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需求论文,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需求结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特征，也是解释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的本质因素，而需求结构失衡对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Chenery和Syrquin,1975; Garegnani和Trezzini,2010; Garavaglia,2012)。工业化进程中的需求结构变动存在“钱纳里标准模式”：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和投资率水平分别为85％和15％，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消费率和投资率水平分别为80％和20％，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消费率和投资率水平分别为77％和23％(Chenery和Syrquin,1975; Syrquin和Chenery,1989)。“钱纳里标准模式”成为后续诸多文献研究需求结构问题的起点及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实践标准。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问题引起国内诸多学者重点关注，研究的思路及观点主要分为三大类：其一，依据“钱纳里标准模式”及国际经验对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论是：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不断上升”与“高投资率、高净出口率和低消费率”的双重失衡需求结构，对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较强约束，需求结构调整战略的重点应大力提高消费率(李建伟，2003；李永友，2012；刘伟、蔡志洲，2010；罗云毅，2006；王小鲁、樊纲、刘鹏，2005；项俊波，2008；张平，2012；等)。其二，基于新古典“动态效率”理论，依据Abel et al.(1989)提出的AMSZ准则，主要考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问题。研究结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率状态，经济增长可归纳为在“投资推动—资源约束”框架下周期波动(袁志刚、宋铮，2000；史永东、齐鹰飞，2002；袁志刚、何樟勇，2003)。此外，孙烽和寿伟光(2001)、顾六宝和肖红叶(2004，2005)等人曾经试图研究中国经济最优增长路径的投资率问题，但研究结论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其三，以社会资源在消费与储蓄之间最优配置为依据，主要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最优消费率及合理区间(吴忠群，2002，2009，2011；李杨、殷剑峰，2005；王弟海、龚六堂，2007；郭兴方，2007；田卫民，2008；荆林波、王雪峰，2011；等)，但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田卫民估算中国1978～2006年的最优消费率为66％，吴忠群估算中国1979～2007年的最优消费率为81％，荆林波和王雪峰估算中国1992～2008年的最优消费率为57％。
由于目前尚没有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用以判断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是否处于失衡状态(史晋川、黄良浩，2011)，国内外诸多学者在研究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多基于“钱纳里标准模式”，采用消费率、投资率或投资消费比作为衡量需求结构的指标，并利用投资率、消费率或消费投资比水平的相对高低来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及失衡程度，这种处理方式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但不足之处在于：第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存在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单独研究两者的变化趋势必然会忽略彼此之间的联系；经过改进的投资消费比指标虽然考虑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但忽略了净出口需求，往往会导致认知上的偏差(纪明，2010)。第二，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和经济政策等影响需求结构变动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利用简单比较的结果判断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及失衡程度意义不大。诸多国内研究成果也表明：对中国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及失衡程度的结论是模糊的。
此外，我们还特别关注到：第一，有关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典文献多集中在经济增长方面，而研究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波动影响的经典文献则相对缺乏。诸多研究表明：短期波动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陈昆亭、周炎、龚六堂，2012)，中国经济波动的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水平大致相当(陈彦斌，2005)。因而，必须充分重视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国内诸多学者的政策建议是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提高消费率。相应地，自中央政府提出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来，各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把提高消费率摆在首要位置的政策予以响应。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梯度战略使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东部地区有些省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达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的多数省市依然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发展阶段。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的把提高消费率摆在首要位置的政策是否合理？会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造成何种影响？国内的学者关注较少。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及现实思考，考虑到消费率、投资率或投资消费比作为需求结构衡量指标的不足之处，本文从动态的角度出发，构建开放条件下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用以测度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
二、需求结构演进的度量
(一)需求结构合理化的度量
针对消费率、投资率或投资消费比作为需求结构衡量指标的不足之处，本文把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合称为最终需求，相应地运用最终需求投资比①(即最终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比)作为衡量需求结构的指标。针对目前尚没有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用以判断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是否失失衡的现状，本文基于Ramsey-Cass-Koopmans(R-C-K)模型寻求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理论判断依据，并相应构建需求结构合理化指标。
1、理论模型的基本形式
在R-C-K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本文瞬时效用函数采取相对风险厌恶不变的效用函数，如式(1)。假定经济社会中家庭数量为H，每个家庭人口数量为1，即每个家庭供给一单位的劳动，家庭初始资本拥有量为K(0)/H，总是将其拥有的资本借给厂商。
其中，U为代表性家庭效用水平，t为代表性家庭中消费者的年龄，C(t)为第t时期的消费，ρ为个人主观时间贴现率，θ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H为家庭数量，L(t)为第t时期的劳动人口。
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形式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如式(2)：
其中，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α为资本产出弹性。
生产函数具有下列性质：规模报酬不变；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生产函数有连续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各因素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边际收益递减；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此外，假定资本折旧率(δ)不变，给定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劳动与知识分别以不变的增长率n和g增长。
2、稳态需求结构水平及其决定因素求解
定义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y=Y/AL，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量k=K/AL，以及f(k)=F(k,1)。根据模型假设条件求解，k的欧拉方程为式(3)：
k(t)＝f(k(t))-c(t)-(δ+n+g)k(t)=sf(k(t))-(δ+n+g)k(t) (3)
由式(3)，“稻田条件”意味着k趋近于0时，f′(k(t))较大，即sf(k(t))曲线比(δ+n+g)k(t)曲线更陡峭，随着k变大，f′(k(t))会不断下降直至0。由于sf(k(t))曲线的斜率会不断下降，而(δ+n+g)k(t)曲线的斜率是保持不变的，这表明sf(k(t))曲线与(δ+n+g)k(t)曲线必定会在某个点相交，随后，sf(k(t))曲线将比(δ+n+g)k(t)曲线更平坦。由于f″(k(t))＜0，因而，对于k＞0，sf(k(t))曲线将与(δ+n+g)k(t)曲线只能相交一次。令k*表示sf(k(t))曲线将与(δ+n+g)k(t)曲线相交处的k的值。如果k小于k*，则有sf(k(t)＞(δ+n+g)k(t)，因而k大于0，即k会上升。如果k大于k*，则有sf(k(t))＜(δ+n+g)k(t)，因而k小于0，即k会下降。如果k等于k*，则有sf(k(t))=(δ+n+g)k(t)，因而k等于0，k保持不变。即无论k从哪里开始，均收敛于k*。由此可得推论1。
推论1：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均衡增长路径，无论起点如何，经济总会收敛于均衡增长路径。
假设产出在最终需求与储蓄之间进行完全分配，且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根据模型假设条件，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进行求解，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则有：
其中，DR*表示均衡增长路径上最终需求投资比水平，即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其值由个人主观时间贴现率(ρ)、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θ)、资本产出弹性(α)、技术进步率(g)、折旧率(δ)和劳动增长率(n)几个参数决定。由此可得推论2和推论3。
推论2：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均衡增长路径上的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优需求结构。
推论3：不同经济体最优需求结构水平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密切相关。个人主观时间贴现率、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折旧率和劳动增长率等参数的值及其组合方式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致使不同经济体的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差异较大。
3、需求结构合理化指标的构建
式(4)虽然从理论上解决了同一经济体需求结构是否最优的判断依据，但却不能提供不同经济体最优需求结构水平进行比较的“一致性标准”，依然不能合理地比较不同经济体的需求结构失衡程度。为此，本文借鉴Fabricant(1942)提出的研究结构问题的偏离—份额法构建需求结构合理化指标，其基本原理及处理方法是：利用式(4)估算出均衡增长路径上的最优需求结构水平，利用式(5)计算需求结构合理化指标，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及失衡程度。
其中，
是需求结构合理化的年度指标，
是需求结构合理化的阶段指标，t代表年份，DR*是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水平，
是第t年的最终需求投资比水平。
需求结构合理化指标通过两个维度来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及失衡程度：一是利用指标判断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每年需求结构是否失衡及失衡程度，=0表示经济发展沿均衡增长路径运行，需求结构最优，不为0表明经济发展偏离均衡增长路径，其值越大表明需求结构失衡程度越大；二是利用指标判断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的需求结构失衡程度，并相应提供了需求结构是否失衡国际比较的“一致性标准”。即，对于同一经济体某一发展阶段而言，值越小表示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越高；对于不同经济体而言，值较小的经济体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较高。
需求结构合理化指标避免了采用消费率、投资率或消费投资比绝对值水平进行比较并用以判断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传统方法，充分考虑了不同经济体最优需求结构水平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密切相关的问题，并通过比较不同经济体实际经济运行中的需求结构偏离其自身均衡增长路径上最优需求结构水平的程度，判断需求结构演进是否失衡及失衡程度。
(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度量
需求结构高级化指的是需求结构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的发展过程，应该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也应该反映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一般变化趋势。Kaldor(1966)、Kuznets(1973)和Samuelson(1976)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本国居民和政府的支出需要。从这个角度而言，消费需求扩大不仅是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最终目的。因而，需求结构高级化指标(DRH)可以用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比例，即消费率来表示。一般说来，需求结构高级化指标的值大于0而小于1，其值越大表明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②
三、中国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国际比较
根据197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及国内诸多学者(王弟海、龚六堂，2007；肖红叶、顾六宝，2007)的研究结论，式(4)中各参数的取值：ρ=0.4、θ=0.25、α=0.75、δ=0.08、g=0.12和n=0.008比较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行数值模拟测算，1970～201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的值约为1.76。③
图1 不同经济体1970～2010年需求结构水平的洲际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图1呈现了不同经济体1970～2010年间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洲际比较。比较结果说明：(1)各大洲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均存在较大程度差异，这种情况说明，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和经济政策等影响需求结构的因素差异较大的影响，用消费率、投资率、投资消费比或最终需求投资比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的绝对值水平高低判断一个经济体的需求结构是否失衡可能有失偏颇。(2)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明显偏低，但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并没有比其他经济体表现出明显差异。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亚洲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均明显存在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水平较低的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投资率最高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偏低是整个亚洲文化的传统。
图2 1970～2010年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趋势及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图2和表1分别描绘了1970～2010年不同经济体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1)中国需求结构演进与发展中经济体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相比较而言，中国需求结构演进的波动幅度较大，不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经济体，也显著高于发展中经济体。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偏低，但从经济增长绩效来看，中国名义GDP年增长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其他经济体。(2)总体上看，1970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需求结构演进存在高级化程度在波动中下降的现象，发达经济体的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水平较高且基本稳定上升。(3)与发达经济体比较，发展中经济体需求结构演进波动幅度较大，名义GDP增长率也相对较高。(4)1970年以来，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高于发达经济体，呈现出较强的“低端高级化”特征。
统计分析说明：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均与经济体自身特点及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与需求结构剧烈变迁相联系。发展中经济体需求结构演进波动幅度较大，一般会面临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偏低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下降的演进特征，但这种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往往与经济快速增长相联系。但当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后，需求结构演进的波动幅度虽然相对较小，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低。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形式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需求结构演进只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一种因素。为了更好地测度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影响，需要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国内外诸多文献处理此类问题一般的做法是引入控制变量，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文献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缺乏一定的标准，主观性太强。为了避免在控制变量选择上的随意性，本文借鉴Frank(2005)分析地区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干春晖(2011)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影响的做法，直接采用经济增长(或经济波动)与需求结构指标的交互项进行控制。下文中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形式设定为式(6)：
其中，i代表不同地区，t代表不同年份，Y表示地区经济增长或经济波动，DRF和DRH分别为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指标，
表示经济增长(或经济波动)与需求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表示经济增长(或经济波动)与需求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不可观测效应。
(二)样本数据及指标说明
为了扩大样本量、增加自由度以缓解共线性的问题，同时，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择中国31个地区1998～2011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平衡面板。本文在整体考察1998-2011年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影响的基础上，又对样本区间等阶段划分为1998～2004年阶段和2005～2011年阶段，以研究1998年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影响的动态变化特征。
经济增长指标选择各地区各年份名义GDP年增长率(用
表示)。对于经济波动指标，本文沿用诸多文献的一般做法，采取HP滤波法，年度数据中的平滑参数取值为100，剔除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趋势波动(
)成分，得到周期波动(
)成分。相应地，以
作为衡量经济周期波动指标。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采用LLC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说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均是平稳的。
2、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分别对面板数据进行混合OLS估计、固定效应模型(FE)估计和随机效应模型(RE)初步估计，并由F检验和BP检验的检验结果选择估计方法。初步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用何种估计方法，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仅存在细微差异且符号一致，说明需求结构合理化与需求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稳定。由F检验和BP检验的检验结果，在10％显著性水平下，1998～2011年各阶段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选用混合OLS估计效果更好(见表3)。
由表3可见，中国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演进均对经济增长产生稳定影响。
对于需求结构合理化而言，
为负，说明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降低(DRF值增大)会直接促进名义GDP长率提高，
意味着当DRF值不是很大的时候，需求结构的不合理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回归结果说明：在经济赶超阶段，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需求结构不合理，但当需求结构不合理程度较大时，则会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必须进行相应战略性调整。
对于需求结构高级化而言，
为正，说明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高会对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需求结构高级化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相结合却能够对此产生积极作用。
意味着除非需求结构能够迅速地实现高级化，否则，对需求结构高级化的追求会导致名义GDP增长率的下降④。这意味着政府在推进实施需求结构高级化政策时，必须重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如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
3、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同理，由F检验、BP检验及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1998～2011年间各阶段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更好(见表4)。
对于需求结构合理化而言，
为负，这说明需求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波动呈现同向关系，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的降低(DRF值增大)会直接促进经济波动幅度的增大，而需求结构合理化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相结合却能够对此产生抑制作用。
意味着当DRF值不是很大的时候，需求结构的不合理不会对经济波动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过程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需求结构不合理。但从回归结果来看，1998～2011年间，需求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完全一致性，这说明我们在追求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同时，还必须重点关注其他影响经济波动的其他重要因素。
对于需求结构高级化而言，1998～2011年间，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演进均对经济波动产生稳定影响，这说明需求结构高级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由回归系数可见，
为正，这说明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高会对经济波动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需求结构高级化与影响经济波动的其他因素相结合却可能导致经济波动现象的扩大。
，这意味着需求结构如果能够不断高级化，会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
(四)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解释说明
从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可见：2005～2011年，中国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1998～2004年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合理化程度波动幅度较大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明显下降的特征(详见图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见表5)。这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研究的结论：1998年以来，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及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的适度降低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但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牺牲一定程度的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经济发展过程却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需求结构不合理水平且经济增长不能一直背离其最终目的。
五、关于估计结果稳健性的讨论
为了验证实证分析结论的可信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讨论：一是利用1998～2011年中国31个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改变样本区间和计量方法，利用中国1970～2011年的时间序列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同样采用1998～2011年中国31个地区的数据，但利用实际GDP增长率(1997=100)代替名义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同时利用经济趋势性波动指标代替经济周期性波动指标来衡量经济波动。同样运用式(6)来测度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见表6。
通过比较表6与表3和表4的回归结果可见，模型相关解释变量除了在数值及显著性程度存在差别以外，在符号上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当用实际GDP增长率指标和经济趋势性波动指标分别作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替代变量时，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样表现出与前文结果的一致性，表明前文估计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二)利用中国1970～2011年时间序列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我们利用中国31个地区1998～2011年面板数据实际测度的是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尚不能分析中国需求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因而，论文此部分采用中国197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尝试改变样本区间和计量模型及计量方法，一方面测度前文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分析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影响，所采用的计量模型的形式为式(7)：
表7和表8的检验结果显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各回归方程R[2]和DW值均较合理，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各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了t检验，回归效果较好，可以作为下一步解释的依据。比较表7和表8中的回归结果与表3和表4中的回归结果可见，模型相关解释变量在符号上完全一致，特别是需求结构合理化及需求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数值也只存在细微的差异。这意味着当改变样本区间和计量模型及计量方法时，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样表现出与前文结果的一致性，这也表明前文估计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此外，回归结果还说明了：在中长期内，中国需求结构合理化及需求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也存在稳定关系。
稳健性讨论说明：前文估计结果是可信可靠的，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R-C-K模型，从经济发展是否偏离其均衡增长路径构建了需求结构是否失衡的理论判断依据，并相应地从动态的角度设计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测度需求结构演进，进而实证分析了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揭示了：(1)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体自身特点及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发展中经济体一般会面临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偏低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下降的演进特征，但这种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往往与经济快速增长及波动幅度较大相联系；当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后，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相对较高，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但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下降。(2)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稳定关系。需求结构合理化程度适度降低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的适度降低均直接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提高；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
本文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在经济发展的赶超阶段，牺牲一定程度的需求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显然，目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中西部地区一些省市把需求结构高级化摆在首要位置，这对于经济快速增长是极为不利的，这也相应会从总体上影响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性。鉴于我们的分析，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和稳定增长，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都应该是当前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政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地方政府必须充分重视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机制的异同，在努力创造需求结构高级化经济环境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需求结构高级化水平。
感谢《经济科学》编辑部的宝贵建议。
注释：
①运用最终需求投资比作为衡量需求结构指标是依据投资需求与最终需求在本质属性上的差异：最终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消费需求，是一种原始需求，来源于人类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在投入时通常以货币的形式形成投资需求，而在形成生产能力后则可提供供给，即具有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的双重性质(哈罗德，1939，1948；多马，1946，1947)。最终需求投资比作为衡量需求结构指标，不仅反映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的协调程度，也反映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协调程度及平衡关系。
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较低，产品仅仅能够用于消费，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相对较少，这一阶段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但这一阶段高消费率水平对应的是低端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把这种情况下的高消费率水平称之为需求结构的“低端高级化”。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消费率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断下降。当经济发展进入发达阶段后，服务业的发展又会使消费率上升至较高水平，这个阶段高消费率水平对应的是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把这种情况下的高消费率水平称之为需求结构的“高端高级化”。
③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说明，无论其起点如何，经济总会收敛于均衡增长路径。也就是说，当现实经济偏离均衡增长路径时，总会相应地向均衡增长路径趋近，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最终需求投资比总会围绕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上下波动。因而，我们也可以利用阶段均值法测算最终需求投资比的稳态值，即用最终需求投资比的阶段平均值作为其稳态值。从中国的实际来看，1978～2010年间，最终需求投资比的均值为1.80，这与利用式(4)测算的1.76非常接近。除非特别说明，下文中稳态最终需求投资比的测算均采用均值法。
④事实上，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得到验证。发达国家需求结构高级化程度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且发达国家需求结构演进有不断高级化的趋势，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需求结构的“低端高级化”趋势，但从GDP名义增长率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名义GDP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名义GDP增长率(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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