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邑考故事源流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故事论文,伯邑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國維先生在其名文《殷周制度論》中，有如下一段著名的表述： 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周人制度之大異於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① 王先生的這一論斷，在三代史研究中影響極大。雖然後來的一些學者，或對該文進行了種種補訂，或對文中的某些觀點提出了一些質疑。但就大體而言，所謂“立子立嫡之制”，確乎是周代秉持的一項基本原則，宗法制、封建制等周代政治架構，均以此爲基礎展開。而若違背這一原則，也的確常常導致政局的動蕩，從而引發後世史家的口誅筆伐。如西周末年的幽王之亂，春秋時期的王子頽、王子帶之亂，均與嫡庶錯位密切相關。又如《孟子·告子下》中所載：“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其中“無易樹子”與“無以妾爲妻”，均是“立子立嫡”的題中之義。可見，在齊桓公宏大的霸業生涯中，恢復周代故有的政治體統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内容，而“立子立嫡”又是其核心所在。齊桓公前後組織了首止之會②、洮之會③，極力襄助周襄王繼統，體現的正是“無易樹子”這一宗旨。“立子立嫡”在周家政治架構中所占的地位，由此亦可見一斑。 了解了這一點之後，我們不難發現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在西周建國之前，竟然有兩代周王，在選擇繼承人時都没有遵循這一原則，而是公然地舍長立幼。其一是周太王，即古公亶父。據《史記》卷三一《吴太伯世家》載：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吴太伯。 古公亶父在立太子的時候，没有選擇泰伯，也没有選擇仲雍，而是選擇了排行第三的季歷。原因是“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其二，則是周文王。據《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載：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這便是周家的第二次舍長立幼。值得注意的是，古公亶父與周文王，被後世認爲是奠定周家基業的兩代聖王，而非幽王、惠王那樣的不識大體之君。那么，爲何周家的兩任盛德君主，均未遵守“立子立嫡”這一政治原則?更重要的是，面對這兩起事件，後人又是如何理解，并進行轉述的呢? 關於古公亶父與周文王的“舍長立幼”，《殷周制度論》中其實也有所解釋。王國維先生認爲，由於當時仍是殷商時期，那一場“殷、周間之大變革”尚未發生，而殷代素無嫡庶之制，“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繼武王而攝政稱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④。不過筆者認爲，由於年代久遠，文獻難徵，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恐怕已經很難考定了。就泰伯的記載而言，便未必僅是“示不可用，以避季歷”那么簡單。古公亶父時期，周人剛剛開辟關中，甚至還處在“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詩經·大雅·緜》)的歷史階段，而東面尚有强大的殷商。在這一時期，泰伯要“奔荆蠻”，横跨大半個中國，在尚未開辟的東南方建立政權，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中，就直截了當地指出，“當太王時，周的勢力絶不可能到達吴國，必須待周公東征以後，周的支族才有可能封到吴國。”⑤又，《史記》卷三一《吴太伯世家》載： 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是爲虞仲，列爲諸侯。 據此，楊寬先生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推斷：“事實上，太伯、仲雍是虞的始祖，所以仲雍又稱虞仲。《左傳·僖公五年》記載晋獻公第二次假道虞國進伐虢國，虞國大夫宫之奇向虞君進諫，講到的開國歷史，就説：‘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足以證明虞的始祖是太伯、仲雍。至於吴國，應該是虞的分支”，“從當時商、周關係以及周對戎狄部族的戰鬬形勢來看，太王傳位給幼子季歷，而讓長子太伯、次子仲雍統率部分周族遷到今山西平陸以北，創建虞國，是一項很重要的戰略措施。從虞國既可以向北開拓，向東又可以進入商朝京畿地區，向南越過黄河可以進入洛水流域，這樣，就可以成爲周向東方開拓的重要據點。《詩經·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過去經學家對‘作邦作對’，不得其解，把‘對’解釋爲‘配’，説是‘配天’。崔述見到太伯、王季連稱，又以爲‘似太伯己嘗君周而後讓之王季也者’(《豐鎬考信録》卷八)。其實，所謂‘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就是説上帝建立了一對邦國，這一對邦國創始於太伯、王季。也就是説太伯從周分出去建立的虞，和季歷繼承君位的周國，成爲配對互助的國家。”⑥雖無更多的佐證，但綜合種種迹象來看，這不失爲最合理的一種推測。 至於伯邑考，《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言伯邑考“前卒”，又《逸周書·世俘解》載：“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⑦則可知武王克商的時候，伯邑考已經去世。雖然不能算早夭，然而年紀并不太大⑧。除此之外，《管蔡世家》又載“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同母兄弟九人，除伯邑考之外，人人皆有封地，甚至連勾結武庚叛亂，犯下重大過錯的蔡叔度，其子胡在“率德馴善”之後，周公仍然“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昆仲之中，唯獨伯邑考後嗣無聞，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⑨據此，則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的狀況早已存在：春秋前期，人們在歷數文王後胤封國的時候，便已完全没有伯邑考的位置。筆者以爲，這個“不知所封”，有可能并不是因爲史籍失載，而是緣於伯邑考無後。證據便是“伯邑考”這一稱呼。《白虎通義》卷九《姓名》載：“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上。伯邑叔何以獨無乎?蓋以爲大夫者也。”清陳立注：“‘上其叔季’，意謂叔季在名上，如叔鮮、叔度、季載之類。管、蔡等地皆采地，非名，伯邑考爲大夫，無采地，故伯上無文也。”⑩而據《禮記·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11)若伯邑考果有後裔，則不應無封地；若有封地，則不應仍舊以“伯邑考”來稱呼這位文王的嫡長子。盛壯早逝，加之無後，伯邑考或許生來便比較病弱，甚至有什麽隱疾，導致其完全無法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加之武王發、周公旦“左右輔文王”，那么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也就可以理解了。當然，以上種種，全然是臆測之辭。真實情況究竟如何，恐怕已經永遠消失在歷史深處了。 儘管我們今天來看周初這一段茫昧難徵的歷史，可以接受“疑以傳疑”，甚至可以接受“付之闕如”。但對於周人來説，恐怕感受便全然不同了。周代建國前後的几任君主，均是周人心目中的聖王，《詩經》的雅頌部分，對他們進行了長篇累牘的歌頌。然而太王、王季、文王，其生平行事不僅在若有若無之間，其中竟還夾雜着“舍長立幼”這樣的記載，這無疑是難以忍受的。大概出於這一動機，從很早的時候開始，便有人對這一段歷史進行了種種渲染與改寫。當然，經歷了這樣的渲染、改寫，相關的記載已經很難被稱爲信史，我們只能姑且稱之爲“故事”。以泰伯爲例，至遲到了春秋時期，便已存在着關於泰伯相當完整的故事。如《左傳·閔公元年》載晋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吴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12)可見，在春秋早期，泰伯已經被認爲是開拓吴國的首任君主，并被賦予了避位讓賢的美德。又如《左傳·哀公七年》記載了子貢對答大宰嚭之辭：“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13)則可知到了春秋後期，泰伯、仲雍不僅避位讓賢，還擁有了“斷髮文身”這樣的曲折經歷。再如《論語·泰伯》篇：“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邢昺疏引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吴、越採藥，太王殁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14)則可知泰伯的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又進一步衍生出“三讓”的情節。至此，古公亶父的“舍長立幼”，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完滿的解釋。當然，在流傳的過程中，這些情節之間也産生了某些細微的矛盾，如《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云“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而《左傳·哀公七年》中子貢則説“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又如所謂泰伯“三讓”的情節，司馬遷也并没有採信。但就總體而言，這一故事的核心情節，可以説形成得非常早，且相當完善。由於這種早熟與完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内，泰伯“以天下讓”的事迹，都被毫無疑問地當作信史看待；我們今天再來審視這一傳説，也很難進一步考察其生成流變的更多綫索。 從這個角度來説，歷代文獻中散見的關於伯邑考的記載，就顯得非常寶貴了。古公亶父選擇季歷，周文王選擇武王發，就事件性質而言，其實非常類似。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古人對於伯邑考未得即位的原因，在先秦時期并没有給出明確的解答；圍繞着伯邑考，早期也并未形成一個泰伯式的、情節完整的故事。於是，極富趣味的現象發生了：由於没有定於一尊的權威闡釋，在後人的筆下，伯邑考的故事遂逐漸沿着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伯邑考的形象，也由此擁有了兩種全然不同的解讀。在嚴絲合縫、異口同聲的儒家經典歷史中，這不啻於留下了一個黑洞洞的缺口。但是，這個缺口的存在，不僅可以讓我們清晰地見證“傳説中的中心人物”究竟是如何“越放越大”的(15)，更重要的是，也爲我們考察中國早期歷史叙事的形成機制，提供了一個絶佳的範本。 就文獻的年代而言，最早提及“文王舍伯邑考”這一典故的，應該是《禮記》中的《檀弓》篇：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16) 這一段文字中，賓主之間的舉止言談，皆有似啞謎。據鄭玄注，檀弓之所以服“免”，乃是爲了“故爲非禮，以非仲子”。而公儀仲子的非禮，則在於其“舍其孫而立其子”——根據“立子立嫡”之制，嫡長子過世之後，應以嫡長孫爲嗣。子服伯子爲了緣飾公儀仲子的這一行爲，便援引文王與微子爲例，稱“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事件本身很簡單，是非曲直也一目了然。值得玩味的是，子服伯子在援引“古之道”的時候，究竟是如何看待“文王舍伯邑考”這一事件的呢?對此，鄭玄注曰： 文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17) 應該説，鄭玄的這一注釋，相當貼切地道出了子服伯子的本意。如前文所論，伯邑考與泰伯的失位，原本就是性質類似的事件。那麽，後人在重述伯邑考故事的時候，便很自然地會在有關泰伯的傳説中尋找靈感。必須注意的是，泰伯的事迹，其實包含着兩個旨趣有所區别的核心情節，其一，古公亶父察覺到了“季歷賢，而有聖子昌”，故執意將王位傳與季歷。聖人有經有權，此乃是太王所行的“權道”。其二，才是泰伯的主動配合，“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顯示出偉大的“以天下讓”的德行。很明顯，子服伯子援引伯邑考的事例，乃是從第一重角度出發，對於文王的“權道”加以頌揚，并以此爲公儀仲子的行爲開脱。至於伯邑考本人有何反應，則暫時不在其考慮範圍中。有趣的是，自此之後，這成爲了後世重述伯邑考故事的一種基本策略。最明顯的，如《孔叢子·雜訓》篇所載：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其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18) 關於《孔叢子》編撰的年代，目前學界仍有争議。子思與魯穆公的這一番對話，或是真實發生過，或許僅是從《禮記·檀弓》的記載中衍生分化出來的。無論如何，其將“文王舍伯邑考”乃是“權道”這一立場表達得淋漓盡致。聖人或可行權，常人則需從經，即所謂“唯聖立聖”。這便很好地彌合了文王舍長立幼與“立子立嫡”這一周家大經大法之間的矛盾。自戰國以來，這也成爲了解釋伯邑考故事最流行的一種立場。如《淮南子·氾論訓》云：“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19)又如《尚書中候》云：“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爲太子。王曰：修我度，導德紀。後恒稱太子發。……我終之後，恒稱太子。”(20)《史記》卷三五《管蔡世家》所持的立場，也與之完全一致。一直到南宋時期，胡安國在《春秋傳》中，依舊秉持着這樣的觀點：“昔太伯奔吴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21)”足可證這一立場影響之深遠。而由於這種闡釋强調的是“聖人行權”，故這一故事，在後世還具備了一種奇妙的用途：每當君主不欲按照“立子立嫡”的次序安排繼承人時，“文王舍伯邑考”的故事往往會適時出現，成爲他們“亦猶行古之道”的最好借口。如《漢書》卷六八《霍光傳》載：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咸特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無獨有偶，《梁書》卷四《簡文帝紀》，記載了梁武帝在昭明太子去世之後，立蕭綱爲太子的詔書： 五月丙申，詔曰：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群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爲皇太子。 徐陵在《丹陽上庸路碑》中，也以“若發居酆”(22)來形容簡文帝蕭綱。當然，若我們做細致一些的考察，則對於伯邑考故事的解讀，在此大方向之内，同樣存在着一些細微的差别。如《春秋繁露·觀德篇》載：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内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群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23) “自引而激”，據蘇輿注，應爲“自引而退”之誤。這一段文字雖有錯亂，但大致意思還是清楚的。根據這一説法，則伯邑考亦有主動避位讓賢的舉動。很明顯，董仲舒在重述泰伯、伯邑考的事迹時，有意將二人的故事一體化，故給伯邑考也加上了“自引而退”這樣的情節。不過，在此之後，似乎没有什么人再做過類似的嘗試。與之相反的，是《册府元龜》卷一四八《帝王部·知子》中的記載：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遂禪禹。周文王爲西伯，舍伯邑考而立武王。(24) 在這一段文字中，則似乎將伯邑考視作了丹朱、商均一流的人物，故文王“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這便與董仲舒的努力方向全然相反了。當然，這一説法，也并未衍生出更爲完整的故事。故就總體而論，“聖人行權”這種闡釋口徑，代表了後人對於伯邑考故事的一種主流的理解。 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對於伯邑考未能繼統的原因，出現了一種全然不同的解説方式。就現存的文獻而言，其最早來源於皇甫謐的《帝王世紀》： (紂)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25) 在此之後，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興王篇》中，也採信了這一傳説：“時謂西伯爲聖，紂疑而未達。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之爲羮賜文王以試之，實聖，當不食子羮。文王得而食焉。紂笑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而尚不知。’”(26)關於這一故事的真假，其實很早就有人做了辯証。如宋代鄭樵在《通志》中，就曾直截了當地説這一故事乃是“誕語”(27)，其不可信一望而知。但是，爲文王的“舍長立幼”找一個可以接受的理由，可以説是伯邑考故事生發衍變最核心的動力與機制。文王“行權”這種説法，雖然可以接受，但總嫌伯邑考面目不明。況且聖王之嫡子，竟然缺少相應的品行，畢竟令人覺得不够完滿。於是，不知從何時開始，人們另起爐竈，編造了這樣一個與傳統説法毫無關係的新傳説。伯邑考的形象，也因此由一個面目模糊的配角，一躍成爲代父而死的賢子。 就這一故事的情節進行考察，筆者認爲，它很可能是從關於“梅伯”的故事中轉移分化而來的。大約從春秋時期開始，出現了許多商紂王大肆殘殺賢臣的故事。如《韓非子·難言》篇記載：“故文王説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酰。”(28)而到了《吕氏春秋·恃君覽·行論》篇：“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29)則梅伯不僅慘遭“醢”刑，還多了一個商紂王“以禮諸侯於廟”的情節，即紂王將梅伯之醢分賜諸侯。這個故事，在戰國時期應該是廣泛傳播的，故屈原《离騷》有“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天問》中也有“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兹醢，西伯上告”之語。據此，則接受了梅伯之醢的諸侯中，其中便有周文王。《天問》王逸注曰：“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30)不難發現，這與文王“食子之羹”的傳説，已經有了不少共同之處了。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在戰國乃至西漢時期，“梅伯”與“伯邑考”二人的故事，依然是判然兩分的。如《淮南子》的《氾論訓》中，引用了伯邑考的例子，以之作爲“五帝異道”、“三王殊事”的例證；但與此同時，《俶真訓》中説“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31)，《説林訓》中説“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32)，則足可證在西漢早期，兩人的事迹是清清楚楚分開的，代表着不同的故事母題。但是，正如上文所論，到了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中，伯邑考的故事發生了一次猛烈的轉向，來自梅伯故事的情節，在經過改造之後，被加到了文王與伯邑考身上。當然，這一轉向的發生，未必是在魏晋之際。《史通·採撰》篇云“皇甫謐《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33)，則有可能在之前的某些讖緯文獻中，兩人的故事就已經逐漸合流。不過由於文獻不足，我們已看不到關於這一轉向的更多痕迹了。 雖然這一故事或失於妄誕，但由於其很好地迎合了人們的心理，在後代的典籍中，這一説法也漸漸開始産生了影響。如北宋劉恕在修《通鑑外紀》時，就將這一傳説放到了文王時期的史事中。“昌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之爲羮賜昌，曰‘聖人當不食其子’。昌得而食之。紂曰：‘誰謂昌聖，食其子尚不知。’”(34)又如元代方回在《續古今考》中説：“則天子之軍而或無道，雖十其六軍之數，不足以御有道之諸侯，乃天之理也。紂爲無道，烹伯邑考，而賜西伯以羮，又囚西伯欲殺之。置炮烙之刑，剖比干之心，天下諸侯不保首領，起而誅紂。武王雖起六軍，八百國雖各以兵會，然戰於牧野，不過用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衆若林，前徒倒戈，血流漂杵。”(35)再如元代黄溍在《日損齋筆記》中談道：“《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已爲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記》云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耶!”(36)而這一故事的流行，甚至反過來影響了對於《天問》的理解。如關於《天問》中“受賜兹醢，西伯上告”的解釋，王逸注已見前引，而柳宗元在《天對》中説：“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37)朱熹在《楚辭集注》中説：“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38)可見，關於“受賜兹醢”的“兹”究竟何指，一向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到了明代陸時雍的《楚辭疏》中，這個“兹”，就開始兼指梅伯與伯邑考了：“陸時雍曰：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文王食之。紂曰：‘孰謂西伯聖者乎?食其子而不知。’斯時紂之恶亦酷矣。文王飲聲不言，臣罪當誅，况其子乎?醢梅伯以賜諸侯，得罪於天下矣，西伯乃上告帝。帝怒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39)明末清初的李陳玉在其《楚詞箋注》中，也接受了這種調和的説法：“且紂醢梅伯，又醢西伯之子伯邑考，以其肉賜西伯。西伯上告天帝，帝爲之動，親就上帝之罰，殷之命遂以不長。”(40)足可證這一種關於伯邑考的故事，雖然有稗官野史之嫌，但其影響仍然不小，甚至不少人信以爲真。同樣，這一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其情節也經歷一個漸漸豐富的過程。只不過這一過程，并非在傳統的經典性文獻中完成的，而是體現在來自民間的講史、平話中。元代至治年間刊行的《武王伐紂平話》中，便已出現了完整的伯邑考救父的情節，并成爲了明代許仲琳《封神演義》的藍本。如《平話》卷中寫道： 姬昌心内思惟，今日先憂後喜，必有紂王宣命至也。道了，有太守并使命一行見姬昌。禮畢，二人言曰：“今奉王敕，姬昌免囚歸國。今賜肉與姬昌食之，如食了肉羹時，姬昌去國。你兒百邑考見在朝歌等候。”遂取肉與姬昌。姬昌心内思惟：此肉是我兒肉，若我不食此肉，和我死在不仁之君手也。姬昌接得此肉，喜而食之。姬昌告來使曰：“此羹甚肉?此肉甚好。”費孟聞言，心内思之。姬昌非是賢人也! 費孟却回去見帝，至於殿下，山呼了，紂王問曰：“卿與姬昌肉羹，如何?”費孟奏曰：“姬昌接得此肉，亦無疑阻，笑而食之。非是賢人也。”紂王知得，大悦，敕令教使臣再去，教放了姬昌，即辭國去。……姬昌辭了三人，得脱囚牢之苦。姬昌上馬便去，出羑里城半舍之地，姬昌下馬用手探之，物吐在地，其肉盡化爲兔兒。姬昌大哭。至今有吐子冢，在蕩陰四里地是也。(41) 饒有趣味的是，這種小説家言的想象之辭，甚至在當時就已經回饋到了大傳統中。如元代納新在其《河朔訪古記》中，記載了這樣一條見聞： 紂囚文王將殺之。或曰：“西伯聖人也，不可殺。”紂曰：“吾聞聖人有靈德，吾將騐馬(焉)。”乃殺伯邑考，醧之以食文王。文王食之，已而嘔於姜(羑)里之門外，於是衆信文王爲聖人。因以土封其嘔處，謂之嘔子冢。其冢今尚存，土人訛爲狗子冢。(42) 可謂若有其事，神乎其神。至此，關於伯邑考的故事，可以説已經分化爲兩個迥然不同的方向；而伯邑考的形象，也同時具備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方式。當然，“文王舍伯邑考”這一方向，由於出自《禮記》、《史記》這樣的經典文獻，故這一系的故事，可以説代表了大傳統中的主流意見；而“商紂王烹伯邑考”這一方向，則更主要的是在小傳統中流行。然而吊詭之處在於，隨着《封神演義》的流行，以及與之相關的戲劇，乃至影視作品的出現，對於伯邑考形象的後一種闡述，反而遠較前者來得深入人心，成爲了衆人心目中這位文王嫡子的標準形象。 通過考察伯邑考故事生成衍變，乃至截然兩分的過程，我們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當真實的歷史湮滅之後，繼之而起的往往是一段奇幻的觀念史的生成過程。這不禁令人想起顧頡剛先生對於中國古史的著名判斷： 第一，可以説明“時代越後，傳説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黄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第二，可以説明“時代越後，傳説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個孝子的模範了。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况。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43) 而可以想見的是，隨着時間的流逝，這種種觀念史的創造，往往與真實的歷史混雜難分。像傳統文獻中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記載，究竟有多少源於真實，多少源於後人的附會，由於缺少其他資料的佐證，今天已經難以斷言了。《竹書紀年》中“舜篡堯位”、“太甲殺伊尹”的記載，讓我們意識到在當時，對於這一系儒家聖人，很可能有着迥然不同的刻劃，然而畢竟驚鴻一瞥，語焉不詳。而在這牢不可破中，居然有一個人的事迹，在早期并未形成統一的解釋，後人照貓畫虎，却又未能同心同德，以至於留下了這么大的一個破綻；更重要的是，還留下了一路上磕磕碰碰的痕迹。這便爲我們了解中國早期經典歷史的形成，提供了一個絶佳的觀察窗口。而這一過程中所展現出的生成衍變的内在機制，對於早期觀念史生成的研究，無疑也有着寶貴的參考價值。 注释： ①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1、232頁。 ②《春秋經·僖公五年》載：“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左傳·僖公五年》載：“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寜周也。”杜預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二，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1980年，第1794、1795頁。 ③《左傳·僖公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杜預注：“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于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左傳·僖公八年》：“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一三，第1799頁。 ④王國維《觀堂集林》，第233頁。由於王國維先生此文巨大的影響力，後來的學者在討論殷周兩代繼承制度時，也往往援引此例作爲證據。如晁福林先生在《試論宗法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説：“伯邑考爲文王長子，若行宗法，則伯邑考當立，即令伯邑考早死，也應當立伯邑考之子，以行嫡長繼統之制，但是文王却立次子發(即周武王)爲繼承人。可證武王繼立時尚無宗法可言。”(《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4期，第127頁)高明先生在《論牆盤銘文中的微史家族》中説：“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當時周禮尚未定形，故文王舍長立賢。”(《考古》2013年第3期，第60頁)。而不同意王國維先生“殷周變革”觀點的學者，則往往竭力將此二者解釋爲特例，如楊朝明先生的《周先王繼承制度研究》(《文史哲》1999年第5期)。 ⑤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頁。 ⑥楊寬《西周史》，第63頁。 ⑦黄懷信《逸周書校補注釋》，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13頁。 ⑧關於伯邑考的早亡，還有另一條旁證，即是《詩經·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中的“長子維行”。據毛傳，“長子”解釋爲“長女”，但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中，不同意毛傳的觀點，認爲此處“長子”即是周文王的嫡長子伯邑考：“‘長子維行’，毛訓‘長女’。但武王之先有伯邑考，雖曰早死，此亦文王大姒之長子，不應竟置不論。若即以長子指伯邑考，‘維行’解如《箋》説維德之行，然后接詠武王，文義大順。……經義史年，一一吻合，事在不疑，可質後世矣。”其説頗有理。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832頁。 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第420-423頁。 ⑩陳立《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第419頁。 (11)孔穎達《禮記正義》卷三二，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1980年，第1496頁。 (1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258-259頁。 (1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641頁。 (14)邢昺《論語注疏》卷八，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1980年，第2486頁。 (15)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頁。 (16)孔穎達《禮記正義》卷六，第1273頁。崔述在《豐鎬考信録》中提出，“檀弓此章乃辨立孫立子之異，以下文‘舍其孫’例之，則文當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記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0頁。)文獻原本的面貌如何不易斷言，但從後世相關的記載來看，原文作“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的可能性更大。如下文所引的《孔叢子》作“文王舍適立其次”，《淮南子》作“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尚書中候》做“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爲太子”。包括前引《史記·管蔡世家》作“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意思均明白無誤，並無脱漏“之子”二字的可能。可見至遲到漢代早期，“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就已經是人們習見的説法。 (17)孔穎達《禮記正義》卷六，第1273頁。 (18)傅亞庶《孔叢子校釋》，中華書局，2011年，第113-114頁。 (19)何寜《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第916-917頁。 (20)[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2頁。 (21)胡安國《春秋傳》，岳麓書社，2011年，第300頁。 (22)徐陵《丹陽上庸路碑》：“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酆，猶莊在漢。”“發”指的是周武王姬發，“莊”指的是漢明帝劉莊。吴兆宜注：“《後漢書》東海恭王疆，建武二年立爲皇太子。十七年而母郭后廢，遂讓位于顯宗。顯宗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按昭明太子早卒，簡文帝乃高祖第三子也，故云。”許逸民《徐陵集校箋》，中華書局，2008年，第1056、1076頁。 (2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華書局，1992年，第271頁。 (24)王欽若《册府元龜》，中華書局，1989年，第248頁。 (25)見《史記·管蔡世家》張守節《正義》所引。此外，《太平御覽》卷八六對這一則記載也有收録。 (26)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中華書局，2011年，第143頁。 (27)鄭樵《通志》卷三下《三王記第三下》：“按文王以伯邑考質于商，爲紂御。紂曰：‘吾聞聖人不食其子’，乃烹伯邑考，以羮遺文王。文王得而食之。紂曰：‘孰謂昌爲聖人。’此皆誕語也。”中華書局，1987年，志四八。 (28)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第22頁。 (29)陳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98頁。 (30)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14頁。 (31)何寧《淮南子集釋》，第157-159頁。 (32)何寧《淮南子集釋》，第1222頁。 (33)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6頁。 (34)劉恕《通鑑外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2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91頁。 (35)魏了翁撰、方回續：《古今考、續古今考》，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3册，第209頁。 (36)黄溍《日損齋筆記》，中華書局，1985年，第5頁。 (37)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第393頁。 (38)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9頁。 (39)陸時雍《楚辭疏》，《續修四庫全書》第13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7頁。 (40)李陳玉《楚詞箋注》，《續修四庫全書》第1302册，第35-36頁。 (41)丁錫根點校《宋元平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42頁。 (42)納新《河朔訪古記》，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3册，第44頁。 (4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自序》，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