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与释放——青少年中“大话西游”现象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大话西游论文,青少年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像《大话西游》这般得到如此众多年轻人的心理认可，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http://ent.sina.com.cn2000年08月28日19:32《北京晚报》）。
近一月来，一部《大话西游宝典》（以下简称《大话》）在坊间迅速蹿红，并创下首印两万册上市20多天即销售殆尽的奇迹（htip://www.sina.com.cn2000年8月23日《北京晨报》）。
偶然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个说法一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听着罗大佑、崔健的歌，九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看着金庸、琼瑶的书，九十年代末期的大学生看着《大话西游》，度过了各自的黄金般的青春（新浪网bbs，版权所有：chongqingxiaoma，提交时间：01：03：23日05月29日，主题：大话西游的时代）。
不知什么时候起，看《大话西游》和上网一样，成了一时间无法治愈的残疾，牢牢地跟随着生活，如影随形。每触摸一次，就像把即将结痂的伤痕又扯开了一道口子。只要扫一眼BBS上的签名档，就能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被这样一部在所谓“评论家”眼里低俗不堪的电影深深打动过。纠缠于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白，我们竟有些无法自拔。每个人似乎都对号入座地在其中寻找到了什么（网络“大话”美文：佚名：《第N+1次看〈大话西游〉》，摘自《大话西游宝典》，现代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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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众多媒体的众多报道都在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有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卷进了由一部名为《大话西游》的电影而引发的文化现象之中。一部电影的流行不是偶然，而电影的流行又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则更值得探究。参与这一文化现象的青少年因人数的众多、势力的庞大而不可小视，这些青少年作为社会的组成也将不可避免地参与中国历史的书写，因此，“大话西游”现象也将是任何关注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人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一现象作一个粗浅分析。
二、作为文学名著的《西游记》
电影《大话西游》的故事原型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其主要人物孙悟空、唐僧、牛魔王等都是《西游记》中的人物，要理解《大话西游》则有必要首先对《西游记》进行解读。
对一部艺术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含义。《西游记》讲述的是一个神话故事，神话是人类集体的梦幻，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愿望的达成，《西游记》这个神话的确表达了人类的一个集体愿望，从某个角度上说，《西游记》即是个体社会化的一个隐喻。
《西游记》自诞生以来经久不衰，成为老少咸宜、人尽皆知的作品，其中的主人公孙悟空更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形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作品所唤起的心理共鸣。人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常常不由自主地对孙悟空产生角色认同，并引发强烈的内心体验：大闹天宫让人读来酣畅淋漓；被压五行又让人生出无尽的委屈与无奈；西天取经的经历充满了兴奋与刺激；而修成正果之后，则既让人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又让人产生些许的失落与怅惘……可以说，孙悟空是人类每一个个体的象征，孙悟空的取经史即是人生的缩影。孙悟空诞生后学人语、学人走路、学神通等等均是一个婴儿学习人的行为的写照；而其后的占山为王、自由自在的生活则是个人儿童时代的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的象征；如来佛祖的镇压暗示着个体开始接受社会的规范，同时也宣告了儿童时代的结束；取经的行动则意味着一个成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这既是一个被规训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取得真经并修成正果之后，个体完成了社会化的过程，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这样的成功也是以牺牲某些个体价值为代价的，这是一个既让人欣慰又让人遗憾的过程。
社会化与个体化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人永远不可能彻底地实现个体化，社会化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然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又永远不能放弃个体化的愿望，因此，对社会化的隐忍与对个体化的释放同时并存。矛盾通过种种多样的形式得以表现，通过多样的手段得以解决。社会通过种种的制度与规范来释放其对个体的控制，同时又不得不通过种种的权力与利益来隐忍个体的反抗；而个体也总是试图运用各种方法来释放其自由的意识，同时也不得不隐忍社会的控制。隐忍与释放的斗争遍布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有表面的武力冲突，还有潜在的思想抗争。《西游记》即是用艺术的手段完成了一个隐忍与释放的斗争。
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矛盾双方在斗争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象征社会权威的天庭在试图规训孙悟空时用尽了各种手段，既有威逼恐吓，如天兵天将的镇压，也有哄骗利诱，如封“齐天大圣”，封“弼马温”。而当所有手段都失效时，则不得不动用最高统治手段——如来的镇压，这是对个体违规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惩罚”。孙悟空始终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显示出个体面对社会控制所表现出的渺小与无能。社会要想实现对个体的规训则不得不许以利益，这就是如来对孙悟空许下的好处——成佛。孙悟空在取经的路上降妖除魔，表现出与过去生活的决裂，然而，我们应看到，妖魔过去曾经是孙悟空的朋友（如牛魔王），妖魔是与孙悟空过去一样无法无天的自由个体，而孙悟空在接受了规训之后则开始镇压妖魔，也即他在被社会规训的同时也参与了社会共谋，并且他降妖的行为常常须借助仙界的帮助，这也表明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须得到社会的保护，并不得不参与共谋。对于社会规范，人总是既爱又恨的，这是一对永远无法从根本上调和的矛盾。
三、作为电影的《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是一部港产电影，分上、下两集，上集名为《月光宝盒》，下集名为《大圣娶亲》（又名《仙履奇缘》），影片故事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梗概如下：孙悟空投胎做了人，成了一个强盗头子，名叫至尊宝。至尊宝爱上了前来吃唐僧肉的女妖白晶晶。白晶晶后来自杀。至尊宝借月光宝盒让时光倒流以救白晶晶，不料却倒回了五百年前，因而遇见了仙女紫霞。由于上天的安排，紫霞在至尊宝脚底烙了三颗痣，使其变回孙悟空，而紫霞也因前缘而爱上了至尊宝。但至尊宝却不愿接受自己的孙悟空身份，仍然坚持寻找白晶晶，并因此轻慢紫霞对他的深挚的爱。而当至尊宝最终找到白晶晶时，却发觉世事已变，他真爱之人已不是白晶晶而是紫霞。而紫霞被牛魔王所擒，至尊宝为救紫霞又重新复生，变为孙悟空。他从此大彻大悟，皈依了佛门，放弃了紫霞之爱，而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电影《大话西游》的象征策略。从情节上看，《大话西游》与《西游记》已相去甚远，只是借用了几个人物而已。然而，仔细分析，仍旧可以看出其深层隐喻的共通性。首先，所借用的几个人物就值得深究。影片所借用的《西游记》中的人物有唐僧师徒、观音、牛魔王夫妻、二郎神以及如来，其中尽管如来并未在画面中直接存在，但他是背后的控制者，他是一个叙境中的“缺席的在场者”。这几个人物都是几个代表性的象征。作为取经的主体，唐僧师徒是不可或缺的。而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其实是五位一体的，是一个人格的多重裂变。“这五位一体是花果山时期、大闹天宫时期的孙悟空的发展，这五个人物其实是一个人物，依然只是孙悟空一人。……唐僧象征着一个人的自我道德规范。……猪八戒，不过注释了中国古已有之的‘食色性也’。在取经的过程中，猪八戒成为食欲和性欲两大表现的象征……孙悟空是自我的象征，是整体的象征，同时，特别代表着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智慧与能力，与弗洛伊德所讲的‘自我’有可类比之处。……沙和尚，在这个团体中是担行李的角色，这个人的出现象征着一个人的体力和身躯。……白龙马的象征意义也是显然的，它是孙悟空的伴侣。”如来始终是最高规范的象征；观音是规范的执行者；二郎神则是保障规范实行的暴力手段，如同军队与警察；牛魔王作为妖魔则是违规者的代表。与《西游记》更为类似的是，尽管情节有别，但它们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无论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还是《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被规训的道路。而影片所传达出的对这种规训行为的无奈与悲凉更已远远超出了《西游记》。众多“大话迷”们所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大话西游》是一部悲剧。然而仅仅讲述一个悲剧故事，还不足以促使这部影片形成如此大的影响，笔者以为，影片之所以在青年人中流行，不仅仅是它揭示出“隐忍”，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一种“释放”。
电影《大话西游》的隐喻策略。《大话西游》不仅对《西游记》的情节进行了大量改造，同时对借用的几个人物也进行了重新诠释。首先，对主人公孙悟空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是一个“神”，他不仅具有常人所没有的神通和本领，也没有一个常人所具有的欲望，如食欲和性欲，唯一和常人类似的是其“自由”的天性，且这唯一的常人化特征也伴随其“成佛”的过程而丧失。相比之下，《大话西游》中的孙悟空更象一个“人”，他具有常人所具有的一切优缺点，他好色、狡猾、不守规矩、难以驯服。从某种程度上说，“神性”是对人的一种压抑与规训，作为一个“神”需要隐忍常人的欲望，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过程，因此，对“神性”的剥离即完成了对人性的释放。在《大话西游》中，主人公至尊宝经历了由“神”到“人”，再由“人”到“神”的两次裂变过程。第一次，孙悟空投胎做了人变为至尊宝，这是由“神”到“人”的过程。影片中，至尊宝是一个更让观众认同的角色，他的自由自在的强盗生活是影片中的亮色。第二次，至尊宝为保唐僧取经不得不恢复孙悟空的身份，这是由“人”到“神”的过程，他因此而不得不放弃了人的自由与情欲，这是影片的悲剧色彩的浓重体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第一次的裂变其实是一个社会化到个体化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作为“人”的至尊宝其实带有“神”化色彩，他的无拘无束的生活是一种违背现实生活常理的乌托邦。因此，第一次的“神”到“人”实则是“人”到“神”的梦想。而第二次裂变则是一个个体化到社会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现实化的过程。作为“神”的孙悟空其实是现实的“人”的隐喻，他肩负着常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忍受着人所具有的痛苦。因此，第二次的“人”到“神”实则是“神”到“人”的回归。在这两次裂变之中，第一次过程完成的是一种“释放”，第二次的过程实现的则是“隐忍”，一部电影通过这样的途径帮助人解决了一个矛盾。
其次，是对唐僧形象的改造。与《西游记》中唐僧师徒“五位一体”的象征不同，《大话西游》中孙悟空与唐僧均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人格出现的，且唐僧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与孙悟空完全对立的形象。影片中，唐僧是一个永不退场的规训者，他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劝说孙悟空归顺，直至达到目的为止。影片中唐僧是最具喜剧色彩的人物，他的对白成为被“大话迷”们引用率最高的话语。唐僧的喜剧色彩是因其所造成的反讽效果而形成的。唐僧式的规训者形象是众多“大话迷”们讽刺的对象，他们对唐僧式话语的引用是一种“厌恶性模仿”行为。而唐僧的典型性特征——罗嗦更是影片所特别嘲弄的对象，这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情节：一是唐僧的罗嗦使他的同谋——观音都忍无可忍而动了要杀唐僧的念头，二是唐僧的罗嗦使得两个小妖因无法忍受而自杀。此外，片中大量的唐僧话语也强化了反讽效果，对唐僧的嘲弄释放了对规训者的仇恨。
此外，片中对其他角色的改造也都值得注意。观音作为权威的象征在《西游记》中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然而《大话西游》中仅唐僧的一句“观音姐姐”就已将权威彻底瓦解。称呼的改变暗示着关系的改变，“菩萨”变成了“姐姐”，高高在上的权威因此沦为了同辈间的随意。二郎神作为保障权威的暴力手段在一出场就遭遇了失败，而他的帮凶——啸天犬也动了凡心，背叛了主人。影片对权威者的形象进行了强力的贬损，从而释放了被权威所压抑的情绪。
电影《大话西游》的解构策略。《大话西游》被视为一部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作品，原因在于其中大量对传统价值观的解构，解构本身即是一种释放行为。然而《大话西游》并不是一部彻底解构的作品，它是一部“适度解构”的作品。也即影片不仅仅只是解构，除了解构之外，影片还有所建构，解构之后的建构才是影片的真正意图。
在影片中，众多束缚个体行为的事物都被无情地解构，如正统文化、语言规范、时空结构、婚姻契约等等。然而，《大话西游》并不是一部彻底解构的作品，影片在解构众多观念的同时惟独没有解构的是两样东西，一是感情，二是责任。
影片在玩笑的同时，对于感情的表现始终是严肃而认真的，在嘲弄许多事物的同时始终没有嘲弄爱情。对爱情的表现是影片的重点，而影片的悲剧因素也源于爱情，以致于许多“大话迷”们公认这是一部纯美的爱情电影，至尊宝、紫霞与白晶晶对于爱情的态度均是执着而坚定的。对于亲情与友情，影片也同样是严肃的。紫霞与青霞姐妹虽然生前争斗不休，但在最后一刻，她们都为救对方而不惜牺牲生命，亲情的联系终究没能割舍。同样，影片中所表现的至尊宝与菩提等人的友情也是真诚而无私的。
对于责任的表现，影片虽然传达出无奈与遗憾，然而始终是认可责任的存在的。孙悟空最终对责任并没有采取一个推卸的态度，而是抑制了个人的痛苦，承担起了取经的责任。此外，唐僧这一角色给人的感受是矛盾的，他唠叨的一面固然可恶又可笑，然而他所具有的“舍生取义”的社会责任感是可爱的，他的渴望“化解人世间的仇恨”的志向更是可敬的。因此，唐僧作为搞笑的主要对象在被嘲弄的同时仍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他不是一个反面的角色，人们对他并没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大话西游》的解构策略是不乏理性的，它在对压抑人性的诸种事物进行痛快解构的同时，对于人作为“人”这样一个独特存在而安身立命的根本——感情与责任始终没有解构，它的“释放”始终是有限度的，它对社会化的反抗态度是经过理性化的“克制”的。
四、作为文化现象的“大话西游”
作为一部电影，《大话西游》在公映之初却遭受了票房的惨败，而影片的真正流行却是通过VCD的销售，且从首映到风行经历了四年的时间。而在电影流行的过程中，网络“大话西游”文化的流行也随之发展，并且网络“大话西游”文化的风行对电影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话西游》的流行已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的意义，一代人因为对《大话西游》的喜爱而形成了一种精神内核，“大话西游”因此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1、“大话西游”现象的表现特征
表现之一是“大话”式语言的流行。《大话西游》影片中的对白因其特有的风格而受到青少年的青睐，从而成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语言，甚至在公共场合形成取代“官方”语言之势，如，许多青少年在高考的作文写作中也用上了《大话西游》中的语言。
表现之二是与“大话西游”有关的诸多文化产品的热销，如相关的书籍、报刊、杂志、各类VCD、CD等音像制品、电脑游戏等，更有甚者，许多商家借助“大话西游”的名目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如一种名为“大话西游”的冷饮以及众多以“大话西游”剧情改编的电视广告。
表现之三是“大话西游”成为青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仅用大话西游式的语言写文章、说话、上网聊天、谈情说爱，更试图创造一种“大话”式的生活空间。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大话”文化的接受者，而渴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大话”文化。网络的产生为这一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大话西游》影片的兴起，网上也随之诞生了大量以“大话西游”命名的网站。1999年时，这样的网站就已多达四五十个，而其它的与“大话西游”有关的社区及聊天室等就更多。网络不仅给“大话”迷们提供了交流的空间，还给予了他们展示自己的“大话”创作水平的机会，网上关于“大话西游”的各类文字改编版本、游戏及FLASH动画等层出不穷，“大话”迷们对这类活动始终乐此不疲，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他们过着快乐的“大话”生活。
2、“大话西游”现象的形成原因
“大话西游”现象的产生决不是偶然。尽管流行的电影有很多，一部电影的流行也有多方面原因，但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并蔓延至其它文化领域，成为一代人的文化标志，这样的现象就不多见了，这其中的原因就很值得深思。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的最主要职能是引导青少年完成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范畴，指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刚出生的婴儿是同其他动物无多大差别的生物人或自然人。社会通过各种教育方式，使自然人逐渐学习社会知识、技能与规范，从而形成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行为方式，取得社会人的资格，这一教化过程即社会化。因此，社会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社会控制个人、成人控制儿童、强者控制弱者的行为。同时，社会化也是必须要压抑人的部分自然本性的。所以，部分出自维护自然本性的本能，部分出自对权威控制的抵制，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来自社会与成人世界的控制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反抗的情绪。但人的成长又不得不接受社会化的过程，因此，驯服与抵制、隐忍与释放的矛盾情绪总是存在，寻求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便成了青少年的一个基本需要。《大话西游》电影只是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媒介，这样的媒介还可以有很多。但青少年通过<大话西游》电影这一媒介所创造的“大话西游”式文化才是解决矛盾的最终手段。
在文化研究中，大多数理论都涉及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把文化与阶级利益联系起来，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直接将文化还原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在阶级斗争的关系中出演着什么功能。特别是在今天西方号称后工业的当代社会中，随着工人阶级无望地变成少数，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将被顺利消除。”同样，资本的重新划分也使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日趋多样，阶层之间的对立日渐模糊，因此，我们也很难看到体现出激烈的阶级对立与冲突的文化。“大话西游”现象就很难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释，“大话西游”所宣泄的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化的情感，而不是阶级化情感，所体现的更多为个体与社会间的矛盾，而不是对立阶级间的矛盾。而个体与社会间的矛盾是一个永恒存在。
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中揭示了社会对人的情感控制由外部强加逐渐向内化自觉的发展过程。而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也揭示了社会规范对人的控制由外部肉体到内部精神，由前台的显性控制到幕后的隐藏性控制的过程。他们的作品无疑都在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对人的控制形式尽管在发生变化，但控制的本质永远存在，且在控制从外显到内化的过程中，控制的力量日益强大。在阶级对立明显的时代，社会控制集中表现为阶级的意志，而在后工业社会，社会控制依旧存在，但也随着阶级对立日渐淡化而日趋隐蔽化。这种隐蔽化的控制使得个体的反控制行为演化为一种非对抗性的战争，也即不知道目标与敌人的战争。这给个体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如同海德格尔给人下的定义：“抛出的存在”，意在说明：“人并非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到这个世界的。不可忘记，事实上我们的诞生和生活是由某种力量制定的严密法则所决定的。”人是被无端地抛掷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一切都是被剥夺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感到被无名事物所控制的恐慌，因而本能地产生反抗控制的愿望。人常常不知道自己被什么所控制，因而也不知道该反抗什么。攻击目标的虚无导致了人的一种无措的感觉，反抗的愿望无处宣泄，压抑的情感本能地要寻找释放的途径。释放可以极端地表现为战争、犯罪、疯癫等导向毁灭的形式，也可以温和地表现为生产劳动、体育运动、艺术创造等导向发展的形式。对于社会控制，人是无法反抗也是无力反抗的，是不得不“隐忍”的，然而人又总是要“释放”的，有“隐忍”就必定要“释放”，“释放”了之后才能更好的“隐忍”。
“大话西游”现象就是年轻一代所讲述的一个关于“隐忍”与“释放”的故事。大到内涵上对传统价值的解构、对文化的再创造，小到形式上孙悟空夸张的怪笑、摇摆的走路姿势、吃香蕉行为、借武士还爱等均是释放。而成为“神”的英雄主义情结不过是“隐忍”的一个十分现实而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为“人”的平民主义表现则又是一个对真实人性的“释放”。年轻一代是更面对现实的一代，他们意识到“隐忍”的必要性，然而，他们也是更懂得“释放”的一代。对于“隐忍”与“释放”这对矛盾的种种调和手段是新时代中新人类的有效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