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谱”看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对日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序递嬗，星移斗转。中日邦交正常化已35个春秋。当代中日关系的长足进展，谱写了两国交往史上辉煌的篇章。每当人们看到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带来的丰硕果实，回顾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时，都不能不对一位世纪伟人充满深深的敬意。他，就是邓小平。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引领中国走上人民生活不断向上、国际地位稳步提高的历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并卓越指导我国对日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相继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真知灼见。《邓小平文选》① 中有关中日关系及日本问题的重要思想，已为人们所熟知，并愈益成为新时期中国对日外交实践的指南。
2004年7月，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又隆重出版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谱”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冷溶、汪作玲主编，分上、下两卷，全书102万字。
《邓小平年谱》是一部记载邓小平1975—1997年期间的生平、思想和业绩的编年体著作。它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翔实准确地记述了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反映了他主持整顿工作、领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和发挥的决策作用，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邓小平对日外交活动是年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详细记录了邓小平出访日本及会见日本来宾时的谈话等主要内容，除收入《邓小平文选》（年谱分别注明了卷次、篇名）者外，还有大量其他的有关当代中日关系和日本问题的谈话、批语、题词等。相对于此前国内外出版物② 已刊载的相关内容，其中不少是第一次系统公开发表，尚鲜为人知。
年谱中有关当代中日关系及日本问题的论述，展现了作为外交家和战略家的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把对中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置于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的科学分析之上”③；展现了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蕴涵着指导我国整个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及哲学理念，也为人们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本文拟根据笔者粗浅的阅读体会，就年谱中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一些方面进行归纳和整理，以此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
一 承前启后：一以贯之的对日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审时度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在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的外交思想。
1972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立足于国际战略的高度，突破意识形态的障碍，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起，邓小平就以总书记、副总理、代总理身份参与对日外交活动。据笔者统计，1955—1966年邓小平会见或陪同会见来访的日本代表团或处理涉日事项累计39起，而自1973年3月复出至1974年的短短两年内则多达29起。④
年谱显示，从1975年1月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到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直至1989年底最后一次会见樱内义雄等老朋友，15年间会见日本客人和处理涉日事项达192起，除去1976年再次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为空白期外，年均14起之多。邓小平再度复出后出访的第一个发达国家是日本，他一生中会见的日本代表团最多，即使耄耋之年，仍对中日关系倾注了极大热情和心血。
年谱表明，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谈到并身体力行的：中国的对日外交总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已制定的，这就是同日本世代友好下去，向前看，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早在1975年1月20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时就指出，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主席定下来，是周总理领导实行的，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⑤
1987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出席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双方正式代表时指出：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我们要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他还说，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这是时代的要求。⑥
邓小平对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日外交思想的继承，使我国对日外交政策具有一以贯之的延续性、稳定性。同时，邓小平在继承中增添了新的内容，赋予了时代特色，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他把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对日外交思想发出持久的光辉。在新时期他又适时提出了发展中日世代友好、学习借鉴日本的经验、促进经济合作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二 立足长远：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友好事业。他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亲密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两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⑦
我们从年谱中看到，在邓小平关于中日关系及日本问题的一系列谈话中，“中日友好”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语汇。邓小平所说的“中日友好”，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国策，是中国长远的外交方针。据笔者对年谱的统计，关于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表述，出现过17次之多！
1978年6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两国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曲折，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1982年9月28日，他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进一步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⑧
显而易见，邓小平倡导的中日友好，不仅基于中国长期国策的思想，而且出于衷心希望两国人民长远友好的执著信念。1987年6月4日，邓小平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在回答对中日关系有何见解和忠告时说：总的前提是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99％以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会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同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代表时也指出：我们考虑同日本的关系不是几年的关系，是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⑨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步骤。缔约谈判先是由周恩来总理领导的，但后来周总理病重，难以承担繁重工作。这样，领导和主持缔约谈判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1974年11月，缔约谈判开启。在谈判因“反霸条款”而遇到困难时，邓小平利用会见日本客人的场合，阐明中方原则立场，多次谈到两国政治家应登高望远，要从全球战略、从大局、从长远利益来考虑两国关系。他敏锐地抓住新任首相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说中表示要推动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动向，不无风趣地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⑩
1978年8月12日，中日在北京签署友好条约，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同年10月22—29日，为出席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他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政府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也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邓小平在同福田首相的第一次会谈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11）
年谱生动地记录了邓小平在访日期间的主要活动：……10月24日上午，他专程拜会了前首相田中角荣和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后分别拜会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中午，出席他们举行的酒会。下午，前往神奈川，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傍晚，会见已故前首相片山哲的夫人等已故日本朋友的家属。晚上，出席日本十个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酒会。（12） 从这一天的日程里，我们仿佛看到年届74岁的邓小平为中日友好而匆匆奔走的身影。
年谱还显示，邓小平在访日期间数次题词的内容均围绕“中日友好”：参观松下电器产业公司茨木工厂，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参观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题词“中日友好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共同努力吧！”。
1979年2月邓小平顺访日本以后，没有再出访过日本，但他在推进中日友好方面，仍发挥着巨大作用。无论是中日关系顺利时还是遭遇波折，他都在与来访的日本政府首脑、政党和议会人士的接触中，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大力倡导中日友好，努力维护两国关系。
1981年6月18日，他在会见佐佐木义武率领的日本众议员访华团时说：中日两国要友好要合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也是当前现实赋予我们双方的使命。不管中国谁当政，也不管日本谁当政，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尽管某些时候对某些问题中日双方会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产生一些困难，但这对中日友好的大局来说，都是暂时的、枝节的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13）
在邓小平看来，“中日友好”是两国关系的“大局”。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则是“局部”的问题，“局部”应服从于“大局”，不要因为“问题”而破坏“友好”，不能因为“局部”而颠覆“大局”。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处理“中日友好”与“中日之间的问题”这两者的关系。邓小平的这个观点，与周恩来主张的“求同存异”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 取长补短：为中国现代化借鉴日本经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决策复交，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则以更多精力从经济的角度思考中日关系。基于这一点，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活动呈现出更加务实的特点。他既强调政治原则，也重视经济利益，并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日外交指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打破过去长期存在的封闭状态，虚心学习和吸取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代表当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以利于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和“后发”工业国家，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我们两国最近”，“相识比较深”。（14） 因此，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自然把日本特别是其先进科技成果和经营管理经验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邓小平认为，日本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许多技术、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这一思想，是贯穿于年谱的重要内容。它作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实践途径，奠定了新时期中日经济关系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重大决策和对形势的估计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最初探索，多是邓小平首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提出的。（15） 它显示了邓小平重视学习日本的经验和探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用意。
1978年10月25日，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说：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等到我们发展起来了，道路就更宽广。（16）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一行时指出：我们现在决心搞四个现代化，但我们的知识确实不够。战后日本很快就发达起来了，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别人的经验照搬也不行，中国有中国的条件，日本有日本的条件，但恐怕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用的。他在视察宝钢主原料码头时甚至说，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17）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既有战略的高度，又深入而具体。他更多的是将日本作为一个“点”，以对这个“点”的深刻剖析，促进“面”，从点到面逐渐铺开，进而推动中国同美欧及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如他所说，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在企业管理方面更要向日本学习，这比做生意还重要。日本的汽车把美国市场都占领了，这充分体现了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洲、美国的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18）
“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这是邓小平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时在公司纪念册上的题词。它缘于邓小平对中日地缘因素、国民感情的分析，特别是重视学习借鉴日本的经营管理经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所用的虚怀若谷的精神。
四 互利合作：推动对日经济外交
和平时期，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愈益成为外交——“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19） 的主角。为了使外交更好地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济外交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受到我国领导人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而在这方面率先垂范的正是邓小平。
邓小平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观察，认为在日益开放的当代世界，任何国家，要想取得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日政策正是采取了比较稳健、重视合作的立场。（20）
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合作特别是中日经济合作，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从他出访日本和会见日本来宾的谈话中，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他把对日工作与经济建设事业紧密相连，融为一体，显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
邓小平的中日经济合作思想高瞻远瞩。他认为，中日关系要发展，要巩固，必须依赖于经济合作。发展经济合作对两国都有利，是“双赢”的事业。1986年9月27日，他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指出：中日经济合作是长远的事情。两国是近邻，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可能到下个世纪更为明显。（21）
邓小平以简洁的语言，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如果将邓小平在20多年前说的话对照一下今天的现实，仍让人感到具有极大的说服力。邓小平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善于抓住别人“脑子里装着的问题”——互利合作：日本资源匮乏，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要为自己寻找资源、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市场，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恰恰有着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事实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
1981年，中国因经济调整中止引进部分日本设备，“宝钢合同纠纷”引发了经济摩擦。对此，邓小平举重若轻。他在同年3月13日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一行时指出：这只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中出现的暂时现象。它不会改变我们总的前进方向，也不会因此影响我们两国长期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仅隔五天，他又会见了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土光敏夫，指出：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太高了，对自己的资源例如石油也估计太乐观了，结果不但给自己带来困难，给日本的企业也带来了困难。如果能找到好方法继续建设这些项目，使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快一点，耽误的时间少一点，对我们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很有利的。（22）
1985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时再一次中肯地谈到中日合作：中国同日本的合作，应该说是满意的，又是不满意的。满意的是我们的关系发展是正常的，而且在逐步发展。所谓不满意，就是经济关系方面有些问题。如果我们的关系真正是正常的，而且持续发展，那么在经济贸易方面应该是又发展又平衡。我们双方应寻求一些办法，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23）
阅读年谱，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邓小平会见日本来宾时的谈话主题，都围绕着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中日经济”、“经济合作”是必然谈及、频度极高的关键词。他的谈话，既包括技术转让、贸易逆差，还包括引进外资、“三资企业”。如1986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关西财界代表团时说：我赞成大胆使用外资，但大胆以外还要加一个“会”字，即要会使用外资。日本会使用外资，并根据自己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因此发展得比较快。正像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需要帮助一样，我们也希望从各方面得到帮助。（24）
1989年11月13日，85岁高龄的邓小平利用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你们这个团可能也是我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他意味深长地说：两国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础，这种合作要长期坚持下去。希望日本方面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需要自强，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友谊才是永恒的，合作才是永恒的。（25）
与中日经济合作相联系，邓小平还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没有人才不行。
战后大量的研究表明，科技和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日本国土面积不大，人口密度不在中国之下。它既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更误入过军国主义的歧途。战后日本能在几十年间成长为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大国和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高度重视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五 坚持原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如果说，邓小平在处理中日之间的问题、矛盾、争端时总是从大局出发、向前看的话，那么，他对日本出现的企图抹杀或美化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则毫不姑息。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日关系留下了严重创伤。正确对待日本侵华历史，始终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在年谱中可以看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邓小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进行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
1987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瑞典首相英瓦尔·卡尔松时谈及中日关系，他说：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由于有过这段经历，所以我们对日本有斗争，但斗争非常克制。（26）
同年6月4日，邓小平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也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27）
邓小平指出：右翼势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应当引起警惕。如果对这些活动处理得过分软弱，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中日友好。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孤立起来看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这种破坏力量的所作所为势必要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反应。为什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很重要。（28）
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前夕，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篡改日本侵华历史的教科书，使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82年7月29日，邓小平就这一问题同胡乔木、廖承志等谈话，明确指出：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八一五”，《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长久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要对这段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愿望才能真正实现。（29）
年谱显示，邓小平曾数次专门谈到教科书问题。仅1982年9—11月间，就有五次之多。9月18日，邓小平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时指出：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9月28日，他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又指出：类似教科书这样的问题今后还会有……就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问题来说，我们希望阁下和阁下的政府以及以后的日本政府，还是要注意军国主义倾向。10月24日，邓小平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我们提醒日本，有那么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兴风作浪，我们双方都值得警惕。11月9日，他会见宇都宫德马时又说，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主义的影子在作怪。11月16日他进一步指出，教科书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30）
对中国提出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涉及那场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等，日本有些人包括官方人士有一种所谓国民感情的说法。对此，邓小平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领导人都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有自己的解释，但对人民来说，不仅中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他们看问题要看事实，看本质。我说的不但是中国，而且整个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人民都有这个感情问题。（31）
据年谱记录，1988年4月19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特使、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席间，一位日本议员提出日本不存在极右势力。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存在着极右势力。任何社会都存在。周总理诗碑（32） 对日本有什么坏影响，为什么要破坏？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段历史，为什么要修改？这是有目的的，无非是煽动日本人民搞点什么事情，散布敌视中国的思想，是想在日本恢复点什么东西嘛。从三岛由纪夫那件事（33） 就可以看出一种倾向。（34）
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的对日外交实践中，对于历史遗留的诸如钓鱼群岛、东海权益等中日存在分歧的问题，一贯主张采取尊重历史、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合情合理的办法来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这成为解决横亘在中日之间的棘手问题乃至解决类似的国际争端的一个“锦囊妙计”。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倡导和平与合作又坚持主权原则的睿智和胆略。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过人们，讲历史，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他主张以史为鉴，同时又主张积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要着眼于长远，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计较历史上的恩怨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他主张把两国人民当作为中日友好的基本力量，“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35）。
六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启示
《邓小平年谱》具有丰富的内涵。邓小平的这些直率而朴实的谈话、批语、题词，犹若珠玑，闪耀着智慧之光，需要我们加以深刻领会。
第一，发展中日关系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中日两国为什么“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中日面对“两国是永远无法搬开的近邻”的现实，承接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所做出的正确抉择，是中国的长期国策和长远目标，而不是权宜之计。
第二，发展中日关系是我国领导人所做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它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就是说，中日友好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发展中日关系要“与时俱进”。我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在继承中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新中国中日国民外交到“官民并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对日外交呈现出更加积极、稳健和务实的姿态。
第四，发展中日关系要维护好经济合作的基础。1972年中日复交，既是国际环境因素和领导人政治决断使然，更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巨手的推动。而后者对于复交35周年的今天仍富有启示意义，它也是中日关系能够克服政治障碍并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五，发展中日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中日）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要坚持“两点论”，处理好两千年和一百年、长远利益和现实矛盾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一时的关系的波动，否定和影响两国长远的友好。
第六，对日本人民讲友好和对反对两国友好的右翼势力作斗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问题、曲折，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友好”这一根本，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人民，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在中日关系上挑起麻烦、破坏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间，中日政治关系在经历了一段“冰冻”期后，走上了“破冰”和“融冰”的轨道。但毋庸讳言，两国间存在的诸如历史、领土、台湾等“传统”难题以及强化日美同盟、日本出兵海外等行动影响到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等新问题，还不时考验着当前的中日关系，同时也显示着两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
在如此时刻，我们认真阅读《邓小平年谱》，重温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缅怀他对中日关系所做的巨大贡献，既是对他的很好纪念，也是为了更好地以之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在国际局势跌宕起伏、中日关系处于重要转折期的今天，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对日外交思想，以其高屋建瓴和博大精深，愈益发出新的光彩，更显得弥足珍贵。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裴华编著：《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著：《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原书房，1988年，等等。
③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④参见《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3—116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⑥同上书，第1196、414页。
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55页。
⑧《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323、856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92—1193、1197页。
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99页。
（11）同上书，第407页。
（12）参见上书，第407—409页。
（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49—750页。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68页。
（15）例如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
（16）同（14），第411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519、961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3页。
（19）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页。
（20）冯昭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外交方面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我国基于东方哲学思想而形成的外交理念。邓小平外交思想体现在对日关系方面，导致形成一种比较稳健、重视合作的对日政策取向。参见冯昭奎、林昶：《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301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40页。
（22）同上书，第720、722页。
（23）同上书，第1086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35页。
（25）同上书，第1299页。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75页。
（27）同上书，第1192页。
（28）同上书，第1228页。
（29）同上书，第833—834页。类似的事情还有，1989年2月23日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组文件，批示“请常委商定”《建议我国对竹下登为侵略战争辩解应发表正式声明》。同年2月14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国会答询时称：“上次大战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历史学家做评价。”2月24日，钱其琛外长在日本拜会竹下登，指出正确对待历史，才能坚持中日友好。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1、856、863、867、869页。
（31）同上书，第1087页。
（32）1979年4月，日本京都一些友好团体为了纪念1978年10月缔结日中友好条约，在京都岚山龟山公园里建造了周恩来总理诗碑。碑上镌刻着1919年周恩来在京都作的《雨中岚山》一诗全文。1987年6月25日晨，诗碑受到日本反华分子的破坏。当天，我国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
（33）三岛由纪夫，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团体“盾会”会长。1970年11月25日，到东京市谷的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军总监部发表演讲，要求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日本真正的“国家军队”，以“保卫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然后剖腹自杀。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28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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