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时期论文,错误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经济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陈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克服困难，纠正错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总结经验，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并参与制定调整措施，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
一
“大跃进”是从1958年开始的。这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于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当时的基本国情，离开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条件，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的规律。这两个运动打乱了我国社会的生产秩序和农村的社会秩序，并最终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尤其是伴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来的浮夸风，发生的时间长、范围广、危害巨大，把党的“左”倾错误推向了高潮。
经过三年“大跃进”，到了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已经紧张到国无库存粮、家无隔夜粮的地步，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严重收不抵支，出现严重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如何认识和纠正这些错误，成为摆在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人面前的严峻问题。
二
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看法的。但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从1957年开始不正常，绝大多数同志支持和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陈云的有些观点提出来了，但是，得不到重视，甚至被批判；有的没能提出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2]但是陈云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在纠正错误，减少损失。
——指标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1958年2月，《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3月，成都会议同意了所谓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同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账相比，其主要计划指标都大幅度提高了。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由10%提高到33%。这就标志着经济工作中高指标的“左”的错误开始发展并愈加严重。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估计并正式宣布：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到90%，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将达到大约1000斤；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番。从此，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左”的错误，就被推向了一个高峰。
1958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已现端倪。会议确定将1959的钢产量指标由2700万吨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会议期间，陈云觉得钢的指标还是难于完成，建议以不公布为好，但这个建议未能反映给毛泽东。1959年1月18日，陈云和其他同志在毛泽东处谈经济和工业问题时，陈云明确提出：“武昌会议制定的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指标过高，难于完成。”[3](P5)关于这件事，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3](P13)。之所以会有同志抵触，是这些同志认为：“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4]这次会后，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对压缩后的钢铁指标进行研究。1959年5月15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5](P139)这种提法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因为，陈云在1956年协助周恩来抓了反对经济工作上的冒进，从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后来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反“反冒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冒进主要责任者周恩来、陈云被迫三次作检讨。
在后来的调整过程中，陈云提出调整就是要放慢速度，而恢复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陈云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5](P208)即便是加强了农业，也不能期望农业恢复很快。原因是农业生产要受到好多因素的制约，要达到1958年的水平，也就是从1961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5](P165)
——平均主义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不仅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共”各种“产”，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上调，甚至在全省、全国范围内搞平均分配、无偿调拨，而且实行平均分配，搞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虽然有意见，但是，由于强调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6]。这样，发生严重侵犯群众利益，挫伤广大社员积极性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58年，农业生产是个好年景，可由于大量劳动力被调去从事大炼钢铁，农产品并没有完全收获入仓，而且很快就被供给制和放开肚皮吃饭耗费空了。
陈云认为：“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要增产，第一靠政策。”[3](P73)1961年5月3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说：向高产的社队多要，“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高产了不能多吃，只给留三百斤原粮，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就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就会变成低产区。……江苏省苏州专区六个县，征购十二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地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的农业发展非常不利。”[5](P163)
——“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
安徽省由于在1956年夏秋遭受严重的水灾和台风袭击，再加上生产关系的急剧频繁变动，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引起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忧虑，他们力图寻求新的途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包产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但是在“反右派”和“大跃进”的高潮中夭折了。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国民经济遇到了三年严重困难。在安徽出现了大量的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严峻的经济状况呼唤尽早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经济滑坡的趋势。安徽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支持“包产到户”以“责任田”的形式再次试验。
对安徽省部分农村社队实行“责任田”的做法，陈云明确表示：“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3](P71)1960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陈云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到安徽考察工作。在谈到粮食问题时，陈云指出：“粮食包产指标要定得留有余地，使群众有产可超，干得有味道，不能机械地以上年的实际产量作为指标。社员的小自由应包括自留地、家禽家畜、假期、超产奖励。有了这些，就能提高积极性，增加收入。”[3](P47)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看到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7月6日在毛泽东处谈话，陈云“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3](P120)
——增加一点自留地的比重，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农民的自留地问题上，党内高层曾出现过多次不同意见。鉴于1959年夏收作物比1958年减少20%以上的状况，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规定：“恢复自留地制度，……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鼓励社员利用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并指出，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令人遗憾的是不到两个月，庐山会议就将上述政策当作右倾批判。
为了认真搞清农业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总结“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来到上海市清浦县小蒸公社作调查研究。在这期间，他召开了有干部和社员参加的十次座谈会，既听社队干部的汇报，查阅过去的资料，又多次到农民家中访问，了解农民养猪、种自留地、居住和吃饭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掌握第一手资料，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为制定正确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转变经济形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1年6月30日晚，陈云在当地公社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关于自留地问题，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仍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增加一点自留地的比重，绝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主要来自集体生产，如果执行少扣多分、多劳多得的原则，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至于妨碍集体生产。自留地用不了多少肥料，养猪农产仍会把所积肥料的大部分卖给生产队。因怕个别农民偷粮食而不愿农民在自留地上多种粮食是十分错误的，农民口粮多了，就容易教育农民不私拿集体的粮食。让农民多种自留地是目前补充口粮的主要办法。
对这次调查的情况，陈云专门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并致信邓小平报送三份调查报告。7月13、17、26、27日，陈云在分别同浙江省委、苏州专区、江苏省委、河北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多次肯定自留地的作用和意义。陈云认为：“没有自留地这个基础，我看很难讲民主。粮食不到户，讲民主是空的，民主得有物质基础来保证。”“群众种自留地积极性很高，种集体地积极性很差，这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群众是讲实际的。”[3](P91)
三
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思考过程中，以及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不仅进行了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随着调整的逐步深入，在冷静分析形势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对从思想上指导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鼓励讲真话
在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工作中，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许多同志不能正确看待形势，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困难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一提到形势，他们总是讲大好，一说起缺点，又总是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公式去套。其结果，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无论什么报告、文件、文章，总是先讲一通大好形势，而对存在的问题要么回避，要么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害怕被说成是思想右倾。陈云深感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无法完成经济调整工作的重任，因此，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要坚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河南信阳问题（指河南省信阳地区在“大跃进”中，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严重而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事件[3](P43)的严重性在于，为什么省委事前听不到这方面的反映？如果领导机关听不到来自下面的意见，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一出毛病就是大毛病，这值得警惕。”[3](P43)在1962年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在陕西省干部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5](P187)“信阳问题那样严重，为什么地委、县委没有人反映？就是怕被说成是右倾。”[3](P45)陈云不仅要求下级同志说实话，自己更是坚持说实话。1962年7月初，有同志曾经劝他不必急于向毛泽东提出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的问题，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3](P120)当然，“我们提倡讲老实话，但要有讲老实话的条件。”[3](P50)因此，陈云鼓励干部讲真话，倡导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以便获得真情。
（二）群众运动要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
群众路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被“群众运动”所取代。群众运动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有着特定的科学内涵。那就是：1.必须从实际出发，出于群众的自觉行动；2.必须符合群众利益，反映群众要求，及时地倾听群众呼声和要求；3.必须实事求是。当时，如果我们党是脚踏实地地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共产风”和“浮夸风”就不会刮起来，高指标和瞎指挥也就可以避免。可见违反群众利益而又脱离实际的蛮干的“群众运动”，是对群众路线的歪曲。在“大跃进”高潮中，用“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式的群众运动来搞经济建设，“企业的规章制度破多立少”，不尊重科学等情况时有发生。陈云明确指出：“我们既要搞群众运动，又要遵守规章制度，群众运动如果冲破了企业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破坏生产力。”[3](P74)“群众运动要有利于加强企业管理而不能削弱企业管理，要把不应该废弛而废弛了的规章制度统统恢复。”[3](P99)
（三）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陈云认为，重要的办法就是“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早年在延安时期学习哲学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这条经验使他受益终身。交换，“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比较，“就是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不但要和现行的比，和过去的比，还要和外国的比。”“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5](P188-189)。因为坚持交换不同的意见，才使全党在调整过程中对压缩工农业产品的指标有正确的认识，才使全党对调整的形势与决策有统一的认识；因为坚持比较解决粮食问题紧张的多种办法，陈云才认定“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紧急进口粮食是非采取不可的根本性措施；因为坚持反复考虑，才有了一系列稳妥而正确的调整措施和调整速度。
综上所述，在如何确认“大跃进”期间党在经济建设上的失误、如何判断国家的经济形势、如何克服困难上，陈云走在了全党的前列。“大跃进”的时代已渐行渐远，“左”的错误和思想也已经得到纠正，但是，陈云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表现出来的善于思考、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思想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