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国内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中东论文,近十年论文,国内论文,教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在中东研究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等多方面的社会转型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东历史与社会中的特殊性，中东现代化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伊斯兰教。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学者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另一些学者则从政治或经济或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国别的角度对某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个案研究。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综述。
一、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的综合研究
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现代化进程都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我们首先要谈彭树智先生和他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本著作首先提出的，但这本著作的出版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从理论、方法、视角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而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是不盲目地相信某些“理论”，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中东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书中当然有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如彭先生认为，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时，不能简单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儒教、佛教等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类比，因为伊斯兰教有其独特的特点，如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传统，公平的商业性经济传统，交往的世界性传统等。彭先生从历史交往的角度审视中东国家近二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不但伊斯兰教对现代化发生了作用，同时现代化对伊斯兰教形成了冲击与影响；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和“现代性”都在历史交往中互变，“伊斯兰性”和“现代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不相容的事物；“伊斯兰”不仅是本土的，还包括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而融入自身的因素，“现代性”也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社会所独有的，它已深深渗入中东社会生活变革之中；关于伊斯兰教对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彭先生认为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要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进程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考察。（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杜红在考察了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后认为，现代化可以导致世俗化，也可以导致宗教复兴，世俗化倾向和宗教复兴运动在中东国家是与现代化携手并进的双重现象。导致这一矛盾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两者的外在关系是异质文化的关系，是尖锐对立的；而两者的内在关系又是和谐统一的，如穆斯林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用理性原则思考所处的时代和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一方面努力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对伊斯兰教义和教法进行必要的适应现代化的解释和改革；伊斯兰教的适时调节，使其具有了一定的适应性和超越性。（注：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姜桂石认为伊斯兰教具有伴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适应力和吸引民众的活力，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解机制和兼容并蓄的特点，使它与现代化具有相容性。（注：姜桂石：《伊斯兰教改革与现代化》，《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2000年第7期。）王铁铮也认为，伊斯兰教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性，许多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伊斯兰改革主义者改革理论的引导下日渐深化的。他还将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分为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四种模式。（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343-355页。）
关于乌里玛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关系的重要问题。黄民兴认为，伊斯兰教对中东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乌里玛代表正统宗教机构的阶层，控制着宗教、司法、教育事务的大权，握有大量宗教基金，并有大批成员人仕为宦，权力显赫；乌里玛和苏菲派还时常与乡村的部落机构和城市的行会相互交织，由此确立了伊斯兰社会独特的整合方式，形成了包括中央政府和宗教阶层的事实上的二元政治格局，一旦统治者的现代化改革触及宗教阶层的切身利益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宗教阶层就会揭竿而起，率领民众展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注：黄民兴：《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杜红则将乌里玛在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反应分为五种类型：通过伊斯兰革命推翻国家政权，建立乌里玛的直接统治，直接控制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伊朗）；与世俗政权合作，分享一部分权力，为国家的现代化政策提供论证和辩护（沙特阿拉伯）；作为反对派形成影响国家政策的压力集团，对现代化政策进行批评与监督（巴基斯坦、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完全顺从世俗政权，为其内外政策服务，为现代化政策提供宗教依据（埃及）；在国家事务中完全被排斥（土耳其）。同时，杜红还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乌里玛的地位和作用在日益下降。（注：杜红：《乌里玛在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
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出现的持续不断的伊斯兰复兴潮流，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它的发生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王铁铮、金宜久等人认为，由于穆斯林感受到外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没能改变各国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又出现各种失误，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城市化的畸型发展、贫困、失业、社会混乱、贫富悬殊的扩大、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穆斯林社会形成的冲击等，中东各国在政治经济上遭受着强权与大国的控制与摆布；所有这些原因唤起了穆斯林向宗教回归的心态，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爆发的趋势原因。（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337-339页；金宜久：《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同样的观点还见马金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因的多维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田文林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严峻挑战，是激活伊斯兰复兴主义的直接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霸权主义势力在中东不断进行的渗透扩张，也严重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主权，从而招致广大中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伊斯兰教的复兴。（注：田文林：《文化现代化视角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刘中民进而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强大的迟滞作用：首先，伊斯兰教的发展观与当今世界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相背离，势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产生惰性作用；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暴力活动严重恶化了现代化的环境；伊斯兰激进势力强烈的反西方立场导致多数国家与西方的对抗进一步加剧，使其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原教旨主义已将心理的愤怒上升为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贬损和批判。（注：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
二、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过程，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主义运动、教法的现代化、政治体制的现代化等方面。
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伊斯兰教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彭树智先生认为，中东觉醒和奋起，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取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都是中东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必要阶段。伊斯兰教作为强烈政治参与的传统力量，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125页。相似的观点还见吴云贵：《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4期；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黄民兴按照伊斯兰教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不同作用，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分为三类：苏丹、摩洛哥、利比亚、也门的民族独立运动都是伊斯兰教力量领导的，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是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是从伊斯兰向世俗主义过渡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基础不雄厚，宗教集团在初期虽是运动的领导者，但领导权最终仍由世俗的中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埃及、伊拉克、南也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海湾各国则是世俗主义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但伊斯兰教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126-153页；黄民兴：《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现代民族同家形成中的作用》，《西亚非洲》1996年第3期。）土耳其是典型的世俗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但伊斯兰教力量仍然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世均认为，凯未尔革命中，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由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而发生了分化，其中大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同支持素丹政府的教职人员抗衡、从物资上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配合世俗化改革的实施，为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和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其他阶层人士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注：张世均：《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贡献》，《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刘云认为，凯末尔革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由于民族主义者是在为保卫安那托利亚而和希腊基督教徒进行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伊斯兰地方”和“伊斯兰人民”从基督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土耳其人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在战争中得到加强，乌里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的传统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化改革之前，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制政体，伊斯兰教不但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伊斯兰教职人员还在国家政治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中东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必然要直接面对伊斯兰教。学者们对伊斯兰教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家体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不同的国家和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郭宝华在研究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早期现代化改革之后认为，与近卫军关系密切的苏菲教团以及保守的乌里玛阶层是改革的主要反对力量，同时素丹的改革也得到了伊斯兰教总法典官和正统派宗教人士的支持。（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二章“伊斯兰教与中东的早期现代化改革”。）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伊朗的礼萨汗改革以及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是中东同时代的三次大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世俗化的现代政治制度，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改革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反对，反过来，伊斯兰势力及其影响也在这些改革中被削弱了。张世均则认为，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的各项世俗化改革措施是支持和容忍的，教职人员对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刘云认为，凯末尔的政治改革虽然受到了乌里玛阶层的理解和支持，却引起了各种苏菲教团的不满和叛乱，因此凯末尔对这两种伊斯兰教势力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注：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第80、81页。）
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模式与前述三国完全不同，它走的是伊斯兰化而非世俗化的道路，因此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郭宝华认为，伊本·沙特奉行的瓦哈比教义、发动的伊赫万运动，对沙特阿拉伯由游牧业向定居农业转变，对加强内部安全和国家的统一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加速了部落社会的瓦解，但在严格的瓦哈比教义的熏陶下，许多伊赫万兄弟变成了极端保守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强烈反对伊本·沙特后来推行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其他改革。郭宝华还认为，沙特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推行改革，是与沙特的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的，与沙特的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的，但改革奉行伊斯兰教至上的政策，各项改革措施必然要受伊斯兰教义的检验和伊斯兰教法的制约。（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112-124页。）
伊朗的现代化模式在中东地区比较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伊朗是学者们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时比较重视的一个国家。冀开运在研究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认为，霍梅尼时代的伊斯兰化，并不是要回到穆罕默德时代，而是将许多革新的现代内容溶人了伊斯兰教；议会代表的选举制、教法学家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制都是政治现代化的进步，说明了现代性与传统的结合。（注：冀开运：《论伊朗伊斯兰化和现代化》，《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春放认为，伊朗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带有政治现代主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应该把它看做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进步的成分，又有落后保守的成分，既有适应现代化的成分，又有不适应现代化的成分。但这种政治模式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伊朗的政治体制中也存在着深刻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内在矛盾，其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构成伊朗民族进一步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霍梅尼之后，统治集团不得不进行改革，法基赫职位日益世俗化和世俗权力在民选机构的节节胜利，正在改变政治权力的分布和运作规则，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业已破产。（注：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三、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
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问题是国内学术界在中东现代化方面最为关注的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中包含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传统因素。如彭树智先生认为，《古兰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伊斯兰教的社会经济正义以及远行经商、勤劳致富、务实等传统都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6页。同样的观点还见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第108页。）黄民兴进而认为，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发展社会福利和经济多样化、对避免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对缩小贫富差距、对避免通货膨胀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241-242页。）马明良对伊斯兰教的经济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伊斯兰教的勤劳致富、发展生产、诸业并举、鼓励经商、公平交易、合理分配财富、适度消费等经济观念，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平衡、稳定、协调而健康的发展，有利于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注：马明良：《浅谈伊斯兰教的基本经济观》，《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3期。同样的观点还见刘中民：《论伊斯兰教在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社会调控作用》，《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冯璐璐也认为，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心理驱力，激发穆斯林的经济热情，将人的活力转化为经济运转的盎然生机。（注：冯璐璐：《对伊斯兰经济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杜红在承认伊斯兰教中存在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因素的同时，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内在张力不足，不利于增加人们的经济活力，不能产生促进经济现代化的足够动力。（注：杜红：《伊斯兰教与经济现代化》，《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3期。）杜红还将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与新教伦理进行了比较，认为伊斯兰教对人的物欲的压抑不严厉，从而不会激起强烈的变革愿望，伊斯兰教的“行善”与追求财富并非如基督教新教那样一致，无法形成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伊斯兰教虽兼重两世，却更重来世，而来世的得救取决于穆斯林的行善程度，而不是经济成就，这种价值观就使穆斯林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动机不够强大，“公平”、“正义”、“平等”的经济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穆斯林的经济动机；伊斯兰教强调经济活动服从于真主和使者，不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禁止利息的传统也阻碍着现代金融和银行业的发展。（注：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第107页。）田文林同样认为，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神职人员作为伊斯兰教的现世代言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属于典型的上层集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宗教财产，经济现代化的改革必然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对现代化的改革持怀疑与抗拒的态度，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阻力；在思想理论层面上，伊斯兰教的发展观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大相径庭，在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中，经济成就并不占首要地位，对安拉的服从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发展观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注：田文林：《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阿拉伯世界》2001年第3期。）
刘云对伊斯兰教的经济观与生产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伊斯兰教在理论上虽然不适合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却因信仰程度的差异而不同，穆斯林的信仰生活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一般的穆斯林，他们要遵循行善的原则，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之后还要满足穆斯林兄弟的需求，他们除了不生产被禁止的产品以外，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经济行为与现代经济的要求是一致的；第二层次的信众奉行公平原则，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要满足穆斯林兄弟的需求，他们在市场上追求利润的同时，要兼顾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符合经济现代化的要求；第三层次的信众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放弃自己的经济回报而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经济行为与市场经济的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注：刘云：《伊斯兰教的生产观与经济现代化》，《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冀开运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伊斯兰化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经济措施属于落后、保守的教条式的东西较少，而具有更多的现代性，从而以伊朗为例说明了伊斯兰教与经济现代化的适应性。（注：冀开运：《论伊朗伊斯兰化和现代化》，《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米寿江通过对伊朗白色革命的研究，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只要不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伊斯兰教并不排斥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方面的现代化；巴列维国王在改革措施的实施过程中，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均平、公正、节俭”等基本原则，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人民最终在原教旨主义的号召下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注：米寿江：《伊斯兰文化与经济现代化》，《世界经济》1997年第5期。）哈全安则认为，经济社会的进步趋向与政治领域的滞后状态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源；白色革命引起伊朗社会的剧烈变革和现代化的长足发展，决定了政治上保守的巴列维王朝覆灭的命运，进而导致伊朗的现代化自经济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和民主政治的滥觞。（注：哈全安：《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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