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神经自然主义：从“本体论自杀”反思其价值预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自然主义论文,神经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对自杀的研究很多，①自杀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为信奉自然主义哲学而丧失生命意义感并冷静决然自杀的虽然特别，但也是可能的，其逻辑是：自然世界中并不存在任何客观价值或者客观意义，否则就会落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存在主义认为当人意识到世界的根本偶然性之后，就会领悟到伴随存在本身的荒谬性。此时，正如加缪所说的，是否自杀就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由此导致的“本体论自杀”或许意味着自然主义(唯物主义)作为人生观的彻底失败。然而唯心主义哲学也并不能置身事外，而且从理论上推演，更容易导致自杀的似乎应当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在柏拉图的《菲多篇》中，苏格拉底公开宣布“哲学是学习死亡”(或者说，学习如何冷静甚至愉悦地接受死亡)，因为人生(人身)如囚牢，必然阻遏人对至善的认识和追求。不过，苏格拉底同时相信神不希望人自杀，至于理由是什么，这是个奥秘。②柏拉图学派中的这种思想张力一直存在，并非偶然。几百年后，罗马新柏拉图主义学派的波菲利也曾一度陷于自杀冲动而无法自拔，以至于他的老师普罗提诺赶去长谈，认真劝他打消这个念头。③ 由此可见，首先，任何哲学都必须面对死亡问题。怕死会害人，不怕死也会害人。自杀者不仅害自己，也害父母亲友。哲学的使命是帮助人不怕死还是帮助人怕死？唯心主义和自然主义各自的解题方法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甚至相互竞争，力图辨明谁的方法更好。④本体论自杀与哲学相关，可以说，错误的哲学解题方法本身可能诱发新的自杀。对人这种“存在”来说，如果不解决“意义”问题，持续“存在”下去本身几乎是不可承受的重(轻)。其次，生死作为极端状态还可以凸显“价值”的本质。有关伤害、奴役、权利等等的伦理讨论到了最后，往往是走到同一个问题：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为什么不能杀人——以及自杀(或吃人)？⑤维护生命是因为生命中有“好”，而放弃生命则是因为好已经不再是好。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端(end)，似乎威胁着人的一切价值和追求的意义；而如果人真的能永生不死，现有价值观也可能会急剧改观。⑥ 在这两个问题上，就本体论自杀而言，宗教与哲学历来以“打破生死关”为自己的使命。科学则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白费力气，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大脑毛病。那么，自然主义世界观是否会导致自杀？否！所有自杀者从根本上讲都是因为患有神经疾病。至于生活压力、失恋、哲学领悟等等，不过是启动疾病的“扳机”而已。⑦其次，就价值问题而言，许多科学家忍不住跨过事实与价值分野的界限，“越界”成为“科学主义者”，主张“自然主义”价值观，从科学事实推导出价值。⑧与物理学自然主义相比，最新的脑科学—生物学自然主义似乎更加无法回避人类价值问题，因为它们研究的对象正是人的自我。事实上，自然主义者并不想回避问题。自信的神经科学家不仅理直气壮地进入“心智哲学”(据说这是分析哲学当前的最重要学科分支)，而且热忱讨论宗教、司法、道德等等社会弊端，并建议通过新技术加以“改革”。这样的讨论必然涉及价值，而且本身需要建立在特有的价值观上。如今是一个科学技术日益主导一切的时代，对此研究刻不容缓。这样的研究不仅会涉及其价值的种类、基础等理论问题，而且应特别关注新技术的巨大的价值意蕴。价值论关涉到人际道德的和个体幸福，本文以后者为主，因为它较为根本。 一、神经科学主义的价值观 一般而言，价值可以分为第一人称的和第三人称的价值。第一人称的价值以个体为中心，比如什么是我的人生的意义？我的幸福将在哪种生活形式中找到？我的幸福包括什么要素？是否包括友爱或者他人？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职业(志业)？等等。第三人称的价值是以社会和他人为焦点的：为什么要尊重人？人的权利和正义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伤害他人？等等。 所谓“神经自然主义”，乃是“神经伦理学”的基础性部分，它指的是以神经科学的新发展为基础的价值学说。⑨近十几年来，这一思潮发展得非常迅猛，文献丰富。它在进入人文学科后主要是批评性的，是用自然反对习俗，包括宗教、道德、司法和教育。但是它必然有自己的正面价值，这是“还原论”所要还原到的基本价值，是批评者所依据的标准。从神经科学主义的各种论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基本价值： Ⅰ快乐(反对不必要的痛苦) Ⅱ生存(传基因，抗死亡) Ⅲ真理(作为一种人生意义) 从立足点看，Ⅰ与Ⅱ属于第三人称的价值，即社会价值，而Ⅲ属于第一人称的价值即自我价值。神经科学家讨论和批评社会价值时，如，何种脑病治疗技术可以启用、安乐死标准究竟如何定、对司法实践的批评等问题时，大多诉诸“是否违背了Ⅰ与Ⅱ”，不会说“是否符合Ⅲ”。但是他们作为个体，也有自我人生的价值定位与追求，这就涉及Ⅲ维度的价值了。 我们首先看Ⅰ与Ⅱ。其中，“快乐”(Ⅰ)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神经科学家的诸多社会批评的立足之处。在他们看来，宗教迷信、严刑酷法、同性恋歧视等等制度之恶就在于没有必要或毫无用处的严苛，让人“不快乐”、“痛苦”。⑩历史的进步或退步标准就在于快乐还是痛苦的增长。快乐论怎么获得“科学证明”？或许，快乐属于日常人道主义，它建立在日常经验基础上，凡是带来快乐经验的，人皆所欲，就是好；带来痛苦的经验，人皆所避，就是坏。这是从伊壁鸠鲁到边沁和当代经济学的价值观，人并没有什么客观目的或使命要实现，快乐与否才是幸福之核心。(11)于是，死亡之所以是最大的负价值，就在于它使一切快乐体验不再可能。 然而，“生存”(Ⅱ)似乎是生物学家更应当主张的科学价值，“快乐”还是过于主观了。即便大多数人的价值都是qualia化的(qualia通常译为“感受质”，活着的“好”就在于能感受到如此丰富的世界中的乐趣)，但是科学家总还是要寻找“客观扎实”的东西。“生存”是一个客观价值，符合生物学演化论原则，因为演化论认为一切有利于增加适存度的变异，就是“好的”。科学家所能承认的客观价值基础是人类的客观本能，“生存”作为人类正价值的原因是：“所有的生物，从单细胞有机体到人类，都共享着一个典型的特征——想方设法生存下去，即使是处于最可怖的环境。例如，在二战期间身处纳粹集中营中(的人们的求生的意志)。这一事实也意味着，那些严重的自杀念头其实是起源于躯体疾病或者严重的脑功能紊乱。”(12)这样的推理意味着生存(以及快乐)价值并不是“自我创造”的价值。快乐与痛苦，应当只是生存与毁灭的“标识器”，(13)也是推动器。(14)不自杀和不杀人的伦理要求，最终应当建立在生存之上。生与死是演化论原则的构成性要素(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演化论对一切生物现象都用是否具备“演化优势”(种族适存度)加以衡量。生与死也是大多数现实主义政治学的价值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等等)。历史的进步的衡量标准通常是人口增长、长寿率高、夭折率低，等等。 科学家通常还主张第三个价值，即“真理”(Ⅲ)。真理的追求与前两个价值——快乐与生存——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第一人称的价值，但又不完全是获得一体验类价值，而是创造一自我实现类的，是“人生意义的追求”。有人在权力中，有人在财富中，有人在爱情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所谓科学家，就是将追求真理作为自己人生意义——作为一种“生活”(existence)的人。持这一价值观的人，按照柏拉图和马斯洛的说法，在人群中是不多的。注意这并不是第三人称的社会价值，科学家并没主张将其推广到社会上所有人。(15) 怎么评价上面这个三元价值组，它们是否内在一致呢？这些价值作为启蒙治疗型学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当然发挥过重大的积极意义。本文仅仅考察神经自然主义价值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下面我们先从“事实与价值”(这包括自由问题)的角度入手探讨，然后考察这个价值体系是否具备自治性。 二、从事实到价值？ 首先，作为科学，神经科学主义严格来说不能主张任何价值。所以，这个三元组价值尽管内容不多(thin)，还是超出了科学家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基本立场。自然主义怎么证明意义或“好”？它有怎样的“科学依据”或者自然“资源”？物理学家能说负熵现象比熵“好”，并从中导出什么“自然法”？ 演化论的价值观有几个问题。第一，“变异”经常是偶然的，这在科学上不必解释，或者除了第三人称的功能后果(是否有助于种族生存率)之外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人文世界中的“变异”，比如文艺复兴在近代的出现，浪漫主义在19世纪的出现，作为第一人称事件，是强qualia的，具备充分的意义。人类无法等待它们是否有助于种族遗传基因之问题的结论在漫长岁月之后最终尘埃落定得出，才来判定自己的人生及其中发生这些事件是否有意义。 第二，演化的“成功”就是“好”(善，good)，这可能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价值观。许多成功延续自己和种族的动物，所使用的策略完全可能极为卑劣。相反，沉迷于意义追求的高级文化恐怕不是演化的最佳策略。宋朝富有美丽文化，但是最终灭于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对这类现象有系统的总结。而尼采也怒斥近代欧洲文明过头是“颓废”，会失去生命力而走向彻底亡族。相反，那些实利小人，那些生活在动物层面的文化(文明)，那些从不为生命的、伦理的意义困惑而直接行动的狼图腾民族和实用理性民族，可能已经繁殖了许多(成功复制了大量的基因)。他们就像小强或者海百合那样不思考、不合作，却顽强地“活着”，而且看来正在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势必能在其他民族消亡后还长期活下去，但是，因此就能评价那样的种族是“好”？专门为雅典共和民主文化的外在强盛进行系统论证的学者奥博，也强调这种政体之所以好，首要的还是在于其内在价值。(16) 神经科学家在论证生存价值的时候，一个常见的理由是：这是生物学本能，一种非常强大的本能。所以，不要说自杀，即便追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是不是可以不再活下去？”这样的问题，也是“病态”。在演化过程中，有这样的病态(居然不怕死)的生物种群，早就因为不能通过自然选择的严厉检验而统统灭绝了。(17)然而，从哲学上看问题是：(强烈的)本能就足以证明善与恶吗？自然选择中的存活与消失，就是价值的最终依据吗？从价值论上说，这涉及到“自然主义”的老问题。“事实等于价值”的自然主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是人无法与自然拉开批评与反省的距离。当苏格拉底坚持“一切行为都必须是追求好”的目的论时，他的目的正是在于反对古希腊自然主义的直接本能驱动万物的学说。作为一种新自然主义，神经科学家倾向于处处以“自然”为“规范”的依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比如，既然有脑区这个事实，那么压抑它就是不自然的。然而，康德认为，一切自然的即不得不如此的，都没有道德上的价值(无善恶)可言。(18)否认内在价值而仅仅从脑区上考虑问题，就无法论证康德的“每个人都是目的，而绝不能仅仅作为手段”的绝对道德律令，甚至无法论证个体性。这在伦理学和政治上的意味是深长的。(19) 这一问题会涉及到自由和决定论问题。 生存与快乐当然具有强大的本能驱动力，以至于去追问它们是否有价值(好)都显得有违直觉。但是人依然可以追问和反省(用摩尔的元伦理学的话说：这样的追问并不会导致无意义句子)。人只有追求意义才能活下去，这意味着人是超越性存在。这倒不是指分离本体的存在，甚至也不是指意义必须是高级的科学、政治和艺术追求，它只预设基本的“走出自身”(ex-ist)的自由。但是神经自然主义的一个主要理论恰恰就是否认“自由”，主张决定论。这在Libet实验之后兴盛一时。(20) 思想史上，许多人承认一定程度的决定论，比如经济的和生理的因果作用，但是同时主张心灵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反作用。脑科学恰恰在此介入说：什么是心灵反作用？“心灵”就是大脑——不多也不少！所以，一切都完全被决定。比如，你觉得你的心灵在进行自由艺术创作吗？否。真实发生的是，你的大脑的某个区分泌激素过多，不得不去画。你觉得你自主选择了道德或不道德行为吗？自主选择信奉或不信上帝吗？否。这都是幻觉(Illusion)。真实发生的是大脑中的点对点的直接因果作用。自杀、追求意义的本体性自杀，其实也不是常人自以为的自觉自由的选择，而是被迫的行——被脑区疾病所迫。 然而问题是：首先，就第一人称的、个人的人生价值而言，神经科学家出来振臂高呼，揭露大家生活在自由的幻觉中，是否本身也是科学家的大脑皮层决定了不得不做的行为，也是不自由的？他们长篇累牍地批评自由意识的著作和论文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非自主地“写”出的？那么读者为什么要读你的非理性作品？(21)而且，脑科学对自由的否定，本身就是一个嘲讽。科学家的生涯意味着立志超出生存压力，一生投入到无用的科学研究中。这在古希腊就被称为“自由”。马克思认为，在生存和劳动终止之处，自由才刚刚出现。(22) 就社会价值而言，哲学伦理学一直在讨论人的尊严的根源是什么(即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点是什么)，是否有不能侮辱和伤害无辜者的内在理由。如果没有，那就各自去准备实力吧(修昔底德记载的“Melos对话”：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实力者免谈正义)。(23)人原则上不可以吃或杀的“理由”可能仅仅在于人有(生活的和道德的)自由，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罗尔斯和诺奇克的一贯思路。科学家否认人、穷人、罪人有自由意志从而不能为自己行为负责，可能并不会为他们所领情，因为这听上去与其像是开脱不如说像是侮辱。(24)康德曾经在《道德形而上学探本》中论证说：理性或许根本无助于生存，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活得更顺畅。然而，理性还是应当介入实践，因为唯此方能证明人的本体自由。而宇宙中如果有最高价值，就是人格即自由意志。(25)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每个人都拥有的两种理性能力。当然，对自由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无视“必然性”。自由涉及本体论，我们在此不能展开。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大脑和其他物质力量一样，都以“材料”、“条件”的方式大致决定了一个大的范围，这是人文学界也不会否认的，想想修昔底德的权力决定论、萨特的facticity、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就不难明白。古典哲学也都认为人的先天遗传与后天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做多少(比如《理想国》第8卷对优生学的讨论)。但是，“形式”在运用材料时上演各种戏剧。换句话说，材料没有锁定一切。(26)如果被完全锁定，那么人就是动物；如果完全不受必然性的影响，那么人就成了神。人其实不需要绝对自由，否则会堕落或者忧郁至死。或许，人这种“存在”注定永远生活在自由与不自由的博弈之间，这样才可能出现命运感和悲剧感。 三、科学人生的可能矛盾 下面我们将着重考察神经自然主义价值观中的三种价值——生存、快乐和真理追求——相互之间是否具有自洽性，并由此分析这种自然主义的价值排序及其终极价值。 著名脑科学家斯瓦伯有一次在中国一个大学举行讲座，当学生提问如何去理解促使我们生存下去的“生命的意义”时，让他们惊愕的是，斯瓦伯教授说，他本人也认为生命本身并没有意义。他的理由如下： 生命开始于38亿年前，是位于海洋底部火山温泉附近的多空岩——也即所谓的海底黑烟囱——内分子之间相互竞争的偶然的结果。核糖核酸的世界就起始于那里，然后通过演化——伴随着偶然变异和对最佳环境的竞争——最终导致我们人类今天行走在地球上的局面。这一漫长过程也导致了人类大脑前额叶的形成，它使得我们成为人类，但是它的出现也像一种副作用，造成我们有可能去忧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类问题。 演化或者生命的出现并不具有“高级的”威力或者“意义”，因此，在演化论科学中我们尤其需要去避免那些目的论的解释。……但是，在演化过程中，我们被赋予了通过自己的工作、业余爱好、社会交往等等而创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意义的能力，而这正是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缺乏的能力，即他们缺乏稳定地喜爱或者享受生命中某事物的能力。(27) 由此可见，科学家认为，Ⅲ类即人生意义类价值并非客观的，而是主观自我创造的。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人无权指责。这似乎是在主张作为快乐主义的效用主义。然而批评效用主义的人质疑说：如果有一百万纳粹烧烤三位犹太人而感到无比快乐，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无可指责的？也许这样的质疑启用了强道德感，显得对快乐主义不公平。那么我们就用柏拉图的一个纯粹人生观的质疑：如果一个人认为痒和抓痒是快乐的，便将此定为自己全部人生内容之所在。应当说他的选择无可指责吗？或者说这和追求科学真理的人生在价值上完全平等一样？ 由此已经可以看到几点。第一，这里存在着两类价值，不可通约。第二，非自然主义的“意义”类价值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价值。至少从第一人称角度看是如此。 当然，神经自然主义者不希望看到这种“唯心主义”的前景，他们努力将逸出自然主义框架的东西重新还原到唯物主义一元论，即论证生存(和快乐)是第一位价值，而真理追求等等高级价值之所以有价值，不过是能服务于生存和快乐。当代西方科学家在起草课题申请庞大经费时，常用的论证是：看上去基础科学抽象无用(比如耗资150亿欧元的粒子加速器)，但是鉴于人类未来可能遇到的危机的具体形式多样、复杂，无法事先都预料到，所以无用的科学恰好发挥了多方位准备的功效，能更好地帮助人类这个种族应对未来的重大危机。 然而，科学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于生存？没有独立的价值？密尔认为有许多价值最初起源于生存，但是后来可以独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那些独立价值可能更符合自然从而更高。(28)换句话说，人类有许多价值是独立于生存价值的，科学可能就是一个。对此的一个检验方式就是：当两者出现冲突而只能选一时，究竟怎么选？.这就可以测验出科学家的价值排序：是否真的把实用目的放在第一位价值上，是否真的相信还原论？ 追求真理经常有可能伤害生存与快乐。古代怀疑论的主旨就是论证，文明人之所以不幸福，很大的原因是苦苦追求晦涩难知的真理，于是焦虑不堪，心灵不得宁静。(29)所以怀疑论旗帜鲜明地建议放弃科学研究。伊壁鸠鲁在面对生存和快乐(心灵宁静)与真理追求的冲突时，公开表示宁愿选取生存和快乐，而放弃真理追求。(30)这样的价值排序就把“真理追求”定位为工具性的。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一元论的价值观。相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当两者对立或冲突时，应当选择真理人生，因为这标示了人的灵性的本质。 那么，神经科学家在讨论自身价值时，真的能像伊壁鸠鲁那样主张还原论吗？或者毋宁说更属于柏拉图传统？(31)为了科学，为了追求真理，科学家经常忘记功利，甚至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这与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学习死亡”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科学家的信念是：即便不利于自己的基因传递，也要做一名科学家。从生物演化论和神经科学来看，科学家和哲学家过分迷狂而忘记了基因复制的真正重要使命，是神经病。维特根斯坦那种以超乎常人的严肃坚持“理智是一种责任”的科学家，在演化论看来难道不是病态？所以，科学家虽然反复说自己坚信生物演化论，视种族存活为最高价值，但是内心未必真相信。但是，作为自然主义者，科学家又不敢承认独立于“生存”的“另一种价值根源”，害怕陷入二元论或“唯心主义”。进一步，在今日民主时代还要顾及“政治正确”：如果科学家倡导社会上大多数人从事生产，而他们自己从事纯科学，这将被视为是道德傲慢。 如果不敢论证人生的非本能价值高于本能价值，那么在面对两难选择时怎么办？现代主流哲学从尼采、韦伯到存在主义还诉诸一种价值根据——“热情”，即自我决断的勇气和果敢，否则，“世界没有意义，意义唯有在于自创”的价值观很容易让人不选择、无所谓、不作为。(32)神经伦理学对此怎么说？它将从脑区解剖定位的角度支持这种“热情决断”并论证为什么自己选择科学而其他人选择享乐人生都是平等正确的、各有热情决断的？然而，如果一个人真诚决断自杀，神经科学家是否不仅不能指责他“不道德”，而且还要佩服他在一个没有自由的时代居然还有自我决断的热情？(33) 四、价值的技术与技术的价值 综上所述，神经自然主义认为唯一可证的客观终极价值是生存。其他价值，比如快乐和真理追求的价值都必须服务于生存。但是，这样的价值观自然会导向“功能主义”，即最“重要”(这是个价值词)的事情都发生在神经(信息处理)层面，而最能服务这一功能的顺利发挥的，是生理技术。至于qualia层面的东西，最好废弃不用。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本体论的自然结果：既然“本体是大脑”，那么相应的生活形式也应该随之而变——人类将进入大脑化生存的历史新时代。 因此，当代自然主义价值论的最大特点可能不是理论主张，而是以技术操控为主的理论贯彻方式。这是一般哲学价值论所不具有的特点。生物学和医学本质上是一种技艺。从演化论看，当不知道大脑中的生理机制和因果关系时，人类曾经长期不得不借助粗略无效的演化策略如情绪、宗教、道德教化等qualia方式进行社会控制，经常劳而无功，不得要领。在科学发现和技术控制之后，qualia式调理方法就成了鸡肋。当有了磁共振等先进的、深处的、真正原因层面的西医检测手段之后，还有谁相信中医的“望诊”？(34)现象学经常陶醉的“上手状态”，比如用手指通过键盘指挥电脑，哪里有通过脑波指挥电脑更为直接和精确？这里提到的，乃是各种神经科学技术中的一种，即依托即时脑成像和脑电波解读的飞速发展的读心术(mind-reading)。(35)患有渐冻人等神经疾病的人(比如霍金)有福了，他们的脑波(=意识)会直接被护士读到，他们的需求会被立即满足。政治制度改革者也应当兴奋，因为这一新技术可以急剧降低交易费用。讨论人类合作的可能性的制度演化论学者们一直抱怨交易费用问题和逃票人问题。(36)但是，通过这样的新技术，囚徒两难困境就迎刃而解。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意识也直接暴露在民众面前，于是大众一目了然哪个领导人因为自私而不顾公共利益。长期困扰政治学者的民主监督难题似乎也可以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回到自然主义的价值三元组的贯彻方式。从“价值的技术”角度概括地讲就是：生存(Ⅰ)和快乐(Ⅱ)——可以“制造”；“意义追求”(Ⅲ)——建议开刀去掉。 首先，制造生存。这首先是延长寿命，进一步讲就是制造“永生”。关于这方面的技术讨论和哲学讨论很多，大多围绕一般生物学，但是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自然主义也能贡献之，比如，“永生”如果意味着提取大脑中个人信息(一定行为模式的程序software)，然后植入新的人造hardware或者新的wetware中，则这从理论上说应当没有技术禁区，而从生产工艺的发展上看已经日益趋近。 其次，制造快乐。本来，生物生理技术的发展最直接让人想到的是“制造能力”。比如基因工程和机械肢体的技术可以制造无比强大的“新人”，这已经在公共伦理中激发了许多争论。(37)毕竟整个现代平等、福利、自由的政治哲学依托的是某类(相对)相同禀赋的人的本体论。但是脑科学不同于基因学，可以走得更彻底，可以直接走向“终极目的”。比如，如果认为快乐是我们的终极价值，那么为什么在“能力”上浪费时间而不直接制造快乐？有史以来，人类由于种种经济的、资源的、生理的局限，一直无法长期享受突破“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的幸福。快乐(幸福)总要“递减”。过去的快乐论者也曾建议用增加快乐的种类和质量等方式来缓解这个问题。(38)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高级的”快乐。神经科学家这次终于为大众带来喜讯：他们通过科学研究发现了人类“快乐”的生理基础(下丘脑回报系统等等)，故而可以直接操控之以达到最大化的快乐即幸福。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经经济学的学者，他认为快乐是人类幸福之所在，于是他郑重提出了一种“快乐机”的大量增加快乐的简单方法——即刺激大脑享乐中心。每日刺激半小时，就可以获得极大快乐——人生幸福。(39)我们知道，哲学的特点是将逻辑推导到终点，而“滑坡论证”也提示这完全可能。那么，每天刺激半小时为什么不可以延长到2个小时，再发展到8个小时，再延展到…… 第三，消除意义意识。既然意义追求与上述两种更为基本的价值可能发生冲突，经常诱发抑郁(萨特认为，唯有自由才会带来本体性焦虑，害怕自己不会去赴对自己的未来之约)，严重影响快乐，还可能导向自杀，而自杀的真实原因是某脑区发生了病变，那么最自然的对治方式就是用打针和吃药来压制它。如果无效，则可以考虑切除这个在进化上无用、有害的脑区。 依靠新技术的办法有效地贯彻这样的价值三元组，世界将进入“最好”或至善(the Good)状态，通俗地说就是美丽新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可以见到成千上万一字排开的缸中脑，宅男们——不，宅脑们——互不交接，都永远沉醉在自己的“快乐”中。大地之上，阳光之下，防弹玻璃钢的普特南牌坚硬缸罩里面是一个个静静的大脑。四肢和内脏因为没有必要，用进废退，都已经消失。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在剥离了身体和世界的大脑这里完全失效；事实上，负责意识等qualia类功能的大脑皮层因为没有必要启用，也急剧萎缩。(40)永生的庞大下丘脑部分不时充血发红，此起彼伏，如万亩罂粟花摇曳生姿，只是已经无人观赏。 人类历史长期的解决各种“麻烦”的努力终于彻底成功，历史终结。(41) 人文学科的价值论学者对此或许会提出疑问：技术在解决人类困境时是否可以一往无前，毫无限度？这难道不会带来家长制、不自由？但是脑科学家原则上不相信“自由”这种幻觉。与此相关，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对于一切“人”、“人类中心主义”也保持警惕。追问“技术的价值”或者限度，其实是害怕技术触动人的本体论。无论是第一人称的生活型价值(所谓“意义”)还是第三人称的客观权利型价值(人是否可吃，电脑是否可吃，动物是否可吃)，最终立足于这样的本体论上。技术进步提供的孤独脑的自娱型快乐虽然解决了一切“麻烦”，但已不再是“人”之存在，而是“大脑化生存”或“缸中脑生存”。唯脑论是一种特殊的唯我论，本质上不需要友人和公共领域乃至整个生活世界，不需要合作、交往伦理和自由，也不需要人特有的叙事性筹划历程式的“生活”，甚至不需要“脸庞”，不需要意义和对意义的解释。人的特点是有脸，不会将大脑活动大白于天下，从而就不会“直来直去”。现象学指出，唯有生活在世界中的心灵才有羞涩现象。(42)反过来，人的个体意识唯有在关系性存在中才出现。自杀只与我们这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死个体”(mortal individual)有关。死意味着个人的一切努力、成就和价值的意义的消失，所以会导致基尔凯郭尔的所谓“存在论焦虑”。动物没有这样的焦虑，因为它们是作为群体生存的。动物个体的价值几乎等于零，在传完基因后就可以死了或者被吃掉。习俗传统当中的人也没有焦虑，因为死被编织在习俗的意义体系中。所以，只有觉醒的个人才有死。 自然主义者于是可以反驳说：个体性存在未必先验地就是好的。古往今来都可以不断听到“回到自然”的号召。伊壁鸠鲁指出，死亡是人的最大恐惧。他确实抓住了人类存在论的重大问题，而且还抓住了时代的问题。“希腊化时代”开始了孤立个体的时代，人们从城邦和习俗的庇护中解放出来，成为弃儿；同时又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没有死后天国的庇护。(43)这个时代与今日何其相似。伊壁鸠鲁对死亡恐惧的解法是号召人放弃个体性，退回到动植物层面。这也是庄子的建议：大自然的本位不是个体，所以执着于个体不想死的，会被视为是怪诞，是患上了本体型疾病。(44)伊壁鸠鲁和庄子这样的理论不仅是在治疗怕死，也是在治疗不怕死即本体论自杀。因为本体论自杀的驱动动机是追问意义，是反省高于本能的“好”。动植物不“在意”这样的问题，不是“解释性存在”，而是不断循环式永生存在。(45) 当然，人文学者还可以进一步问：新自然主义当真能相信现代人还能退到生物层面，心甘情愿地像一个工蜂那样无qualia地为生物群体的基因传递而活着、而努力，并且快乐？既然现代已经被科学和哲学“启蒙”，个体对意义的近乎偏执的追求恐怕就已经无法被镇压下去。即便是生存和快乐，也被纳入到价值(是否好，是否有意义)中被反思。现代性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意义还是无意义，有灵魂还是没灵魂，快乐还是不快乐？(46)尽管现代性主流思潮，包括新生物学、新神经科学和微观经济学等等相信随着民主和科学的发展，终极幸福已经或即将实现，但是苏格拉底总是提醒人们警惕这种无比自满感，他一再试图证明：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是陌生的过客，永远不会满意一切事实(given)。 对话未必会立即得出最终结论。不过无论如何，新自然主义带来了一种“好”：认真提醒我们严肃审视人类价值体系。诚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活。 ①参看Emile Durkheim,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gy(Simon & Schuster,1951)；吴飞：《自杀与美好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②柏拉图：《菲多篇》62b。有关讨论参看M.Miles,"Plato on Suicide(Phaedo 60C—63C)," Phoenix 55(2001)：3-4.蒙田也认为哲学是学习死亡。参看C.Segal,Lucretius on Death and Anxie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242,2244。 ③波菲利：《普罗提诺生平》，载于普罗提诺：《九章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普罗提诺关于反对自杀的论文，亦可见《九章集》第1卷第9章。对此有关讨论还可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90～1295页。 ④在被列入“柏拉图杂篇”的对话录Axiochus(此篇被学者认为其实是希腊化时代柏拉图派学者所著而托名“柏拉图”的对话录之一，Burnett和Cooper的柏拉图全集都有收录)中，栩栩如生地展开了这种“哲学打擂台”。“苏格拉底”在帮助一位老人战胜死亡畏惧时，先用伊壁鸠鲁的口气提出“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死后我们就不存在了”。结果这一论证不仅没用，还差一点让老人精神崩溃。于是“苏格拉底”接下来启用了柏拉图式论证：死后灵魂依然存在，你因为此生德性卓著，死后会受到神的奖励，所以你将拥有的“好”不但不会减少，还会更多和更纯粹。这样的论证立刻见效，鼓起了老者的勇气。 ⑤诺齐克关于“为什么不可以吃人”的理由的讨论。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9页。德沃金关于安乐死与生命价值问题的讨论，参看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自主权》，台北：商周出版社，2002年。 ⑥参看波伏娃：《人都是要死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并参看霍克海默等：《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3～245页。 ⑦在斯瓦伯的《认识自杀——来自脑科学的研究的解读》(即将发表)中，这类本体论自杀被大致归结为是因为轻度“抑郁-狂躁综合症”。弗洛伊德则认为，人除了快乐本能，还有毁灭本能。值得注意的是，在解释层面上，脑科学可能会反对心理分析，因为其还原不够。 ⑧学者们对于各种类型的“自然主义”比如强自然主义与弱自然主义之分，有许多讨论。参看E.Racine,Pragmatic Neuroethic s(MIT Press,2010)57ff；并参看Guttenplan，Samuel，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1996)449。 ⑨新自然主义向神经科学和演化论汇聚。它们的共性是明显的：演化论在深层次上要落实到脑结构(参看徐英瑾：《演化、设计、心灵和道德——新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4、196页)，脑科学所主张的价值只能是演化论(生物学)的。所以，我们下面的讨论同时针对两者。 ⑩参看斯瓦伯：《我即我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9页以下。参看金利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91页。 (11)这样的思想在启蒙主要学术即经济学当中比较普遍，比如，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12)参看斯瓦伯的《认识自杀——来自脑科学的研究的解读》(即将发表)。可见，科学家不想接受“生命的神圣性”的客观价值。其实，也有世俗版的“神圣价值”即(生命)具有“内在价值”，不知道科学是否能接受之。参看罗纳德·德沃金：《生命的自主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8、101页。 (13)参看柏拉图：《菲丽布》42c～d。另外参看汪丁丁：《行为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当然，快乐也可以是生存问题的“遮蔽器”。一个在生存层面严重受挫、失去生存欲求的人，如果能找到足够的“新快乐”，则可以有动力继续活下去。 (14)比如性快感推动繁殖，参看斯瓦伯：《我即我脑》，第78页。 (15)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我们可以说：A与B是弱者政治学的价值，而C是强者政治学的价值。第三人称价值角度在涉及生命价值时(比如堕胎，安乐死)往往可以启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说法，但是第一人称选择在涉及生命时(比如是否自杀)往往不启用“神圣权利”等话语(除非是天主教徒)。 (16)Ober,Josiah.2008.Democracy and Knowledge: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Classical Athe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3. (17)斯瓦伯：《认识自杀——来自脑科学的研究的解读》(即将发表)。道金斯认为：生物天生有强烈的复制自己基因的冲动。参看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这样的本能是“怕死”的原因，参看汪丁丁：《行为经济学》，第290、502页。 (18)如果希特勒是因为脑病而不得不犯罪，那么是否就可以推卸责任？其实，大部分正常人的脑子区别不大。尼布尔指出，懂得宗教和政治的辩证法的人会明白：越是好的人，越可能犯罪。参看尼布尔：《人的本性与人的命运》，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很难用脑区定位等等“科学实验方式”加以解释。 (19)参看金利卡：《当代政治哲学》，第247页以下。在此，演化论与脑科学可能有分歧，脑科学可以论证每个大脑的独特性，但是演化论倾向于认为种群是唯一本位。 (20)参看W.Glannon,Brain,Body,and Mind(Oxford,2011)42。 (21)著名脑科学家埃克尔斯认为，达尔文等天才发现了演化论等科学理论，可以表明自由的存在。另外一个脑科学家斯瓦伯却认为这无法证明，因为当时的时势决定了演化论必然出现；不是达尔文，也会有其他人提出进化论。参看斯瓦伯：《我即我脑》，第287页。 (22)参看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4页；另外参看阿伦特：《精神生活·思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23)参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3～314页。有关实力谈判类型的社会契约论，参看金利卡：《当代政治哲学》，第238页以下。 (24)福利国家政策在现实中给弱势群体究竟带来了什么，是否可能造成新的歧视氛围？参看金利卡：《当代政治哲学》，第293页。 (25)参看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这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性自杀从本体论上看，意味着心灵作为本体的存在。因为从“副现象”的定义看，物体的“属性”不可能否认自己的“本体”(参看柏拉图：《菲多》94d)。 (26)有关“条件”与“原因”，参看《菲多》99b。自杀作为自我毁灭，表明人可以与自我(脑)拉开距离；或者，人并不就是脑，是意义性存在。意义其实会渗透到被视为庸常的一般生活中。常人未必是仅仅被本能驱动生活，他们有过去和未来，有记忆和期望，有操心与爱，这些构成了人而非动物的叙事型存在。余华曾经说，《活着》的故事如果从第三人称看，都是极端悲惨的。但是作为第一人称的回忆，具有美感甚至神圣感。 (27)斯瓦伯：《认识自杀——来自脑科学的研究的解读》(即将发表)。 (28)参看密尔：《功利主义》。并参看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29)参看塞克斯都·恩皮里克：《悬搁判断与心灵宁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并参看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第1124页。 (30)参看伊壁鸠鲁等：《自然与快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31)柏拉图的《菲丽布》专门将快乐人生与知识人生对比起来考察何为人生至善(幸福)。 (32)“凡是自然的就是好的”的自然主义会导向所谓“宽容”：只要不伤害到别人，那就无所谓好坏，那就什么都可以。各种念头都是平等的神经元一次放电，没有自然大序等级之分，由此自然导出的结论是价值“无区分”(indifferent)，谁也无权裁决好坏对错。有关“热情决断”作为现代价值观之一种，参看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9页以下。 (33)科学家选择科学本身，也仅仅是无理由的“决断”？参看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1页及注释。 (34)西医对于中医的怀疑难以遮掩：充其量是安慰剂？参看斯瓦伯：《我即我脑》，第271页。 (35)有关读心术的进展，参看W.Glannon,Brain,Body,and Mind(Oxford,2011)21.J.Illes,Neuroethics(Oxford,2006)47,65。 (36)David Gauthier，Morals by Agreement(Clarendon Press Oxford，1986).人类合作依靠的“社会脑”的主要功能在于能够对他人之心(意图)进行推测和识别。参看汪丁丁：《行为经济学》，第226、380、397页。 (37)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38)密尔：《功利主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39)黄有光：《宇宙是怎样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附录A：“能够大量增加快乐的简单方法——刺激大脑享乐中心”。 (40)当皮层由一米见方缩小到几寸时，就不再需要折叠，反而会绷紧光滑(由丑变美？)。一个相反的情况可以参看柏拉图《会饮》(190e以下)对“宙斯缝人”的人类本体诞生的寓言故事。柏拉图关于“水母化无意识但快乐的生存”的讨论，可以参看《菲丽布》21c。心智哲学中试图重新看重“意识”的重要的哲学家有查尔莫斯和塞尔。又，就人的本体论而言，脑科学或许与一般生物学有冲突：后者价值论的本位认同的是生物体整体，而脑科学似乎特别强调大脑这个器官，身体的其他器官被视为辅助配件即充当大脑的外部保护系统而已，可以移植、替代甚或放弃。本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脑”，参看W.Glannon，Brain，Body，and Mind(Oxford，2011)11-13。有关缸中脑式的“幸福”，还可参看诺奇克关于体验机的讨论，见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乌托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2页以下；另外参看N.Levy,Neuroethics(Cambridge,2007)85。 (41)历史终结前的最后几个阶段是怎样的，可以进行推测和社会科学仿真实验。不妨假设最后一个进入缸中的人是主持这一国际重大课题的仁慈“知识王”(episteme king)。 (42)有关列维纳斯对脸庞的意义的讨论，参看孙向晨：《面向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以下；有关舍勒对羞涩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讨论，参看舍勒：《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64页以下。柏拉图在《吕西斯》(204c、210e)中也讨论了“脸红”与他心认知的关系问题。 (43)参看C.Segal,Lucretius on Death and Anxiety,p.243。 (44)参看J.Warren,Facing Death:Epicurus and his Critics(Oxford，2004)245。另外参看《庄子》(齐物论，大宗师)，杨柳桥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2页。 (45)卢克莱修的哲学长诗《万物本性论》开始于春天的生命复苏，结束于雅典的瘟疫即人的死亡。不懂其中生死循环不已的自在之在的特点的，痛苦不堪，不能解脱。参看伊壁鸠鲁等：《自然与快乐》，第61、266页。 (46)参看舍勒：《爱的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34页。就灵魂而言，韦伯说现代性就失去灵魂，但是泰勒说唯有在现代性才出现了内在自我。另外有些赞成现代性的人在我们是否有灵魂的问题上动摇不定，参看刘瑜：《观念的水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4页。标签：自然主义论文; 人生价值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科学论文; 神经科学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快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