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元:区域货币合作体系的新选择_亚元论文

亚洲元:区域货币合作体系的新选择_亚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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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国际货币制度进一步加大全球资源非均衡的流动以及金融风险的发生,核心货币国家在全球收取铸币收益、通货膨胀税以及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新世纪的货币制度必须打破现存制度的利益分配格局。欧元区的建成是对美元核心货币地位的挑战,但并没有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被动局面。“亚洲区国家应该确立亚元建设目标,为逐渐形成美元、欧元和亚元三大区域币鼎立共存的21世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而努力。‘亚元潜在通货区’各民族经济在货币领域的合作与创新,将为自己在未来国际货币”议会“中谋得一份应得的席位[1]。”值世界主要货币处在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关键之际,研究21世纪国际货币制度和亚元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安排的制度缺陷

在亚洲经济不断崛起,世界经济多元化的今天,国际货币制度明显存在着货币地位与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对称现象。众所周知,现行国际货币制度要求除核心货币国以外所有国家必须储备大量外汇并投资于核心国公债,使得核心国以相当优惠的条件获得资金,无形中把世界较贫穷国家的资金转移到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是核心国无偿获取他国资源的唯一渠道,该制度还在以下三方面进二步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一)铸币税分配问题

所谓铸币税是货币发行者得到的价值超过制造和管理货币本身的部分,是靠其发行货币权力得到的经济租金。铸币税产生于金属时代后期,铸币者发现货币本身的实际价值即使在低于它面值时,同样可以按照面值在市场上流通,这种差价越大,铸币税就越多。但是,在金属货币时代,铸币税不是无限的,因为货币铸造数量要受到贵金属产量限制,当货币面值较大地偏离其实际价值,就会造成货币贬值,从而迫使铸币者提高货币的实际价值。但纸铸币税则不然,印制纸币的费用只占其面值极小比例。因此,纸币时代铸币税是无限的,特别是在以现货商品交易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中,纸铸币行为变成一种新的垄断产业,即可获取趋近于100%的超额利润。

拥有经济主权的国家,通过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实现民族国家经济内部自行监管通货膨胀,约束货币发行规模和保证铸币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使铸币税获得合理控制和管理。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则是中心货币国家只管发行货币,通货膨胀的责任由外围货币国家承担,这使得人类经济史上第一个点纸成金的阿拉伯式童话变为现实。在国际贸易频繁往来的经济全球化今天,国际社会还不存在中央银行性质的货币体制,这一不寻常的高额利润只能由核心货币国家单独获取。“仅1999年,美国新增货币2340亿美元,其中新币换旧币、增长派生的新增货币需求和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增货币需求三者之和约550亿美元被美国无偿获得。”[2]

按照福利经济学原则,核心货币国家应该和外围国家形成某种铸币受益分享机制。但是,体现发展中国家铸币利益的“特别提款权”,也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基金份额分配而减少,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21世纪的今天,外围国家尚未分享到他们为国际经济贡献的贸易份额而应得到的铸币收益,每年仅这一项收入就稳占美国GDP的0.2%。

(二)通货膨胀税问题

通货膨胀税一般是指政府因向银行透支,通过增发纸币降低持有者手中货币购买力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它是通货膨胀条件下的一种隐蔽性税收。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不仅美国物价上涨四倍,世界大多数国家均表现出物价的刚性,蒙代尔敏锐地观察到法币经济在当代独特的物价特征——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税是运用价格机制,经过流通途必向货币发行区全体消费者的一次“征税”,它以其强制性方式依靠通货的垄断地位向其他国销售膨胀性货币。

现代通货膨胀税惟一可以接受的条件是中央银行和财政收入再分配体系,它将通货膨胀税的收入投资于所支持部门的发展,以期获得投资收益后再返还给社会。但是,这一合理性只适应于建立单一货币体系的货币区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在不具备单一货币体系的国际经济中,没有制度可以保证核心货币国家收取通货膨胀税后,将收益返还给核心通货区的全体消费者。”[2]

蒙代尔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就不再是外围国家货币政策自行导致的结果,核心货币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通货膨胀成为其重要因素。由于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其扩张货币后通货输往世界各地的美元通货区,分配本质是通过浮动汇率的价格变化掩盖增发货币引起美元区的福利变化,这是一个隐性的通货膨胀输出机制。美国通过国际贸易的流通途径,把货币流程转化为类似于财政征税的方式,向全世界美元储备区分配通货膨胀税,把本国经济问题输往美元外围国家。关联储十一次降息后,通货膨胀的输出给亚洲美元高储备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三)汇率不确定性增加问题

当今国际货币制度是建立在纸币本位基础之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化国际储备的浮动汇率体系,这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而发展中国家被迫采取的盯住汇率制度的风险:一是盯住汇率制扩大真实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二是盯住汇率制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机会。央行在保卫汇率战斗中与国际炒家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资金对比悬殊,很难对抗巨额投机的资本冲击;三是货币供给自主性的丧失,增加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资本市场缺乏弹性和流动性效应,发展中国家只能以牺牲内部均衡来换取相对的外部均衡。

欧元区建立以来,为国际储备货币提供多元化选择,然而这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只是从依附一个国家变为依附多个国家,具体表现形式为市场均衡的背离。金融市场的无套利均衡保证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化。由于国际货币多元化使这种均衡遭到破坏,金融市场上各种货币汇率变动不定,以及由汇率变动带来各种金融产品价格频繁变动,使金融市场存在着众多的套利机会,为投资基金等国际金融大鳄蓄意攻击创造空间,导致市场无法逼近均衡、资源配置恶化,泡沫经济危机出现使该国经济遭受重创。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框架下很难摆脱受摆布和被掠夺的命运。核心货币国是这套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亚洲国家只有建立自己的货币合作制度——亚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霸权特性。

二、建立亚洲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与现状

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199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奖之后预言,在未来十年中将出现三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继欧洲货币一体化后,北美积极向美元一体化迈进,亚洲经济合作前景则格外令人关注,[3]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10+3”会议上,东盟十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它标志着亚洲经济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根据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已经出现一些可喜的现象。

(一)要素市场的灵活性程度

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因素很多,即使流动性最强的资本要素也受到各国的严格限制,有些国家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有所加强,它是各国政府为防范现有国际货币制度而设立的措施,也必将随着亚洲货币合作的安全保征的加强而减弱。

东盟10+3机制的建立将大大加速东亚各国要素市场流动。机制成立短短几年,东亚经济合作取得可喜的进展,先后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和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即货币危机发生时,通过互贷外汇,防止汇率发生急剧变动;加强信息交流,以求及早发现各国宏观经济的弱点,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13国之间在银行、金融、旅游、工业、交通、电信、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渔业、林业、矿业、能源以及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方面送行全面洽谈与合作;2010年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1国将在农业、信息及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湄公河流域等五个领域开展合作。相信随着东亚合作机制的深化,区域内部市场要素的灵活度将迅速提高。

(二)工资——价格的弹性

蒙代尔认为,在货币区内为消除一国的超额供给,需要降低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降低可以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动实现,如果工资——价格是弹性的,货币区内可以通过调整两国相对价格来实现,如果工资价格是非弹性的,非均衡将持续下去,其结果两国可能会中止货币联盟,使名义汇率变动。

东亚地区各国所具备的三个方面特点使其工资——价格具有较大弹性:一是东亚地区是具有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进程中对城市劳动力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二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多数不制订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等法规,工资基本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市场不发生扭曲。三是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失业保险制度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工资是构成企业成本最重要的部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三)地区的开放度与依存度

麦金农指出,一国在出现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时,即使变动名义汇率也不一定能改变实际汇率,从而消除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名义汇率的变动是否可以重新实现均衡,“还要取决于一国的开放程度,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对非贸易品的比例。名义汇率的变动调节内部和外部均衡是通过调节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进而调节生产和需求,实现新的均衡。”[4]

中国经济开放度比千年前大为改观,其贸易品占商品总量的50%~60%以上,这部分商品价格已由国际市场决定,包括服务业、三产、电力、资产市场在内的非贸易部门也要区别对待,中国大陆和“亚洲五小虎”自然资源丰富,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缺乏,资源的互补性使东亚各国和地区具备随着亚洲经济合作的加深非贸易品迅速向贸易品转换的前提和增长空间。根据GTAP模型测算,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长55.1%,区域间的开放度与依存度将迅速扩大。

(四)产品和投资多元化程度

最优货币区理论要求各国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当某一产品需求减少时,可以通过对资源向其他产品和部门的转移,缓解需求减少的冲击,多样化生产结构的国家很少求助汇率变动来缓解外部冲击。多样化的投资结构对某一部门冲击带来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时,可以通过足够多样化投资方式消除,如国家持有多样化的国外债权,外部冲击的影响就会减弱。

东亚各国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障碍;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管制已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一定的发展;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但也都在积极扩大金融投资晶的种类,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加大外汇储备种类,如日元、人民币和欧元的储备量。但是,产品的雷同一直是东亚各国的软肋,亚洲经济发展特有的“雁型”模式为该地区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正在逐步改变这一旧有的产业结构。

三、亚洲最优货币区制度安排时间表

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正在逐渐接近,但货币合作的基础仍然较为薄弱,还不具备建立一个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具有制度保障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亚元的形成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绝不是十年可完成的事业。推动亚元目标建设存在以下关键性阶段。

第一,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是亚元目标建设的经济基础。最优货币区从理论变为现实,必需以贸易和投资高度融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在东亚,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05年建立已成定局;2010年前后将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计划,由于中国与东盟“框架协议”的签订而正在成为现实;日本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与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在2010年~2020年间建成,目前日本与印度都已经公布了时间表。上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实现后,中日韩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很多合作项目就变得比较容易。从目前中日韩三国加速合作进程的意向和所具备的条件来看,其时间表可能还要提前。

如果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够顺利建成,它将创造一个17亿消费者、2万亿美元GDP、1.23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从人口、GDP及贸易总额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上述基础上将建成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估计可能会快于欧盟和北美自有贸易区的进程,于2040年之前实现。随着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亚洲经济正逐步走向“自立”,这为进行区域性货币合作,建立单一货币联盟带来充分的可行性。

第二,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是亚元目标的阶段性制度安排。根据欧元区的经验,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是形成单一货币联盟不可或缺的阶段,现阶段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内容。一是从防范金融危机的需要出发,建立区域性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机制。当前首要的是巩固和扩大“清迈协议”的成果,加强地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提高对付短期货币流动性问题的集体能力。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将成为增强区域经济安全的现实选择,它可以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并充当区域经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东亚各国在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与政策协调基础上,可考虑实现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共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以解决区域货币合作的可信性问题,为区域货币提供较为稳定的长期汇率,并为区域货币联盟的未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约束。

第三,日元和人民币中心货币功能的建立是亚元目标的关键环节。德国马克充当区域内中心货币是欧元区建设的关键,“当欧洲建立货币联盟时,欧洲人便很轻易地接受了以德国马克作为范本、以德国自由银行为模式的概念。然而在东亚地区缺乏这种认同。”[5]目前,有条件成为中心货币的只有日元及人民币,但无论是日元还是人民币,都因为自身的许多局限性而无力担当中心货币的重任。欧盟的成功,区域内德法两大国发挥核心作用是一个关键。东亚的货币合作能否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韩与东盟的合作,尤其是中日两国的合作。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日间充分信任关系还没有建立。从这个角度看,中日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对区域货币合作的推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中国内地和港、澳、台之间货币一体化建设是亚元目标的突破口。创建四区统一货币的现实基础:一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香港、澳门与中国内地经济一体化已稳步推进,并建立了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二是港元与人民币都与美元挂钩,澳元也与港元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三是他们都以美元做基准,彼此之间汇率相当稳定。人民币若能与港元、澳元加强合作并最终实现本国货币的统一,无疑对东亚地区货币联盟的形成提供基础和有力支持。四区建立统一货币符合“一个中国”原则,比起德国以西德马克收购东德马克的方式更具可行性。

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强势正在不断冲击国际货币体系中大国主宰世界的旧格局,它也是区域货币一体化制度安排的根本依据。因此,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必然加速美元、欧元和亚元“三分天下”的国际货币新次序目标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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