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四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四十年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2)01-0065-07
精神是小说之魂。一部作品，无论长短，能否写出一种精神来，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 重要标志。正如我们阅读古今名著，感触最深的往往是蕴涵在作品中的精神所在：一种 鼓舞，一种启迪，或者一种难以言表的滋润……。
所以，我认为，精神探寻是40年代的小说创作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也是以往研 究较为薄弱的一个方面。对于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上往往存在着一种 隔膜，由于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年代，因而大家的着眼点常常集中在其史诗 般高歌猛进、大起大落的一面，集中在政治本身以及政治影响下的种种文学现象。或者 突出解放区文学的服务作用，或者强调国统区创作的反战情绪、强调作家对黑暗、腐败 、残暴的揭露，即使注意到某些独特的意义不同的文化景观，如钱钟书、徐訏、张爱 玲等，大多也是因人因文，就事论事，徘徊于赞叹、欣赏和泛泛品评之中。当然，这些 研究也是重要的、有价值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一是 零星和片面，缺少一种联系的目光和全局的审视、把握；再是浮光掠影，缺少一种更深 层次的体味、挖掘和展现。笔者以为，研究40年代小说创作，“精神探寻”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契入点。它是贯穿40年代众多文学思潮的突出主题，是散见于各类作家思想天地 的中心意象，是小说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背景和原因，同时，也是一个鲜明的、浓 郁的但长久以来却被忽视了的时代特征。应当指出，其它时期的小说创作当然也包含众 多的精神探索的因素，有些作品甚至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能像40年代小说创作这样集 中、这样强烈、这样广泛，尤其是这样以群体的面目出现，并达到如此深度和高度的却 实在不多见。而且，我们发现，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境界，即使在以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也还没有被超越并且似乎一时难以超越，这一切无疑具有了更深的意味。
重温一个时代是令人感慨的，尤其是重温一个留下诸多辉煌、诸多意味、诸多探索、 诸多遗憾的时代。
一、意向和气象
审视40年代的小说发展，我们首先注意到一种醒目的现象，那就是创作风格的深刻变 化。
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是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争 。整个40年代几乎是伴随着血与火度过的，这种状况对广大作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 响。首先，它彻底打破了作家们的平静安稳的生活秩序，使每个人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动 荡年代生存与灵魂的熬煎，这种熬煎的意义不仅在于极大地丰富了作家们的生活积累和 情感感受，更重要的是程度不同地拓展了创作者精神天地的广度和深度。其次，战争的 漫长和残酷，使相当多的作家相继抛弃或超越了肤浅的乐观和漂浮的幻想，进而在苦闷 和抑郁中开始较为深刻的思索。他们的目光透过战争的硝烟，转向在这特殊时期更加突 出地暴露出来的社会黑暗和痼疾，转向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优劣得失，“国民性”问题 又一次被认真而强烈地提了出来，这一切清晰地折射出一代文化人极具意义的精神觉醒 。第三，战争和苦难激发了作家们空前的思想勇气和创造激情，激发了他们对自己前途 命运和历史作用的沉痛反思，许多作品表现出极为浓郁的精神探索的意向，这是作家群 体对于战时社会的独具特色的贡献，是“五四”探索传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积淀后一 次颇具活力的迸发，同时，也是这一时期一批作家创作风格深刻变化的原因所在。
这种变化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整体创作倾向的改变。像是一股浪潮冲击、 席卷着战时的文坛，除解放区文学独具特色的文化倾向外，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总体格 调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其突出特点是：从自信走向疑问，从明朗走向晦暗，从青春倾诉 走向理智审视，从激情塑造走向哲学思考。被誉为民主革命时期最冷隽的现实主义作家 的沙汀是这一特点的重要代表。进入40年代，沙汀笔下的乡村生活愈加阴森惨淡、充满 悲剧色彩，《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则达到了某种极致。这是一种全景式 地剖析和展现：各类名流的阴险与腐烂，知识分子的幻灭与痛苦，贫苦农民的艰难与抗 争，三者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一个半人半兽的完整社会结构。不仅知名作家作品如此 ，许多文坛新作也深刻地体现出这种变化，特别是40年代后期的一些作品。以1948年出 版在上海的两部长篇小说为例，丰村的《大地和城》以20年代北方农村为背景，入木三 分地剖析了传统农民的复杂心态。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文化心理透视，从特定的侧 面反省了中国农民在自发状态下从生存、遭劫、反抗而不可避免地变质毁灭的苦难历程 。李广田的《引力》则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时代青年从希望、失望到绝望，再到产生新的 希望的全过程，“从昏天黑地的沦陷区走到昏天黑地的大后方来了”，这种颇具力度的 展现和揭露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思考，我们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沉甸甸的。其二，是个体 作家的风格转换，最为突出的是巴金。40年代巴金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但其创作风格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史家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青年巴金”向“中 年巴金”的转变。他开始关注芸芸众生，关注社会重压下个体生命的艰辛与无奈，叙述 格调也由热情奔放转为冷静伤感。《憩园》、《寒夜》虽然还是写家庭矛盾、代际冲突 ，但与以前相比，思想内涵已有重大变化。在“激流三部曲”中，家是黑暗的象征，是 扼杀生机、摧残人性的枷锁，走向社会则是唯一的出路；而在《寒夜》、《憩园》中， 家则不只是可怕的牢笼，同时也是温馨的归宿；社会不再是光明的化身，同样也是风险 重重。作者一改过去写作一味抨击的激情与痛快，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一种理解、同情 乃至感伤和叹息，正是这种悲天悯人的苍凉情怀，这种旧梦依稀的遥深感叹，使《寒夜 》、《憩园》成为巴金作品中最富感染力的艺术珍品。茅盾亦是如此。我们说40年代是 茅盾创作的又一个丰收季节，不仅是指他写出了一批紧随时代的小说和戏剧，更为重要 的是因为他创作出了《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样一部浑融老到、风格独特的作品，显示出 其艺术世界的辽阔、深邃和成熟。这部小说确实是茅盾创作中的一个特例，它一改作家 常用的政论式的、社会剖析式的宏大叙事手法，有意识地和现实拉开了一定的心理距离 ，更为注重日常生活，满纸都是家庭伦理，人情风俗，文化氛围非常浓郁。茅盾无疑十 分看重这部作品，他曾在不同场合一再谈起，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极为困难的处境中 ，这部作品成了他内心深处某种理想和情感的寄托，并在秘密状态中续写了部分章节。 《霜叶红似二月花》以细腻的笔触揭示出作家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在一定意义上是更为 真实的一面，同时极为深刻地展现出作家精神追求的某种变化，而这两点，恰恰是作家 内心深处十分珍视的。无论是个体创作风格还是整体创作趋势，40年代小说创作这种变 化是有目共睹的，它像天边一抹曙光，预示着也代表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这是一个大思考的年代，也是一个大收获的年代。所谓大思考，是指在思考的范围和 思考的力度上。也许这个时期的思考并没有二、三十年代那样迅猛、那样强烈、那样尖 锐和震撼人心，但其思维的活跃程度、其思想的质量以及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却是令人 吃惊和振奋的。在这些方面，不仅二、三十年代不可比拟，就是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似乎都难以超越。表现在小说创作中，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带有明显的历史感，追求 在平凡的人群和平凡的人生中说明一些不平凡的道理，体现一种独特的精神。因此，这 个时期的作品也许未能像30年代一些大作品那样声名显赫，也未能塑造出影响巨大的人 物典型，但在思想、艺术诸方面却要更加老到、深遂和成熟，尤其是更加富有理性精神 和历史气质。以老舍为例。老舍写于40年代的名著《四世同堂》，极为深刻地体现着一 代文学大师的信念、情怀和使命感，那种超乎寻常的历史深思，那种渗入现实肌里的文 化深度，都是一般作家所难以比拟的。作为抗战时期的作品，《四世同堂》理所当然地 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要讴歌人民的觉醒与反抗，但这些并不是小说的重点， 作品的最为闪光之处在于通过沦陷区民众屈辱境遇和精神折磨的精湛描写，对我们传统 文化的诸多弊端进行了沉痛的反思。小说以明确的批判意识揭露了浮游在北平市民中的 民族劣根性，剖示了他们封闭僵化，麻木敷衍，苟且偷生的精神世界，进而对民族精神 素质进行了清醒惕透的反省。作者满腔热情地渴望着在民族解放的战火中焚毁这种根深 蒂固的劣根性，在古老中国的新生中重铸理想的民族文化人格。写于同一时期的长篇小 说《围城》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抗战时期的生活，同时，进一步延伸和丰富了这种思 考。《围城》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集道德、风俗、人情以 及文化批判于一炉，以一种睿智典雅的笔触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知识分子的灵魂空虚和精 神病态。《围城》的价值在于以极高的智慧和技巧深刻揭示了人类精神的某种堕落，在 “围城”之内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英雄，虚伪巧饰，口是心非，寡廉鲜耻，尔虞我诈充 斥其间，无论你自我感觉如何，无论你是否意识到，都注定是一个盲目的寻梦者和为命 运所玩弄的失败者。人们论述钱钟书的创作，常常称之为超逸于政治超逸于时代，将目 光直接指向人生。我则以为，作者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自己政治思考和时代关怀 ，诚如先生在《谈艺录》中所坦言的：“《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 也。”正是这种浓郁的忧患意识使钱钟书的作品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理性精神，具 有了历史透视的相当深度，《围城》等作品对于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自嘲以及中国化了 的西方文明的剖析审视，是4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共同倾向；与同一时期《四世同堂》 等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反思，形成了发人深醒的对比和意味深长的补充。而这 两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则是40年代小说创作精神探寻令人骄傲的成就之一。
历史行进到40年代确实走到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关头，经过“五四”以来各种文化思潮 长期的浸润启迪，经过数十年外国作品大量的引进洗礼，特别是经过民族存亡生死危机 强烈的刺激震撼，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终于迎来一个产生重大飞跃的特殊时期。优秀的文 学作品不仅参与这一历史进程而且是其最直接、最形象艺术写照，从无数创作个体极为 浓郁的精神探索意向到整个文坛蔚为壮观的思想追寻气象，40年代小说创作在中国百年 文学史上留下了十分宝贵的一页。阅读40年代，我们深切体味到了一种精神的奔腾和思 想的魅力。
二、新鲜与真纯
据说，著名评论家胡风最初读到《财主底儿女们》时，曾长时间地沉默不语。后来， 在该书序言中他用诗情画意的语言告诉人们：“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 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敏感的胡风无疑从这部作品中捕捉到某种独特的 东西，他被深深地打动了，究竟是什么东西引起胡风如此高度的关注呢?
路翎小说给人最强烈的感受是一种不可遏制的新鲜活力。从《青春的祝福》系列到《 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路翎的创作以喷薄的气势激荡着40年代的中国文 坛。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天然的强悍和活力，具有一种崭新的意象和美感，这一切在我们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是极为罕见的。路翎的小说主观色彩鲜明，强烈的内心冲突和复杂的 情绪波折是其突出的特色：一群粗犷的人物，一些痛苦的灵魂，一组激情澎湃、狂躁不 安的形象，不是在精神炼狱中走向毁灭，就是在灵魂剖析中获得新生。整个现代文学30 年，能有多少人会以这样的思想、情调和笔触来燃烧自我、激扬人生呢?路翎的作品显 示出某种少有的新鲜气息和冲击力量。正如评论家邵荃麟所称赞的，它“充满着那么强 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 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 最初过程。”[1](第177页)而胡风则直接称之为“青春底诗”。
新鲜感和丰富性是40年代小说创作精神探索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纵观40年代，小说 创作真正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异彩纷呈的局面，众多的审美观 念在相互碰撞、交流中，不断地建构、探索和深化。除了解放区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后，在共同的目标旗帜下，获得某种程度的理性共识外，其余地区无不呈现出多取向、 多层面、多争论的探索和追求。就像战争使一些文化中心迁移散落一样，40年代的审美 思想也呈现出某种多元散落状态，这种状况也许会影响到文艺思潮的集中、强化和造势 ，然而却使众多的文艺探索更加丰富、特异和深邃。此外，这个时期大量外国作品集中 翻译出版，极大地开拓了作家们的眼界和胸怀。异域文学的艺术智慧和魄力，有效地涵 养了作家们的文化根柢，丰富了他们的表现手段，同时也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创新欲望 和艺术冲动。
最具创新意识、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种创新成就的是徐訏和无名氏，他们从另外 一个侧面给40年代文坛带来一种新鲜、有味、活泼的东西，进而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精神 价值。徐訏在《风萧萧》“后记”中直言不讳地宣称：“文学不是记忆或回忆而是想 象。”这种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方式，在其作品中外化为一种特定的审美形态，并且 融入其作品的人物、情节以及奇异多姿的景象之中。徐訏的新不仅表现在浪漫艳丽的 爱情故事上，更表现在这些故事所蕴含的深层精神和哲学思索上，那种对个性自由、人 格独立等西方现代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出世入世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依依不舍的 眷恋，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诗意、一种浪漫、一种崭新的意象。徐訏的作品虽 然缺乏社会历史的厚度，缺乏观照现实的力度，却大大增加了人性和生命的深度。同一 时期，与徐訏齐名的无名氏带给人们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致，他在40年代中后期先后发 表了《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无名氏初稿》等小说，一版再版，风靡文坛 。与徐訏相比，无名氏的创作风格更加粗豪奔放，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洋溢在作品中 的极端色彩和冲突之美。作者就是要通过极度地夸张渲染，直逼人生的两极状态，用跌 拓多姿的爱情故事，写出生命的能量、活力及其可能达到的境界。其现代主义的新颖手 法的确具有一种迅雷疾风般的冲击力，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聆听到生命的强劲呼唤，感 受到人生的无限风光，体验到造化的神秘力量。徐訏、无名氏都被称为用文学来探索 生命意义的纯文学作家，他们对理想化人性的不懈追求，对新颖奇特的艺术手法的大胆 尝试，不但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派的艺术世界，而且为40年代文学园地留下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
探讨40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背景，我们还想特别指出的是，对平凡和真纯的执著追求 ，这是战争岁月的另外一种声音，也是这个时期常常引起今天思考和回味的一处文化景 观。谈到这一点，不能不提到张爱玲和苏青，尽管人们对这两位女作家的特点已经有过 诸多的总结和概括，但我以为，平凡和率真应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张爱玲曾 着意强调苏青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是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这些见解是颇有见 地的。苏青与其他女作家不同之处最明显地在于性格的直率与坦白，其作品“没有掩饰 ，没有夸张”，无论是爱是恨，是喜是悲，很少大起大伏，更多的是一种安然和平静， 在其潇洒脱俗的笔致之中，散发着浓郁的世俗味和人情味。苏青一再说自己是一个平凡 的女人，也乐于平凡，她渴望一种世俗的平凡生活，实在的生活，这种坦诚的态度和世 俗的追求曾给许多读者带来一种无言的温暖和亲切感。而平实坦率的风格甚至胜过其“ 自传体”的小说内容，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阅读苏青作品，你很难说苏青作品有 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在作者单纯而直率的表达中却无疑蕴涵着深刻的意味，那是一种自 然的、天籁的、蕴含丰富的意味，令人一读难忘，回味悠长。正如1945年3月份的《杂 志》月刊在介绍张爱玲和苏青时所特意指出的：“尤其可贵的，似乎在她们两位的文章 里，都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妇女的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在这方面，张爱玲似 乎更为明确和突出，她以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切入现实生活，敏锐地发现并展现出 许多被主流文学所遗忘或忽视的东西。张爱玲认为，人生有飞扬的一面，也有安稳的一 面，强调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而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张爱 玲不断用坦率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并用自己的小说不断证明、补充、提升着这种认 识。张爱玲的系列小说，系统完整地描写了现代都市的畸形人生和畸形人性，进而揭示 出其中积淀着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等复杂因素，并由此表达了她对中国现代殖民化过 程中社会生活的某一本质的独特认识和深切领悟。笔者以为，张爱玲的意义同样不在于 思想的新颖或深刻，而在于以真诚和坦率构筑了这样一种姿态：她始终顽强而固执地坚 持着自己的话语方式，细致而痴情地构筑着自己的精神园地，坦率而坚定地恪守着自己 的批判目光，并以自己的系列作品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颇具批判内涵和认识价 值的“例外”。“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2]“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 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3]张爱玲用这些极具沧桑感的故事和话语，凝聚成现代文学 史上一个独具意味的“苍凉的手势”，那是对世俗人生审美的、人性的、生命的体验和 观照，也是对精神家园另一种风格的苦苦追寻。
纵观40年代的小说创作，精神探寻如同一股涌动的潮水，渗透并浸润在各种风格的文 学作品之中。它不仅深深影响着小说的思想内容，而且极大地激活了小说艺术形式的创 新和飞跃。为了更好地展现表达日趋深邃和丰富的精神探索成果，作家们大胆借鉴古典 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积极汲取不同文学样式的成功经验，融会贯通，积极 创造，在小说表现手段和小说体式诸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四世同堂》的全景式、 多线索、大跨度的描写手法，不仅突破了老舍本人已经形成的固有创作格局，而且为40 年代小说创作增添了一种艺术气魄；钱钟书的《围城》采用的是旅行者的游记式结构， 夹叙夹议，妙语连珠，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学人小说”的迷人风采；张爱玲“家史性” 的叙说方式在技巧方面显示着极深的功夫，而其语言的华丽、雅致、圆融光润和意象丰 富则形成一种不可替代的艺术风格；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以情感为中心、为主线 、为基调的“青春文体”，使人在耳目一新的震撼中感受到一种艺术的力量。另外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师陀的创作实践。师陀是一位历史感、责任感极强的作家，为了实现从一 个特定的角度透视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气氛和性格的目标，他的小说进行了各种体式的 写作尝试和艺术探索。从早期作品《谷》、《里门拾记》和《落日光》，到短篇集《果 园城记》，再到其著名的长篇小说《马兰》、《结婚》，师陀施展多彩多姿的笔墨，从 不同的取向和层面上拓展着城市文学和乡村文学的境界，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艺术的表现 形式。从40年代多姿多彩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文体”创造的倾向， 这是一种主动的进取，也是一种自觉的尝试，本质上则是小说创作精神探寻极为迫切的 需要。在那色彩斑斓的体式背后，都有一双精神渴求的眼睛。
三、可能与先导
赵园在文艺论集《论小说十家》中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一些议论的确独具只眼 、新意迭出，颇具启迪性，读后令人三思。比如，她在论述端木蕻良时，着意指出其40 年代的作品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性”，并且认为“这些可能性却仅仅部分的变为现实 ”。这些话语带给读者一个较为广阔的认识空间，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端木蕻良的作 品诚然如此，放开一点，反思整个40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探寻，其实也是一样。
我以为，研究40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探寻问题，其意义起码应有两点：一是通过文学 作品考察这个时代精神领域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寻找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另一 方面则是通过研讨这种精神探寻的起伏消长，探索一个时期的精神成果对后世的影响种 种。如上所述，4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精神探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无疑是我们民 族精神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个极为厚重的阶段，值得高度重视。此外，这种成就还蕴含着 一种更深层次的价值，那就是为中国小说精神世界更广泛更深刻地开掘和建构，开辟了 一个较为广阔的前景，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性，并且许多优秀作品本身已经成为实现这 种可能性的先导。然而，如同赵园评论端木蕻良所说的一样，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这 种精神探索的可能性也仅仅是部分的变为现实。40年代小说创作中颇为辉煌的精神收获 影响所及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走向规范，不断强化，并且达到某种极致；二是一时中 断，销声匿迹，八、九十年代又被发现光大；还有一种则如彗星闪过，无声无息，其价 值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开发研究，尚待时日。
影响最大，发展最充分的是解放区文学。应当明确，解放区小说的创作实践是40年代 小说创作精神探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极为重视精神力量，它不仅 始终接受强有力的精神指导，而且始终在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理想、建构一个新的精神家 园而努力。高昂的革命理性和乐观的奋斗情怀是其突出的文化品格，追求崇高和崇尚英 雄是其始终不渝的精神特征，在解放区崭新的土地上，作家与群众第一次凝聚成一种较 为密切的精神联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改变和更新着自己，试图以 一种明朗的心境和温暖的情怀，去感受和讴歌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的新天新地新生活。回 首百年文学历程，这样的作家作品，这样的精神状态，这样的热忱和境界实在是不多见 的。解放区的小说创作支撑起一种未来文学的基本框架，逐渐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的价值 原则和独特理念的创作规范，而一批优秀作品则成为这种规范的开创者和艺术典型。赵 树理对历史变革中农民在政治、经济翻身过程中所实现的思想翻身的精彩叙述，孙犁对 解放区农民、特别是劳动妇女的灵魂美和人情美的浪漫展现，康濯对新旧时代农民精神 世界和家庭成员关系变化的细腻描绘以及刘白羽对人民军队生活和战斗的激情歌颂，都 具有某种开创和规范性质。特别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不仅代表了土改题材小说的最高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预示出这一类作品的文化 走向，同时也给以后同类题材文学创作的精神扩展和突破预设某种可能。随着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解放区文学理所当然地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主流地位，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 文学史基本上就是解放区文学发展、壮大、完善提高的历史。解放区小说模式在建国后 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甚至达到了某种极致。这一方面体现 出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出这种模式的适应性和可塑性，尤其可贵的是体现出一种 异乎寻常的活力；另一方面在充分的实现中也暴露出种种缺失，在达到顶点后有时甚至 走向反面。文学创作中僵化教条的思维习惯，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严重倾向即是突出 的例子。
与解放区的小说相比，其它类型的探寻模式则经历了极为不同的历史命运：一部分探 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停止了，甚至一些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品在新的文学史中已 很难找到踪迹；另一部分则是探索主体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同样造成了某种 类型探索的中断。八、九十年代的文艺思潮中，常常提到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发现 ”便是对以上两种现象的一种体现、反应和思考，也是文学史上某种类型精神探索在新 时期的一种回声和继承。重新认识的过程首先是一种聆听的过程，在对茅盾、老舍、巴 金等文学巨匠的重新认识中，人们常常在过去耳熟能详的作品中体味到一些崭新的东西 ，常常惊叹于这些作家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进而常常寻找到有益于今天的精神 财富。重新认识的过程还是一个交流、思考的过程，我们为过去曾经有过的精神寻找而 触动，为这种寻找的中断淹没而惋惜，在今天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层次上，当我们再次审 视这些文化巨人时常常感到一种意味深长的精神启迪和滋润。从80年代初的钱钟书热， 到随 后的路翎热、张爱玲苏青热、徐訏无名氏热，无不体现着这种精神流动的痕迹。重现 发现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围绕着一位位旧日作家的升温，固然是由于这些 作家内在的精神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产生的客观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今天对这些 力量的需求。这一次次的“热”，表面上体现着人们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喜爱，实质上则 是人们对一种精神世界的渴望和寻求，更深的层次上则是种种精神探索在今天的传递和 发展。钱钟书的智慧和眼光，路翎的真诚与激情，张爱玲苏青的情趣与率真、徐訏无名氏的奇思与幻想，以上种种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世界的珍贵成果，是我们的文学创作精 神探寻极有价值的先导，如果说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为我们当时的精神探寻提供了多方 面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些可能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是部分的得到实现，那么，今天的 种种阅读热潮，是否意味着那些可能性将会更多的被实现呢?
说到40年代小说创作精神探寻的丰富与可贵，还有一种现象值得研究，那就是一批至 今依然很难理解至少很难准确理解的小说存在。这是一片蕴藏深厚的土地，也是一种特 殊类型的探索，一部分极具先锋意识和现代观念的作家，煞费苦心地经营出一批意味深 长的艺术之作，这些超出一般读者接受能力的作品，不仅在那个时代而且在以后相当长 的时期内都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像一颗颗孤独的星星悬挂在旧日的天空中，闪烁着寂寞 的光泽，映衬着什么，证明着什么，也昭示着什么。这些作品的存在，不仅显示着那个 时期精神探索的广度，显示着探索途径的丰富，同时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极为广阔的思 索天地。以冯至为例。冯至是诗人，但他的散文和小说写得同样出色，他的《十四行诗 》、《山水》(散文)、《伍子胥》(小说)堪称“三绝”，这些精美雅致的文学创作，不 仅提供了独特而深邃的个体生命体验，并且以其艺术的完美、纯净与和谐，特立独行于 佳作林立的40年代。写于1942年的诗化小说《伍子胥》可谓一部奇书，作者融合提炼了 自己战时的生活感悟，把一个流传甚广的古代故事与一种现实的人生体验交织在一起， 进而凸现出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生命题：在取与舍的抉择和决定中，生命如何显示出特殊 的意义。冯至事实上是以存在主义的观点来重新理解和处理伍子胥的传说的，在他的小 说中，人物故事也许是次要的，作者只想通过这些载体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情感、一种 精神理念和一种生命的体验。小说中的许多描述似乎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它好像是作 者对孤独个体存在意义的一种阐示，又仿佛是对精神世界奇异景致的一种呼唤，这无疑 是作者独具情怀的精神寻觅，尽管时至今日我们对其内涵的实质和深度依然很难说清楚 ，但它的存在，却使我们越来越感到一种实实在在压力和吸引。也许未知中含有更深刻 的意义，也许意义就在于永恒的未知，也许这就是精神探寻的魅力所在。
一个年代远去了，留下了那么多让人留恋、思索乃至感叹不已的东西。因此，审视40 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探寻，我们时常感受到一种源远流长的价值、意义、温暖和力量。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作家冯至曾满怀深情地翻译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一篇名作《严重 的时刻》，诗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夜 间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 我……”诗意真挚，情怀感人。不知为什么，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总会想起这首小诗； 不知为什么，这个深情依依的“我”总使人想起那个动荡而充实的年代。
收稿日期：200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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