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科研人员个人发展的困境与建议
徐 娟
（华中农业大学 园艺林学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 中国自然科学领域中女性科研人员的生存环境严峻而特殊，与男性相比，有显著的不平等性。该短板的形成与我国所处历史和地缘、全社会追求短期可见经济效益的驱使、相关保障性政策的缺失且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认知远未令社会摆脱“冷兵器时代”的现状有关。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女性科研人员所处困境的特殊性，由年龄困境、对“成功”定义的性别差异、对工作成果认可度的性别不平等及工作共同体中职责分配是性别认知的镜像四个因素所构成。为提高女性科研人员的资源利用率，推进社会进步，文章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大力投入旨在分担家庭事务的公众性服务力度，加强对社会性别平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并希望严格执行劳动法的各项规定，强制执行带薪休假制度；建议各级科研主管机构采取保护性措施，提高女性在高层次科研和科研管理中的占比；最后，建议女性科研人员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学习，积极参与并积极发声，在社会发展中切实发挥“另一半”的智慧和能量。
关键词： 中国；女性科研人员；性别不平等；“冷兵器时代”；保护性平等
2018年4月23日至24日，第五届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其长久的主题之一还是女性平权问题。常有人质疑国内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太低，而是过高了，事实并非如此。性别平等有三个层次：形式上平等、保护性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1]实质上的不平等，是中国当前性别不平等的主要特色。据 World Economic Forum 推测，[2]若在 2025年中国消除25%的经济性别差距的话，将会迎来2.5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但是，目前中国在经济、教育、健康与生存、政治这四个维度的综合性别差距指数已达到了0.674，在全世界144 个国家中排第100 名。按指数0 为完全不平等、1 为完全平等计算，该指数反映了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状态。尤其是在健康与生存维度，由女性与男性性别比和女性与男性生存时长比两个参数构成，其性别平等指数为0.918，排在全世界各国的末位。经济相关指数则显示，中国女性平均工作每天8.75 小时，是中国男性的1.09 倍。其中44.6%是与家庭相关的无酬劳动，为男性的2.36 倍；从事相同或类似工作的中国女性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64%。
在经济飞速发展、机械自动化尚未完全普及、法制还未健全、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思虑欠缺、民众福祉享用不均的社会形势下，我国封建等级思想、性别歧视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表现方式。
因此，在以市场经济为主、针对性保护政策缺失等社会背景下，我国女性的性别不平等是掩盖在机会平等、过程平等、规则平等和法律平等的诸多形式上平等之下的结果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桎梏。[1]在这个大前提下，值得关注的是女性科研人员（主要指自然科学领域，全文同）面临的困境。尤其是那些作为女性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女博士，长期以来被戏谑为“第三性别”“灭绝师太”，不被社会所理解，其生存环境严峻而特殊。
一、女性科研人员的生存和发展现状
（一）国内女性的性别不平等现状
身为女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是女性科研人员首先面临的局面。在现代社会中，中国女性的性别不平等产生的主要原因可归纳如下。
高校的内部控制以及财务风险管控都离不开有效的绩效考核，通过有效的绩效考核可以规范工作的标准，也可以增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绩效考核不应该只是面向财务人员和内部控制人员，应该做到对高校全员的考核，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好全员的内部控制和财务风险管控。高校的绩效考核要做到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完备性，以此让考核发挥出内部控制应有的作用。
1.历史和地缘的关系。中国及同处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为深远。“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残余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在很多地区顽固而坚挺，女性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投入普遍不被社会认可和支持。女性在工作、生活或婚姻上的偏差放大倍数高于男性，而后者发生类似事件的被宽容度和被谅解度普遍高于女性。
2.全社会追求短期可见经济效益的驱使。在近四十年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前提下，虽然我国现代人际交往模式在不断被冲击、不断进步。但是，由于女性常常为家庭职责所羁绊，加上生育期、哺乳期和身体恢复期生产效能的下降，在不被相关政策保护时，就业劣势更加明显。
3.相关保障性政策的缺失。在女性对家庭的无酬劳动不被认可，政府从对家庭职责的支持性服务中抽离以及新二胎生育政策出台后，女性的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女性人员的培养显得更加困难和紧迫，高层次女性人员培养和成长的难度更甚。值得关注的是，当今社会一方面迎来了女性大学生基数增加的可喜形势，另一方面却面临女性就业岗位相对大幅度缩水的严峻状况。[3]其结果，非但导致对本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可演变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的性别不平等或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录用、门槛、报酬和职业（含岗位分配）等环节。[4]
4.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认知远未令社会摆脱“冷兵器时代”。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认知则相对处于以体力而非脑力因素占优的“冷兵器时代”。细腻、韧性、专注力等多数女性拥有的特征还未显示出优势性来，而拥有充沛精力和强壮体格的男性依然在工作和生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二）女性科研人员所处困境的特殊性
女性科研人员是职业女性的一个群体。早在1965年美国《科学》杂志就发表了题为《科学界的女性：为什么这么少？》的文章。2010年，美国Jeffrey Mervis 同样在《科学》上发表了《新报告解释科学界女性“为什么这么少？”》。可见，科学界女性的高端缺位是延续了至少半个世纪的难题。但是，有着人口红利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女性科技人员的体量是很大的。截至2014年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已达2 971万人，占我国科技人员总人量的40%。据估算，2012-2014年高校硕士及以上女性毕业生达77 万人，100%计入女性科技人力资源中。三年间，女性硕士占比从51.26%提高到52.28%，博士则由37.25%升高到38.89%。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及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压力的释放，2014年新增女性硕士科技人员占比达到52.34%，但博士层次人员却只有38%。后者显著受到育儿、养老、家庭分工及职业前景等非正式结构性障碍或实质上的性别不平等的影响。[5]而且，高技术职称女性的就业领域狭窄，仅教育行业就吸引了占总量42.3%的43.6 万高职称女性。[6]
一方面由于高端创新人才的缺乏制约了我国科技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又未能对女性高端人才的成长和培养引起足够关注，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困境的复杂性表现为以下几点。
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截至2012年11月30日，在岗教授295 人，女教授占16.6%；该校院士、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及“千人计划”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8 类标签性人才共116 人，女性仅6 人，占比为5.2%。[3]华中农业大学，截至2018年，女性占在岗教授412 人的25.5%，8 类标签性人才共 203 人，女性有 14 人，占比 6.9%（http://www.hzau.edu.cn/szdw1.htm）。而在985 高校的北京大学，拥有工程院院士17 人、科学院院士 76 人，女性分别为 3、4 人，仅占 7.5%（http://www.pku.edu.cn/education/szdw/index.htm）。
3.强制执行带薪休假制度，严格执行劳动法的各项规定。加强对各行业延长工作时间或加班的控制和立法，维护家庭的权益和稳定，“让父亲回归家庭”，减少男性参与和巩固以旨在加强男性同行间人脉关系之“圈子文化”的频率，[9]增加男性分担家庭事务的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女性科研人员在与男性同行竞争时在时间、精力投入及信息获取对等性方面的公平性。
到达某一年龄阶段的女性（35 岁以下）一旦在与男性的竞争中落选，未能于早期取得成果，则会造成后期出成果更难的被动局面。[8]而这个年龄段，正是大多数女性博士毕业后成为社会新人的迷惘期、怀孕和哺育后代的高峰期、事业领域选择的关键期。在时间、精力和事业上的三方撕扯，与同年龄、同层次男性同事竞争力的缺乏，导致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尊严的丧失，进而呈现心理孤立、职业生涯提升困难等心理上和实质上的困局。果断放弃还是继续艰难前行，成为两难抉择。这是造成女性科研人员青年中断、中年停滞、高层缺乏的主要原因。[9]
2.对“成功”定义的性别差异。目前，对成功女性的评判标准大多以家庭职责为主，[10]对男性则以事业成功为主。因此，在工作事业与家庭事务发生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时，长期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本土女性科研人员常常对自身在工作投入度和能力方面进行反思、质疑和自责。其根源在于认为女性理应是家庭职责的主要付出方。因此，在当今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状况下，大多女性科研人员往往在主观上萌生了退出社会、回归家庭的意愿，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无酬、繁琐及非规模经济的家庭劳动中。[11]其心理动机往往带着一种有封建意识的“自发奴役性”色彩，客观上造成了对前期教育投入和社会回报能力的极大浪费。[12]进一步，降低了女性自身的认可度和对生活的满意度，同时，对同性别后代也产生了长远的负面影响，成为社会的良性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形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式上的性别平等状况相比，反而有所退步。
3.对工作成果认可度的性别不平等。“玛蒂尔达效应”（Matilda effect）特指女性在同一类似的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科学成就往往会在她们所在的时代被忽视、抵制，甚至于成果被认可而其贡献却不被承认的现象。[13]如DNA 结构的主要贡献者英国物理学家和晶体化学家Rosalind Elsie Franklin（1920-1958）直到2006年才被承认。戏剧性的是，1997年变性后的美国神经生物学家Ben Barres（变性前的Barbara Barres）学术地位迅速提高，3年内从助理教授获得正教授职位。[14]对女性科研人员工作成果认可度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表现为对女性群体学术成果和贡献的不认可。
1.大力投入旨在分担家庭事务的公众性服务力度。加强幼儿托育、老人赡养等相关福利设施的建设和立法，并对社会细胞——家庭和当下的就业弱势群体——女性，开展应急性的和长期性的政策支持。增加对妇女心理诊疗福利的投入，定期指导或建立长期监测女性科研人员心理健康的有效机制。
1.年龄困境。女性科研人员是受过高等教育且拥有某专业技能的拔尖人员，与男性相比，她们对社会秩序和道德的遵从度及对家庭的忠诚度更高，是维护家庭稳定的主导力量，更适于被树立为现代社会中子女的榜样，是增加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人群。[7]她们对事业专注而持久，拥有着与男性不同的创新性视角，是整个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为切实缓解女性科研人员面临的困难，加大该群体人员的培养和支持力度，改善现有女性科研人员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科学和经济进步，迫切需要“保护性性别平等”的一系列政策的研究、优化和实施。因此，在考虑目前国内现状和可参考的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
进一步地，女性科学家学术成果、荣誉和职位均不如同层次的男性科学家，且越往学术界高层，女性科学家所占比越低。[15]2010年我国国家重大科研计划项目中高层次女性科研人才的统计数据中，“973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175 位首席科学家中，女性仅有 8 人（4.6%），“863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专家组女性成员占比为0%。[6] 截至201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的768 人中，女性有49位，占比6.4%。而工程院女性院士有41 位，占比4.9%，当选年龄（平均54 岁）与男性院士相同。[16]从当选年龄上看，意味着经历过育儿阶段、承担更多家庭职责的女性院士在科研工作上更为高效的付出。据2017年12月最新数据（http://www.casad.cas.cn/doc/14961.html），中国科学院院士总计800 人，女性占6%，平均年龄73 岁。当年，中国工程院女性院士的占比也达到6%。因此，高端女性科研人员相当缺乏，呈现显著的因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17]
4.工作共同体中的职责分配是社会性别认知的镜像。由于国家在科研资助政策上缺乏长期、稳定的经费投入和支持，独立工作的低分层女性科研人员往往很少，处于高分层的女性科研人员由于对单位共同资源的依赖性小，独立性较强。而处于科研团队或共同体中的女性，大多无法获得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地位，处于支撑和从属人员岗位，承担的往往是非重点领域项目，项目成绩难以突出，个人成长轨迹较共同体中的男性艰难，在发表文章、职称晋升方面及共同体管理地位中的参数与男性差异显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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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供改进的领域和相关建议
科学技术部早在2011年就下发了《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其中，针对创新型、孕哺期等女性科技人才的培养、参与重大科技与政策管理和咨询的推进、激励和保障，以及人才资源的统计和评估等提出了有利于女性科研人才培育、引导和爱护的若干意见，但是在政策落实上存在重重困难，收效甚微。
四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年底，学区王书记又一次找到我谈起工作调动的事情，我意识到自己又将迎来一次新的机遇与挑战。
“盯梢者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他去接收被盯梢者的前女友，这太荒唐了。我不相信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事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人才济济、承担国家相当一部分科研任务的高校实质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组织”。[18]男性科研人员常常以工作状态“5+2，7～11，白+黑”为荣，高校宣传导向也以此为标杆要求所有人员的无限付出，让女性在工作上与男性同层次人员处于拼体力、拼时间和拼“圈子”的实质上不平等竞争状态。[1]因此，受各种生理和家庭因素牵绊的女教师，其生存环境并没有比其他工作单位优越。[19]尤其是那些没有长期海外研究背景的年轻女博士人群，很难有与男性科研人员相媲美的工作业绩，在各种“年少成名”（35 岁及以下）的人才培养指标面前没有任何优势和机会。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科研人员在资源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会进一步加强，呈显著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8]相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已进入以青年为主体的时代，未来将会继续年轻化的态势。[5]这种态势，加上中国早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并预期于2050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现状，无疑使女性科研人员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加恶化。
（一）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建议
管中窥豹，可从女性高层次人员在高校中的占比看出这些不认可和“高端缺位”现象。
2.加强对社会性别平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统计。从促进社会发展的长远考虑，女性人才作用的发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能源库”，因此，应重视和加强性别平等现状及应对措施、政策和制度的调查和研究，并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平等的概念进行科学地诠释和普及教育。
对女性科研人员的政策制度研究首先要找准“重点”“痛点”和“难点”，必须有严谨、可靠的数据支撑，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必不可少。目前我国这些统计分析缺乏。1999年欧盟在《女性与科学行动计划》指导下成立的赫尔辛基女性与科学组织（Helsinki Group on Women and Science）出版的统计数据刊物《She Figures》可作为我国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的参考。[6]
女性科研人员的产生需要有一定的女性从业人员基数。结合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别对青年基金、优秀青年人员项目和杰出青年人员项目资助年龄的规定，女性科研人员的成长、选拔和培养大致有几个关键年龄段：30 岁以下、30～38 岁、45 岁以下。
洗过了，她把身子擦干，衣服也不穿，坐在凳子上，就着灯光看书。这下我看清了，是《木易安诗集》。木易安，就是本朝人，诗人，女的，三十三岁那年，生了病，无钱医治，死了，人死了，诗却流传了下来。
BOOST电路是一种升压斩波型电路，它具有两种工作模式：电感电流连续模式（CCM）和电感电流断续模式（DCM）[11-12]。文中以CCM为设计对象，所以只分析在CCM模式下BOOST电路的工作状态。
（二）建议各级科研主管机构采取保护性措施，提高女性在高层次科研和科研管理中的占比
女性科研人员要有可信赖和依靠的部门或组织，而且该部门或组织有实质性的措施和行动去争取和保护其利益或发展机遇。
受当时时尚杂志上大量美图的吸引以及视觉大环境的影响，时尚元素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像摄影的创作中，占据了摄影镜头。很多片子在走时尚化的路线时，更注重形式、构成、光影的变化，时尚、唯美、精致的视觉感成了主角。
在科学研究项目的支持政策制定上，早在2003年印度科技部推出了“女性科研人员资助计划”（Woman Scientist Scheme，WOS）和“光芒计划”，努力追求科技领域的性别平等，帮助女性科学家回到职场和科研岗位。其中，WOS 还被细分为A、B 和C 三个类别，分别针对女博士、女性技能人员和自主创新创业的女科研人员。40%拥有博士学位的女性科研人员曾获得WOS-A 计划的资助，覆盖度较为全面。[5，20]目前，除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和延期有相对照顾性举措外，[21]我国尚未有针对女性科研人员的相关政策。因此，为实现这种对女性科研人员的“保护性平等”，首先希望针对本土女性科研人员建立相应人才库，并不间断地加强对入库人员的指导、培养和任用力度；其次，设立偏向女性科研的项目和人员基金，为女性科研人员提供特别的职业发展渠道和机遇。如此，不但可提高相关女性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经费申请的成功率，部分缓解其事业焦虑和竞争压力，还可避免陈旧的性别差异观所导致的在与男性科研人员竞争中产生的退让心理。[7]
在各层次科学研究管理层的人员配备上，建议强制性规定女性人员的占比，并成立类似于“女科学家协会”等有实际决策权和财务管理权的机构或组织，以保障女性科研人员的权益，处理工作中存在的因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诉求等等。让女性科研人员“有组织可以依靠，有地方可以说话”。
根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2018年，全世界有近200颗顶级蓝宝石被拍卖，其中121颗为克什米尔蓝宝石，拍卖价格高达3.9万—13.5万美元每克拉。在2015年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上，诞生了一个每克拉蓝宝石的世界拍卖纪录价，一枚独特的铂金克什米尔镶钻蓝宝石戒指拍出了约670万美元，达到每克拉24.2万美元。
（三）加强女性科研人员自身建设
女性科研人员应加强社会性别角色、女性平权等现状和历史的学习和提高，敦促自我成长，避免中途退让心理的产生，积极争取话语权，争取在公共场合发声的机会，影响社会决策或力争进入决策层。同时，对女性群体提出更高的要求，应不断学习和更新各种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的相关知识，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和参与度，提出更加符合社会和国家发展轨道的良性建议，正确把握公众和政府赋予的权力和职责，更有效地为女性自身、人民大众及社会服务，贡献“另一半”的力量，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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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ights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Encountered by Female Scientists in China
Xu Jua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0，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of social cognition,it points out in the paper that as the "lean horses"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femal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science in China is severe and special.The significant inequalit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becomes the "shackle" of social development.The formation of the short board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China,the drive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pursue shortterm visible economic benefits,the lack of relevant supportive policies,and the fact tha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ocial cognition have far from shaking off the status quo of the "Cold Weapon Era".This paper further analys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predicament of female researchers,which is composed of four factors: age predicament,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definition of "success",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recognition of work results and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in the work community.In order to fully utilize the rich resources of femal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devote great efforts to public services aimed at sharing family affairs,strength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in the fields related to gender equality,strictly enforce the provisions of labor law,and enforce the paid vacation system.It also suggests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take prote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women's quality in high-level sciences.Finally,it is suggested that female researchers shoul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to actively involved in study,participate in and express their own willingness,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wisdom and energy of the "other half" in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a; female researchers; gender inequality; "Cold Weapon Era"; protective equality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584（2019）06-0078-06
收稿日期： 2019-07-21
作者简介： 徐娟（1973-），女，贵州六盘水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果实品质生物学与调控。
（责任编辑：张英杰）
标签：中国论文; 女性科研人员论文; 性别不平等论文; “冷兵器时代”论文; 保护性平等论文;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林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