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知识图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谱论文,服务体系论文,知识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4)03-047-(12)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在保障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新思路，并且把“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表明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促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采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2001-2013年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时区分布和研究力量、研究主题、薄弱环节与发展趋势等进行分析，并且运用国际领先的知识网络分析工具CiteSpace，绘制出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知识图谱，从多维视角审视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前沿方向，以期为更加深入开展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基础参考资料。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科学学、计量学为基础，应用数学、信息科学及计算机技术等方法开展的新型可视化研究，其基本原理是分析单位(如论文、学者、关键词等)的同质性、契合性及研究测度。基于规模化学术文献的计量分析，通过数据运算透视各要素的有效聚类、相互关联，进而探究学科的研究维度、知识结构、演变趋势等。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是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知识图谱工具，其独特优点在于它能够通过最小树生成算法挖掘学科研究的主体维度和前沿主题，并探寻其演化历程。[1]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文献来源数据库，以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为检索词，设置文献类别为核心论文，以2001年到2013年为期限，共检索到公共服务体系核心论文1168篇，剔除书评、短讯及其他非学术论文后获得样本1106篇，操作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本文进行了数据清洗，将意义、影响、对策等泛义词进行了规范处理，提升了分析的信度和效度。之后，将有效文献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工具，绘制科学知识图谱。 二、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基本状况 由图1可知，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发文量从2001年开始呈上升态势，2007年、2008年达到一个高峰，此后发文量一直维持在每年百篇以上，2011年达到顶峰且发文量接近200篇。分析发现，该领域研究的发文量曲线与我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轨迹息息相关。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故从2006年至2008年，学界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逐步增加。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又把“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作为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并且于2012年7月颁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是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在中央政策导向下，各级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度，再次引发学术界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情，故从2011年开始，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成果再次猛增。这说明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受政府政策制定驱动影响较大。
图1 文献的年代分布 表1是发文量前20位的高产作者，表2是发文量前20位的核心机构。由表可知，在研究机构及作者群上，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主要平台仍是各大知名高校，研究内容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专业性、广泛性、交叉性，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公共服务体系中专项内容(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就业社会保障、公共体育、公共文化等)的研究团队加入，如部分师范院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体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表3是2001年～2013年国内公共服务体系领域前20位的高被引文献，涵盖了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发文刊物也分布于多个不同学科，验证了该领域具有较大的学科交叉性质。
三、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知识图谱 词频统计分析发现，1106篇文献包括有效关键词1195个，总频次达到4740次，平均每篇4.3个。本处的关键词列表是通过词频统计软件获取的，并删除合并了一些不规范用词，受限于篇幅，仅列举了前50个高频关键词，见表4。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中使用最多、最广泛的专业术语、代表词汇。排列前10的代表词汇分别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体系、服务型政府、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统筹城乡、农村公共服务、政府职能、政府改革等，这表明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主要聚焦于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转变、城乡统筹发展等领域。
图2是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最小树聚类图谱，全景式再现了2001年～2013年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图景全貌。该图谱以公共服务为核心向多个方向延展开来，向右主要连接了城乡一体化、农村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公共产品、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公平、民生难题、供给机制等，同时涵盖了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社会救助、公共卫生、公共需求、现状等，该部分主要聚类的是以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内容，尤其是突出表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体系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迫切性；左下部分主要以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绩效评估、社会管理为代表，其具体内容主要有养老保障、公共安全、就业、公共设施、医疗卫生、政府购买、公共环境、供给主体等等，可以归纳概括为政府在公共服务及其体系构建中的责任、作用；左上部分经由服务型政府发出枝干，以公共服务体系为主要标志，其内容可以简单归纳为：一是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与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子模块及其边界研究，三是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市场化、社会化，四是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制度设计与对策研究。我国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仍处于低水平阶段，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仍处于探索的上升期，需要不断的凝聚核心维度、界定研究边界、理清主题框架。 通过这些节点标签及聚类联系发现，公共服务领域内容众多、纷繁复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国目前构建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囊括基础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医疗、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公共环境、公共安全等子模块、子系统，另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均等化、标准化、质量控制、绩效评估等等也是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命题。
图2 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最小树聚类图谱 四、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与主题 通过2001年—2013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及可视化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众多、变化较快，新的研究视角、研究热点层出不穷，各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亲疏度不一，若干集成性的专题式研究刚刚起步，因而学界还难以精准判定各个主题的聚类情况、交互情况及其成熟程度。本文基于以往研究和知识图谱的分析，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热点、新兴主题进行存量总结、归纳梳理，从宏观视角将其分为五个研究主题，试图通过对研究主题及其内容的剖析，廓清现有研究的知识框架、发展脉络，发掘未来研究的增长点。 1.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与内涵 迟福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以国家政府为主导，提供公民所需的基本公共产品，实现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5]也有学者指出，公共服务体系是各种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公共服务项目的集成体系，使人人享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基本的安全、生存、环境、发展等。[6]而廖文剑构建的公共服务体系将基本生存、公共环境、公共安全、自身发展等四项要素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7]由于公共服务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间的概念关系没有一致的界定，陈海威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建立在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之上的，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基层、底线。[8] 从历史角度看，现代语境的公共服务体系源于二战后的西方恢复重建过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西方公共服务体系涵盖了基本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就业服务、基础文化、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就认同，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立足国情及经济发展程度，对上述方面进行总体构建的综合系统或某个子系统。[9]同时指出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具有普惠性、公平性、动态性。我国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界定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是由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标准、资源配置、管理运行、供给方式以及绩效评价等所构成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同时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包括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教育、社会保险、劳动就业服务、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及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学界也基本认同，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是要确保社会公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受区域、行业、城乡、文化等因素差别的影响。 上述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与内涵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也验证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知识图谱展示的基本内容。公共服务体系及其构建是一项宏大艰巨的系统性工程。从横向上看，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基础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环境、公共安全、公共体育等多个不同方面的子系统；从纵向上看，即要构建统一完整、标准规范的中央公共服务体系，还需设计满足区域特征、现实需求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从制度视角看，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体制机制、均等化、绩效评估、标准化、质量控制、城乡统筹等也是公共服务体系研究领域不可逾越的重要课题。 2.公共服务体系的价值导向与目标追求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源起于人类基本的人文关怀。从本质上讲，一个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价值导向应该是基于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乃至是超越公共精神的国民精神，在公共精神、国民精神指引下的公共服务体系必然以实现公共需求、国民需求为目标。而在当代的现实写照就是对民生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民生问题的关注，民生问题已经上升为我国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的重要政治问题。桑玉成指出，民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目标选择，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必然在民生问题上有所作为。[10]考虑到民生问题的社会性价值属性，赵晖从公共领域的重新界定出发，认为我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从追求经济性价值向追求社会性价值转变，坚持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公共精神。[11] 上世纪末受新公共管理影响，我国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突出顾客需求导向，当然受限于国情国力，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十分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新公共服务、治理理念在我国的兴起和公平正义意识的培养，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均等的、标准的公共服务成为主流，这是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在价值导向和目标追求上的巨大转折，直接影响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基本公共服务理念、原则、目标、范围、标准等的编制。尤其是，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精神和要求，切实维护全国社会公众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现阶段我国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政策导向、价值追求，崇尚权利均等、机会均等、结果均等、结构均等，反对供需不均等、区域不均等、城乡不均等、群体不均等，这契合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型、服务型政府建设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也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最基本的价值导向。 3.公共服务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 鉴于我国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向先进成熟的模式学习，学界从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两个角度研究外国公共服务体系演化情况，试图从中寻求启示。 一是基础理论上的借鉴。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受西方政府改革影响重大，流程再造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主流的理论基础，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弊端的暴露，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走上公共行政学舞台，成为推动公共服务创新的指导理论，加上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多中心治理、足够善治、社会善治等理论正在颠覆以往由单一主体供给公共服务的传统理念。基础理论的演化也带来了政府模式的改变，继企业家政府之后，无缝隙政府、整体政府等被陆续提出，在西方公共行政学中引起重大讨论，有望成为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承载者。 二是在实践经验上的借鉴。我国学者对一些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实地考察，重点关注其框架结构、制度设计、运行模式、特征等。姜异康、袁曙宏等调研发现，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属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型”，英国、法国和北欧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公平主导型”，韩国公共服务体系以抓基本收入、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和基本居住为保障，新加坡则形成了以中央公积金为支撑、广覆盖和政府责任的综合社会保障制度，俄罗斯公共服务体系以消除贫困、降低收入差距为重点，印度公共服务体系的特点是低水平、广覆盖和尽量公平。[12]也有学者调研发现，澳大利亚通过严格财政问责、重视效率目标、加大内部分权提升公共服务效果。[13]高小平认为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体系的成功还有赖于对公共服务人员及高级管理者的领导力培训。[14] 通过对国外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全方位研究，在是否借鉴及如何借鉴国外经验上，国内学者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中国入世十余年来，全球化不断加剧，中国应该总结和学习国外公共服务发展的经验教训，立足国情，根据中国发展的实际需求，提出“本土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方案。[15] 4.公共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 作为学界研究公共服务体系构建问题的宏观视角、战略视角，公共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研究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2012年7月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标志着顶层设计相关研究的重大突破，《规划》的编制实施具有重大意义。早在《规划》编制出台之前，围绕公共服务体系顶层设计的相关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讨论，总的看法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要能够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不同区域的关系、各子模块的关系、公共性与市场化的关系、标准与成本的关系、投入者与享受者的关系等等，期间难题环环相扣、复杂繁琐。 刘宇楠认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规划应该注意四个基点，确保公平公正、完善投入方式、运用市场机制、加强监管问责。[16]李军鹏认为，公共服务应该以长期制度为准绳，避免运动式、走过场现象，要设计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不能单靠政府供给。[17]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出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责任加以制度化约束，以期构建区域与整体双层覆盖的公共服务格局。[18]而卢映川、万鹏飞则从分类管理角度出发，认为可以将公共服务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两大类，现阶段公共服务体系应该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对象。[19]康绍邦等人以北京市怀柔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为例，详细探讨了公共服务体系及子模块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及环境保护体制等构建问题。[20]刘厚金从制度结构方面分析，公共服务体系的核心制度应该由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公共财政体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供给体制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组成。[21]对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风险，李向京、廖进中等认为要注意防范腐败与私人垄断、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共责任缺失等问题。[22]朱锐勋基于电子政务的公共服务顶层设计研究，提出了集门户网站集群、应用集群、支撑平台、绩效评估四位一体的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体系。 5.公共服务体系的实现路径 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实现路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基于文献梳理与知识图谱的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体系的实现路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型。 一是创新体制机制。围绕公共服务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的路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决策机制、财政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地区模式、城乡统筹等方面进行探索。如黄新华强调改革供给机制是健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路径，应该健全供给机制、再造供给流程、革新供给技术。[23]刘根荣认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激励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因素，是破解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重构难题的基本路径。[24]安体富从区域公共服务产出异化的视角，运用综合评价法和量化分析法，探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支付机制，认为必须科学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25]陈奇星考察上海浦东新区，梳理了当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型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模式，也指出浦东的服务模式具有特殊性、局限性。[26]李荣华等对深圳市龙岗区引入欧洲通用评估框架(CAF)开展公共服务体系评估进行调研，提出评估公共服务体系应该以第三方评估为主、政府协调为辅，注意指标设计的标准化、科学化、合理化。[27]梁炜、任保平等认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城乡二元失衡导致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协调发展困难，必须建立城乡统筹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政府职能从“经济型”向“服务型”转变。[28] 二是子模块分类构建。从公共服务体系的子模块进行分类讨论，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强调“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等，这也是当下学界在研究讨论的热点。吴理财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严重的非均等化，主要问题是服务水平低度化、发展水平非均衡化、服务内容供需脱节、文化服务体制落后。[29]同样，针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责任不清、决策不科学、供需扭曲、财政投入不足等问题，王颖等指出要实现以政府为主导公共服务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多元供给途径，以需求数量与质量为导向的决策机制、财政机制、监督机制，构建我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30]何鹏程、蒋云根则专门讨论了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问题，指出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上海地区为例提出了构建公平、普惠、完备、高效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31] 三是多元主体参与。从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市场等几个主体在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作用、功能的视角，讨论如何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多元化。胡佳以西部农村为例，认为在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要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鼓励公民及社会组织参与，促进供给主体多元化、民主决策科学化。[32]王学真也强调要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以畅通真实需求表达机制，构建“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程序。[33]卢海燕指出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利于公共服务体系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高，利于增强公共服务回应性。[34]但樊鹏则认为要谨慎对待公共服务体系的“非公化”(即多元化、社会化)，过于强调“非公化”可能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失效。[35]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该推动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与公民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促进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规划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引导公民组织、各类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 五、国内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阶段演化特征
图3 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前沿时区视图 分析图3发现，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政府改革等在前沿时区视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出现年代较早，表征了它们之间存在的特定历史联系。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着力点。国家政策背景的调整变化会带来公共服务体系热点前沿的转移变迁。图中这些热点与后续节点的大量连线，也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持续性、历史性，并不是孤立的。另外，图中教育公共服务、体育公共服务、公共医疗、公共保障、社会保险、城乡统筹、公共产品、就业服务、公共环境、农民工、政府购买等次级节点密集呈现，并且随着年代变化而交替成为突变热点，暗示它们在某些年代的社会关注度骤然增加、凝聚了较高的研究热度。图中节点通过相互连线构建起特定的脉络关系，再现了研究的基本要素、主流方向及时空演变。 2002-2005年，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服务行政的理念在学界提出。围绕服务型政府应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的研究开始被学界关注。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重要内容，逐步建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面对公共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和学界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探索，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几点尝试：一是供给主体上，要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优化、社会协同、农民参与”；二是供给能力上，要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国家、地方、市场、公共部门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整体供给能力；[37]三是财政保障上，要调整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38]另外，在中央愈发关注农村民生公平的背景下，200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受到空前关注，研究的重点方向是从加大公共财政支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加强新农村建设等角度考虑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服务落后不足的难题。以成都市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创新探索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创新供给、质量标准、经费保障等机制，提炼出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制度配套为关键、以民主参与为手段、以质量控制为保障的经验与启示。[39] 2008年，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讲话，阐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价值追求。受政府政策意图的积极影响，2008-2012年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前沿，这几年间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的核心期刊论文多达660篇之多，呈现“井喷”势头。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内涵与范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与路径选择、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及制度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质量水平与绩效评估等。 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颁布实施，围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国家和地方标准、供给责任与机制、质量与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2013年，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事业发展作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公共服务体系作为社会事业的核心内容，其研究也越来越嵌入社会治理体系范畴。 六、研究的不足与未来方向 通过梳理和分析十余年来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文献成果，我们发现尽管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是基础理论构建不足。目前我国关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理论研究仍存在碎片化的倾向，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实践指导能力弱化。尤其缺乏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公平内在逻辑的深度研究，对于公共服务体系内涵的界定及其实现机制所应遵循的价值导向(社会效益分析)仍较为模糊，如何将公平正义等价值观植入公共服务体系的绩效评价体系，目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存在围绕公共服务体系工具理性的讨论多，价值理性的思问薄弱现象。 三是研究视角有局限。多视角、跨学科的集成性研究成果较少，如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的社会资本研究、政治生态研究、元理论研究等存在空白，还不能从长远与目前、宏观与微观等相兼容的视角战略性地考察公共服务体系。 三是比较研究深度不够。虽然目前有一些对不同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比较研究，但是大多数只是笼统性、宽泛性的描述性介绍，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案、关键环节、制度体系、模式提炼、经验启示等讨论不足，导致对这些经验的甄别应用比较困难，难以发挥经验借鉴的实际作用。同时也缺乏对我国各地方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实践模式提炼的经验挖掘，导致经验借鉴中的方向迷失。 四是研究方法单一。前述二十篇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高被引文献中仅有两篇采用了偏实证的研究方法，同时对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上千篇学术文献分析也发现，目前学界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多数都是采用诠释主义、批判主义或规范主义的研究路径，而采用实证主义、量化分析的高水平文献还很少见，仍然陷于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路径狭隘的困境。研究缺乏数据验证，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成果则更少见，长此下去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研究成果难以指导实践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要求学界对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新形势，必须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而，未来几年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必将从以下几个方向探索创新： 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理论构架。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概念、内涵、本质、功能，发展轨迹、政策环境、制度体系、关键因素等进行深度分析，尤其要针对公共服务体系与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等进行深度分析，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理论架构。 二是坚持从全方位研究公共服务体系的未来发展。要结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比如目前学者针对公共服务体系运行机制的研究，仅在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两个方面着墨颇多，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受众需求分析、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与职责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的质量标准、公共服务体系的绩效评估等研究较少。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纵向上要注意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历史性、长期性、持续性，横向上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角度考虑公共服务体系问题，形成现实考量与适度超前相协调的研究特色。 三是坚持将国际经验与中国经验相结合，强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本土化理论。要深入比较各国公共服务体系的优缺点，掌握各个模式的具体经验和操作举措，发掘其背后的国家特征，在对国外经验进行“改造性借鉴”的同时，要注意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发展阶段、现实情境相结合。尤其要积极发掘我国地方政府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实践中的创新经验，努力构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本土”逻辑和话语体系。 四是优化研究方法，科学采用诠释主义、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途径。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因而在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中要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鼓励采用实证主义分析框架，倡导用科学数据说话、客观事实说话、典型试验说话，支持基于深度访谈、大样本调查、个案比较的案例分析、计量分析、定量分析等研究，培养该领域研究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 [1]Chaomei Chen.CiteSpace 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3):35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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