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志书续修之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志书论文,管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关心下，国务院成立了地方志小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被列入《1956—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纲要》“要求全国各县、市（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迅速地编写出新的地方志，记载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目前已经有不少省、市、县着手这一工作”[①]。后来，由于修志条件尚欠成熟，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举步维艰，成果寥寥，延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修志事业终于夭折。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怀下，迎来了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春天，在春色满园之中，又绽开一朵方志文化的奇葩。1981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成立。1983年4月，中央批准恢复地方志小组活动，并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地（市）、县（区）各级政府，都先后成立了修志领导机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在祖国大地蔚然成风，方兴未艾。如今，又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关怀下，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已到收获时期，截至1995年6月底，已正式出版新方志近3千部，一些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也第一次编写了自己的方志，社会主义第一届修志任务可望在本世纪末告一段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方志编修工作的结束，正如李鹏总理于1996年5月6日在中南海接见出席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所发表的题为《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此外还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把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以及人口、土地、物产、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记载下来，代代相续，连绵不断。”[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也明确指出：“方志事业要连绵不断，代代相济”。“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③]因此，新方志的续修问题，已刻不容缓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现在，如何对待下届新志书的续修问题，我们一定要接受上届修志理论准备不充分，仓促上马，走了不少弯路的教训，尽早要求全国方志界提前予以关注、未雨绸缪，着手进行超前性研究，并在理论和续修实践的结合中进行探索，切实抓好试点工作，取得经验，以资指导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新方志续修高潮。
有鉴于此，笔者作为方志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本着对自己热爱的方志事业的责任感，不揣浅陋，谈谈对于新志书续修的一孔之见，祈希同仁雅教。
一、续修的意义
首先，续修是方志文化形态的特点。志书的续修，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而是一种传统做法。方志文化渊源流长，它既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而且自身又是一种专以横排竖写的特殊体例，重点记述一定行政管辖区域或一项专门行业范围之横切面内容的文化载体，并要求记载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统合古今，以收传史和述今之全功。怎样才能毕其功于一役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续修。社会不断发展，人类历史永无止境，方志同样要伴随着历史的脚步，通过代代续修，汇成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长河而亘古不竭。在旧时代，地方主官均以修志为己任、为官责，将地方志视为“世之大典”，“不可缺，亦不可略”，前无志者创新之，前有志者续修之。如不创修、也不续修，将造成“前无所传，后无所继”的重大“缺典”[④]，这是地方各级官员所不敢承担的历史性过失。为了避免地方上的古迹湮没，近事缺载，因革废置失考，往往出现一朝数次续修一地志书的情况。先辈用心良苦和对后人、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综观本届修志，先行者早在1980年前后启动，如黑龙江省《呼玛县志》，就是1980年1月出版的第一部新志书。早期出版的志书，它们的下限也一般断至1980年左右，如198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首版的宁夏《盐池县志》，其下限断至1982年底。如果遵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中的规定：凡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盟），县、市（区）、旗三级，“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⑤]现在距第一批新志书的问世和下限已十几年过去了，续修方志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应该是一项具体工作任务了。
其次，续修是方志特殊价值的表现。作为“我国一项独有的文化遗产”[⑥]地方志，它不容置疑有其特殊价值，或曰“功能”。方志界一般认为，方志的功能有三条：即存史、资治、教化，或曰五条：一曰资政，二曰存史、三曰教化，四曰咨询，五曰纠补正史。不论包括多少条，它的价值内涵主要还是通过其真实性、广泛性和连续性表现出来的。著名前辈方志学家章学诚先生说过：“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⑦]所以他的结论是：“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⑧]换句话说，地方志是当时的人，写当时自己家乡的事情，是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方志的真实性自不待言。至于方志的广泛性；更是举世公认，历史上就全国范围来说，有总志和一统志；行省和大区一级，则有通志等；行省以下，层层行政建置，更是率皆有志，诸如道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直至基层的区、乡、村均有其志。另外，还有大量专志，诸如《南阳风俗传》、《鲁国先贤传》、《凉州异物志》、《帝京景物略》、《苏州织造局志》、《广胜寺志》、《洪洞古大槐树志》、《晋祠志》、《黄山志》、《洞庭湖志》、《璃琉厂小志》等等，真是无地无志、无物无志，覆盖面之大，咨询服务范围之广，资治功能之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如果没有连续性作为配套，即所谓续修之举，地方志的所有功能不仅都将只能是昙华一现，而且也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对某地、某行业作一个较长时间的连续记载，通过代代续修的工作，才能使人们通过历史的长河，看清事物发生、发展的运行轨迹，并从这一运动的全过程中了解该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达到探索其规律，认识其本质属性的目的。可见，只有通过代代续修，保持地方志的连续性，才能使方志文化的特殊价值与功能得以放大和升华。
二、续志的总体要求
地方志书，无论是创修、新修、重修和续修，都是政治性极强的“官修政书”。而社会主义新方志，又与旧方志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们毫无例外都要遵循编修新志书的指导思想，“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⑨]。同时，在编修中仍然要基本符合志体，“一般应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专志为志书的主体，图表尽量采用现代技术编制”[⑩]；对于篇目设计，要做到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纵不断线，事以类聚，领属合理，排列有序，以反映出科学的整体性；在撰写方法上，基本上要做到“述而不论”，注意选用经过考辨的典型材料，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做到详今略古，以事系人，坚持不为生人立传的志规，并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文字简洁、流畅，文风朴实、统一；在技术方面，如对于地名、人名、年代、引文、数据、计量单位、专业代号和图表设计等具体问题的处理，务求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和合法化，符合学术界和专门行业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
另外，对于续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我认为在总体要求方面，有必要十分明确地规定“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工作体制。所谓专家，应包括在学术理论、工程技术、领导管理以及其他方面有专长的人才。但是，专家修志不具有排他性，并不构成对“众手成志”的否定。专家修志，是续修志书质量的保证，它至少要求每部志书大类通稿人和全书的总纂、主编应由专家或公认具有专家水平的人来担任。这也是我国古代产生良志佳作的主要经验。明末清初著名史志专家顾炎武先生，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时，曾提出过修志的“五条标准”，头一条就是“必其人有学识”[11]。章学诚先生也不认为地方志是一般的资料汇编，而把方志提到著作的高度加以重视。因此，他力主“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12]他坚决反对“轻隽小生，史字未曾全识，皆可奋笔忘修，窃叨饩脯者”[13]。方志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志书的内容广博，于一地一业几乎无所不包。章学诚指出，由于修志主笔人的学科和个人爱好的差别，所修成之志书风格往往不尽相同，“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章老先生认为“惟史家为其正宗”[14]。尤其是志书统稿、定稿工作还只能请一位专家专司其责，把“众手”让位给“一枝笔”。清中叶方志学者鲁一同就曾说过：“一人为之，则专精而条贯，众举之则裂。”[15]所以，选配担任主编的专家是关键的关键。方志自身也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不通此道者，对于“众手”为他所收集、考辨、选裁好的大量丰富的备用资料，只能望而兴叹，无能为力。所以古人要求主笔修志的人要讲志德，有志才，懂志法，这是编修旧志的专家标准。今天，我们所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对于领衔修志的主要专家，要求将更加严格。他不仅要掌握新方志学、方志编纂学，还应具备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较全面的政策水平和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尤其是要精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熟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可见，提出“专家修志”的要求，是保证续修方志质量的硬件建设。如果我们把第一届创修视为普及，那么即将到来的续修志书，则应着眼于提高。提出“专家修志”就是提高的措施，高标准的前提。我们一定要乘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致力于多出良志，推出精品，务使续修新志普遍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个人设想，是否可从“三新”方面着手：
1.新章法：就是创新续志的篇目。传统旧志的创修、新修、重修和续修，其篇目往往陈陈相因、辗转旧仍，所谓续修，不过是抄录前志，续加后事而已，美其名曰：“踵史增华”。用这种简单的作业方法续修方志，当然可以“三阅月而稿成”，当年就“付梓板行”了。我们今天续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一定要力纠前弊，树立新“标杆”，创新篇目，写出高水平的续志。续修新方志，要想在前修的基础上，提高学术档次，使方志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著作，那么作为这项文化工程的蓝图——篇目设计，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一部方志的篇目，它既是搜集资料的向导，又是编写的提纲，最后也基本上是志书的目录。篇目影响着编修志书的全过程，决定了志书的学科品属和学术品位。所以研究续修新志诸问题，首先要研究续志的篇目如何制定。我认为续志的篇目，基本上应符合科学的学科分类，原则上不再照顾现行行政分工的政府职能办事机构体制现状，打破部门和行业的界线，如农业篇，则泛指大农业概念，应包括农委、农业厅、林业厅、水产厅、农垦总公司、畜牧局、水利厅、气象局、乡企局和农业科研院所、农业中高院校等部门所涉及的范围。总之，凡姓“农”者，均入此门。这种归类，对于某地农业全局、全貌宜于把握，对农业分工、内部结构，便于分析，对农业行政管理、农业建设、农业科教和农村社会管理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事业都能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完整的深层次的透视，这种认识已不再处于分散的片面的表面的感性阶段，而是自然而然上升到理性阶段，这就容易看清该地农业发展的规律性和农村社会的特点，对从事农村工作的党政部门和搞农业生产实际工作的同志是最好的资政与咨询。显然，这种新篇目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其它各行各业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依照此法，进行科学归类。按学科分类编列篇目，则要求主持修志的人，自身具有较深的专业造诣和渊博的学问，故而有“专家修志”之说。
2.新做法：就是改变第一届新志编修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法。续志如按学科分类进行编修，那么必然要打破现行的部门和行业界线，带来了组织领导，编纂审稿，资料提供和经费筹措等一些实际问题。原先以本部门主要领导担任编委会主任，下设修志办公室，抽调本系统人员进行撰写，由各部门领导负责审查志稿的一整套运作方式就不适用了。于是新的篇目便要求以新的施工操作方式与之相适应，即按大学科的分类，把所涉部门联合起来，统一建立一个修志领导小组、编委会，共建一个修志办公室，统配若干名同志为写作班子。但日常工作可委托该大口的综合部门管理，如经委、计委、农委、教委、科委等。有人可能担心这样会互相依靠，难以行得通。诚然，如果仍然事事从发端开始考证，资料从头重新收集，还是“十年磨一剑”，出百万字巨著，耗资数十万元，最终出一本“藏书”，当然哪家也不愿参加、不敢承担。我们应该看到，此次续修，与前修有所不同，有利条件很多：（1）目前修志已步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式规划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任务之中，成为一种“官职”、“官责”，实现了李铁映同志所指出的“一纳入五到位”的良好修志大环境，修志的“硬件”问题不再有多大的困难；（2）通过第一届10余年修志的辛勤工作，各地都已积累了数以亿字的大量资料，对于诸如历史背景、事物沿革和历代人物等棘手问题，已无需一切从头探索；（3）已培养了一支政治素质强、业务素质高，既通修志理论，又具有丰富修志实践经验的骨干队伍；（4）社会主义新方志学基本形成，在理论问题上，不会再有较大和过多的争论，不必再事事从头学起，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5）全社会开始了解方志，重视修志，了解地方志的意义和理解修志人员的甘苦，有良好社会环境氛围；（6）续志文字也可以并应该较前志大为减少，一般一部县志以四五十万字为宜，地市志也不超过六七十万字。因此，只要按照新篇目“施工”，一般来说，第一年制定好篇目，“按图索骥”整理完资料，最好还能编写出资料长编；第二年撰写出初稿和完成加工修改；第三年审改修定，出版发行。我认为只要用人得当，以三四年时间，完成新志续修任务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3.新思路：就是试探以新的纂修方法，撰写出一部集中反映、完整记述改革开放20年左右的“全史”。续修新志如果写成一部以本地、本行业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特种方志的话，那么以下的具体问题就好解决了。
（1）上下限问题：续志的特定内容既定，其上限就无可争辨地应定为1978年。因为这一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起步之年。下限则可视情取断，“获麟而止”。如果马上就可动手续修的志书，可断至搁笔之年；还需一二年启动的，可断至199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或断至世纪之末，国家“九五”计划完成和2010年远景目标开始实施之2000年；少部分续修无期的或许可以2010年为下限。但是，这次续修的新志，是以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内容为记述主体的特殊志书，最好其上下限亦包含有特定的意义，不要随意规定下限。当然，对于上届志书的缺误仍然可以特设“专篇”进行纠谬补遗。如果认为上届志书因为种种原因造成错误、缺漏过多，纠补工程量过大，那么，这已不是续修所能解决的问题，可能要考虑重修了。
（2）指导思想问题：续志的时限既定，其指导思想不辨自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始终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总设计师，编修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新方志，当然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18]在续修新志的全过程之中，从收集整理资料，制定篇目，撰写长篇，总纂初稿，到审改定稿和最后的出版发行，都要首先严把政治质量这一关，述事、传人、评史更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制定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跨世纪“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等重大决策原则精神为准绳，注意做到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现行政策、法规相符合，自觉地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使我国古老的方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激励人民热爱家乡、热爱国家、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实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任务。
（3）具体操作问题：第一条，加强宏观记述份量，注意运用比较法（如自身纵比，地区和行业间横比，延伸泛比等），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现状、趋势和潜在的矛盾。具体可从两处着手：其一，做好“概述”这篇大文章，概述是全志的导读，一方社会经济天地的“微缩景观”，全志的“窗口”，是对百万字资料进行“化学反应”后而升华成的一篇精彩论文，县志即《论××县》、市志即《论××市》，行业志即论《论××业》。概述要由主编亲自动手撰写，或请大手笔代劳。总之，概述既要全面精当，“盖得住”，又要史论兼顾，“述得明”。让只读概述的人收到“一斑窥豹”和“燕鸣知春”的效果。其二，在各大篇之前写好“综述”（或称无题小序），实际上这是某业的小概述。据朱士嘉先生介绍，章学诚“所修各志，均有小序”[19]。它的写法与概述基本一致，只有份量大小之分，都是以溯源、述流、辨伪、讲成绩、论得失和指方向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便于读者对该地区和某项事业的宏观了解，对比分析和深度的动态认识。
第二条，适当发挥论述的作用。人们常说，史与志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前者实行史论结合，而后者坚持“述而不作”的笔法。谓方志一般应寓褒贬于叙事之间，现观点于选材之中，作者不能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志文没有阐发、议论和揭示的任务。但是，“述而不作”是傅王露在《雍正浙江通志后序》中所提出的，他是说自己在武英殿担任编修古书时，“钦遵编纂御书体例，凡经史子集，悉采辑原文，标列书目，或辞义冗长，仅从册节，毋许妄易一字，煌煌定制，盖深有契于圣人述而不作之义也。”[20]显然，傅氏之说系指整理古籍、使用古籍均应忠于原著，不可擅自增改。著史尚且为此，何论修志？清代一些著名方志学家也不赞同要坚持所谓“述而不作”的原则，如方苞主张修志要“由博返约”，[21]意思是主张要精炼资料，适当点议，以收画龙点睛之效。章学诚则更是主张把方志提高到著作的地位，“笔削以为成书”[22]并把地方志视为“《春秋》之流别”，认为志书“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23]。所谓“义”就是理论和观点，就是论。而且实践中，在撰写志文时，要完全摆脱修纂人的观点和论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主张，不仅要加强概述的论文力度，还应在各志前写好综述，并在志文中关键地方使用按语（如《史记》中之“太史公曰”），文末略增结论性、导向性文字，以收千锤敲锣，一锤定音之功。
第三条，强化政治篇。这与胡乔木同志提出的方志要避免“政治化”倾向的精神并不矛盾。乔木的指示是正确的，方志是记载客观历史的著作，搞所谓“政治化”，“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色彩”，“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24]。但是，第一届志书中普遍存在的对政治篇记述过简和一般化的倾向却是要改变的。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决策，人民政府在贯彻落实党委的决议方面亦有许多创造性业绩，使各地区、各行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续修时限内，政治部类内容十分丰富，最有写头，理应加强，方能真实反映这段光辉历程的巨大成就，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第四条，充实生人入志份量。改革开放是划时代的壮举，英雄模范人物辈出。地方志又是以“表彰”为“宗旨”，以便“有裨风教”，“禀禀烈烈，有声有色”[25]。当然，首先要采用以事系人的写法，充分让在各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入志。但续志为时不远，许多名人尚健在，志法又有“生不立传”之规，怎么办呢？是否可在各专志之中，用自然段落对相应的名人作出据事随文详介呢？我称这是“次传”。然后在人物篇中，再把分散于各专志中的人物统一列于《名人录》或《人物表》中进行简介。
第五条，大力改造地理篇。方志的祖源，主要为古国史，古舆图和古地志，又在较长的历史阶段内受到《汉书·地理志》的羁绊，不仅曾名曰“图经”，而且内容亦跳不出地理书的范围。早期方志往往只记载山川形胜、疆域变迁、物产土贡等内容，故清代在编《四库全书》时，干脆把地方志列为“地理类”之中。所以作为传统文化的方志，如果缺载地理，也有数典忘祖之嫌。现在的问题是，从第一届新方志编修到如今的续修，仅隔20年左右时间，地理篇记载之地质、地貌、土壤、水文、自然资源和气候等内容能有多大变化？前志已有过详备记述，续志还要再照抄一遍吗？我认为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原志书中的地理篇，主要沿用古代地理学的传统记法，当代方志就有责任以现代地理学对其加以改造。我们知道，地理学既非纯粹的自然科学，又非纯粹的社会科学，而属于边缘交叉学科，可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本人既然主张新志书的续修应以学科分类立篇，理当按完整的现代地理学概念立篇和撰写，但考虑到前志已对自然地理作了记载，第一次续修时则可侧重于人文地理内容的补充，经过若干次续修之后，在第二届重修或新修时，地理志的篇目才可能日臻完备科学。人文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和谐平衡，其体系庞大，地域性和地域组合性很强，主要包括社会地理、文化地理、聚落地理、政治军事地理、经济地理和历史地理等，每一支下又自成一系，包括许多内容。显然在这次续修志书中，由于受整个方志体例的制约，尚难一次改造到位，故而我主张续志地理篇暂包括：简述传统地理志内容；重点写好土地、环保、人口三项基本国情的内容；记载近20年自然灾害的内容及其特点，以警示地球环境的某些变化趋势；后附动植物增减表和地名考。
第六条，重视附录的作用，续志时届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新时期，由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有了很大进步，对于历史上许多问题和当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要按照新观念、新政策，重新认识，为此形成了许多重要文献。对于这些历史性的文献都要很好保存下来，留给后人。即使一部百万字的方志，亦难以把这个重要历史时期有价值的资料较全面吸收到志中。附录不仅能将重要文献全文照录，还可使用现代技术影印保藏文献原貌。附录还应收录地方的名人名作或反映时代潮流的非名人之作和民间文学之类作品，甚至如章学诚所说的收录“稗野说部之流”。总之，“拦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26]的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均可择而收入之，100年后这些东西可就身价百倍了。所以章学诚告诫，对于一方文献“去取或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27]。附录也不可缺少一地修志始末的记录，无此内容，后人如何了解和研究新中国第一届和整个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的历史面貌呢？附录也要把在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作出过贡献的人员和所有参修人员所担当的任务、工作量如实记录下来，以不没其功，让他们的名字与志书永存。
三、续修的工作任务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国泰民安，正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28]全国方志界不仅要努力在本世纪末基本上完成第一届新方志的编修任务，同时也要从具体情况出发，适时开展续修工作。我认为本次续修，仍然属于第一届新志编纂的范围，而不是第二届修志的开始。另外，续修不应理解为仅仅续写一部志书。本届修志除了再续一部志书外，还要完成以下五项任务，才能算是圆满结束了新中国的首届修志历史性任务，才有资格给第二届修志交班。
五项工作任务是：
第一，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和修志实践经验丰富的同志参加，采取集体攻关、课题管理的方法，认真总结前人和第一届新方志编修的得失，完成一部具有当代最高水平的权威性《方志学》专著。该课题不仅应申请补列为国家“九五”重点社科课题，而且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也应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扶持，责成中国地方志协会牵头实施，限时完成。
第二，充分开发10多年修志积累的丰富资料，统一规化，统一组织，全国协作，向社会推出一批地方志文化系列产品和其它高层次学术研究成果。地方志是一座宝山，品种全、品位高，许多内容唯方志独有，只要有志有方开掘，大有可为，一定会令中外刮目。（如：《中国历代方志精品题录》、《中国书院》、《民俗大观》、《新山海经》、《中国古塔》、《中国历代名园》、《中国桥苑》、《祥异编年》和《方志与红军长征》等等选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功劳并不亚于新方志的编修。
第三，高标准完成旧志整理、出版任务。这项工作并不难，要列入各地修志机构的工作任务，统一布置、统一检查、统一评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地方志协会应加强对此项工作的指导，组织经验交流会和研讨会。
第四，在第一届修志时期内，培养出当代大师级新方志专家，他们要具备学冠中西、文理兼通、论史见长和博古通今的学识并具有修志实践本领。当然主要还是培养一批分层次、梯队型和地区性的专家。对此要有计划、定规划，从长着眼，从今着手，落实到行动中去。
第五，组织方志学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让中国传统的方志文化走向世界。
新志书的续修，它的内容将以改革、开放这段重要历史为特载。那么，我们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之中，专门从事以改革开放为记述重点的特种新志编修工作，纂修者自己难道不应该首先具有改革开放的意识、认识和胆识吗？难道还是泥古不变或不敢越前志之雷池一步吗？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一个字——“否！”我们要勇于探索，积极创新，有志于编修出更加科学的一代名志，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注释：
① ⑥《中国科学院地方志小组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载《中国地方志综览》，黄山书社出版，1988年10月。
②李鹏：《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中指组发〔1996〕10号文件）。
③ [28]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中指组发〔1996〕09号文件）。
④明宁夏巡抚王珣：《弘治宁夏新志序》。
⑤1996年11月9日，国办发〔1996〕47号文件。
⑨ ⑩《关于编修地方志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第四、十二条（讨论稿，1996年5月）。
⑦ [13] [25]章学诚：《答甄秀才松年论修志第一书》。
⑧章学诚：《修志十议》。
[11]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事序》。
[12] [16] [23] [26]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
[14]章学诚：《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15]鲁一同：《咸丰邳州志后序》。
[17]吴忠礼：《宁夏志笺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10日）。
[19]朱士嘉：《中国旧志名家论述》，《史志文萃》编辑部出版发行，1986年版。
[20][傅王露：《雍正浙江通志后序》。
[21]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
[22]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24]《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4日）。
[27]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