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书的流行与西学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晚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学流行程度与西学书
西学的传播在晚清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传播的速度与深入的程度如何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洋务运动官员的提倡与启蒙思想家的呐喊并不完全等于人民大众的实践，而且大众对西学的体认也与知识界与官界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历来的研究只重在上层阶级对西学的认知及体验，对于一般士人及大众于西学的态度并不明了，因此对于西学在晚清的流行程度实际上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只有加上这一研究，才能了解社会思潮的全貌。
以往对于西学流行程度的研究并不深入。邹振环的《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一文，从外语教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注：载《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1期。又，德国爱尔兰根大学的徐艳博士，目前正在做有关外语教科书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也很关注。）但正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论著目前尚未见到。具有先行意义的是周振鹤先生的两项工作，他在《一册只有四叶的书》一文（注：见周振鹤：《中人白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介绍了江南制造局的一个标明价钱的书目，并且把这个书目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目录做过一些比较，提示了书目对于讨论这一类问题的资料价值。他还以个人的收藏为基础，汇编整理了《晚清营业书目》一书（注：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为我们考察晚清西学的流行程度建立了基本的资料平台。本文正是在他的思路的启发下，参考了《晚清营业书目》中的资料，结合当时报刊杂志上的售书广告，以期对晚清西书的流行程度做一次尝试性的研究。
在对西书流行程度做讨论之前，应该先对晚清流行的西书种类作一总体把握，即对当时流行的西书作一分类，然后再具体分析各类西书对当时国人产生影响的情形。这一工作当然是有难度的，顾燮光曾在《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说：“自七略以下门类分合部居异同，前人犹多訾议，东西书分类更难：言政之书皆出于学，言学之书关于政，学不分则部次奚定？今强为区别，取便购读，通人之誵知难免也。”笔者在研读过程中也深有同感，在此亦只好勉为分之。
首先是直接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书，这类书多为从西方原著翻译而来。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西书。这类书的内容早期多为天文算学，后来举凡物理化学动植物学无所不包。第二类是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知识的书，这类书洋务运动期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为多。第三类是关于西方社会制度的书，这类书在甲午战后数量迅速增多，且很多都为从日语间接翻译而来。第四类是关于社会科学知识及西方文化的书，这类书当然很早就有但数量不多，二十世纪初期数量迅速增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这类书严格说来当然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文艺，但它们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知识信息与一般的社会科学书几乎具有同等的社会效力，在此将它们合并讨论。
其次，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涌入的过程中自己撰著或编写的书。可大略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政论。如《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等，反映了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觉醒之后发出的呼声。第二类，应试参考书。1901年朝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社会上便出现了大量的以帮助士子应试为目的的参考书，如《皇朝经世文新编》、《时务通考》之类。这些书都含有多少不等的西学内容，但对西学的概念还很模糊，没有形成知识体系。第三类，游记。这多为中国人游历或出使外国所著，数量很多而且很受国人欢迎。
第三，教科书。教科书是西书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门类，尤为重要的是，它的发展与兴盛是和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以来的学制改革相联系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陆续发布上谕，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所谓“新政”。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措施是：1901年诏令各省设立学堂；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其切实办理京师大学堂，拟定学堂章程；1904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派孙家鼐充任，总管全国教育；1905年诏自丙午(1906)科开始，废科举，从学校选取人才等等。（注：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1988年版，第221页。）在这些新政措施中，1902年制定的“壬寅学制”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的学制，但没有在全国实行。1904年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因公布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而被称为“癸卯学制”。这个学制自1904年一直延用到1911年，对以后的学校制度影响相当大。教科书的大量出现多得益于“癸卯学制”的颁行。在此之前所出的教科书量少且不成系统，而当“癸卯学制”颁行之后，各大出版社陆续印行了各类教科书，教科书得以大量刊行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系统，其分类也渐趋细致，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大批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最具代表。当然，在这些书中，我们还应该把外语教科书及外语工具书区别对待，以便能更清楚的看出当时国人接受西学知识与西学工具的差异。
考虑到资料的性质，本文的讨论将分两大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多个书局和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目比较。第二部分，以1904年上海书业工会的书底为依据，把书目的性质作一详尽分析。这两个部分所用的资料都是不同的。其中第一部分的书目资料因为来自不同的书局和出版社，而书局的性质、地点及刊行的时间都有差别，又加上资料来源的分散，发行书目的时间跨度较长，所以这类书目显得相当杂乱，但如果把这些资料加以充分细致地分析和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不同性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书局发行西书的基本情况。第二个部分的资料则是1904年于上海地区所发行的书目，和第一个部分的资料相比就相对集中和单一，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在。因为时间短且地点集中，就有利于我们进行同一时期的不同出版单位之间的书目类别的横向比较。
二、从申报馆书目到商务印书馆书目（1875-1908年）
上海是近代西书出版和西学传播的中心，也是晚清的译书中心。1860年以前，上海与宁波、香港同为中国出版西书较多的地方。1860年以后，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提升，它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最大的传播中心。以译书机构而言，无论是教会的、中国政府的或是中国民办的机构，除了少数设在广州、北京等地外，十之七八都设在上海。全国三个最重要的西书出版机构，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和益智书会，全都设在上海。以译书数量而言，全国译书总数77%出自上海。以译书质量而言，绝大多数最有影响的西书，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19世纪70～80年代以来，从西方传来了先进的石印技术和铅印技术，而这个时期的上海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所以当时上海出现大量的民办书局也不足为奇。这些民办书局大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故在考虑其出版的种类和数量时，往往都会考虑当时人们的实际需求。
由于在19世纪50～60年代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和出版量甚少，而且多集中在西方传教士所开办的宗教机构中，当时所涉及的科学文化知识类的书籍还很缺乏，大多为西方的传教书籍，虽然这个时期有些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但是还谈不上在普通士人之间的流行。相较而言，19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书在本土的书局中大量刊行，这个时期以来，举凡有关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西方制度的书大量在图书市场中发行，这个时期也正是西学开始流行的重要时期。故本文拟将讨论的时间上限定为19世纪70年代。
随着时间的发展，西书的科类明显增多，西书比例也有了惊人的提高，而在同样的时代里，不同性质的书局所出西书比例及其类别倾向也明显不同。
1.19世纪70～80年代的私营书局书目：申报馆书目、续书目，及上海同文书局、扫叶山房、鸿宝斋等书局的书目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商人美查(Frederick Major,1841-1908)联合几位外商投资创办，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行世78年，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紧贴上海社会，在市民中影响广泛。上海人习称报纸为“申报纸”，就可见一斑。除报纸以外，这家报馆在期刊和图书出版方面也不乏重要贡献，为商务印书馆创建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期刊和图书出版机构之一。
申报馆兼营图书出版主要在早期，即由外国人主办时期。除了设立本馆出版部外，还附属有申昌书局(1874)、点石斋书局(1876)、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84)三家单独经营的书刊印刷出版机构，1889年，美查将申报馆旗下所有企业包括工厂、报馆和三家书局改组为美查股份有限公司，变卖了《申报》的股权，前期申报时期（计17年）于此结束。而此前数年随着其它民营出版企业的崛起，申报馆已逐渐退出图书出版领域而专营报业。
由于申报在近代上海书业出版中的地位，我们以申报馆保存的一些资料来透视19世纪70～80年代上海西书的出版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申报馆书目》和《续书目》大致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西书的出版比例和类型的一个方面。《申报馆书目》出版于光绪三年(1877)，共收入营业书及图画地图54种，其中西书或与西学相关的有《中东和约》、《中英和约》、《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寰宇琐纪》、《昕夕闲谈》、《格致汇编》，画报地图有《亚细亚东部地图》、《寰瀛画报》，共9种。《申报馆续书目》中有书62种，其中属于西书或与西学相关的中国人著述只有《和约汇》、《英字入门》。这两个书目加起来共计书与地图画册116种，属于西书或相关的为11种，并且和约就有3种。和约比例之大当然和申报馆由西人承办有关。可见到了1879年，社会上流行的西书其比例依然很小。
而更好地反映80年代上海西书出版情况的是《申报》刊载的售书广告。从1879年5月到1882年12月申报馆共出书65种，其中西书或与西学有关的共15种。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学习英文的书比较多，这当然与当时上海的英语热有关。字典有《缩本英华字典》、《续印华英字典》、《五车韵府》3种。《英华字典》乃续印，可见此书较为畅销。与此同时学习英语的应用书也不少，如《华英通用要语》、《华英文字合壁》、《华英说部撮要》、《无师自通英语录》、《华英尺牍》。西书15种中，语言工具书就有8种，可见当时上海英语热之一斑。
综合上述《申报馆书目》、《续书目》和售书广告三个来源的资料，可以看到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西书出版的比例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由9.48%升至23.08%。其中，从1877年到1882年12月出版的西书占其全部书的比例为14.36%。从类别来看，语言教科书是最多的（均为英文工具书），共9本，占总数的1/3还要多。其次是有关交涉的西书，全部为和约。此外申报馆还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这为后期翻译小说的流行埋下了伏笔。
同时期的其它资料中，可以对申报馆资料加以必要补充的是《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书画帖》和扫叶山房以及鸿宝斋发兑石印书籍的资料。这三个书局都是私营的，为当时石印兴起的范例。同文书局创办于光绪八年(1882)，由广东徐润兄弟集股投资创办，备有石印机12部，雇员500人，居当时石印业之首。后于1898年歇业，短短十余年间，出版了不少书籍。随之上海兴起了一大批石印书局，鸿宝斋和扫叶山房都在其列。鸿宝斋兴起的历史不详，专出有光纸石印的童蒙读物及线装的古典诗文集、通俗小说。（注：朱联保编撰：《近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扫叶山房创设于明代后期，最初在苏州，光绪年间在上海开设分号，并增添铅、石、影印设备，业务范围由四部之书逐渐扩大。这三份书目资料的年代不详，根据其内容我们可以断定都在19世纪80年代。
同文书局的书目中有王之春于光绪六年(1880)撰写的《国朝柔远记》20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书目在1880年之后，但由其中西书数量之少可见不可能后至为19世纪90年代。鸿宝斋的书目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扫叶山房的书目中除《国朝柔远记》外，还有《乙酉科直省闱墨》，可见其年代在1883年以后，笔者认为当在1883～1886年间。
下面我们来看这三个书目的西书比例。同文书局为2.20%，鸿宝斋为3.36%，而扫叶山房为2.22%。三个书局的比例大致相当，相对于上述申报馆资料中14.91%的比例来说都小得多。这固然与书局的性质有关，但三个书局都是民营的营利企业，从这个比例可见当时西书在社会上并不受重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个书局中有限的几种西书或含有西学内容的书籍的性质。同文书局有西书4种：《陆操新义》、《国朝柔远记》、《谈瀛录》和《中西算学大成》。鸿宝斋所出西书或含有西学内容的书10种，同样也有《国朝柔远记》、《谈瀛录》，所不同的是有五种算学丛书，以及含有西方自然科学内容的《西学大成》丛书（注：该丛书没有子目，统计时只以1计。），另有一种地图和《皇朝经世文编》（注：未注明是初编、续编成三编。按，《皇朝经世文编》编于1820年，所含西学内容不多，续编就专门有了洋务等门。此书定价八元，为数不小，可以推断它一定含有续编或者别的内容。）。而扫叶山房的8种西书则为：《陆操新义》、《国朝柔远记》、《谈瀛录》、《黑蛮风土记》、《梅氏丛书辑要》、《九数通考》、《万国舆地图》、《直省舆图》。这三个书目里有两种书是重合的，另外同文书局与扫叶山房有三种书是相同的。这进一步印证了这三个书目处于同一时代，且这几本书在当时非常流行。其中，《国朝柔远记》记述的是自顺治元年(1644)至同治十一年(1872)的外交史。《谈瀛录》是议论之书，这说明当时对国家兴亡的关心已比较时兴。总体来看，这三个书目中西书涉及议论、算学、地图、军事、交涉几种。对比上述申报馆的资料，不难看到其倾向性颇有不同。
综合上述各份资料，总共1147种书籍中西书占48种，比例为4.1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世纪70～80年代，西书的比例总体上是很小的，尽管从申报馆的资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
2.官书局和宗教出版机构书目—湖北官书局、浙江图书馆附设印所以及慈母堂书目（1898年以后）
十九世纪下半叶，官书局于全国各地兴起。它们皆由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和地方高级长官所倡办，其宗旨在于大量刊印四部书籍，其中也有少量因讲究洋务而印刷的西书。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有湖北官书局和浙江图书馆附设印所的书目，兹对其进行分析讨论。又，资料中还有一份慈母堂的书目。慈母堂作为教会性质的印刷机构，其宗旨在于为宗教服务，但也有少量关于科技及语言方面的西书，因亦属非民营性质，在此合并进行讨论。
湖北官书局又名崇文书局，同治六年(1867)成立于湖北武昌。它的书目笔者看到两份，其中一份注明为民国元年(1912)；另一份时代稍前，由其中《奏定各学堂章程》一书可以断定发行于1904年以后。浙江图书馆附设印所的前身为浙江官书局，清同治三年(1864)设立于杭州小营巷报恩寺。宣统元年(1909)浙江图书馆设立后以其作为附设机构，更名为“官书印刷所”。笔者所见浙江图书馆印所书目时间显然在1909年之后。
浙江图书馆印所、湖北官书局第一、二个书目的西书比例分别为13.83%、7.21%、5.54%。湖北官书局第一个书目的24种西书中，应用科学4种，矿务和电报各占2种。自然科学中有算学1、天文1、格致教科书1，另3幅地图。关于西方制度的书有6种，多为军事和政治法律。另有交涉类的约章3种。第二份书目大致没什么变化，只多了小说1种，少了各种约章。浙江图书馆印所的书目则颇为不同。其西书35种，各种约章就有11种，通商章程2种。应用科学7种中，农政4种，矿务3种。另外还有8种关于西方制度的书，4种为西方军事，学校和政治法律各占2种。
从浙江图书馆印所和湖北官书局的出版特点来看，二者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西书比例均未超出时效在其之前的上述申报馆资料，是其相似之处。但浙江图书馆印所西书数量稍多且更重视应用科学，通商、约章两者都作为西书的重点，而以浙江为尤。这无疑有其地理区位的因素。浙江地处沿海，距西学传播中心上海较近，湖北虽号称九省通衢，对外交通毕竟不及沿海近便。
慈母堂书目注明为1898年，西书只有9种，占总数162种的5.56%。其中，教科书7种，含语言工具书5种。余下1种为游记，1种为地理书。慈母堂中西书教科书数量较多与教会的目标有关，教会要极力地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所以尽力发展教徒、印刷图书、开办教育机构，所出版的书也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以上4个书目都是1898年戊戌维新以后的资料，但西书比例均如此之低，这固然与书局的性质有关，同时也直观地表明，在当时全国改革变法的大潮中，官书局和教会印刷机构基本上没有参与。
3.民营出版机构自19世纪90年代至癸卯学制之间的出版书目(1894～1903)
此时西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上下掀起救亡图存的热潮，如何富强救国已经成为关系每一个国人命运的问题。中国上层阶级由此发起了著名的“戊戌”运动。“戊戌”维新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当属对科举制度作出的改革，即改“八股”为“策论”，成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不久，变法失败，科举的革新也因此遭受挫折。然而，到1901年清末新政时，再次对这一改革予以了极大的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大批急于取得功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学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学堂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西学的传播。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虽然这个学制并没有在全国实行，但对于当时一些学堂的建立却起到了很大的导向作用。学堂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教科书以使学子们能掌握更多的西学知识，以方便其登新的龙门。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颁行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学堂在全国的普及致使对教科书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决定了教科书此后在书局出版中的中心地位。
从《上海飞鸿阁发兑西学各种书籍》、《上海纬文阁发兑石印时务算学新书尺牍》、《上海十万卷楼发兑石印西法算学洋务书目》、《上海十万卷楼发兑经史子集》、《上海申昌书局发兑石印铅版各种书籍》、《上海棋盘街宝善斋书庄发兑书目》以及《宁波汲绠山庄书目》看，这6个书局西书的比例依次为：17.95%、49.77%、17.52%、23.25%、42.39%、62.92%。据统计，这几个书目共有书3165种，其中西书1037种，比例为32.76%。即使从当时相当保守的十万卷楼两个书目来看，西书也已占相当比例，其两个书目共开列书679种，其中西书119种，占17.52%，虽然比不上其他几个书目的比例，但比起70～80年代的申报馆等几个书目已经增长了很多。六个书局的西书总比例32.76%明显比19世纪70～80年代申报馆等书目的西书比例升高了很多，也明显比同时代的官书局与宗教印所出版西书的比例为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时期何种书籍最受欢迎。有关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西方法律制度的书种类都很多，国人所著政论在书目中的比例也不小。为应付时务策论，答好五洲之政，当然需要大量的西方史志政治法律的知识。于是应时代之需，当时还出现了许多百科全书式的专供士子们查阅的应试参考书，大都包含多方面的西学内容。另外，新式学堂的大量建立，也需要学生们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于是新式教科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算学书数量最多。但总体来说，当时并没有出现一套系统权威的新式教科书。
同时期不同地区西书的流行程度也是不同的，这个结论要通过比较来获得。宁波汲绠山庄发行329种书大部分为代售，只有90种书乃自己出版发行。在这90种书中，有西书16种，其中教科书13种，医书3种。其所出版西书的比例占其出版全部书的20%。此比例显然没有同期的上海地区的比例大，地区的差异是其主要原因，毕竟上海是当时西学传播中心。
民营书局都是按照社会的需求以及书籍的畅销获利来调整其出版内容的。我们从上文中西书比例的增多可以看出，西学的迅猛传播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科举制渐渐覆灭，学堂在各地兴起，这一切都为西学的传播准备了丰沃的土壤。
4.时中书局到商务印书馆—以教科书为主的书局（20世纪初期）
20世纪初期，一些书局已经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而且教科书出版在整个书业出版中的比例也日益增加。教科书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当然，大多数的教科书多为直接根据外国教科书翻译而来，或者根据外国教科书改编而成。其中商务印书馆则是所有教科书出版书局中最为成功的一个。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等人1897年创办于上海，初创时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能印刷诸如商业簿册之类的简单印刷品。以1902年张元济入馆为标志，商务出版方向有了转变。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外语文辞书和各类专科工具书等各个门类，发行各种杂志并印行珍本善本古籍。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套科目齐全的中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出版教科书从此成为商务的传统。即使后来学部指定的教科书，也没有商务的教科书受欢迎。
商务印书馆的书目主要来自1904年到1908年《东方杂志》上有关商务所发行的教科书以及工具书、小说、学术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商务出版的482种书中，有472种新书，其中教科书265种，学术书55种翻译小说136种。新书比例这个时候达到了94.86%，是这四个书目中比例最高的一个。
科学图书社的新书与教科书发行销售的也很多，其新书比例仅次于商务。当然这个书局销售的很多为别的书店所发行的教科书，如文明书局、图书公司、彪蒙书局，学部指定教科书等。这个书局共有书587种，其中新书513种，所占比例为87.39%。而新书中教科书为378种，占绝大多数。
广智书局和时中书局的新书比例大致相当。广智书局新书比例为59.38%，共有书192种，新书114种，其中教科书50种；时中书局共有书581种，新书336种，其中教科书占126种，新书的比例达到了57.83%。
这个时期的书局以经营教科书为主。科学图书社和商务的教科书都达到了新书比例的一半以上，而广智书局和时中书局的教科书比例相对弱一些，稍低于一半。在教科书中，语言工具书又占很大的比例，英语占绝对优势。除教科书外，这个时期的学术书籍也很多，而且大多数为日本译入中国的书籍，内容多为西方政治、哲学、历史等。
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很受大众的欢迎，这更进一步带动了我国小说的发展。同时期我国国人自著的小说也大都带有很多传播西方文化的色彩，出现了很多的“外国演义”。小说要以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林译小说影响最大。
三、上海1904年书业公会书底
“癸卯学制”于1904年在全国颁行后，这一制度深刻地影响着西学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与速度。我们可以通过对当时西书在出版业中的比例进行分析，进以窥探西学流行的主要趋势和力度。上海市档案馆现存的同时期书底，就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
1904年57家书局发行新书的情况
资料来源：由上海市档案馆1904年书业公会书底统计整理而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绝大多数书局都出版新书，只是不同的书局所发行新书的比例不同。为方便起见，本文根据新书发行的比例把57家书局分为5类。
第一类，根本不发行新书的书局。上面资料中有8家，诸如何秀记等。这类书局完全出版旧式图书，主要为经史子集和旧式小说。
第二类，发行一定的新书，但新书比例小于30%的书局。这一类书局数量最多，有35家。新书比例起伏也很大，从扫叶书房北号的2.44%到嘉惠书林的26.47%。新书的类别中，教科书相对较少，多以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政论及科举参考书为主。当然，综合此类书局的书目来看，新书发行虽已达到一定比例，但仍以旧书为主。
第三类，新书出版比例在30%～50%之间的书局。这类书局有美华宾记、广益书局、著易堂、理文轩4家。这些书局发行的新书已经占了出版的相当比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书中，教科书的比例有小幅度的增长，政论及科举参考书的比例则有明显下降，而关于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却占据了绝大多数。
第四类，新书比例为50%～70%的书局。宝善斋、六艺书庄、富强斋、文会书社4个书局即为此类。此类书局即以发行新书为主。而且，很显著的特点是，教科书的出版比例大大超出第三类的水平，它们的发行比例从20.16%增长到了37.93%。与第三类书局相比，这类书局所出版的政论及科举类参考书的比例大体相当，但是，有关西方科学知识的书籍之比例却略有减少。
第五类，新书比例大于70%的书局。在这类书局中，新书比例最高可达100%，即书局印行并出版的书籍皆为新书。这类书局有6个，很明显，新书已经占了绝大多数。
从上面这五类书局发行新书的状况来看，当时大部分书店都已经营新书。但是不发行新书和新书比例30%以下的书局就占到了43家，30%这个比例也大概和57家书底中新书比例26.56%大致吻合，这说明当时的书店仍然是以经营旧书为主。但是这个时期也已经有一小部分书店把新书的出版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第三、四、五类书店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的数目明显不多，3类书店一共14家。书底发行新书总数658种，但是14家书局发行新书共426种，占到64.74%。这个时期虽然大部分书店还是以经营旧书为主，但是已经有一小部分书店把经营新书作为他的生命线。
下面我们再看新书的种类。57家的书号留底共保存了2477种书，其中新书或者含有西学内容的国人编辑的书一共有658种，比例达到总数的26.56%。西书中教科书259种，占总数的39.36%；而有关政论和西方科技知识的书比例分别为16.57%和44.07%。
这个时期“癸卯学制”已在全国实行，很多书局也开始专门出教科书。在上面的书业工会书底中，诸如广明书局、兰陵社、彪蒙书室、支那新书局、南洋官书局、震东书局所出书几乎全部为教科书。这些都是为了给当时在全国兴起的众多大中小学堂提供教科书的。
在1904年，科举考试还没有完全被废除，应试参考书的大量出版和发行，仍然是出版业中一种醒目现象。1901年政府明令开设经济特科，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当时一些人为了适应社会上这些人的需要编辑了大量诸如《时务统考》、《洋务经济统考》、《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之类的书，占到了西书比例的9.73%。而时人政论之书的畅销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补充士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和满足策论的需要。当然，政论之书的大量出现和畅销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即国家处于兴亡关头，此类言论针砭时弊，符合国人的心理需求。
有关西方科学知识的书仍是西书的主要内容，这类书是国人认识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的一个主要窗口。而且其中有些浅显易懂的书就为学堂采为教科书，或者为进行科举考试的士人补充其西学知识。当然，其中国人自己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所编著书的数量也不少，尤以自然科学中的算学为突出。国人所著游记也极受欢迎，此类书既可以扩大国人的知识面，也可以做为消遣书来读，在娱乐中求知识，这也颇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
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也是这份资料所反映出的上海出版业中的一大特色。在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是比较受到大众欢迎的一类书籍。商务印书馆的书目资料及上述书底资料，就能有利地相互印证当时小说的畅销程度。
在书底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书非常地受欢迎，无论在人们的生活还是在当时的书业市场中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地球韵言》有11个地方卖，应是当时最畅销的一本书，它是当时用于地理教学和普及地理知识的浅显易懂的教科书籍。（注：张秀熟：《清末民间儿童读物》，见《文史集萃》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另外，冠以“蒙学”、“改良”、“最新”等字眼的教科书，在当时也比比皆是。政论书籍也是非常畅销的一类书，如《校邠庐抗议》有8处经营，《盛世危言》也有7处书店有售。而《汤氏危言》、《劝学篇》也一样受到人们的喜爱，显然这类书极大地符合了当时的大众口味，也是提供给士子们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万国公法》、《金石识别》这些书销售也不错，清末孙宝暄在他的《忘山庐日记》中就记载了他曾经反复阅读《万国公法》的经历。（注：孙宝喧：《忘山庐日记》，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谈天》、《化学鉴原》等西方知识类的书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市场，但一般还只是为学堂采用作为教科书的。
四、结语
西学虽从明末清初时已传入中国，但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却一直非常缓慢，更谈不上在普通读者中流行。而到清朝末年，大致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西学却能在中国的国土上迅速发展并为人们所熟知，一般认为几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这一过程是引人深思的。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70、80年代，即使在西学的传播中心上海，西书流通的数量仍然很少，并且其种类也不多，而到20世纪初期，很多书局已经把出版西书作为其生命线。追根溯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政府的政策。不妨说，晚清的政策对于西学在社会上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措施以至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都显示了中央政府普及西学的决心。其中最紧要的一着做法就是把西学融进了教育体制。只有到这一层面，西学在中国才得到真正的普及。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到19世纪90年代，西学尽管已经相当流行，但国人对于西学的概念还是不系统的。这一时期发行的西书中，地理图籍所占的比例异常地大，由此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周振鹤先生提出的地理学在当时作为先行科学的问题。（注：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见邹振环：《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而且，由于当时“中体西用”观念的流行，导致国人在引进西学知识时出现了一些有意识的选择，其具体表现就是有些在计划中预备要引进的西学书籍一直没有付诸实施。这一问题在讨论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准备在另文中专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