，no.8(May，1956)，pp.357—64。命运女神在罗马的稳定性是李维著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西塞罗也在其《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中承认罗马从好运中获益。但他们的进路是一致的：罗马人以他们自己的伟大的德性而赢得好运。
(15)J.R.Hamilton认为这两篇演讲不过是修辞学练习，参见Hamilton，Plutarch's Alexander:A Comment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1969，p.xxxi。此观点亦可参见R.H.Barrow，Plutarch and His Times，London：Chatto & Windus，1967。但Tim Duff反对这一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将之作为对两个文化的严肃比较，See Tim Duff，Plutarch's Lives：Exploring Virtue and Vi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pp.300—301。
(16)《论李维》，Ⅱ.1。
(17)同上注。
(18)参见《论李维》，Ⅰ.11，13，14.
(19)原文为：ché,se si mutassi di natura con li tempi e con le cose，non si muterebbe fortuna。
(20)参见《论李维》，Ⅰ.30.
(21)《论李维》，Ⅲ.9.
(22)中译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2页。
(23)参见《论李维》，Ⅰ.19.
(24)对于“反事实”在希腊—罗马史学中的运用，可参见笔者博士论文Imagining Alternate Possibilities: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Graeco-Roman Historiogra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8(Doctoral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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