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1)05-0027-0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马恩所说的“纯粹物质的”历史进程意味着：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即使对于人类在主观价值方面的冲突而言。事实上，正如葛兰西所阐释的：“客观的总是指‘人类的客观’。”（注：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and Wishart,London,1971,page445.）反过来说，与人的主观需要紧密相联的价值一旦被历史地普遍化，也就是客观的和可以被经验所察知的，这是在探讨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根源之前必须导入的方法论，我们也正是从价值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客观根源方面做出了如下分析。
一、价值的“蔓延”与价值冲突的普遍化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人们的联系与交往开始走向全世界，以往相对局限于小范围以内的“价值”被“放大”和“渗透”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层次，价值的隐秘性也消失殆尽，虽然体现这种价值的事物与以往时代并无变化，但由于对它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价值也相应地引起了变化。价值的藤蔓逐渐伸展到了全球，从而也使得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普遍化了。当然“‘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开的暴力；它还包括紧张、敌意、竞争和在目标与价值标准上的分歧……它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持续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注：Ian Robertson,Sociology,Second Edition,Worth Pubishers,New Yok,1981,page 18.）无疑，在全球化时代，冲突论者的上述观念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价值需求的扩张与价值冲突的全面化 在全球化时代，原本只局限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内的价值将会为全球所关注（意即有所需要的）甚至事关全球稳定的重大的价值。对此，当代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就曾精辟地指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而这意味着，无论一个民族多么弱小，地处多么遥远，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不受影响而‘独立生存’。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太平天国的起义对英国人和欧洲大陆人来说是一个相隔遥远的事件，因而并无什么牵连；而今日在老挝或越南所发生的事件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象巴尔干事件所引起的一连串事件导致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注：[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而三、四十年后，巴勒克拉夫的这段话不幸言中，只不过事件的发生不是在老挝或越南而是在紧邻他们的泰国，导致的一连串事件虽然不是世界大战，但引起的整个世界的动荡也非同寻常，这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这次事件的主要“肇事者”索罗斯在来年也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注：乔治·索罗斯：《走向全球的开放社会》，《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265页。）如果借用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全球化时代的这种非常丰富与敏感的价值关联可以被生动地表述为“蝴蝶效应”。这一“效应”在全球化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有真实的社会内涵。也必须看到的是，全球化时代价值需求的扩张使得卷入冲突的参与方大大增加，价值的冲突面不断扩大，但同时也使价值均沾了。
价值渗透的增加与价值冲突的广泛化 随着人们价值需求面的扩大，价值也开始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过去时代人们因在同一社会文化系统内而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的某些事物，到了全球化时代却被另外社会文化系统的人们所新奇与喜爱，这一事物的价值才开始显现出来。这种价值往往是由于其深深地浸润了某一特定的文化的特质而满足了其它文化人群的需要才带来的。在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存在如此频繁的文化碰撞，而也正是在如此频繁的文化碰撞中，事物开始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价值，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述或许有益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文化的威力在整个社会范畴里以惊人的幅度扩张起来。而文化的威力，可使社会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充满了文化意义（从经济价值到国家权力，从社会实践到心理结构）。”（注：Fredric Jamesono,'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No.146,1984,page 87.）这样一种文化价值的渗透也使得全球社会的异质性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文化意义与需求，而这种文化观念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因特网等现代沟通媒介的传播更增强了自己的渗透性与流动性，“毫不奇怪，世界上有些紧张状态之所以持续存在，正是由于如下事实，即没有一个地理上的边界能够达到天衣无缝，使观念和货物都渗透不进去的程度。说得再明白点，至少从长远看，有些全球化动力是注定要占上风的。”（注：[美]詹毁斯.N.罗西瑙：《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的确，全球化时代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性大大地增强了，而文化价值的冲突无疑也因此更广泛了。
价值隐秘性的消失与价值冲突的表面化 全球化社会现代传媒与科技控制手段的增加，使以往可能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价值秘密很难再保持或长时间的保持，并且这种价值秘密一旦被披露，很快就可以被全世界所知晓，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社会联系的增强使得过去价值的隐秘性消失殆尽，正如原来一个家庭的秘密现在不得不让整个村子的人知道，而这样一种价值隐秘性的消失，就可能使得身处价值中心的人隐入到一种众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追逐的价值漩涡中，因而他的所有的行为与日常生活都将没有秘密可言，因为这些对于全球的需要而言都具有了某种价值，如戴安娜王妃的悲剧——正如卡尔·奥托·洪德里希所言——象征着大众媒体策划的“情感的全球性”。（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进一步讲，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将面临这样一种自由的剥夺，因为对于全球市场而言，每个人都具有消费的潜在价值，你的一举一动、脾性爱好都将影响到可能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生产供应商。价值隐秘性的消失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价值冲突日趋表面化了，许多以往未曾表现出来的价值冲突都浮出了水面，所以在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空前的增强了。
二、价值的稀释与价值冲突的多元化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价值爆炸”的时代，人们面临着多如牛毛的价值选择，价值不再具有像以前一样的边际效用，相反价值被稀释了和可以被替代了。价值的稀释与价值流动性的增加使价值冲突也日趋多元化了。
价值的消融与不断变更性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信息的急剧增加，每个人都陷入到信息的海洋中，价值消融与稀释在信息的海洋中了，而更严重的是这些信息都标榜自己是有价值的。与之相应的是，价值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具有流动性与暂时性，价值随着信息流在全球的社会空间中快速游荡并不断更新，每个人想要捕捉到自己需要的价值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在全球社会人们面临的难题不是价值的匮乏，而是如何从越来越庞杂的“价值堆”中淘出真正适合自己的价值。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在全球化时代也加快了自己的变换频率，无论是公众的价值观体系还是个体的价值观体系都不再像以往一样具有长久性了，而这样一种观念的变更是基于如下的社会事实：“东西用完就扔的文化扩展了，临时性建筑越盖越多了，模式化部件日见普及了；这些情况都产生同样的心理效果；人和周围事物的联系越来越短暂了。”（注：[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价值的流动性与观念的短暂性进一步带来了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复杂化，价值冲突也不再是固定的，而成为经常变化和不断更新的。例如，由于价值的流动性，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了，“工人现在必须承担更大部分改进工作条件和津贴的成本（换言之，他们更多地承担非工资成本）……作为对劳动需求和劳动生产率冲击的反应，他们必须承受报酬和工作时间上的更大不稳定。”（注：[美]丹尼·罗德瑞克：《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同时，以往在同一社会系统内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固有的价值冲突，在今天也由于跨国公司利用了价值的流动性而变得复杂起来。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可以不断自由地转移自己的资金到有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这不仅造成了经济生产的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矛盾，而且使得中心地区的工人不得不对资本进行让步，并进而极有可能使前者将这一笔“账”记到边缘地区的工人头上。布雷恩·布罗克曾在一篇文章中用直观的数字告诉我们，“德国每小时工资45马克，捷克为其1/10；转到捷克生产的德国大众汽车，同期工资没有增长，生产率却提高30%以上；瑞士一家航空公司缩减120个岗位，只改变一下付工资的地点和雇员的国籍，即可每年节约800万瑞士法郎。”（注：转引自傅佑：《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消极影响》，《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6期。）也正是这一意义上，丹尼尔·贝尔说：“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阶级矛盾，那只是在工资方面不加限制的竞争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主要问题是经济职能本身——即使在国家协助下——不受管束的性质。”（注：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Social Forecasting,Basic Bokks,New York,1973,page373.）但需要更正的是，贝尔虽然分析出了问题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经济职能不受管束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本身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资本利用全球化所玩的这个小把戏只是对阶级矛盾进行了一次精巧的掩盖。事实上，这样掩盖下去的后果恰恰不是消解了阶级矛盾或者将其排斥到次要方面，而最终只会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念更具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这一点上，阿明的看法是极为正确的，他在《不平等的发展》一收中指出，这种世界体系（在价值流动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平等交换意味着阶级斗争的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观察……它意味着，中心国家的资产阶级（唯一存在于世界体系范围的资产阶级）剥削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中心国家的和外围国家的——而剥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尤为残酷”。（注：[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4页。）
文化交往的增加与价值维度的全方位合成 随着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往与碰撞增加了，“一切价值和观念都以它们真正的相对性出现。”（注：[德]卡尔·曼海姆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4页。）人类社会文化的价值坐标体系由原来许多相对平行、各自保持独立的价值坐标体系开始走向了相互交叉与联结的阶段，并进而随着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维度开始走向一种全方位的合成。乌·贝克先生曾对此正确地指出：“从民族国家霸权的观点看来似乎是分崩离析的现象，从世界社会的观点来看则是参照框架的转变：从一体化的、整体性的、限于地域的文化集团（‘民族’）的观念，转向作为无法管理的多样性——出身，观念，对权利与正义的看法，对上帝、众神、外国人及魔鬼的态度，无论这些魔鬼是出自传统还是出自高度文明的化学基因实验室——的全球参照系的‘多文化的文化’的观念”。（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在全球化时代，纷繁芜杂的文化体系第一次真正开始了全面的文化“较量”，文化力的大小将直接决定某一特定社会系统的价值坐标轴的方向。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也逐渐将成为基于同一原点的多维价值坐标体系，最终形成作为“世界文化”存在的价值坐标体系。
文化复制能力的增强与价值冲突的“内爆”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新科技的发展，标志着现代性的生产与制造技术，如大规模产品的生产线一类的技术，则退居于次要地位。新技术具有强大的复制能力，文化也因此更易于移植，例如借助于传统的书籍和现代的电视所传播的文化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被复制。不仅如此，事实上在引入新技术的同时，就在引入着它所包含的文化意识形态，比如在电脑普及化的同时，电脑所内含的美国价值观也一并被移植过来。文化复制能力的增强有助于不同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但同时也容易在全面复制过程中将源文化中所隐含的矛盾与顽疾也移植过来，而这些矛盾与顽疾在短时期内可能并不会爆发，但在与本土文化的兼容过程中这些不可知的因素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在本土文化中引起“内爆”，从而引发更大的价值冲突。事实上，文化复制能力的增强也为文化的侵略提供了一种简便的入口与伪装，源文化很可能对目标文化觊觎己久，通过文化的复制前者可以实现对后者的排挤与取代。正如吉登斯所说的：“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穷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在全球化时代风靡世界的电子游戏，通过不断的文化复制侵入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的角角落落，占据了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童年。过去像中国人玩的游戏，如弹弹子、抽老牛、扇宝（儿）等传统的游戏渐渐地对儿童已失去了吸引力，而实际上在这些游戏中包含有深刻的文化意蕴与特有的价值取向，后者就这样连同游戏都逐渐地萎缩了，整个世界也就成为电子游戏的世界了。在这种文化复制的过程中，“内爆”会不断地显露出来，这表现为：电子游戏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价值理念的冲突——前者的侵入极有可能引发后者作为一个整体的裂变；电子游戏所代表的“新”文化者与传统游戏所代表的“老”文化者之间裂痕的增加——“代沟”也由于这种不同质文化之间差异的缘故而空前的加大和不可弥合了，因为“伴随每一个世代成长的文化，每一代人都能亲身体会。这个文化所引以为重的诸般价值观及传统，是他们从孩提时代所学习到的”（注：[英]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新一代中赞成电子游戏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立。
三、价值的虚拟与价值冲突的泡沫化
随着全球化时代因特网等先进沟通媒介的运用，社会出现了一个与其现实相伴生、若即若离的虚拟社会空间——赛博空间(Cyberspace)，与赛博空间相应的文化“是一种独立的世界的、价值的和经验的眼界，这种眼界靠信息技术得到表达，其中‘充满’了以文化工业的方式流通的、关于可能的生活的图景。”（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这种虚拟的社会“将想象的变为真实的，而且破坏了同真实的任何对照，将其实吸收到自身之中”（注：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7页。）（波德里阿语），这就带来了价值的虚拟与价值冲突的泡沫化。
价值的自我繁衍与价值冲突的必要性 在全球化时代，某一个体居于如此庞大的世界体系中是无足轻重的，只要你不再去“需求”，你就可以被忽略，也就是说，当你不寻求价值时，你就是无价值的。所以，每个个体在全球化时代被抛入一个空前复杂与开放的经济系统中时，每个人都会深深陷入这种“烦”之中，“在进入经济关系的瞬间，他就不依他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地被收入环境和规律似的关系网之中。”（注：[捷]科西克：《具体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而相反，价值本身在创造一种需求，寻求一种对它的需求，过去是根据需要衡量价值，现在是通过价值引导需求，因为人的需求是无限丰富的，在过去被认为无用的东西通过空间的扩展总能获得“新生”。由于这种市场的无限扩大，正如在因特网上没有什么网站不曾被人访问一样，它等待着和寻找着适合自己的需要，然后在此基础上，唤起更多人的注意力与需要，进行着自我繁衍。在全球化时代价值反噬着人的需要，不是人的需要产生价值而是价值产生人的需要。这时的价值需要一种冲突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价值的冲突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价值评估的霸权与价值冲突的可塑性 在全球化时代，对价值的评估也并非全球“一体”的，恰恰相反，其中存在着价值评估的霸权与不公正。价值评估的霸权首先体现在脑力劳动者掌握了对知识的价值评估权，从而使脑力劳动价值与体力劳动价值处于明显的不公平和冲突之中，前者主要依赖于创造和生产它的人类评定其价值，而后者则主要依赖于使用他的人来衡量它的价值。全球化社会中对知识产品的价值评定也没有一个客观的部门来衡量，似乎依靠的是市场。但问题在于，如果某一知识产品本身已经形成一种垄断（如微软的视窗软件），对其进行评定的具有某种外在性的市场，恰恰变成它所操纵的工具，价值的评定恐怕就完全依靠生产者个人的良知和感觉了。
推而广之，当今世界的许多事情，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作崇，价值评估与诠释的权力也被西方国家所垄断，而第三世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明显受到歧视，似乎后者对价值的估计与诠释也是不准确的，即使并非与他们无关的一些事情。通过对价值评估的操纵，西方国家也同时获得了对价值冲突的形塑权，价值冲突完全可以为其所用，说大就大，说小说小，“怎么都行”（费耶阿本德语）。于是，在科索沃塞族对阿族暴力行动的意义就明显地大于阿族对塞族暴力行动的意义，中东地区的规模并不大的冲突事件就明显优于在某一非洲国家所发生的血腥屠杀，价值评估中存在的霸权已经昭然若揭了。在取得了价值评估的霸权之后，西方国家利己的行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披上“正义”的外衣，严然是在替天行道。
价值的模糊与价值冲突的非对立性 全球化时代的价值世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任意性，价值之间的界限也比以往模糊，人们已很难专注于某种传统性的永恒价值，而价值的冲突也并非像以前一样坚锐对立，牢不可破。事实上，价值的模糊与非对立性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在世界市场上争夺文化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在发展其霸权时不是采取直接等同的方式，而是通过展现普遍的范畴和标准，并使后两者构成界定文化区别的参照框。换言之，我们不会变得相同，但是会用一种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展现、表达和沟通我们的区别。”（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虽然看起来，全球的文化体系现在展现出比原来更多的差异，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但这些差别是一种特殊的差别……全球的各种结构都在形成差异，而不是再生产统一。换句话说，尽管不同的文化依然相互区别并发生变异，但它们是日益以一种极为统一的方式相互区别的。”（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增加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这些价值冲突仍像以往的冲突一样具有着清晰的边界与对立性，相反，它们都遵循着一种总体而言统一的趋势并互相影响和走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