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德进步与退步现象共存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退步论文,过程中论文,试论论文,道德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道德；二律背反；社会历史标准；“真正人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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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上，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每当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经济与科技乃至社会文明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次伦理道德危机的炼狱，诱发出一场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伦理道德影响的争论，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而争论的焦点通常是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社会道德演进的进路究竟是一致的，即道德的演进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文明的进展而上升呢？还是二者处于必然的二律背反当中，即社会历史进步与文明的进展不可避免的要以社会道德的沦丧为代价？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来说，至少是对于自卢梭以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来说，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欲罢不能，又无可奈何的课题。
纵观西方近代思想发展史，可以说在上述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即社会历史的进步与道德演进的进路非但是两条并行延伸的平行直线，反而是充满矛盾的二律背反，科学越发展，社会越向文明迈进，社会道德的发展状况与水准便每况愈下。近代西方思想发展史上两个非同平常的有名人物——卢梭与黑格尔，是在历史观的视角上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卢梭在他赖以成名的为法国狄戎学院所作的关于艺术与科学是否给予了人类恩泽的获奖征文中认为，科学、文学、艺术给予人类的与其说是恩泽，不如说是灾难。科学、文学、艺术是道德的最恶的敌人，“科学与美德势不两立。”〔1〕在卢梭看来，不仅一切科学的起源都卑鄙，“天文学出于占星术迷信；雄辩术出于野心；几何学出于贪婪；物理学出于无聊的好奇；连伦理学也发源于人类的自尊。”〔2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带给人类的是科学的异化，文明带来的是道德的堕落，因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使人产生种种欲望，这欲望正是导致人类相互奴役的深层根源。在卢梭的另一篇《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文章中则更明确的写道：“冶金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造成了这场大革命。在诗人看来，使人们进于文明同时也毁了人类的是黄金和白银，在哲学家看来，却是铁和谷物。”〔3〕与卢梭将科学技术， 文明的进步视作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不同，黑格尔则从另一个视角探讨了道德的发展与社会文明发展的关系。黑格尔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尽管在外观上， 黑格尔的思维进路与卢梭的思维进路有着明显的差别：一个将科技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看作是人类道德进步的敌人，甚至道德堕落的祸根；另一个则将道德的堕落看作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与杠杆。然而，卢梭与黑格尔两个从不同的思维进路上却表达了一个在归宿上完全一致的思想：都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的关系，鱼和熊掌必须二者择一，决不可兼得，欲保道德的纯洁与崇高就必须否弃文明，欲求社会文明的进展就需以社会道德的牺牲与堕落为代价。
那么，在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究竟应选择何者呢？只是在这一点上，由于卢梭与黑格尔两人对人的本性理解的不同，两人思维的天平才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根本倾斜。卢梭作为一个有着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想家，他更关注与看重的是人的道德的纯洁性与崇高性。卢梭认为，人性本善，这可以从“野蛮人在吃过饭以后与自然万物和平共处，跟所有族类友好不争”〔5〕得到明证。 只是由于人类在文明进展的过程中，人才使自己的本性发生了扭曲。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必须否弃掉社会文明，使人回复到自然，返朴归真。与卢梭所持的人性本善学说相反，在黑格尔看来“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6 〕人的本性何以既善又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恶呢？黑格尔回答虽很思辩却很明确：“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从它们是内在的从而是肯定的来说，是善的。所以说人性本善。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自然规定，一般地与自由和精神的概念相对立的，从而又是否定的，所以必须把它们根除。因此又说人性本恶。”〔7〕“恶的根源一般存在于自由的神秘性中， 即自由的思辩方面，根据这种神秘性，自由必然从意志的自然性走出，而成为与意志的自然性对比起来是一种内在的东西。”〔8〕在黑格尔看来， 恶作为对人的自然规定的一种否定，它是人的自由的一个重要规定。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追求自由是一种不可压抑的欲望。人的“精神的本性是自由的”，因此，人的本性必须由善向恶地发展。因此，在黑格尔的视野里，从道德的方面看，人的恶劣贪欲的膨胀无疑是对道德之善的一种亵渎，但在社会历史上却是推动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杠杆。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道德的演进与社会历史的演进虽然表现为相互矛盾的不同线图，但他作为一个有着深刻历史感与理智感的思想家，在道德与社会历史进步的关系上，他的思维的天平明显地向后者倾斜。对于卢梭来说，社会历史的进步与文明的进展导致道德的退步与堕落是不幸的与不可接受的。对于黑格尔来说，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必须以恶的发展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不仅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必然，而且对于人的本性的发展也有着值得赞肯的积极意义。
2
历史似乎是魔圈，是陷井。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欢迎不欢迎，当大体相同的历史条件出现时，它也就必然性地使大体相同的问题再次凸现。
时下的中国，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经济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念处于急剧变化的同时，一个既是古老却又非常现实的沉重课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道德的影响究竟是起推动作用，还是起着消极的影响的疑问，也以铁的必然性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从学术界的“学人”，到街头巷尾的百姓，无不被市场经济与道德发展的关系问题所吸引、所困扰。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们的道德水准的提高，并对时下中国道德发展的状况予以乐观与肯定的评价；也有人对此大表异议，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客观后果是人们私有观念的膨胀与道德水准的严重下降，并对之表现出深切的焦虑与不安。有人将中国当前的争论大体上归纳为“爬坡论”与“滑坡论”两种意见。上述归纳虽没有全部反映这场争论的内容，却也大体上概括了当前这场争论的基本倾向与焦点。
道德“滑坡论”者认为，较之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水准与我国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当前的社会道德水准确实下降了，有人还认为，仅仅用下降一词还不足以反映当前道德建设上出现的危机的实质，当前的道德发展状况，与其说是道德水准的下降，不如说是道德秩序的无序与崩溃。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权钱交易之风日盛，贪污腐败呈漫延扩大之势；在经济生活中，金钱崇拜，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缺德无义现象肆无忌惮地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的语言和行为散发着贪婪的气味；人们的价值观极端地向个人本位复归与私利倾斜；在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失范，世风日下，散发着铜臭味；社会犯罪率上升，许多原已绝迹的丑恶现象重新复活与抬头；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见死不救，视危不助的现象屡见不鲜……。
“滑坡论”者认为，当前的道德水准的下降，虽不能完全归属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它却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无法否定的内在联系。深刻的原因在于：商品经济是以承认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差别为前提，竞争性与功利性是它的主要特征，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是它统摄与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则与尺度。这种竞争性与功利性的特点以及等价交换原则一旦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就难免诱发出人们恶劣的贪欲膨胀，使人们的价值观由义向利的倾斜，导致社会风气毒化。
在“滑坡论”者看来，经济的发展有时会引起道德水准的下降，这不仅是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状况的客观现实，而且也是一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不仅卢梭与黑格尔曾提示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作过类似的描述。一个重要的例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评价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曾一方面对奴隶社会较之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文明方面的巨大进展作用明确地肯定，另一方面也曾就奴隶社会较之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较之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上的退步与堕落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应该指出的是，就其基本思想倾向与理论基础来说，中国时下的“滑坡论”者所表达的是在理论上对社会演进与道德演进的二律背反论的认同。所不同的是，在时下的“滑坡论”者中虽然对道德的“滑坡论”现象深表忧虑，但已很少有人象卢梭那样采取一种浪漫主义态度，更多的人则是对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理智态度表示认同。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在积极地为寻找一种鱼和熊掌兼得的积极方案而探索。
与绝大多数“滑坡论”者的悲观情绪相反，“爬坡论”者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则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态度。“爬坡论”者认为，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发展的主旋律是“爬坡”，而不是“滑坡”。这主要表现在：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变勤，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争取型”，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变化着。从发展趋势与长远上看，这是新的、现代文明振兴的开始，我们的道德从本质上和趋势上看正在“爬坡”〔9〕。 “爬坡论”者认为，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水准的某些方面的下降与道德秩序的失控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这种暂时的现象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爬坡论”者在理论上不同意将社会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的说法，主张将道德与经济并轨，将马克思的道德观与历史观统一起来，因而否认在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之间的绝对的二律背反现象，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发展变化最终还是由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所决定的。在“爬坡论”者看来，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原则、平等原则、效率原则、开放原则和理性原则等，都是促进社会主义道德进步的强大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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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对思想发展史的反思与时下的有关道德的“滑坡”与“爬坡”争论的考察中不难看出，在外观上，中国时下的“滑坡”与“爬坡”的论争较之卢梭、黑格尔等人的思考更为具体，然而，就其争论与思考的问题的实质而言，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理论与实践的意蕴。从哲学的高度上看，“滑坡”与“爬坡”的论争所涉及的仍是这样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社会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演进在其进路上究竟是同轨的，还是二律背反的南辕北辙？
值得玩味地是，“爬坡论”与“滑坡论”虽然是水火难融的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无论是“滑坡论”者还是“爬坡论”者，不仅都能寻找出市场经济对道德发展的否定因素与肯定因素，而且各自都宣称自己的观点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吻合，并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某些经典作为自己观点的支撑。这就牵引出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澄清的理论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观究竟是如何看待道德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进步与退步问题的？更具体地说，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中，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道德是伴随着社会历史进步的轨迹向前趋进呢？还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南辕北辙？抑或承认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道德的进步与退步现象共存呢？
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不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作既定框架下的为己所需的引证，而是采取科学的态度，作全面的严肃认真的引证与思考，那么就会看到，无论是“滑坡论”还是“爬坡论”，虽然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理论依据，但又都有不可忽略的疏漏与片面。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观既承认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现象的存在，同时也肯定道德在历史演进中的总趋势是沿着上升的方向趋进的。
关于社会文明与社会道德的冲突与背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费尔巴哈论》中都有过较为明确的论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原始社会瓦解与文明的阶级社会的产生时曾写道：“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以前更加厉害了。”〔10〕从恩格斯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恩格斯的视野中，相对于原始社会人们的那种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共同体的利益来说，文明的阶级社会中人的那种“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以及“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现象，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退步与堕落。然而，这种道德上的退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使人脱掉了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使人的个体发生分化，人的个体的独立性与个性的生成成为了可能，从而使人类进入到文明的发展阶段。同样的思想，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有过明确的表达。恩格斯在比较费尔巴哈的道德观与黑格尔的道德观时曾写道：“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11〕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转述的是黑格尔的思想，但从恩格斯对黑格尔“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思想的肯定与对费尔巴哈抽象道德观的批评中，不难得出恩格斯确实也肯定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存在着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现象的。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不是仅仅承认在阶级社会中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现象，而否认道德在文明社会中的进步呢？当然不是。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写下过如下的一段论述：“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12〕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评价奴隶制道德时还认为，奴隶制的道德的建立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13〕从奴隶被杀掉或被吃掉到保全生命，这不仅是人类在道德方面的进步，而且也标志着人类在文明方面的巨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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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肯定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在历史发展中“总的来说是有过进步的”，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道德观中隐含着一个难于自圆其说的矛盾？如果不是，那又应如何在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过去的讨论中，有人曾试图用社会经济与道德属于不同的领域，各自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律，因而存在着发生背离的可能来进行解释。例如，有人认为“他律性和功利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而在道德领域，“必须把自律性作为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14〕在笔者看来，这种将经济与道德彻底分离，否认道德也具有他律性特点、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的观点，显然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思路相悖。诚然，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意识形式，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并不是物体与影子的关系，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特性，然而，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5〕
也有人试图从道德相对于经济关系的独立性去解释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现象，但是用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思路只能解释道德相对于经济基础的滞后性与超前性，至多只能解释道德退步的暂时性，却不能解释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现象。
其实，如果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道德观作全面深层的把握，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过的关于道德的社会历史标准与“真正人的道德”标准作参照系进行深入地思考，并不难找到一条对上述问题进行合理解释的现实途径。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基本形式，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的价值规范，无疑具有历史变化的性质。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个不同时代的阶级，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道德规范和各自对善恶的不同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写道：“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16〕善恶观念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在阶级社会中，各个不同的阶级各自又有着自己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并且各自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都受制于自己阶级的私利和为自己阶级的利益服务和辩护的，但这并非意味着历史上各个时代与各个阶级的道德观念与达到的道德水平都是等价与相同的，不能有进步与落后之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道德观反对对善、恶观念与道德作抽象的理解，否认有永恒真理之类的神话，但并不否认道德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有进步与落后的分野。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时曾写过这样一段值得我们深思的话：“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驰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有真理性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17〕诚然，恩格斯在上面谈的是评价道德真理性的标准问题，但在笔者看来，上面的评价标准对于解决本文上面的问题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循着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思路，就有理由确认“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标准，既是评价道德真理性因素多少的座标，也是评价道德进步与落后的座标。深刻的原因在于：道德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毕竟是由人们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并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服务和随着经济关系的不断变革而变化，这是道德演进的基本规律。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这是社会历史的一种进步，为那种新兴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道德观念、准则和规范也就必然地具有进步的性质。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意义如何，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是一种社会历史标准。以道德评价的社会历史标准去审视道德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对各种不同性质的道德进行合理的评价，每一个阶级虽然都有自己的道德，但并非每一种道德都具有进步的性质，只有那些有利于社会历史发展与文明进展的道德才具有进步与合理的性质。而且还会看到，由于社会历史的演进就其基本趋势而言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拾级而升的过程，所以“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合理性的逻辑。
然而，如上所述，用道德评价的社会历史标准虽然可以有效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道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这一论断，但却解释不了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现象。那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里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呢？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中的另一个道德标准，即“真正人的道德”标准。关于“真正人的道德”，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很少提及，也很少对它的含义作出定义式的阐释，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却写过如下的一段话：“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18〕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论述的是实现“真正人的道德”的历史条件，但同时也为我们把握“真正人的道德”的含义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所谓“真正人的道德”即是那种超越了利益对立，得到社会所有成员的普遍认同，并符合人的本性发展的道德。
“真正人的道德”标准与道德的社会历史标准显然有着质的不同，道德的社会历史标准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标准，它的基本意蕴是，只有符合人类社会解放与发展，有助于人类社会文明进展的道德才是进步与合理的，否则就是落后的与不合理的。而在阶级的社会里，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进展是通过人们的阶级利益的对立与冲突来实现的，那些在历史上推动着社会进步与文明进展的阶级的道德相对于那些阻碍社会与文明进步的阶级的道德也就具有进步的意义。而“真正人的道德”恰恰是对人们利益的对立和冲突的超越，与对狭隘私利的忘却，并且是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道德。
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现在不难明白，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道德观中，何以会出现道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与文明社会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19〕这样两种不同的论断。这两个不同的论断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两种不同的道德座标去审视道德发展的结果：一个是道德的社会历史座标，一个是“真正人的道德”的座标。从道德的社会历史座标去审视道德的演进，如前所述，一切推动着社会进步与文明进展的道德都具有相对进步的性质，道德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伴随社会形态的拾级而升的更替向前发展的。而从“真正人的道德”座标去审视道德的演进，在私有制社会里的一切道德都具有利己的性质，都是对“真正人的道德”的一种亵渎。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原始社会纯朴的道德表示赞许或褒扬，对私有制社会中所获得的文明进展表示肯定，而对道德上的堕落表示愤慨，认为文明社会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时，其参照座标似乎应是“真正人的道德”。
上面的阐释在逻辑上似乎还有一个疑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得很明确，“真正人的道德”只能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而在阶级社会中，道德都是阶级的道德，不可能有“真正人的道德”，既然未有过，何以能有道德退步之说呢？在此，笔者想作如下的补正：“真正人的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确实不可能存在，但道德的发展是具有历史性与继承性的，阶级社会毕竟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阶级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演进阶段，也会或多或少地形成某些为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的并符合人的本性的“真正人的道德”的某些因素。
注释：
〔1〕〔2〕〔5〕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第228、228、229页。
〔3〕
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页。
〔4〕〔6〕〔10〕〔11〕〔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233、94、233、61页。
〔7〕〔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143页。
〔9〕 李德顺：《“滑坡”与“爬坡”》，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2〕〔13〕〔16〕〔17〕〔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221、133—134、132—133、134页。
〔14〕 何中华：《试谈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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