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贡献和局限
众所周知，在哲学史上，人们常常把康德所发起的哲学革命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本人引入了哥白尼在天文学中的革命来说明白己在哲学中所实行的变革。当然，在这里，康德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地叙述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而是试图把这一贡献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革命贯彻到对哲学的研究之中。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以对象为轴心去解释知识，而康德的先验哲学则试图以认识主体为轴心去解释对象，即“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说得更明确一些，“这个模仿自然科学家的方法就在于：在可以通过一次实验加以证实或反驳的东西里寻找纯粹理性的诸要素。”
海涅对康德的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实质和意义做了十分形象的说明：“自从康德出现后，迄今回旋于事物的周围，东嗅西闻，收集些事物的表征加以分类的哲学便一蹶不振了，康德把研究工作引回到人类精神中去并考察了那里所呈示的东西。因此他把他的哲学和哥白尼的方法相比较并非是不恰当的。……以前理性像太阳一样围绕着现象世界旋转并试图去照耀它；但康德却让理性这个太阳静止下来，让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旋转，并使现象世界每次进入这个太阳的范围内，就受到照耀。”在海涅看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它使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一蹶不振；另一方面，它肯定了理性，尤其是纯粹理性在人类全部认识活动中的基础的、核心的作用。
然而，康德的哲学革命也留下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康德同时代和以后的哲学家们的批判和反思。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这样写道：“认识能力摇摆于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与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之间。感性在自身之后什么也没有，知性在自身之前什么也没有。……批判的理性之为理性纯为无事忙，即只为自身而忙碌。因此，批判主义如果不愿沦为虚无主义或绝对怀疑主义，则这位先验的唯心主义者必然有胆量主张‘最激烈的’唯心主义；他必然宣称，只有现象存在。”这段评语集中反映出康德哲学革命的局限性。
首先，文德尔班这里说的“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指的是“心”（Gemuet）。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一个注释中，康德肯定“心”有三种能力，即感官、想象力和统觉，并指出：“在这上面就建立起了：（1）通过感官对杂多的先天概观；（2）通过想象力对这种杂多的综合；最后（3）通过本源的统觉对这种综合的统一。”按照这样的论述，在认知的范围内，“心”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心”，也就不可能有感官、想象力和统觉这三种认知能力，而没有这三种认知能力，任何认知活动都是不可能的：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康德赋予“心”以更宽泛的含义。他强调，“心”有三方面的能力：一是认知机能，就是上面已经论述到的感官、想象力和统觉，涉及到认识论；二是情感机能，即愉快或不愉快，关涉到审美和艺术；三是欲求的机能，关涉到意志和伦理学。众所周知，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对“心”的上述三大机能的考察。然而，“心”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心”会具有这三大机能呢？康德对此却没有做出任何论述。显然，在他看来，“心”乃是一个无法认识的“X”。
其次，文德尔班这里说的“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指的则是“物自体”或“自在之物”（Ding an sich）。人所共知，康德所创立的先验逻辑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是在对象中区分出经验范围内的“现象”和超经验的“物自体”。知识只停留在经验和现象的范围内，“物自体”则是不可知的。在康德看来，“物自体”作为X是可以被思考的，但却是无法被认识的，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是“物自体”向我们显现出来的现象而已。对于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学说，黑格尔不无遗憾地评论道：“这样康德哲学，对于思维懒惰，提供了可以躺着休息的靠垫之用，因为一切都已经证明了，完结了。”
再次，文德尔班认为，康德把全部知识都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强调“物自体”只有在实践理性中才能起到积极的范导性的作用。这样一来，不仅割裂了人们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助长了一种浅薄的怀疑主义。
实践活动对“心”的直观的扬弃
无论是康德哲学的研究者，还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都不经意地忽略了马克思在一段重要的论述中对他自己的哲学和康德的哲学之间的本质关系的阐述。这段论述见诸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它是这样表述出来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段话是阐明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康德哲学革命关系的总纲。在这段极为重要的论述中，蕴含着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提到康德的名字，也没有对康德的哲学革命做出全面的论述，但他从根本上肯定了康德哲学革命的思路，因为从主体出发，而不是从对象出发看问题的思路正是康德哲学革命所取得的根本性成果。第二层意思是，马克思也看到了康德哲学革命的局限性——虽然康德高扬了主体性和认识的能动的方面，但他忽略了感性实践活动在整个人类认识中的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他只停留在对“心”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这一结论的强调上，但对这一结论却缺乏任何论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认识论本质上是静态的、直观的认识论，蕴含着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看来，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自然也就构成了人类的全部认识活动的基础。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以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Praxis）扬弃了康德的“心”的静态的“直观”（Anschauung）：
首先，马克思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说明。”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类所具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他们为了生存下去而在与环境打交道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承认这一点。也就永远性地解构了康德赋予知识的直观性的特征，也解构了其知识论的主观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倾向。
其次，马克思主张，即使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调的“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在其提法上也是不合适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主义认识论时，也批评了康德：“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
最后，马克思启示我们，康德所说的“心”及其感性直观、想象和统觉的能力也是在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指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显然，马克思这里说的“人化的自然”也就是指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媒介而得到改造的自然界，而康德所说的神秘的“心”所具有的感性直观、想象和统觉的能力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社会关系”对“物自体”概念的扬弃
在康德之后，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起来批判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与黑格尔看来，“物自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理性抽象思维的创造与黑格尔不同，叔本华认为自己是直接继承康德哲学的。他认为，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远比思辨理性重要，而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意志”（Wille）。正是通过这样的解读，叔本华把对神秘的“物自体”的解读重新引回到生活世界中，即归根到底，“物自体”就是意志，尤其是人的生存意志。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叔本华式的解读推进了人们对“物自体”的认识，并使之返回到人类生活本身上，但这一解读仍然没有深入下去。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出发，深刻地揭示出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的真正的含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巨大的商品堆积，而商品作为“物”（Ding）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是作为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二是作为社会属性的交换价值。在这里，有趣的是，劳动产品一获得商品的形式，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商品拜物教。那么，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是什么呢？马克思写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揭示出康德的“物自体”概念的真正的秘密，即它是隐藏在商品之间的物与物之间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此外，马克思也通过生存、生活、需要、生产这些概念，完成了对“物自体”这个概念的去神秘化。马克思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道德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不能脱离人类的实际生活，抽象地谈论意志的作用。实际上，人类的生存意志总是首先体现在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基础的生产劳动中。然而，生产劳动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活动，归根到底，它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展开的。由此可见，人们是不可能让自己的生存意志随心所欲地发挥作用的。人类历史表明，这种作用首先总是沿着生产劳动来展开的，而生产劳动得以展开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康德的神秘的“物自体”的真正的本质乃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决定着意志，尤其是人们的生存意志在生产劳动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表现方式。
“否定性的辩证法”对“先验幻相”的扬弃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深刻地揭露出理性的一种自然本性，即理性总是自然而然地运用知性范畴去追求超经验的物自体，这样，它就必定会陷入到“先验幻相”（transzendentale Schein）之中。
黑格尔认为，康德认识到理性本性中蕴含着的这些矛盾，“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但康德的见解是如此的深远，而他的解答又是如此之琐碎；它只出于对世界事物的一种温情主义。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本性中的矛盾和辩证法并不是应当加以避免的污点，而是具有真正积极的意义，“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这就启示我们，在康德那里被割裂开来的“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对立，黑格尔通过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的论述而被扬弃了。也就是说，黑格尔把“物自体”的概念改写为“本质”的概念，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现象”而去认识“本质”？抽象的、不可知的“物自体”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还是认为，黑格尔的《精秤现象学》对否定性的辩证法做出了深刻的叙述。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卓越眼光，即不主张单独地谈论辩证法，而是主张以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作为基础和载体来谈论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脱离社会历史，尤其是人的实践活动来谈论辩证法，辩证法必定会流于诡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深入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法，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重新阐述了辩证法思想。此外，马克思还认识到，辩证法的根本精神在于辩证的否定。这样一来，经过马克思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改造，辩证法由消极转化为积极；成为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由现象而深入认识社会本质，特别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法和武器。
综上所述，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在哲学史上完成了划时代的革命，而这一划时代的革命正蕴含着他对康德哲学革命的继承和超越。事实上，只有把这两次哲学革命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我们才可能对其中的任何一次哲学革命作出更深刻的理解。
摘自《复旦学报》（沪），2005.1.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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