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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6—0150—06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西方政治谚语适合所有国家的一切政治活动。就中共而言，尽管我们长期忽视相关研究，① 但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可以不依赖经济支持和政治活动经费。相反，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金钱”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获得活动经费对于革命者生存和革命活动开展至关重要，而活动经费的获得方式又会反过来影响政党的存在方式。
一
大革命失败后，尽管仍有苏联（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但一些地方党组织却遇到严重的经费困难，经费困难导致革命者生存艰难。1927年8月，陕西省委报告中央，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没饭吃、没衣穿、没房住”。② 山东省委也报告，党组织的“负责人将被褥都当去，过着游击宿眠的生活”。博山县委负责同志“更饿得跑到青岛，在途中因去无钱买票，被［在］火车上殴打”。③
经费困难导致一些党员干部不能专职、专心于革命工作。据四川临时省委向中央报告，很多同志认为“饭碗问题非常重要”，革命是“副业”，一些革命者“虽然能做农运，也为生活逼迫而去另谋职业了”。④ 有些革命者则丢开革命工作，专事“打杀”以求生存。据山东党组织报告，在潍县，“少数能活动的同志（十数人），皆从事打杀（打死的已有两个），截路绑票工作，以处置反动分子，解决经济问题，把党的工作几乎忘掉，有危险的倾向”。⑤ 在陕西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某县党组织“实在没有办法，专做了几次弄钱的特务工作，但是结果钱没弄到，反牺牲了三四个县常委和几个干部同志并七八支快枪，且其影响特别之坏，群众骂C·P是土匪，同志说党要抢人”。⑥
经费困难自然也影响了革命工作的开展。据四川省委1931年10月的报告，“目前省委经费，一文钱收入都没有，许多重要的工作（工运、兵运、巡视、宣传、交通）都因经费困难不能很如意的建立”。⑦ 陕西省委也报告：“陕西党经费特别拮据，无法挪出大宗款子来做工运经费，因此工运工作同志无法调动，生活不能维持，秘密机关无法建立。有时开会地址都找不到，只得在野外或公庙中召集。在白色恐怖极严重之下，经费如此困难，工作是无法推动的，所以经费问题，是陕西工运的致命伤，唯一先决问题，不然则不能迅速的建立工运工作，使党的基础建筑在劳业工人群众方面，这将成陕西党的最大损失。”⑧
经费困难还会影响党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级组织无法满足下级组织的经费需要，导致下级党组织不满。据山东省委报告，由于“对各级党部津贴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有些地方现在还是向省委要旧欠，要生活费，常带着侮骂的口吻……大部分同志的经济观念更严重错误到了极点，为着经费问题，常同省委闹意见，甚至离开了党的工作（潍县特委最近就是这样）”。⑨
革命经费如此紧张，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是要花钱的，首先必须养活一批职业革命家。据四川临时省委1927年8月的规定，对职业革命者提供的生活费补贴标准为：省委员会每月20元，秘书、干事及其他做技术工作的同志每月15元，县委或市委、区委委员每月10元。⑩ 1928年8月山东省委编制的职工运动计划规定：专门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生活费为每月18元，从事农民运动的负责人的生活费为每月15元。(11) 同期，陕西省规定从事领导工作的革命者每月补贴生活费20元。(12) 相对工人工资来说，补贴并不算高，(13) 但由于经费总量有限，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补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革命者的生活费开支占了整个革命开支的相当一部分：1927年10月，四川临时省委经费总支出为641.77元，其中生活费开支为170元，超过1/4；而11月份的总预算830元中，生活费预算为200元，亦将近1/4。(14) 陕西省1928年9月编制的工人运动经费总预算为500元，而生活费预算为160元，将近1/3。(15) 山东省委1931年2月关于职工运动的经费预算为345元，生活费预算为156元，远远超过了1/3。(16)
其次，需要住房供革命者居住或作为革命机关的驻地。没有房屋，不仅革命者的居住问题无法解决，而且还会因缺乏领导机关驻地，“不能经常接头解决工作一切问题”，(17) 影响工作的展开。因此，房租也是一笔难以节省的开销。1927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报告称需要房屋4所，其中“接洽一所，办公一所，住房二所”，共需100元。(18)
再次，干革命需要联络，免不了交通费。早在1923年10月，邓恩铭在青岛从事革命工作时就提出“因青岛地狭长而坡多，出门非坐车不可”，因此要求中央“每月多加五元”津贴作为交通费用。(19) 土地革命时期，交通费主要用于上下级之间的联络和巡视工作。从一些省委向中央报告的经费预算来看，交通费亦占其总经费的相当比例。如1927年四川临时省委上报的11月份预算清单中，交通费包括川汉交通费130元，省内交通费80元，合计210元，而总预算只有830元。1928年5月四川省委编制的预算中，川汉交通费为150元，省内交通费为80元，合计230元，而总预算为960元。
最后，革命必须进行宣传，而宣传手段包括办报纸、印刷传单、翻印上级组织的刊物，如此则必须购置印刷机、纸张、油墨、蜡纸等等，这类开销有些党组织在编制预算时归到宣传费，有的则纳入办公费。如1927年四川临时省委在11月份预算中详细说明了“100元办公费”的用途：“文具信封信笺及必须之零星用品需十五元，邮票十五元（几乎每月秘书处和各部信件共约二百五十封需十元，印刷品需五元），纸张四十元（计□书写纸每月须一千二百张，合价二十四元，新闻纸六百张，合价十六元）。油印原纸一筒五元（有时缺货俏至七八元者），油墨五筒十五元，洋油每月一桶十元。”(20)
1933年12月，在四川嘉定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尽管总支出只有112.6元，但所列各类费用包括：建立工作费、调动费、巡视费、交通费、建立生意费、建立机关费、制衣装费、医药费、邮费等9项。非常生动地说明革命活动如百姓居家过日子一样，油盐酱醋茶，一样都不能少，每样都是一笔难以省去的开销。
至于维持党组织运转所需的总费用，各地情形不一，只能言其大致情形。1927年10月，四川省委经费开支包括办公费、出差费、房租费、特别费、生活费、津贴中学（即团组织，引者注）、津贴各地、汇费等合计641.77元。(21) 而省委机关人员则包括省委书记、秘书长、组织部长等11人。1931年10月，山东省委支出995元。(22) 1931年8月1日至10月8日，中共湘赣省委“共用二千一百九十九元”，月支出在千元左右。(23) 党的特委组织一般在20人左右，根据湘鄂赣边特委的报告，特委“平均每月须费一七一O元”。(24) 鄂东北特委每月开支也在千元以上。(25) 至于维持中心县委的费用，根据皖西中心县委1931年8月的报告，其1931年5月、6月、7月的开支分别为156.932元、177.75元和149.42元。(26)
二
革命需要金钱支撑，而革命政党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无非开源和节流。
开源。首先是加强党的经费的筹集。中共建党后，党章中即有关于党的经费征收的明文规定，主要包括党费、党内捐助、党外协助等3部分。关于党费，除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免缴外，“二大”党章规定3个缴纳档次，最低者2角，最高者按月薪的1/4缴纳。后来，党内法规中的相关规定越来越细密。如1928年11月中央在第十八号通告中将党费缴纳分为以下几个档次：一、无收入者、在狱者、失业者免交；二、月收入20元以下者月交铜元5枚；三、21至30元者交2角；四、31元至60元者交3％；五、61元至百元者交5％；六、百元以上者特别征收之。(27)
一些省级党组织还根据党章或中央通告自定细则。1927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发布的《征收党费条例》按收入将党费征收分为16个档次，最低者为“学生同志每月缴一角”，最高者为“收入百五十元或以上者本人只留百元，余均归为党费”。(28) 1928年8月，山东省委规定：普通农民党员每月应缴党费“四枚”，其余则月收入10元至14元者每月1角，15至20元者每月2角，20元至50元者“每增五元加二角至三角”，月收入50元以上者特别征收之。
按月缴纳党费还是党纪的重要内容。“二大”党章规定，“无充分理由连续三个月不缴党费者”，党组织必须开除其党籍，或“以自愿脱党论”。1926年1月，中央组织部发布第二号通告，要求党组织必须“按期征收”党费，“集三月不纳者，须询问理由”。(29) 1927年12月，中央又在关于组织工作的通告中要求：“严格征收月费必须视为改造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了失业者在狱者以外，党员的统计须于三个月内做到以月费的实际征收为标准。”(30) 1928年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党的经费问题决议案》中要求党员按月缴纳党费，“若两月不缴党费者，即行开除”。(31) 山东省委则规定“一月无故不缴者警告或加倍征收，二月无故不缴者留党察看，三月无故不缴不服警告者开除党籍”。(32)
但在党费收取方面遇到了以下问题：一是相当部分党员为失业者，其日常生活都要依靠上级组织的津贴维持，根本无力缴纳党费。因此，党费的主要征收对象是有社会职业的党员。资料显示，尽管也有党员将从事社会职业的薪水“除了自己生活、纳党费（每月十元）、帮助不能生活的农民同志外，完全交给团体了”，(33) 但党费的总收入却很有限。1927年8月，陕西省党员已达到2179人，但“陕西省委竭尽力量，每月只能自筹百余元”。(34) 1929年4月，全川党员达到3000，但“党费收入，每月不上二百元”。(35) 1930年8月，山东省委报告，整个山东党员所缴纳党费即使“全数经收也不过五十元”。(36) 二是在农民成为党员主体后，向农民征收党费不仅容易引起农民的“疑惑及反感”，(37) 而且由于农民经济能力承受能力有限，即使征收也不足以维持党组织的运转。三是下级组织在党费征收时，或者不收，即使收了也不上缴上级党组织。比如湘鄂赣苏区，“过去各县、各区一直到支部不收月费，即收到的不缴到上级来”。(38) 因此党费收入根本无法满足革命活动的资金需要。
其次，党内捐助。一些地方党组织也曾尝试，但收效甚微。1927年，四川临时省委报告称，其所举行的“校内特别捐”，结果“收得不满十数元”，原因在于“四川苛捐林立，生活日高，小资产阶级日趋破产，均心有余而力不足”。(39) 1928年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在“经费运动周”内，针对党员征收特别捐，具体办法为：“以该月收入二十元抽收五分之一起码，不动产及工商业资本折合计算，如有租三十石者，应收特别捐谷五斗之价格，以上由省委按累进比例递加”。(40) 至于实际效果如何，由于没有相关资料验证，笔者无法确信能通过党内特别捐获得大量稳定的革命经费。
再次，党外收入。党外收入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援助，二是通过特殊、非常手段获得收入。根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一项，每月平均当不超过1.2万元。连同特别费，中共中央每月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的款项在1.5万元左右。但加上济难费等，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经共产国际联络局提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而1928年上半年每月得到的经费支持为1.28万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4.27万元左右。1929年每月大致为3.68万元左右，1930年“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元”。但是1931年以后随着中共中央迁移到革命根据地，“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固定的经费支持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41)
党外收入的第二部分，通过特殊、非常手段，即“打土豪”获得的收入。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以后，打土豪筹得的款项曾是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停止以后，“打土豪”几乎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经费的唯一来源。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经济来源，是到江西去捉土豪，捉到一个至少几百元，多或几千元或万元”。(42) 在鄂豫皖苏区，“至于财政来源，因为苏维埃对于商业和累进税的政策，根本没有进行，所以财政来源完全依靠白色区域，对反动派用绑票方式去要办”。(43)
至于节流，因为不可能不开展革命工作，节流的办法就只剩下减少职业革命者数量，要求党员职业化，通过减少党员生活津贴减轻革命经费负担。1928年10月，中央在通告中要求除少数必须的职业革命者外，其他党员必须“取得或学习一种职业，打入社会的里面……埋伏在群众中做群众的领导者”。(44)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志书》中，也将“雇佣劳动”观念视为一种严重的错误。(45) 四川省委也确曾根据中央指示缩减省委机关编制，引进有社会职业的同志参加省委工作，但是现有资料无法显示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
三
由于无法从党内获得稳定的经费支持，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活动经费大部分来自党外，主要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和根据地“打土豪”的收入。只是在土地革命后期，一些根据地才开始通过发行公债，征收土地税、商业税等途径获得收入。中共活动经费的来源方式影响了党的存在方式：苏联（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导致部分党员以革命为谋生手段，靠党的津贴生活，“雇佣革命”观念盛行；而在“打土豪”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以后，又曾使部分党员脱离群众，生活腐败。
党内津贴始于党的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其直接缘由是苏联（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革命。尽管不同时期外来援助的数额多少不一，但从整体上看，外来援助曾在党的活动经费中占据相当比例，一旦外援减少或停止，一旦上级组织津贴减少或者不及时，革命工作必受到重大的影响。党内津贴制度的存在，再加上很多地方经济凋敝，失业增加，导致一些人为谋生进入党内，而一些基层组织、党员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就业、谋生为名，宣称“受了痛苦欲谋解放便加入C.P.”，“欲保全地位便加入C.P.”，(46) “全世界都有组织，走到任何地方具不至无饭［吃］”，(47) 借此发展党员。于是，“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将党看成救济会。(48) 党内雇佣观念因此盛行，部分党员“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党性不纯。
在苏联（共产国际）援助逐渐减少，革命根据地“打土豪”成为活动经费的主要筹集方式后，在赣西南，一些党员以为革命是“发洋财”，“以为革命打土豪是解决个人问题，一般同志在较好的环境生活特别表示腐化，金圈子金戒子戴起，还有借党招摇向乡人讹索钱财酒食，造成党内新土豪新劣绅”。(49)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有些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不参加生产（连同志也有不参加生产者），服装好华美，好像‘鹤立鸡群’令群众一见则知，并且自觉荣耀”。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地方，“区委以上同志的生活费是漫无限制的用，黄安桃花区等区委委员，每人每月有用至七十元的，通常也在三十多元。各指导机关和区委等，每天总是吃鸡吃肉，常常是一餐一个鸡。许多同志非肉不饱，许多同志都带有价值几元的自来水笔和十几元的手表，但很多虽然带着，根本还不会写字或不会识钟点的！”(50)
在打土豪过程中，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以赤卫队为抢劫的工具，有时不管自耕农小商人甚至佃农部分皂白的提来，□一二担米谷或数元和数十元始放，以致弄成有所谓半土豪，谷土豪之□□，对豪绅的真相异常模糊”。(51) 有些地方在打土豪过程中，随着土豪的减少，“多是捉些富农甚至捉了中农”，从而影响了党的阶级政策。
随着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逐渐走上正轨，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之间如何处理经济关系又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材料显示，有段时间党的区委、县委在经费方面没有决算预算，“要钱的时候只晓得区委到区苏去拿，县委到县苏去拿”。(52) 而有些地方，一些在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党员“以为政权高于一切”，要求将党费“收到苏维埃来”。(53)
如果“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所言不谬，这句话应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一切政治活动，包括革命活动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缺乏金钱，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政治活动都寸步难行；其次，不同“母乳”会对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来自苏联（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不仅是理解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组织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且是党内雇佣革命观念盛行的重要诱因；当“打土豪”成为革命经费的重要来源之后，尽管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经济上的独立，进而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有着积极作用，但却在党的廉政建设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至于理解党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所谓党政关系，或许经济关系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视角。
注释：
① 相关研究仅见朱洪：《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之比较》（《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朱文以前苏联档案资料为基础，研究了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苏联、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的经济援助问题。认为在此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26万卢布。杨奎松在《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四版）中，也考证了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问题。何益忠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活动经费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7期）主要考察了党在创建时期（1919年－1923年“三大”）的政治活动状况与资金状况，以及苏联（共产国际）的援助对中共的影响。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9年），第313页。
③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236－237页。
④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57－258页。
⑤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22页。
⑥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9年），第367页。
⑦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505页。
⑧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9年），第349－350页。
⑨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47页。
⑩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69页。
(11)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34、227页。
(12)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9年），第355－356页。
(13) 1929年7月，四川省委报告，四川工人“工资最低每日二三百文，最多十几元一月，绝对少数机器工人、汽车工人……每月数十元。成都、重庆工人平均工资每月六元，自井每月平均三元。”在山东，根据1929年3月的报告，青岛电灯工人“工资最低者每日七八毛，每日一元者很多”，邮政工人“工资每月三十六元者甚多，苦力可有二十余元”，胶济铁路工人“每月工资起码十元”；青岛日资纱厂“最低工资为二角半至三角，这是女工、童工的工资，至男工则每日约有四五角。”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121－122页；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103－104页。
(14)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4、336页。
(15)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9年），第355－356页。
(16)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13页。
(17)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一），第402页。
(18)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7页。
(19)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8页。
(20)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70、85页
(21)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3－334页。
(22)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220－221页。
(2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108页。
(24)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25)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5页。
(26)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508页。
(27)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28)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56－57页。
(29)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75页。
(30)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156页。
(31)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35页。
(32)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239页。
(33)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9年），第409页。
(34)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9年），第67页。
(35)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34页。
(36)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33页。
(37)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56页。
(38)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
(39)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36页。
(40)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36页。
(41)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
(42)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77页。
(43)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2年）甲1，第29页。
(44)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上），第232页。
(45)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上），第241页。
(46)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499页。
(47)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344页。
(48)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241页。
(49) 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0页。
(50)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26－127页。
(51)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253－254页。
(52)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第235页。
(5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