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眼睛?谁的地理?两种地理杂志在国际交流中的文化冲突与互动_中国国家地理论文

谁的眼睛?谁的地理?两种地理杂志在国际交流中的文化冲突与互动_中国国家地理论文

谁的眼睛?谁的地理?——从两份地理杂志看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冲突与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的论文,互动论文,两份论文,冲突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狄根斯《双城记》“时代”

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变动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不仅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加速了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人们的理想图景中,传播全球化意味着信息资源在全球的自由流通与共享,意味着全球文化平等的沟通、对话与共同繁荣。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信息资源全球化流通的不平衡和全球化共享的不平等;传播全球化的伸展,反而助长了文化强权的扩张,严重威胁着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文化的前景究竟是多元化还是一体化,跨文化传播究竟是媒介技术力量包裹下的罗马帝国的铁蹄,还是一条流光溢彩、互通有无的丝绸之路,这是所有国家/民族,尤其是弱势国家/民族面临的严峻命题。

我们不能否认媒介帝国主义现象的客观存在,但更应该注意到,国际文化传播中其实有更为复杂多样的作用模式。具体来说,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要受到文化亲和力、时空接近性、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强烈影响。(注: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因此,不同类型不同文化层次的媒介产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经验的衰亡、持久或繁荣产生的也是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这种具体模式的研讨远比争论文化全球化的前景更为实际。

加入WTO后的我们,无疑有了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这里面除了好莱坞大片、MTV和米老鼠,还有一个新奇而独特的领域——以探索发现为口号,以知识性趣味性为旗帜的“自然/人文地理”类的国际传媒产品。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频道的节目在中国各地被隆重推出,各种正版或盗版的图书和音像制品也大卖特卖。一时间,这两者成了城市白领身份与品味的象征,成了家长们给孩子现代化教育的必修教材,甚至在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地理热”。然而,在这忽然斑斓起来的地理视野里,我们发现和看见的,究竟是怎样的地理?我们又是在怎样地发现和看见地理呢?

一、“国家地理”——一种特殊的传媒类型,一个典型的文化读本

《中国国家地理》在自己的宣传词里这样写到,“你看过《廊桥遗梦》吗?《国家地理》的记者不仅拍摄如诗如画的图片,其自身的经历也编织着种种传说。你看过《泰坦尼克号》吗?《国家地理》不仅寻找和打捞沉船,也打捞令人心碎的故事。地理是一种教养,地理是知识的平台,地理是一种气质,地理是谈资和话题。”(注:肖国良,《(中国国家地理)的气质》,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9-27。)

这里的“地理”,和我们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那个“地理”,显然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国家地理”,也决不仅仅只是一份美国杂志的刊名,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特有的刊物类型。

以创刊于1888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先导,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国家地理”杂志。如德国的《地理》、《科学画刊》,英国的《新科学家》,法国的《科学与生活》,日本的《牛顿》,澳大利亚的《国家地理》,加拿大的《加拿大地理》等等。这类杂志的全球热销,使从事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机构将其列为一种独立的媒体类型。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传媒学院的教材中最先讲述“国家地理”类媒体的特质,80年代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正式为该类媒体编撰讲义。

作为“国家地理”类媒体,其特质有:第一,选题以地域性和地理发生学为原则,强调某地区独有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并揭示时间序列上的自然演替和人文兴衰;第二,对科学发现、探索、进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性问题的深入报道及权威分析;第三,图文并茂,制作精良,尤其是地图、照片和插图,不仅具有艺术欣赏性,而且要有准确无误的公众实用的科学内涵。(注:李栓科,《认识地理三步曲》,《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12期第20页。)

“国家地理”类媒体模式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首先,由于以“自然人文地理”为主题,性质上属于科教文化类,与时事类和娱乐性类媒体产品相比,更容易跨越种族和意识形态的规限,因此也更容易被输入国和地区的政府所接受;

其次,“地理”的内涵丰富多样,全球的自然人文地理资源具有无穷无尽的神秘魅力,而人类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可以最大范围地不断挖掘、培养和扩大受众;

第三,由于刊物本身的学术背景,使其对相关问题的报道与考察,较一般媒体更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也因此更具典藏性;

第四,此类媒体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的风格,图文并茂甚至图重于文的操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层次和语言的界限,能够满足不同文化群体的需求。当然,这种对不同文化层次的消解,只是在一定程度内的,但这恰恰是“国家地理”的另一个法宝——品位的价值。像这类纸质精良、印刷精美、图片漂亮的杂志,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消费得起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或者城市白领,是此类刊物的最大消费群,此类刊物也尽最大努力扮演这一类人群品位与时尚的代言人;

第五,由于此类媒体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输出国政府也会采取各种方式来予以扶植,从而使其在国际传播中能够更加具有优势。

但实际上,“地理”并不是个超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是一个与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密切联系的概念。对地理的描述往往隐含着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冲突,但却又以客观、真实、科学记录的方式来呈现。正因为“地理”在国际传播中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和隐晦的表达方式,所以争夺对地理的,尤其是对本民族人文地理的“话语权”,就成为国际文化传播中一个新的隐性的“斗争领域”。

“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注: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韩少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而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处于非中心地位,而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注:彭吉象,《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但文化的流动不可能是绝对单向的。在这个文化舞台上,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同环境下不同受众的不同的解读能力,(注:David Morley(英国)等著,《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30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化冲突交流的复杂性——既然有人运用文化强权,就会有人加以抵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地理”这个传媒概念的讨论才有了特殊的意义。而美国《国家地理》和《中国国家地理》这两本国家地理类杂志之间的密切关联,为我们对国际传播中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复杂关系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二、美国《国家地理》——美国视野里的世界地理,一个成功的全球化文化产品

好莱坞影片《未来水世界》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天荒地老之后的世界里,凯文·科斯特纳潜入海底,寻找被淹没的城市遗迹,最后他带上来的,是一本《国家地理》杂志。

这个情节不能简单的看作是一个软广告,它还暗示了美国人对这本杂志的自豪,还有期许——整个人类文明都消失后,它却依然存在。如果说这只是表现它的品牌和品质,当然也是确有根据。因为这本杂志的用纸非常好,的确不怕水。可在这里,它还承担了“人类文明唯一见证”的重大责任。想想我们的后代也许只能从美国《国家地理》的描述里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时,这样的美国理想,就无论如何也有点让人毛骨悚然了。不过,这也的确反映了某种现实——美国《国家地理》,这个拥有卓越品牌和品质的国际传媒产品,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世界的“眼睛”。

当然,这一切首先来源于其自身的实力。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美国《国家地理》已经发展为一个成功的国际传媒集团,以《国家地理》杂志为核心,拥有期刊、地图、书籍、影视音像制作等多种类型的媒体产品及自己的电视频道。《国家地理》不仅成为一个国际品牌,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在美国杂志销售榜上,前三甲的排名经常是这样的:《电视指南》、《读者文摘》和《国家地理》。2000年《国家地理》的国内发行量达到了6,051,163份,而全球发行量更是达到了7,828,642份。(注:ABC Publisher's Statement 12/31/00,美国《国家地理》网站(National Geographic home)。)

那么,《国家地理》是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全球化文化产品的呢?

首先,这是由其自身的品质决定的。作为一本图片先行的杂志,《国家地理》聘请了“世界一流的摄影师队伍”,同时保持着“世界一流的图片淘汰率”。国内著名的自由撰稿人沈宏非,曾经跟着《国家地理》的一位摄影师跑了四个省市,拍了400卷胶卷,最后他惊奇地发现,杂志刊登出来的只有两张。(注:沈宏非,《国家地理杂碎》,传媒观察(http://www.chuan mei.net)2002-11-22。)在报道的策划、写作和编辑等方面,《国家地理》也一贯保持了高度专业的水准,花费重金请某位专家撰稿是常有的事。同时,由于美国史地文化资源的相对匮乏,而地理学又是一个博大宽容的范畴,所以《国家地理》更多地是运用自己的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去开发全世界的文化资源。因此它在内容和受众方面具有最典型的全球化性质。

其次,产品生产者的知名度和实力。《国家地理》杂志的主管机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非盈利科学教育研究组织。迄今为止,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考察研究委员会在世界各地一共资助过7000个探险考察项目,用于教育研究的总投资高达10亿美元。(注:《〈国家地理〉淘金中国》,人民书城/人民网,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正是这样的经济和技术基础,才使得《国家地理》得以保持自己赖以自豪的“专业水准”。

第三,产品推广和销售的技巧。《国家地理》建立了一整套营销模式,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文化品牌,而且这个品牌闪烁的是无公害的“绿色”魅力——它是专业品质的代表,探索精神的象征,世界万千景观的汇萃,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这样一来,只要是个有好奇心上进心的人,只要是一个渴望进步发展的国家,就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和必要来抵挡它的魅力了。

第四,发行渠道。《国家地理》一向致力于多样化又讲求实效的海外扩张。目前,《国家地理》已经有了包括中文繁体版在内的11种语言的版本。即使有些国家的政策限制使《国家地理》还不能直接进入,但它的全球销售系统仍然可以通过一些变通途径将杂志送货上门。在中国大陆地区,早在1999年,《国家地理》就开始同三联等出版社谈判,但因为政策方面的限制,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国家地理》采取了迂回进入的途径。去年,它授权给贝塔斯曼20种人文地理系列出版物在中国内地的版权,而出版则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操作。这些出版物被冠名为“旅行家”系列。去年10月份,时尚出版集团也与《国家地理》进行版权合作,以《国家地理·旅行者》的特约稿件为主体,在大陆打造了《时尚旅游》杂志。(注:《〈国家地理〉淘金中国》,人民书城/人民网,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如今,美国《国家地理》封面那个醒目的黄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通过这个黄框,他们看到了无尽广博的人文地理世界。然而,这个黄框不仅是《国家地理》通过百年历史积累起的一整套专业模式,也是一个美国价值观的取景框。在它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人文地理的观察和描述里,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固有的偏见。

2002年第四期的《国家地理》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刊登了一幅阿富汗妇女的照片和一篇名为“A life revealed”的报道——它们共同叙述了一个“寻找阿富汗少女”的“真实故事”。这位名叫Sharbat Gula的阿富汗妇女的面孔已经是第二次登上《国家地理》封面了。早在1985年,以Gula为主人公的摄影作品“阿富汗少女”就成为《国家地理》轰动一时的杂志封面,还被评为“20世纪最经典摄影之一”。这张作品是《国家地理》杂志社摄影师史蒂芬·迈克卡利在巴基斯坦一家阿富汗难民营中邂逅Gula时抓拍到的。而2002年的这张照片的来历,却与前一张大不相同。

在2001年底,炮火中的阿富汗再次成为《国家地理》关注的焦点。它展开了一个“寻找当年阿富汗少女”的行动。这不是一次一般的寻找,而是一次策划周密、装备精良、耗资惊人的媒体事件。寻访队伍规模庞大,不但有诸多摄影师和记者,还有研究虹膜识别技术的科学家。甚至联邦调查局也介入了这个“客观而艺术的科普工作”。在数万吨炸弹摧残着阿富汗的巨大伴奏声中,《国家地理》的寻找以两条线索——趣味性和技术性并行展开。最后,他们找到了16年前“阿富汗少女”的女主人公——Gula,并在2002年4月号上再次刊登了她的照片,完成了一个“传奇而又感人”的封面故事、这个“寻找”的故事同时还被制作成纪录片,在美国广播公司和国家地理频道播出。(注:《A life revealed》,《NATIONAL GEOGRAPHY》2002年第四期,NATIONAL GEOGRAPHY.com)

但我们无法忽略这次寻找的现实背景——此时正是美国还要继续扩大它在阿富汗的战争,但因为关塔那摩战俘问题和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强硬立场而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和谴责的时候。

在《国家地理》的“封面故事”里——十六年前的阿富汗少女的眼睛,表达了阿富汗人民当年因苏联入侵而蒙受的苦难。十六年后,《国家地理》再次用自己的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在枪林弹雨中发现和记录了这双眼睛。然而,在现实的托拉博拉山地上,他们的“记录”却刻意回避了美国战机每日倾倒的大雨般的炸弹,他们的“发现”也筛除了成千上万同样承受苦难的阿富汗百姓。作家张承志指出,“美国《国家地理》对阿富汗封面少女的寻找活动和报道,既不是真实的艺术,也不是客观的报道,而是不义战争的宣传,就肖像作品来说,虽然他们对封面少女做了超级的添加解释,但据我看这一切依然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掩饰杀戮的战争是困难的,把杀人者说成和平鸽也是困难的。”(注:张承志,《逼视的眼神》,《读书》2002年第五期。)

在同一期《国家地理》上,另一篇关于西藏的图文故事也同样意味深长。这篇《Tibetans:moving forward,holding on》配有一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压题照片:左边是暗红色的布满美丽壁画的藏式庙宇的一侧小门,右边是暗蓝色的背景里立着一个目光直逼镜头的藏族小男孩——矮小瘦弱,身上套着一件警服(实际上应该是做成警服式样的童装),头上反扣着一项红色旅游帽,双手抱着一把玩具步枪,眼神中充满怀疑、警戒、些许的恐惧和远远超过他年龄的沉稳。而篇首语则这样写到“Adapting to the realities of Chinese rule,Tibetans still manage to hold on to cherished traditions.”

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Norbu Choden的藏民,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在成都做药材生意而发家致富。面对自己的家业,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用文章的原话来解释,就是“smiled with the satisfaction that even if there was no getting the Chinese out of Tibet,he’d finally figured out how to benefit from their decades-long occupation of his homeland.‘Onc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y’re never going to help us,’he said,‘you realize that you have to make your own future.’”。(注:《Tibetans》,《NATIONAL GEOGRAPHY》2002年第四期,NATIONAL GEOGRAPHY.com)

即使是个粗心的读者,这张图片也足够使之震撼了。而措辞巧妙的文章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也显而易见。

在这里,《国家地理》的记者们一方面看到、并不得不承认西藏的发展与西藏人民正逐步富起来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却还是免不了用他们固有的意识形态来曲解一下事实,然后用他们特有的“眼睛”来精心挑选一下被拍摄的对象。最后,就形成了我们在《国家地理》中所看到的《Tibetans》。

三、《中国国家地理》——中国视野里的中国地理,一双学习看世界的中国眼睛

对时下中国的读者和出版者而言,“人文地理”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词汇。除了大型旅游丛书的出现和热销外,更激烈的竞争出现在杂志群中。2000年10月,有着50年历史的《地理知识》杂志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2001年2月,云南社科院的《山茶》也“翻牌”为《华夏人文地理》。2002年1月在北京正式出版的《文明》虽然没说自己的名字是“地理”,但杂志执行编委张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然相告:“我要办一本中国的《国家地理》,办一本能代表东方文化的标志性的文化杂志。”(注:张巨睿,《〈文明〉要做中国的〈国家地理〉》,人民书城/人民网。)

纵观上述三本杂志,可以发现,它们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美国《国家地理》的影响,而且,它们的封面都有一个大同小异的框子,只是颜色略有不同。目前,三者中以《中国国家地理》最为成功,它和美国《国家地理》之间的关系也最为典型。

《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地理知识》,是一本创刊于1950年的科普杂志,由中国地理学会主办。上世纪70年代,杂志的期发行量曾连续数年高达40万册,受到广大青少年学子的喜爱。但是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地理从高考科目中被删除,以中学生为主体读者的《地理知识》发行量急剧下降,到90年代已降至一万册左右。1998年,《地理知识》改版,增加页码,采用进口铜版纸彩印,但市场收效甚微。2000年10月,《地理知识》正式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在对美国《国家地理》的模仿和学习中,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目前,《中国国家地理》不仅成为国内高档杂志市场中的畅销品,也是我国大陆惟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完整落地的媒体。2002年底杂志的单期总印数达到了近40万册的记录。其中大陆月发26万册,台湾繁体版月发8.4万册,日文版4.5万册。《中国国家地理》在台湾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同在台湾发行的美国《国家地理》的中文繁体版。(注:李栓科,《献给未来的记忆》,《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12期第14页。)

对于《中国国家地理》的成功,美国《国家地理》的确功不可没。首先,美国《国家地理》为中国的“国家地理”类杂志培养了受众,挖掘了市场需求。打着“国家地理”旗号的各类文化产品的热卖,既反映了中国媒体市场对文化地理类产品的内需,也反映了国内对这类媒体产品供应的“内虚”。这无疑为《中国国家地理》的转型先行打探和打造了市场。

其次,《中国国家地理》大胆而巧妙地借用了美国《国家地理》的品牌效应。刊名、形象标识和版式的高度相似,虽然有抄袭和模仿之嫌,但也的确起到了争夺眼球的效果,得以在诸多类似读物中异军突起。可谓“乘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

再次,美国《国家地理》的媒体运作模式,为《中国国家地理》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聘请“首席摄影师”,提高图片质量;重大专题策划请专家撰稿;成立读者俱乐部,实行会员制;借用杂志的平台搭售地图、旅游手册和相关音像制品……凡是美国《国家地理》赖以成功的方法,《中国国家地理》也都一一进行本土化的操作试验。在初尝胜果之后,《中国国家地理》已经把媒体的国际化和关联延伸作为下一步的发展策略。他们准备推出英、法、德等西方主要语种的版本,同时,由杂志延伸出去的分众化媒体也将登台,如电视片、图书、少年版等等。他们甚至还准备为自己创造“上游”机构——成立世界华人地理学会和中国国家地理基金会,为学术评论、签约记者和摄影师的采写、野外考察研究等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但《中国国家地理》并不仅仅是美国《国家地理》的一个亦步亦趋的学生,它的崛起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对国际传播中媒介帝国主义的警醒和反弹。正如《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单之蔷的深刻感触:“我们在编辑新疆专辑时,发现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也做过一期新疆专辑,然而我们看到的美国人眼里的新疆是如此闭塞、落后,一切都被蒙上一层灰蒙蒙的阴影。他们用这样一些照片来表现新疆,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头带警察的大盖帽,腰扎武装带在跳舞;集市的牙医乌黑的手伸进患者的口里拔牙;克拉玛依大火烧死的小学生的遗照……。无疑我们认为这些照片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只是局部的真实。它们不能正确的反映新疆的‘主体’,甚至忽略了新疆的自然与历史之美。看完美国国家地理的新疆报道,读者无法对新疆得出一个客观的印象。由此事,我们深感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国家地理》,来解读自己国家的自然和文化。这也是‘国家地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理由。”(注:单之蔷,《考古是探险》,《中国国家地理》“卷首语”,2002年1期第2页。)

2002年1月,《中国国家地理》推出了自己的新疆专刊——“自然人文大手笔——新疆”。以“新疆之大”、“新疆之奇”、“新疆之城”和“新疆今昔”等四大专题,以及“坎儿井”、“和田玉”、“野骆驼”和“探险新疆100年”等系列特写,全面而客观地呈现了新疆丰富绚烂的自然人文景观。随刊还附赠“新疆少数民族分布地图”,“新疆地形地貌地图”、“新疆自然资源分布地图”。专辑上市后,很快销售一空,以致于杂志社不得不加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至今,分省介绍中国的区域地理和文化,已经成了杂志的一个特色栏目。这在同类刊物中是一个创举。人们看到了由中国人自己细致描述的澳门、山西、云南和山东,这样的发现还在继续。

《中国国家地理》的成功反弹,除了对美国的《国家地理》先进经验的学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内部条件——中国拥有地球上最齐全的自然带,有丰富的地理资源和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程,积淀了世界上最丰厚的文化;中国还拥有世界上从业人数最多、专业建制最齐全的天地生人科学体系。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国家地理》有了赖以支撑的真正实力。

同时,《中国国家地理》也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并逐步拓展注视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说早期的《抚摸巴黎》和《瑞士钟表业》还只是片段性的小文章,在后来设立的“周边国家”专栏里,“早安越南”和“四性尼泊尔”等多达数十页的特辑,就已经是在尝试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地理进行宏观性、全景式的描述了。这些努力虽然获得了国内社会各方的好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眼睛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我们固有的框子,因此,我们对“他者”地理的描述可能也会产生新的文化冲击与碰撞。这也提醒我们,要防止自己陷入简单的“侵略”与“反抗”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随着中国传媒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两本《国家地理》的正面交锋也许很快就会到来。而在国际市场上,随着《中国国家地理》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两者之间的竞争也势必会更加激烈。虽然两者间还远不是等量级的对手,但《中国国家地理》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一双中国人自己的眼睛,也创造了一种中国“地理”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谁的眼睛?谁的地理?从美国《国家地理》到《中国国家地理》,这两个“地理”文本为我们对国际文化传播中复杂的模式和作用关系提供了生动的范例。

赛义德说过,任何想在现代文化的格局中寻求发展的文化圈层,都要学会“有意识地介入世界文化话语,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承认边缘化的或被压抑、被忘却的历史”。(注: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韩少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所以,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地区,应当建立起积极开放的文化发展观念,将文化冲击转化为文化变革的动力,把握住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发展与认同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从而真正参与创造一个丰富多样、平等繁荣的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平台。

谁的眼睛?谁的地理?希望有一天,这样的问题可以不再意味着一种冲突,而是一种多样性视野的共同绽放。而我也相信,这一天就在今天的我们的手中。

赛义德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前景:“只要我们不站在历史的终点上,只要我们有能力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做点什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政治中心里面还是外面,我们的文化前途都充满了希望。”(注: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韩少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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