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共识：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共识论文,战略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十五大后不久江泽民就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克林顿总统举行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正式首脑会晤。如果说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特点的话，那么他的成功访美并同克林顿总统达成一致以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则是我国第三代领导人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大战略决策，是对徘徊8年的中美关系的突破。 它将有助于为我国维持一个长期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使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把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向深入，也必然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一
世界格局指的是由世界上各种基本力量的对比、组合和配置而形成的国际关系总体框架。（注：陈启懋、金应忠主编：《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第7 页。）在这个架构下，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凭借或衡量自己的实力，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采取或结盟或敌对或中立的政策。各国尤其是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推动了世界格局的转换，世界局势的演变又为国际上各种基本力量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调整创造了条件。国际关系的历史上若干次世界格局的转换都可以找到它们客观的历史的轨迹。就近而言，美苏两极主宰世界的格局从50年代起就有了不稳定的因素，其中既有美苏双方实力消长的原因，更有欧洲、中国、日本以及不结盟运动等多种力量增强的因素。换句话说，多极化因素即已孕育在两极格局之中。1971 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向新闻界发表的讲话中承认， 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的前途。（注：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5 月出版，第635—636页。）尼克松、基辛格60年代末、70年代初关于世界出现“五大力量中心”的理论反映了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通过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实现联华抗苏、诱苏采取东西方的政策的战略意图。但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意图高涨，是单极化还是多极化取代冷战时代的两极，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焦点，而美国则成为世界格局转型期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从历史的观点看，当前的多极化趋势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发展的必然，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多极化趋势固然是难以阻挡的，但多极格局的最终形成亦非一蹴而就。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多极化趋势有一个客观的估计。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各种力量都试图施加影响，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也就必然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其中大国关系的调整更见突出。同历史上几次格局转换不同，新的分化、组合将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大国关系的调整也与冷战时期不同，基本上是通过对话、谈判和妥协的方式。大国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既可能相互牵制，也可能相互促进，如果各国从稳定和发展的愿望出发，处理得好，各种双边关系有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良性互动的新形势。
然而，在多极化的发展过程中，数对矛盾表现也较突出，即多极化趋势与现存世界格局、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现存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多极化趋势中政治、经济和安全诸方面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因而在这一世界格局的转换过程中，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形，其特点是，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需要，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每一个国家都将在可能条件下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寻求自己的最佳地位。
在当前世界上诸多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对。亚洲一位资深领导人曾说，“没有哪一个双边关系如中美关系那样将影响世界的未来，”（注：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1997年9月12 日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讨论会上的演说，新加坡政府新闻发表办公室，1997年9月。）事实也正是这样，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尽管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关系的妥善处理不仅有助于世界格局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中美两国的自身利益。对于本地区一些中小国家来说，如果中美关系发展顺利，它们在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方面难题就少一些，所以这位资深领导人又说，中美关系好一点，“这个地区的麻烦就会少一点。”（注：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1997年9月12 日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讨论会上的演说，新加坡政府新闻发表办公室，1997年9月。）这也不无道理。 江泽民主席去秋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达成一致，决意建立两国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实是顺应时局，顺乎民心，符合多极化的总趋势，为世界舆论所赞赏，也是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两个大国之间建立新关系的创举。
二
尽管中国和美国对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存在着迥然相异的看法和追求，尽管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差异极大，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但是两国在世界格局转换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追求各自期望的时候却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由于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美国到21世纪20年代甚至30年代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美国企图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又担心战线拉得过长而加速走向衰落。总之，美国由于力量的相对衰落，已经力不从心。因此美国企图维护“世界领袖”的地位，不能没有中国的合作。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著《大棋局》中强调，“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的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 月出版，第271页。）而中国从现实主义态度出发， 仍然需要使自己融入和利用现存的国际体系（尽管它仍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为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服务。这就是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过程中，中美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含义。
中美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可能的，是双方在后冷战时代对各自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战略定位的产物。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安全上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第3页。）即与其敌对的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经济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美国产品与服务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政治上则将美国对西方世界的霸权转变成对全球的霸权，维持其在现存国家体系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总之，美国的目标在于巩固两极格局崩溃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使21世纪成为所谓“第二个美国世纪”。美国在追求上述目标的过程中，不管是安全上，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首先排除中国成为主要对手的可能性，都必须通过同中国交往和合作来予以实现。
对中国而言，首要战略目标是推进经济建设和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只要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均是中国所追求的。所以，尽管现有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作为现存秩序主导国家的美国所主张的与中国有不少分歧甚至是原则性分歧，但中国仍将会尊重现存国际秩序，不对现存秩序提出挑战，而且愿意逐步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通过在国际体制内部参与规则、准则和规范的制订和修订以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进行外部的对抗。显然，中国的这一抉择构成了中美双方战略关系的基础。
中美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要求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均是世界上的大国，其共同利益涉及各个领域。经济领域，两国经贸往来逐年增长，相互依赖逐步加深，对各自的产品与服务均有一定需求，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产品与市场，而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市场与产品，两国经贸关系中尽管存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双边贸易逆差等问题，但毋庸置疑，双边经贸领域里的推动因素毕竟大于制约因素，正由于此，中美经贸关系方能不断发展。中美在维护世界经济的繁荣与成长上的立场也是相似的。安全领域，无论在亚太安全还是全球安全这两个层面，中美双方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在亚太地区，中国的作用是任何国家所无法替代的，一些主要热点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是难以解决的。在亚太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尤其是维持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中美享有最大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层面上，双方在核不扩散、反恐怖、反毒品乃至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合作面甚广。政治领域，中美不对抗、不把对方视作对手仍是现实主义的和理智的态度。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对美方针与美国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强调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相互合作胜于对立与对抗。
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要想取得稳定、健康的发展，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也就是说要面向21世纪，树立战略思想。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过去的9年是崎岖而不平坦的， 经历了对立——缓解——摩擦——妥协——再摩擦——再合作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历史经验表明，合作则双赢，冲突则俱伤，因此，长期合作，避免冲突与对抗，已日益成为两国主流社会的共识。
具体地说，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似应包括下述含义：中美双方互不把对方作为对手，而是作为合作的伙伴，对立和对抗不符合双方利益，因此应为合作与磋商所取代：双方合作的层面和领域是广泛的，就层面而言，上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定期会晤与会面，下至民间方方面面的交流；就领域而言，既有共同利益甚多的经贸、安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有存在严重分歧的人权领域及其他问题包括台湾问题的对话，即全方位的接触；双方合作内容既有着眼于眼前的各类事务，更有基于两国中长期未来的长远合作与交往；特别应该重视的是双方应教育各自的国民，使之了解合作而非对抗符合各自的利益，以改变部分国民的偏见，从而为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概而言之，中美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友好的、互利的、契约式的。这样，中美两国之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必将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并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三
在江泽民主席去秋访美之前的25年历史中，中美之间曾经有过两次“战略共识”。第一次是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出自各自的战略需要，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化解了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为阻遏来自北方的威胁确保国家安全而采取的一个战略步骤。第二次是在1978—1979年间，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几乎同步，中美两国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初始阶段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打开了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交往的大门。然而这两次“战略共识”的达成都是在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在看来仍是有限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中美之间这一“战略共识”或者常说的“战略关系”的基础便动摇了。
江泽民主席访美成功的深远意义在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新阶段达成“战略共识”的尝试，其标志就是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为实现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多重目标，把中美关系提到战略高度来处理而采取的战略步骤。与冷战时期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尤其是与1972年的打破僵局所不同的是，今天中美之间将要建立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两国广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特别是美国）单纯从安全角度出发针对第三国的。换句话说，是长期的、面向未来的，既符合各自国家利益，又与地区和世界的长期趋势并行不悖的伙伴关系。
所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启动了停滞8年的中美关系， 使之有望走上正常、稳定乃至健康的轨道；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正式首脑会晤促进了两国从战略高度认识中美关系，为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同时，江主席通过面对面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同克林顿总统初步建立起两国首脑之间的对话机制和个人关系，为今后一段时间继续同克林顿及其继承人交往，为不断地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也充分注意到，去秋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框架虽已建立，但还需努力予以充实，使“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有明确的定义，有丰富的内容，两国关系才能持久发展。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已经启动，但欲保持势头，仍须不断予以推动。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定期的最高级会晤和对话显得更加重要。
江主席正式访美之后，中美两国之间气氛明显改善，为克林顿总统的回访和第二次最高级会晤创造了积极的良好环境。克林顿今年6 月的顺利访华又将有利于江主席访美所启动的中美关系改善过程，所以，克林顿总统的回访应该是这一过程的继续，是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新型关系长过程的组成部分。人们有理由预期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获得成功，有信心期望中美双边关系在两国领导人达成战略共识的基础上朝着更加积极务实的方向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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