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变迁与德国外交战略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德国论文,外交论文,体系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德国的外交战略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德国的外交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本上走上了和平外交战略的道路。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关注，出现了所谓“新德国问题”。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德国尤以主张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与美国冲突而为世人所瞩目。本文拟从宏观层面探讨德国外交战略中的地缘政治因素，德国对国际体系的挑战及其后果，二者又是如何结合促使德国外交战略发生变化，从而系统地阐述德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外交战略
一、地缘政治与外交战略
地理因素的影响，最初是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环境因素之一提出来的。正如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d Sprout)和玛格利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夫妇说，如果“不参考整个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环境因素光谱，就无法充分理解国际政治的背景”(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27.)。随着对地理与国家对外行为相互关系的认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地缘政治学往往被人们在两个层次上理解和阐释：一是作为地理科学分支——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学说，二是指国家当局制定对外政策时的地理坐标。(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从后者的意义上讲，它主要涉及空间关系对国际权势中心兴衰的影响，及同地理环境相关联的几个因素——技术、人口状况、政治组织等——之变化趋势对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内在含义。地缘政治具有世界观念的基本特征，即在于“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缘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等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将国家对外战略的研究，置于地缘角度来考虑，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一国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很少发生改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因此地缘政治 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也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但“与一般地理学不同之处在于……地缘政治观点必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82页。)。回顾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大致有以下两种地缘政治理论(即海权论和陆权论)对国家战略的制定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近现代史上，从全球地缘战略角度进行研究并首先取得重大成就的，是美国历史学家、海军战略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他于1890年发表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在该书中，他以英荷、特别是英法之间1660—1783年的交锋为主线，分析了海洋的历史，论证了海军、贸易、殖民地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马汉的理论以这样一个观察为事实，即英帝国的兴起与英国成为海军强国是同时发生的，世界上主要海洋通道成为英帝国的内部交通线。根据马汉的分析，海洋权力对于国家的实力与繁荣至关重要。在影响一个国家海权的六个要素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居于首位。这就是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力量强国对法荷所拥有的优势。(注：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Boston:Little Brown,1897,pp.281—329.)马汉的海权论直接促成了美、德、日等海军强国的兴起，并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海军军备竞赛。
陆权论的主要提出者则是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他的基本主张是，世界的历史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为海权和陆权的对抗，同时也对这种对抗进行了历史的回顾。他认为，哥伦布时代即海权对陆权享有优势的时代已经结束，以铁路、航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主动权转移到大陆国家手中，现在，构成新的权势中心的是欧亚内陆地带(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带)。在新的条件下，大陆强权有可能利用自己战略的不易攻击性(因为心脏地带无法由海上到达)、领土的连续性、庞大的自然资源、铁路网、有效的组织力量以及刚刚出现的空中力量建立一个单一帝国，并借此发展起威胁海洋国家的海上强权。他担心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等大陆强国的成长发展，但他并不贬低海权的作用。(注：Halford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New York:Norton,1962,pp.35—39.)
二、国际体系与外交战略
国际体系不同于只需要足够多的国家间交往即可存在的“国际关系”，也并非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的“一些人反对一些人”的自然状态，而是类似于洛克(John
Locke)那种有共同社会纽带和理性规范的自然状态，即无政府但相对有秩序的国际关系状态。(注：John T.Rourke: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Connecticut:Dushkin Publishing Group,1995,pp.60—61.)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认为，“国际政治系统是一种行为系统”，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于其环境的一个变量集体合体”(注：Morton A.Kaplan: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Wiley,1962,p.4.)。国际结构以单元间的实力分布来定义，体现着各国的实力地位，决定着国家一定时期在所处的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和力量组合)中的地位。国际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稳定、自我加强的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结构内的优势单元为确保自己的地位，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制度，构建有利的国际组合。在两极结构里，美苏相互竞争，但决不会大规模对抗以至让第三方得利；在单极结构里，单极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必然千方百计遏制潜在的对手。国际结构同样具有选择功能。在一个具体的国际结构中，主要单元国家都必须向最优者学习，不断增强自身，从而达到均势。对国际体系变迁的研究一般都着眼于其内部主要单元力量的增减所造成的变化(注：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9,pp.88—97.)。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国际体系内部，新兴国家或者挑战国家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只要大国间实力对比在不断消长，新兴国家或者挑战国家就会出现，避免不了和国际体系内的其他大国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对国际体系产生冲击。此时，新兴国家或者挑战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外交战略促使国际体系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极为重要。从历史上来看，新兴国家或者挑战国家有着两种不同的外交战略选择，一种外交战略是，新兴国家因为并没有参与现存的国际体系，没有得到与其实力相称的实力地位，而不断地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最终与原有的霸权国家产生冲突导致战争，这种外交战略的逻辑是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如威廉二世(William Ⅱ)、希特勒(Adolf Hitler)时期的德国，二战时期的日本。另外一种外交战略是，新兴国家外交战略选择是适应和顺应国际体系变迁的客观规律，埋头经济建设，推行和平外交，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由此带动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变迁与德国外交战略选择的关系
一、地缘政治与德国外交战略
地缘政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二是区域主义或者地区主义的地缘政治，三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注：叶自成著：《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因此，对德国的地缘政治考察也可以从这三个层次入手。从周边层次上来说，德国地处欧洲正中部，北面是大陆内海波罗的海，并隔北海与海权强国英国相望，西面是大陆上的强国法国，南面是险峻的阿尔卑斯 山脉，东面不远处就是陆权强国俄国(苏联)，东西两面都是广阔的平原，边界易攻难守，德国的强大容易造成它与法俄的安全困境。从区域层次上来看，德国是东西欧、北欧与东南欧(巴尔干地区)、近东的交通中轴，德国的中心位置使它成为陆权强国俄国(苏联)追求海权和大陆强国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障碍，法俄结盟对德国极为不利，德国海洋上的诉求也易为英国所警惕和封锁。从全球层次上来看，欧洲一向是国际体系的焦点，而德国则是欧洲的中心。然而，德国地处欧洲腹地的中心位置不是它的优点，反而成为它的弱点：它为近代史上的奥匈帝国以及永远为法、俄和隔海相望的英国所包围，这一“倒霉的地理位置”(注：罗伯特·A·帕斯特编，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成为一条贯穿从18世纪的普鲁士到21世纪前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战略构想的主线，德国的这种地缘政治形势从历史到现今一直是决定欧洲或战乱频繁、或和平安宁的根本因素之一。
“18世纪以来，被称为‘历史的眼睛’的地理学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地理位置也使德国成为了地缘政治学家的摇篮。正是在德国，新的地缘政治学思想找到了最易接受的根基，……德国对世界大国(Weltmacht)的向往有着牢固的地理学及地缘政治思想根基”(注：[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7页。)。麦金德曾把世界划分为三大地带：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带(边缘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海岛新月形)。(注：杰弗里·帕克著：《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7—21页。)心脏地带为陆权国家较易控制的地带，外新月形地带为海权国家的势力范围，内新月形地带经常因为不稳定的均势状态而出现国际争端。德国处于心脏地带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带，被视为一个大陆国家，陆地国家的虚弱容易唤起它的野心，它的迅速发展又使它对海洋有一种渴望；它处于众多国家的中心，易攻难守，随时面临被敌对同盟包围的危险。德国若要保护自己，必须对两边的国家各个击破，这反而会促使它们团结一致对付德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选择了不同的外交战略。
俾斯麦执政时期(1871—1890)，德国尽管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但由于其地缘政治的不利(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德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持均势而不是为了改变均势。俾斯麦以均势外交为原则，推行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霸权地位的“大陆政策”。其大陆政策和均势外交，是通过一系列同盟和国际条约来实现的：一是1873年的德、俄、奥同盟，二是1879年的德奥秘密军事同盟，矛头指向俄国，三是其它反法、反俄同盟，如德、奥、罗同盟(1883)，旨在反俄；奥意英、意西三个《地中海协定》(1887)，针对法、俄以及德俄《再保险条约》。通过这些同盟和条约，俾斯麦极力压抑德国实力的展现，把德国的影响限定在欧洲大陆，维持欧洲的现状。他相当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外交构想，为日后德国的外交战略奠定了基础。
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关于外交战略的选择分成两种思想流派，分别由热衷于陆权和更强调海权的人组成。前者强调建立实力强大的部队并巩固以德奥同盟为核心的强大的中欧集团。受麦金德理论的启发，陆权理论认为必须把东方视为实力的源泉，因而特别关注东进(Drang nach Osten)的主张，即控制东欧，这不可避免地把它引向心脏地带，或者与俄国(苏联)结盟，或者与它为敌；建造连接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以把巴尔干、土耳其和中东连接起来也在考虑之内。海权派则鼓吹夺取殖民地，认为海上力量的建立是国家强大的先决条件。显然，马汉的思想是其理论支柱。德国发展海军的努力威胁到英国。事实上，德国海陆并重，它不仅想成为大陆强国，而且也想成为海上强国，既试图巩固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又要夺取海上势力范围，因此，它必然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现状挑战。由于德国既属于欧洲东部又属于欧洲西部，其咄咄逼人的战略必使它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
希特勒曾经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只能增加地缘分析的合理性。他相信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并有着同样的在欧洲获得霸权的渴望和逻辑依据。(注：David Calle: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187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19.)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正是海权强国和陆权强国结成暂时联盟的结果。面对德国的战略地位与对外扩张战略，他们充分利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中东欧与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作用，以及陆权与海权的对立来作为理论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卡尔·豪斯浩弗(
Karl Haushofer)。他认为陆权优于海权，陆权是德国最高利益的关键，要求推行中欧和东进双重政策，未来的德国首先是与苏联结盟、与中东、中亚相联系的一个东方国家；海权国家英国是首先要对付的天敌；必须控制地中海。他还发展了泛地区理论，即在大陆上形成规模庞大的地缘政治实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泛欧洲、泛亚洲和泛美洲，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集中表现为区域决定论(Schicksalsraumen)，即命定的空间。欧洲命定的空间在德国，亚洲命定的空间在日本。(注：王思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30页。)这些思想被用来为第三帝国所推行的政策，尤其是领土扩张政策进行辩护。
由于地缘政治与纳粹德国有相当深的联系，随着纳粹德国的侵略失败，地缘政治一时成为非议的对象，甚至处于衰落的境地。但德国的地理位置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二战后，德国需要与力量更强大的而又相互直接对立的海权国家(以美国为首)和陆权国家(以苏联为首)打交道，况且，德国又是它们对立的焦点所在。从大战略上来说，联邦德国选择了融入西方的战略，以防备来自东方的威胁；同时重视欧洲的和解，并关注东方，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扮演东西方关系的仲裁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地缘位置，外交永远与地缘政治联系在一起。
二、国际体系变迁与德国外交战略的相关性
以上考察了德国外交战略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也同时受到国际体系中大国权力分配的影响，“对德国来说，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注：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139页。)。
如前所述，国际体系结构是体系内主要单元的力量分布，即大国间的权力分配，体系变化主要是体系内成员实力分布的变化。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经常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分布：两极、平衡的多极和不平衡的多极。两极体系是三种体系中最稳定的，不平衡的多极体系是最危险的权力分配，平衡的多极体系介于二者之间。(注：[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481、450页。)从1871—1991年，欧洲的国际体系经历了平衡的多极体系(1815—1902，1919—1938)，不平衡的多极体系(1903—1918，1939—1945)和两极体系(1945—1991)。
在1871年德国统一之前，欧洲的国际体系是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是19世纪初在拿 破仑霸权战争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国际政治的基本理念是均势原则和正统主义原则。从这个体系的力量框架来看，它是一个五极均势结构，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五个列强共同支配欧洲国际关系体系。除正统原则和补偿原则成为维也纳均势结构的指导原则外，另一个指导原则是以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外交路线和英、法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各国不仅在有形势力上，在道德上亦处于均衡状态”(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国家间的交往，以不破坏均势为原则，俾斯麦以均势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此时的维也纳体系是平衡的多极体系。到威廉二世执政，德国想要打破均势，多极体系由平衡变成了不平衡。
一战以后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同样是一个均势体系，相对于维也纳体系来说，它变得不稳定了。它未突出德国及苏联两个要素。到20世纪30年代初，不但德国的实力超过了英法，苏联的国力也日益增长，而且体系内的战略力量也在重新组合。英国治下的和平受到德国的挑战已难以维系，新的体系却又由于美苏两个新兴强国疏离于国际体系之外而难以保持稳定，这就是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所说的“二十年危机”(注：Edward 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London:Curtis
Brown,1939,pp.27—30.)。魏玛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渴望收复失去的一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国家。希特勒也根本不会接受欧洲的基本均势，而是力图打破这一均势，通过军事扩张企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他国结盟的噩梦”。德国的外交战略选择是军事扩张路线，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谋求欧洲和世界霸权，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注：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和二战后的分裂与被占领，宣告了德国军事扩张路线的破产。一方面，欧洲多极均势即凡尔赛体系已经崩溃，英法受到严重削弱，欧洲分裂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另一方面，从大的世界格局来看，美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两大阵营的两极，可以说整个世界的格局就是两极均势，美苏各为两极的核心。欧洲格局也是两极均势。在这种大的国际背景下，联邦德国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出发，选择了与西方一体化的战略。这时期它的外交战略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联邦德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西方政策；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以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为代表；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冷战结束，施密特(Helmut Schmidt)、科尔(
Helmut Kohl)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均势战略。
综上所述，当国际体系是多极时，尤其处于不稳定的多极时，德国受到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地理因素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经验教训的影响，外交选择就倾向于使用武力的强权政治，在国际体系发生变动时尤其明显。此时的德国是欧洲潜在的霸主，它控制了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军队和最多的财富。它不仅要追求欧洲大陆霸权，也要挑战海上霸主英国，导致大国结盟对抗德国。虽然德国可以强大到打败任何一个对手，但它永远也无法打败合在一起的所有对手。德国试图以武力建立由它主导的欧洲国际体系，结果失败。
1945—1991年，欧洲的国际体系是两极均势的国际体系，美苏权力分配大致均等，系统结构明朗。两极体系中的其它国家因与美苏实力相差太远而不得不依附于它们，美苏也不会发生直接的冲突而让第三方得利。德国(联邦德国)顺应当时的国际潮流、选择了融入西方的外交战略，与美国结盟，获得强权的支持，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冷战时期，无论阿登纳(Konard Adenauer)的向西方一边倒，还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以及施密特、科尔东西方并重的均势战略，德国始终不会脱离西方阵营。德国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欲望去挑战两极的体系。
结语：德国外交政策之展望及启示
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被威胁大国在面对对手时，是选择均势联盟还是推卸责任，地缘因素与权力分配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注：[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50页。)冷战结束后，德国没有外来威胁，地缘因素与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德国的外交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地缘因素的变化一是表现为德国的统一，二是东部邻国的变化和苏联的解体，但德国的地理位置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以权力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秩序转换期，二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结束，相反，它的超级大国地位由于苏联的解体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德国的外交政策愈来愈具有独立性。人们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会改变迄今为止奉行的外交政策，重新威胁本国、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于是出现了“新德国问题”。
所谓“新德国问题”，德国国际政治学教授米歇尔·施塔克(Michael Staack)认为，它主要是指德国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之后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坚持1949年以后西方一体化的根本方向，还是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覆辙。(注：Michael Staack: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Paderborn 2000,S.18.)关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虽然冷战后德国一改过去近半个世纪奉行的非军事化外交政策的常规做法(参加国际反恐战争)和原来基于特殊地位而形成的特殊态度，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统一的德国将重新奉行军事实力的外交政策，而是为了适应国际局势演变作出的政策调整，并未改变德国原有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平外交)和目标(争取国际平等地位的实现)。(注：连如玉：“‘新德国问题’探索”，载《欧洲》2002年第3期，第65—74页。)这体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即：维持现状，同东方和西方的大国发展关系，消除它国的疑虑，谋求稳步发展。德国需要东西贯通的外交政策，这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威廉二世、希特勒只能算是例外。对此，有的学者分析指出，伙伴合作、一体化、多边主义等这些“文明国家”(Zivilmacht)外交政策的规范要求，已经成为德国1949年后逐步建构起来的外交政策的新传统，它既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也符合德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将继续利用双边、多边国际机制与渠道发挥作用，即德国不会选择霸权主义“权力国家”的外交战略。(注：连如玉：“‘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载《德国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16页。)“9·11”事件后，德美关于对伊拉克动武原则上的分歧可以证明。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基调已定，它并不会以极端的方式去挑战现存国际体系中美国的超强地位。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的变迁与德国外交战略选择的变化，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着重要启示。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如何从地缘政治的三个层次研究处理中国与邻国的相互关系，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传统上是个大陆国家，又濒临海洋，是海陆复合型国家，中国既与陆权大国相邻，又与海权强国相望，如何处理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重点，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再如，国家崛起会对国际体系中主要成员的权力分配产生冲击，国际体系基本上代表老牌大国的利益，老牌大国会以各种方式和手段遏制后起大国。后起大国要么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要么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德国历史证明，后起大国不能做挑战者，因此，中国必须更深入更开放地融入国际体系(如加入WTO)，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变，在此基础上，寻求与整个世界的共同安全和发展，以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