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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简介”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一，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的研究范围之一，并且提出了在五个二级学科中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的要求。这样，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框架中建构统一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以下简称一级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里，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再现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状态、总体面貌、历史进程、科学内涵和思想实质而展开的科学研究领域。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学科设想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含着比后者更为广泛的内容、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更为自觉的学科意识。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以整个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第一，从文本形式来看，它要研究一切文字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以书写形式存留下来的文字材料的总和，在形式上存在着三种类型：一是像《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样的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依据。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进程的真实记录，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值。三是读书摘录、笔记、批注、记事笔记和谈话记录等，如“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它们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兴趣和思想实验的本来面貌。过去，人们对后两类文献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事实上，尽管这三类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只有从总体上把握其内在联系，才能完整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面貌。第二，从文本作者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献学要研究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全部文本。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是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全部文本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构成了这个系统的主干，而斯大林文本中具有一般科学意义的文本同样是这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论怎么样，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因此，不能将斯大林著作中具有一般科学价值的文本从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中剔除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实践过程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把总体性和过程性、总体性和阶段性统一起来，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文本和思想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认识过程，必须杜绝、避免和反对任何“肢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倾向。显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1] (P1005)当然，没有科学的方法论的自觉，文献(文本)研究仍然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的原则，要对文本的思想内容做出科学的诠释。第一，考据必须要积极在场。文本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的转换可能会导致语义的失真和失灵，而这必然会引发对文本的误解和误读。这样，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就需要考据的积极介入。但是，在传统的原著研究的过程中，这方面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现在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严格的科学的考证，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辨伪与证真，文字的校勘、训诂和通达，史事的考证和史料的诠释，要避免望文生义、臆断曲解、随意通假、孤立考察等问题。这样，文本研究才能成为科学的“朴学”。第二，义理必须要主动到位。文本的语义是存在于文本系统中的，文本研究应该在文本自身中发现文本的思想逻辑和现实力量。但是，过去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着研究者预设其前提和结论的现象。例如，人们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固有逻辑去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而是按照几篇马克思主义文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且将之凝固化。因此，现在必须从整体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思想实质和政治使命，注重发现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同时，必须避免、杜绝和反对文本研究中的烦琐性、隐喻性和难解性等问题。这样，文本研究才能成为科学的“理学”。第三，考据和义理(诠释)必须要自觉互补。根据文本研究的对象、角度和方法，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区分为“马克思主义文献考证学”(以下简称为文献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以下简称为文献诠释学)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考据是义理的基础，义理是考据的旨归。因此，必须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的原则和方法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 (P43)这样，文本研究才能成为科学的“实学”。显然，只有凭借科学的方法论自觉，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才能成为帮助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征和政治使命的科学工具。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学科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的理论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文献学科(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第一，从与理论学科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一般原理，是贯穿于所有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所揭示的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理论表述，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表达，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载体。显然，只有借助于文献学科，理论学科才能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和逻辑联系的同时展示理论的整体性和生命力。第二，从与历史学科的关系来看，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的形成史，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的内在联系无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客观的主要依据。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科学“解读”的过程中的。当然，这种解读不仅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诠释和创新，而且是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履行和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力求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的长久传播和空间上的广泛扩展。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解读在总体上“肢解”着马克思主义；当然，这种解读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人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方式和经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不同解读者手中的历史命运。可见，只有借助于文献学科，历史学科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以及思想时现实的回应中的发展进程、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这里，广义的文献学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的准备学科，而狭义的文献学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研究内容。三是从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传播、普及和解读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而理论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在让受教育者学会科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来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科学信仰和革命理想；因此，只有借助于文献学科，教育学科才能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和生命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理论“灌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中必须包括文献学科的内容，应该“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3] (P697)同时，正是凭借着文献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历史学科和教育学科才能真正成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行之有效的科学。
总之，在设立一级学科的语境中，综合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的传统、成果和经验，我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来解决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和建制化的问题。
二、开展马克思主义文献考证学研究的基本设想
马克思主义文献考证学主要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保存整理、辨识甄别、编辑出版、翻译传播、版本考证、结构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涉及档案学、目录学、编辑学、版本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等具体学科，在方法上主要涉及信息科学技术等具体方法。目前，根据我国的实际，在一级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文献考证学的研究：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收藏、开发和利用。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系统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总体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考证方面，重点和难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的保存、整理、编辑和刊行。现在，这些原始文本历经磨难，流落各地，已残缺不全。这样，就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收集、编辑和出版增加了难度。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的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人、财、物等方面一系列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理应在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收藏、开发和利用方面积极在场，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第一，要加大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收藏力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应该系统地调查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文本数据情况，进一步增加和丰富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主义原始文献的收藏工作，使翻译、编辑、研究和教学工作真正有据可查。第二，应该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来理解国外学者向我国的一些教学和科研机构提出的成立MEGA中国工作站的倡议。例如，参与MEGA2编辑工作的欧洲学者施拉德在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时谈到，现在很多MEGA编辑人员是退休教授，在工作中存在着进度缓慢和后继乏人的问题。如果能成立中国工作站，其意义不仅在于加快编辑进度，更在于培养人才。为此，国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基金会将为参与工作站的人员提供欧洲—北京培训，内容为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识读。现在，我们必须对这种倡议做出积极的回应。第三，要编制系统的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目录和文本索引系统。在这方面，MEGA2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MEGA2的每一卷都有相应的学术资料附卷，内容包括对原著写作经过、历史背景、流传情况、版本演变的介绍，以及索引和注释等。而这些工作不仅是文献考证学的最基本的工作，而且直接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问题。总之，在一级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综合运用具体科学知识和方法来推进文本考证方面的工作，而且需要培养一批能够直接阅读、整理、编辑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人才。为此，我们必须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统一起来，加强文本考证学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一个术语的翻译而导致理解上的差异甚至是论争的问题越来越多。例如，有的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是要“消灭”(aufheben)私有制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应当译为“扬弃”私有制。这样，就需要在提高翻译技术水平的同时，在翻译理论尤其是在翻译方法论方面达到理论上的高度自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就为我们树立了科学的典范。而我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需要把实际的翻译工作经验加以理论的提升。第一，必须遵循忠实性的原则(信)。这就是要忠实原著的语言风格、思想内容和内在逻辑，而不能主观妄为，甚至是曲解原著的思想，要做到译本和原本的语义要对等或同一。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问题时，就提出了要“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的要求，[4] (P129)对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实，在文本翻译的过程中要真正做到“信”，不仅要有高深的语言修养和高超的翻译技巧，而且还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二，必须遵循晓畅性的原则(达)。马克思反对把翻译当做创作的做法，也反对僵硬的译文，而要求译文应该通俗易懂。因此，所谓的“达”，首先要求要做到表达通顺，译文必须是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同时，还包括“达旨”的意思，也就是要深入到原始文本的思想深处。在总体上，就是要实现译本和原本的行文的对等或同一。第三，必须遵循优美性的原则(雅)。如果说“信”和“达”是语言学和语义学上的要求的话，那么，“雅”则是语用学、文化学和美学甚至是政治学上的要求。这就是要实现译本和原本的功能的对等或同一。恩格斯对劳拉·拉法格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认为“译得恰到好处”，“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完善，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这样，译本才能成为“一部完成的作品”。[4] (P361—362)显然，只有阅读“完成的作品”才能使读者获得精神上的享受。这就要求译本必须关注原本的真实“语境”，实现语义上的“合意”和语用上的“合宜”的统一、“形似”和“神似”的统一。显然，这里涉及的不仅是翻译技巧和语义理解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实质、阶级属性和实践使命的理解问题，同时涉及无产阶级总体实践的方向的问题。因此，在一级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最好要把翻译人才和理论人才的培养统筹起来考虑。
建构科学的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传播和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不仅重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建构和传播或宣传，而且十分重视理论的传播或宣传的方式。目前，主要的工作应该是：第一，要建立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数据库。我国目前的工作还不能满足教学和科研的要求，主要存在着数据信息的收集不够全面、数据和信息的使用还没有实现交互性等问题。现在，应该在中央编译局正在建设的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的基础上，通过全国各方面的协力作用，建立一个包括多语种、多媒体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化资源库。这个资源库应该成为一个具有全面性、交互性特点的教学、科研和宣传的平台。第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数字化处理。中国的文本考证学方面的研究应该主动积极地介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未刊行文本的辨识、整理、编辑和刊行上，尤其是在原始笔记、文稿的研究上应该有位而有为。而这方面的工作离开了计算机技术显然是不行的。此外，信息技术在名目索引的编制、术语频率的统计、语义变迁的分析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要利用立体化的大众传媒方式促进马克思主义文本和思想的传播。为了促进公众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了解，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善于利用立体化的大众传媒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本，使马克思主义文本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真正让公众在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对话中来掌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精神实质。因此，我们要在传统的具体学科的基础上，在注重辩证思维方法在文本考证中的作用的同时，要将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运用到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努力实现文本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这样，在一级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最好要把理论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培养统筹起来考虑。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研究的基本设想
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主要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义理(基本原理)。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借助于一般文献学等具体科学方法，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领域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基本原理”研究方向的系统化、科学化的学科建制的努力。一般意义上的诠释包括理解、解释和应用三个要素，因此，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推进文献诠释学的发展：
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的“学以致真”的方向。由话语系统构成的文本系统都是有自己的语义内容的，表达着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语言和文本则是传达这种认识的媒介和手段，因此，诠释和诠释学的目的应该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和实现真理。首先，坚持学以致真的方向就是要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含义。文献诠释学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就是要根据原著来研究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所阐明的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的科学概括。正是在揭示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才实现了科学和价值的有机的内在的统一。如果没有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领域中的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揭示，那么，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只能也只能是一种单纯的道德理想，而社会主义只能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其次，坚持学以致真的方向就是要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文献诠释学必须将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作为自己的主要内容和核心任务。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高度一致的，这种统一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目前，我们应该将文本研究和原理研究、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理论研究和教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肢解”和“解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再次，坚持学以致真的方向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科学的方法只能是“以马解马”。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来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在这个过程中，“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先具备在本质上与各种理论形态及其历史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说，必须先具备一种说明认识论历史的理论，而这种理论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不可缺少的循环过程，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不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同时对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绝对的前提条件”。[5] (P22)显然，“以马解马”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自身特有的“诠释循环”，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总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展示的科学真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这样，就要求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文本、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无产阶级实践统一起来。只有在这种统一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在把握客观真理的过程中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
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的“学以致思”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首先是以方法论的自觉而入场的，但是，作为一门形成中的科学，它只有遵循辩证思维的原则，才能在科学地系统地展示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总体的真实的状况过程中，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首先，坚持学以致思的方向就是要坚持客观性的原则。能否坚持诠释的客观性，是一般诠释学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要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文献诠释学必须坚持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客观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无产阶级总体实践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6] (P210—211)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这里的回归不是要走向“本本主义”，而是要解除“义理的主观预设”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真理性的遮蔽，以全面而客观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作为研究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依据。其次，坚持学以致思的方向就是要坚持系统性的原则。“诠释循环”是一般诠释学中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诠释循环事实上包括诠释一个语词或语句的意义与诠释整个文本的意义的循环，诠释文本的意义与诠释文本所产生的整个语境的循环，等等。在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上，这其实是一个在诠释学中如何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性原则的问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只有通过从话语表达到文本系统和理论体系、再从文本系统和理论体系到话语表达的多次循环，只有经过从整体性学科到分科性学科、从分科性学科到整体性学科的多次循环，只有经过从语境到文本、从文本到语境的多次循环，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的总体面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情况。再次，坚持学以致思的方向就是要坚持具体性的原则。在文本诠释的过程中必须避免把文本变成“本本”的错误，而要用具体性的眼光来审视文本。这在于，“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7] (P342)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诠释必须建立在发生学的基础上，从具体性中去发现文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总之，只有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才能使文献诠释学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
建构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的“学以致用”的方向。诠释学不仅有自己的学术使命，也有自己的实践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P57)因此，诠释文本就是要把文本研究引向实践和生活。首先，坚持学以致用的方向就是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的有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切思想文化流派的根本特征之一，因此，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有的诠释循环：在对现实、实践和时代的把握的过程中，不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文本以及我们从中领悟到的意义；同时，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该使马克思主义文本走向当下的实践。这样，经过从实践到文本和理论、从文本和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循环，才能充分体现文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其次，坚持学以致用的方向就是要坚持一般和个别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不仅科学地解决了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而且科学地划分出了自身体系的层次性；这样，一般和个别的循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中一个特有的诠释循环。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文本绝对化，而应该把文本系统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此，如何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来科学地诠释马克思主义文本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就成为我们发展文献诠释学必须坚持的方向。这样，经过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的多次循环，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对于无产阶级总体实践的价值。再次，坚持学以致用的方向就是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原则。文本的意义是历史生成的，解释打开了文本通向现实和未来的道路。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掘文本的意义，从文本的“原有之义”中不断开掘出其“应有之义”，文本才能走向现实、引领未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其创造性的发展过程中。因此，在诠释文本的过程中，不仅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所蕴涵的真理性内容，而且必须把这种真理性的认识运用在当下的无产阶级总体实践中，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样，继承和创新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的又一个特有的诠释循环。这里，创新不仅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当代话语系统中的在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现代化意识、世界意识和未来意识。这样，经过从文本到创新、从创新到文本的多次循环，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总之，只有把用科学的方法展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真理性内容引向实践和时代、现实和未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
显然，只有在无产阶级实践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把考证和诠释统一起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和建制化。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学性和学术性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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