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6)01—0050—03
1981年《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第一期刊载《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口述历史”第一次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口述史。口述史著作陆续涌现，“口述史学”成为耀眼的名词。一些著名学者对此十分重视。于沛说：口述史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产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和人文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 戴逸说：现代“口述历史”是在现代社会“记录、保存、传播历史知识”手段取得重大进步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过去的“历史学家奉‘文省事增’为概写历史的准则，但文字过于简略，就不可能把历史过程的细节详细地笔录下来，就会有简化、省略、遗漏及错误的地方。而录音则能够保存耳闻目睹者原始的叙述，每字每句毫无差错，连语气口音都不会走样，而录像更能够保存口述者生活和行动的某些片断形象，使后人与原始口述者几乎零距离”。[2] 刘志琴把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口述史的兴起视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说“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口述史学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3]
口述史学真的会引起新的史学革命吗？如何认识口述史学将会引起的革命？怎样使口述史学真正促进史学的革命性进步？这类问题不仅值得口述史学者关注，也应引起研究史学理论、近现代史的学者和借鉴口述方法从事研究的各学科学者，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一
100多年前梁启超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的要求。从那时至今，经过几代学者努力，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其要者而言，以一家一姓帝王为中心、以族表王侯将相生平与功业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被考察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生活变化、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内容所代替，以皇朝正统的“书法”被科学分析的语言代替，以记事为主要方式的实录被探寻历史因果规律的研究代替，以记传、通鉴、记事本末、典志、通考为形式的史书被论文专著教科书形式的新式论著代替，以循环退步为主的史观被进化的唯物的史观代替。但变中未变的是：以文献资料证史的基本方法依旧。
不能说学者没有认识单靠文献证史的局限。王国维利用甲骨、金文实物材料辅助文献记载作《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受到同行后学的极力推重。胡适为“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倡导“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写自传，“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4] 他的“自述”虽仍是“笔述”而不是“口述”，但和以往自编年谱、行状之类已大不同，是记录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的亲切感受，有了后来口述自传的影子，或为华裔学者最早从事现代口述史实践的起因。推动中国史学重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历史的教育宣传功能，因此，早在延安时期根据地为征集历史材料就成立有“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录编辑出版了《二万五千里》一书。新中国成立后，又曾数次发起大规模征集史料并开展有关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实地调查和结合调查采访撰写家史、村史、厂史、行业史的活动。其间，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和“忆苦思甜”材料大量出版，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口述资料。
不过，这倒产生一个问题。回忆录与口述史有没有区别？如果回忆录就是 口述史，近几年热闹起来的口述史不就是换个名堂吗？不少学者说口述史没什么新鲜，先民没有文字时，传承生活经验都是口述，司马迁写《史记》和希罗多德写《历史》也都用采访见闻。口述史早已存在，今天的口述史有什么“革命”可言呢？
有人辨析说，回忆录是回忆者自撰，可能精研细磨、曲笔掩饰，口述史是口述者和记录整理者合作，有述说有问答，具备直面听众、脱口而出、滔滔不绝、率真质朴的特点。但以往也有许多回忆录是述者口授、他人记录整理的，而直面听众的口述也未必没有曲隐之蔽。这类的回忆和口述之间如何区别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现代口述史。
据国外学者的说法，现代口述史起源于1948年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阿兰·内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它的基本特征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5] 保留下来的录音能够反复核对，既避免笔录可能出现的误记，也具备了文献资料的保存、重复阅读、核对鉴定功能或条件。这个基本特征，可以使现代口述史区别于回忆录，也区别于先民的口述传承和司马迁、希罗多德的采访见闻。以往的回忆录和采访见闻可以叫做“传统的口述方法”或“口述传统”。
现代口述史有别于以往回忆录还有一个标志，那就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口述史学者已经建立了一套做口述史的规范。大体包括：对录音的技术要求、对学者访谈目的及准备工作的要求、对口述过程中倾听、询问的要求、对口述录音转成文字的要求、著作权的确定及使用和发表成果的授权要求等等。对照这些规则，我们以往的回忆录只能称为粗放的口述记录。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代环境和学者眼界的开阔，使口述史的真实度提高、范围拓展、学术色彩浓厚了。
基于上面的理由，学者以往大多只把回忆录作为一种史料，甚至是一种存疑待考的史料来看待，现在则把口述史上升到“学”的地位。
二
上升为“学”的口述史，成为与笔录或笔述的历史学相并立的一种历史表述或研究方式。一些人称之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即主要通过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人用口头讲述来展示历史的方法。这种方式本身即可形成对历史片段或侧面的可信表述，因此就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一个途径。这是口述史可以促成历史学产生革命性变革含意的一个方面。
以往的历史是学者讲述的。学者掌握丰富史料，通观全局，但缺乏“在场”的经历；学者通览史料，通常倾向于反映历史的一般，从个别中抽取代表一般的史实典型，有利于概括历史，但可能失去对多样个别和具体的历史细节的描述；学者又要从表面深入到实质，深刻挖掘，条分缕析，易得同行赞赏，却难引起非同行及普通人的兴趣。所以，学者讲历史往往艰深沉重，讲的往往是分析的、逻辑的、纸上的、僵板的、只能在学术圈内流行的历史。而口述历史则直接提供给受众生动活泼的生活动画，提供更为翔实的历史细节。“惟有细节才守住历史的沉重”；[6]要了解胡适，“读千百种胡适的传记，还不如读一部《胡适口述自传》”。[7] 在这个意义上，口述史使历史细节化、活化了。它的这个功能是以文字讲历史难以替代的。多年来人们感叹现今的史书不如司马迁的书好读，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缺乏细节化、活化的讲述是一个重要原因。
口述史学的革命含义还表现在为社会史、民众史、社会心理史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史研究力图摆脱以往偏重宏大叙事、偏重政治史的思维模式，反映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具体生活，是近年来史学发展的另一新趋势。有人说是一种新的研究角度，有人认为是新范式。按托马斯·库恩的观点，科技革命表现于研究范式的变换，如果说社会史研究对于传统研究方式是一种范式转换，那么就可称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革命了。但社会史研究，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心理史研究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资料不足。因为文献资料的作者永远是文化人。文化人固然也反映社会民众的心理感受愿望要求，却是代表性的，间接的，不完全的。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之外，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这多数沉默者恰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有人把这种现象表述为“主控叙事”对“生命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忽视。[8] 口述则不同，它不仅要面向要人、名人、知识分子，也面向不能写文章的、甚至不识字的人。定宜庄的《最后的回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记录了上个世纪若干满族妇女的生活感受，其中很多细节是在文献资料中难觅踪迹的。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反映的知青个体生活细节及其心理，也是他的知青史专著未能详细提供的。
口述史不仅可以为后人研究社会史提供丰富鲜活的材料，反映社会生活的口述更能够引起人们的无限兴趣，这一点看看电视节目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口述历史”等各种题材、栏目的口述和报刊所载口述个人往事或其经历的公众事件如何吸引受众就会明白。这又是口述方法在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民俗学、灾难学、新闻学、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得以广泛运用的部分原因。而口述方法被广泛运用这一前景，使得社会上各行各业，生活在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可以开口说说他们的生活、工作、情感、心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将为以社会史范式研究历史预备极其丰富的材料资源，其中有很多是文献无法提供的，是对一般文献资料的极大补充和扩展。可以相信，未来学者运用这些材料，可以有新的视野，新的灵感，新的证据，写出新的史书，展示历史的新面目，那是更接近于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历史。
当然，通过口述方式了解历史是有局限的。一是它只适用于近现代，即晚近60余年的历史。时间再长，超过了个体的一般寿命，亲历的口述便不可能，转述的见闻则失去“在场”的价值，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二是口述者受个人经历范围和眼界的限制，所述的经历和感受只能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不可能如学者搜集方方面面资料形成对历史的比较全面完整深刻的把握。三是因可能的记忆失误和不负责任的造假，口述反映的历史会有模糊不清、颠倒谬误之处。
对这些局限，可以这样看：第一，60年以前的历史没有留下大量录音录像，自然只有沿用传统的方式去做。现在开始重视并大规模开展口述史工作，便可以开辟笔述、口述分别和共同展示历史的新局面，今后的历史研究将更丰富多彩。第二，一个人的口述固然片面片断，但大规模的口述，就可以从方方面面来反映历史。无论是共同经历的一段社会生活、风尚习俗，还是一个大事件，听较多人从较多侧面说，就有比较完整地认识那个时代那个事件的可能。而且，由于可以将口述方式广泛用于诸多学科领域，得到的材料就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可以反映社会整体风貌的。又由于每位口述者讲的是个人特殊的经历，人们从中不仅可以认识一段历史的整体风貌，更可以了解普遍中的特殊、一般中的个别。第三，口述的误忆或造假，可以比做文献中的误记和造假，是传统研究方式中也难免的问题。翦伯赞说“政府的文告”不如“杂史”记的“民间言语”可信，就揭示这个道理。[9] 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成果和后现代有关“文本”阐释分析的观点也启示我们：文献语言的含义并非一目了然，文献记录历史也未必十分精确。因而，文献证史和口述史二者的实证程度只是相对的。或许正因此，学者中有“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的讨论。[10] 在这个意义上，王蒙称依访谈口述资料所做的《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为“现当代中国的重要人证”，[11] 不应仅仅视为嘉誉之语。学者既能解决文字资料中的考证辨伪，也应有信心解决口述史的考证辨伪问题。
三
口述史学能否真正推动史学的革命性进步，取决于口述史的科学性与规模。口述成果缺乏科学性，无以反映真实的历史，只可当成讲故事；规模不大，无力反映历史的丰富内涵，就达不到为社会史提供丰富材料的目的。
提高口述史科学性、扩大其规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口述录音录像资料的保存、共用。利用文献资料著史之所以被认为科学可靠，固然在于文字写在纸上可以千古不变，更在于这千古不变的材料可以重复使用、查证、鉴别、重释。对口述史成果的鉴别同样需要同行了解该成果的原始资料。同理，当口述史为社会史研究提供大量材料时，所提供的不应只是整理录音后的文字成果，更应是原始录音录像材料。目前，尚未听说有收藏口述音像的资料馆，也未见有口述采访音像的流行使用。这里面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是做口述采访须花费大量财力人力。学者一般不肯将费力得来的材料轻易无偿地提供公用。二是保存技术问题，即要有合适的场所、条件，以及如何管理等。笔者以为，解决第一个问题需要学界达成一些共识，如在口述采访者方面，宜有对自身工作的科学价值须经受同行学术检验的意识，故既要出版口述的文字成果，也应提供录音录像。而同行既要承认口述文字成果的价值，也要承认口述录音录像作为材料公之于世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评介鉴别口述资料和成果的机制。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口述资料网站，既方便管理，尤便于使用。
另一个问题是加强口述学者的素质。口述史学者至少应具备三个方面的素养：一是基本的史学素养，要了解史学理论，掌握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熟悉近现代史。二是一定的新闻（包括录音、摄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常识。三是较为敏锐的反应和较高超的交往访谈能力。这些素养常识和能力可以帮助学者把握选题、扩展采访的深度和广度、掌握口述内容与历史背景的联系、洞察被采访者心理和口述的可靠度、帮助梳理思路、做好口述的整理补充和注释工作。仅就最后一点说，唐德刚做《胡适口述自传》，提供了几乎和口述原文一样多的注释文字，帮助读者了解历史背景，纠正口述中的错误，大大提高了口述史的科学性。国内口述史著作大多达不到这个水平，以致读起来和过去读回忆录的感觉差不多。
第三个问题是要加强口述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国内已有一些这方面的著译作，谈到现代口述史的基本特征、意义、性质、基本方法原则，采访的一般规律、录音录像的要求、资料的整理、著作权涉及的法律问题、尊重隐私的道德问题等，但还可以继续深入。比如，到底如何评价口述史的科学性、口述史与以文献资料表述历史二者之间的优劣与互补、口述史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借鉴价值，口述成果的表现方式，音像资料的保存、鉴别、共用等等，都是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最后，口述史的广泛开展需要得到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口述历史的科学性根本上还是真实性。叙述往事记忆难免出错，个体记忆受社会记忆、群体记忆影响也是难免。这两个问题可以在口述史学理论探讨中求得解决。问题是有意造假。不负责任的有意造假可由学者、同行、听众鉴别纠正，涉及保护隐私和政治、外交、职业秘密的隐曲，则需要法律的准确界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尽力鼓励说真话。在这一点上，需要社会政府公众给予理解和宽容。另一方面，社会的理解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还可以为口述史学的大规模开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来源。要知道，无论是活跃社会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还是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推进社会进步，口述史都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