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观论文,文献论文,幸福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我们必须追求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其目标是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快乐，而非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化。”
上述引言一直到今天还在被论及，事实上，它在大约35年前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就被提出了，这项研究因其对“绿色GDP”的评估而逐渐被人所知。这表明，我们对于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幸福的基准所存在的局限性的认知并不是最近才形成的。但上述引文一直到今天还在被提及这一事实也表明了该议题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对幸福的意义以及衡量幸福的标准作出思考。
对于幸福这一概念，普通大众和政策制定者都想要对其加以完善。然而，它又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缺少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通常会面临着相互竞争的解释。幸福通常被视为是对人们的生活境况所处的状态的描述。
通常，幸福被等同于一个国家的物质地位，以GDP来衡量。然而，GDP没有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有新的标准来衡量幸福。人们建立新的指数和数据来描述GDP所无法涵括的那些社会和环境因素，其中包括衡量教育成就、健康状况和环境恶化的指数。最近，经济学家不再局限于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是将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吸收进有关幸福的研究中。这导致了关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文献出现井喷式增长。
本文探究了日益增多的有关幸福研究的文献。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衡量幸福的主要标准，包括客观指数和主观指数。该部分分析了作为幸福衡量标准的GDP，然后由此出发论述了其他多维度的衡量指标。第三部分分析了主观幸福感的定义、重要性及其决定因素。第四和第五部分讨论了从有关快乐的经济决定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文献中得出的主要结论。第六部分则提出了一些从发展中国家总结出的研究视角。作为结论的第七部分对于将快乐指数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提出了某些限定。
二、对幸福的衡量
对“幸福”作出界定很难，而对幸福进行衡量甚至更难。总的来看，幸福的衡量标准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客观标准是从可以观察到的一定事实(如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数据)来衡量幸福。人们的幸福是通过基数测度(cardinal measures)而被间接地加以评估的。另一方面，衡量幸福的主观标准则是直接地描述人们的感受或真实体验。
传统上，幸福一直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客观维度来加以界定的，即以收入或GDP来衡量的物质上的幸福。随后，这一衡量维度扩展至人均收入或贫穷状况这样的标准。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如下假设：收入使增加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又会提升效用。但是，关于消费的增加如何体现了幸福的提升这一点，人们存在分歧。此外，GDP作为衡量指标，有其自身的瑕疵，不能涵盖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衡量幸福的标准不再只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已经发展为涵括了更加广泛的衡量维度，例如社会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人权。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幸福”这一概念是多维度的，它包括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
(一)客观标准：单一维度的幸福
1.作为衡量效用的标准的GDP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GDP的水平及其增长，但是，稍稍退一步，记住最重要的目标函数(objective function)应当是人们的幸福这一点也很重要。标准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们的幸福会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加(消费包括食物、衣服、住房、娱乐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这主要是因为GDP(一个国家一年内所生产的所有东西，因而也是一个国家一年内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所有东西)通常被认为是衡量幸福或进步的标尺。但GDP是消费与投资的总量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GDP可能不是衡量幸福的理想尺度。如果GDP的大幅增长是以投资增长而不是消费增长的形式实现的，那么，GDP本身并不意味着幸福的提升。
用更专业的语言来说，消费是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最重要(通常也是唯一)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中的自变数，旨在弄清楚消费在何种程度上转化成了个人的幸福。消费与效用之间的区别看起来似乎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这种区别是重要的，其原因在后文中将逐渐显现。
认为更多的消费会带来更多的效用这一观点正确吗?将GDP作为衡量幸福的尺度存在各种局限，一些更直接的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在更系统的层面上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些指标是客观的(比如，营养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使生活质量提高，而犯罪率或人口密度的提高则降低了生活质量)，另一些指标则是主观的(在有关快乐、生活满意度、心情愉悦度等方面的调查中，人们对幸福状态的自我描述)。
如客观指标显示的那样，经济增长往往最终会转化为更多的商品或服务消费。但多数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认为，尽管各国之间的横向数据显示人均GDP与衡量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国家越富，其国民的预期寿命越长)，但对时间序列数据的纵向分析几乎并不支持人均GDP与客观指标的改善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许多国家，其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在时间点上比它们转向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早几十年)。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曾对GDP增长与幸福的客观指标的改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其研究既涉及国家之间的横向研究，也涉及时间序列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只有如下一点具有明显表征，即GDP的增长是81项可能的指标中的3项指标(卡路里的吸收、蛋白质的吸收和电话的使用)得以改善的主要原因。此外有证据表明，伴随着GDP的增长，一些不利的客观指标，如污染的加剧以及收入超过某一门槛后人们形成的导致肥胖的饮食习惯等，都降低了生活质量。因此，经济增长有时会同时使人们吞下某些往往会降低幸福的“恶果”。
2.GDP作为衡量幸福指标的缺陷
GDP作为衡量指标存在几个缺陷。例如，我们很难对一些包含在GDP的估测范围之内的活动加以计算，如政府服务。因为这些服务是以补贴价提供给消费者的，所以它们的产出并不能按市场价格来估算。此外，GDP没有将资产价值的变化考虑在内，而这些变化会影响一个人的消费方式。污染、自然资源的消耗等这样的外部因素也没有被考虑在内。最后，GDP也没有将非市场活动(如家务或非法活动)以及休闲的价值等考虑在内。
(二)客观衡量标准：多维度的幸福
尽管GDP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有其不足，但鉴于它容易获取以及可靠，所以GDP仍然被作为衡量幸福的指标而广泛使用。不过，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是多维度的，它涵括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人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来超越GDP衡量标准，以便用一种更加全面的方式对幸福的概念加以界定。
第一种方法是建构其他客观标准来补充GDP标准，这种方法提供了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信息。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就创建了许多非经济指标来补充GDP这一衡量标准。教育、健康及营养、环境、授权与参与，这些领域的指标被人们加以详细说明，来补充GDP标准。然而，这方面数据的质量以及获取这些数据的难度使得国家之间的比较变得难以展开。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赋予那些没有被GDP衡量标准囊括在内的不同因素(例如社会和环境因素)以价值来调整GDP这一衡量标准。不过，其中的一些调整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很难对某些追加因素加以量化并赋予其价值。对GDP标准所做的一种调整就是认可国家之间的购买力平价。另一项进一步的调整是将收入分配上的差异考虑在内，例如，提供各人口群体在收入增长中的加权份额。由于人均收入指的是国家的平均值，因此它不能反映不同人群或不同地区真实的收入状况。第三项调整更为复杂，例如，将休闲的重要性或环境的破坏这样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详细阐述了经济福利标准(MEW)，这一标准对国民生产总值(GNP)作出了三方面的调整。他们将GNP的支出分为消费、投资和中间物品(intermediate)；增加了消费资本服务、休闲和家务；对“城市化的消极后果”进行了修正，去除了污染、人口拥挤这样的负面因素。最近的调整来自世界银行，它对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经过调整后的净储蓄(或者说真实储蓄)进行了评估。调整后的净储蓄衡量的是在将人力资本投资、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导致的破坏等因素考虑在内之后，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
第三种超越GDP标准的方法是通过建构那种能够抓住幸福的多个维度的综合性衡量标准来代替GDP标准。这些衡量标准的建构通常使用了不同的要素，人们对这些要素以某种方式进行加权，以形成一个单一的指数。建构综合性幸福指数的最初的尝试之一发生在1979年，当时海外发展委员会(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的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s)提出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这一指数将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结合起来。另一个例子便是众所周知而又备受争论的人类发展指数，它是1990年提出来的，该指数将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以及入学率结合起来。尽管这一指数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远非完美无缺，但其优势在于它的简单和透明。
尽管各种指数是获得信息的有用工具，但在对待这些指数时，我们必须考虑对其的诸多批评和附加说明。指数往往会将非常复杂的现实情况过度简单化，这些复杂的现实情况是无法用一个单一的指数来说明的。此外，用于构建这些数据的方法以及对这些指数的评估往往并不透明。对这些指数的批评涉及对所使用的指标的选择、指标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同因素被赋予的权重以及用来建构指数所使用的数据的质量。另外，相关批评还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着各自侧重的问题，但是这两类国家在建构指数时使用了相同的方法。而且，各种衡量指数可能容易被政治家们所利用，成为一种“伪造账目”(creative accounting)的做法，而非客观的衡量标准。最后，各种指数的排名往往是在年复一年地“颂扬”同一批国家，同时被用来对另一些国家进行“点名羞辱”，此外再无其他价值。
三、主观幸福感衡量标准
对多维度的幸福进行衡量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主观衡量标准：自我描述的快乐与生活满意度。很久以来，“快乐”这一主题一直属于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领域，但最近却进入了社会科学领域，首先是进入精神病学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
(一)主观幸福感的含义
马克·麦吉利夫雷(Mark McGillivray)和马修·克拉克(Matthew Clark)指出：“主观幸福感涉及对生活的多维度的评价，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判断以及对感情和情绪的情感评价。”一些经济学家将“主观幸福感”这一术语作为“快乐”的同义词来使用，但在心理学中，快乐是一个比主观幸福感更狭义的概念。
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o Bruni)和皮尔·路易吉·波尔塔(Pier Luigi Porta)对于快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澄清。他们指出：“心理学家区分了属于认知因素的生活满意度、属于感情因素的情感以及主观幸福感，而主观幸福感是指幸福的状态，它是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经过长时间的结合的产物。”他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些解释，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四个组成要素：愉悦的情感、不愉悦的情感、对生活的整体评价(生活评价)、具体领域满意度(包括婚姻、健康、休闲等等)。而另一方面，快乐是一个比主观幸福感更为狭义的概念，它也不同于生活满意度：虽然快乐和生活满意度二者均为主观幸福感的组成要素，但生活满意度反映了个人所认知到的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差距，而快乐则来源于积极的情感和消极的情感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研究方法中，主观幸福感是“处于快乐状态”的同义词(即亚里士多德将快乐作为幸福进行研究的方法)，而像“满意度”和“快乐”这样的概念被视为“感受到快乐”(一种快乐主义的研究方法)。
尽管存在着以上差异，但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可互换的意义上来使用“快乐”和“生活满意度”这两个术语，将其作为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对于“快乐”的含义，并不存在统一的意见。所以，经济学家没有从外部视角给快乐下定义，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来解释它的含义。布伦诺·弗雷(Bruno Frey)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Alois Stutzer)认为，存在两种关于快乐的极端概念(主观的快乐和客观的快乐)以及两种理解快乐的极端方法，而第三种方法是处于两种极端方法之间的经验取样法。
主观的快乐测试的是人们自身感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快乐。有关主观快乐的结论来自那些要求人们自己描述他们感受到了何种程度快乐的调查。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弗雷等人是最早对有关快乐的数据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时下，有好几项调查是对快乐进行评估的。其中一类问题是：“总的来看，近来您的感受如何?你很快乐，一般快乐，还是不太快乐?”(例如综合社会调查)第二类问题是要求被调查者根据一个从0到10进行计分的测量表给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评定一个级别(例如世界价值观调查)。
客观的快乐与生理学研究方法有关，它旨在通过测量脑波来定义快乐。第三种定义快乐的方法(经验取样法)是，在一个长时间段里，每天对人们的情绪和情感进行多次取样研究。
(二)为什么快乐对于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性?
通过研究决定快乐的因素，能够引导政策的制定。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会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们的快乐水平来对那些影响就业和通货膨胀的政策进行评估。我们可以根据快乐来分析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从而采取一种使快乐的损失最小化的政策。制度条件也能对快乐产生影响，所以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角度来看，增加透明度、问责和社会凝聚力是可取的。
快乐研究可以阐明经济理论，为其补充新的知识。它能够促进关于如下问题的理论的发展：人们是如何作出选择的?是什么推动了效用函数关系的形成?快乐研究也有助于挑战现有的一些观点，如非经济变量对于人们自我描述的满意度没有任何影响，或者，工作被人们视作负担。
(三)快乐的决定因素
什么使人们快乐?虽然人们可能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快乐，但总的来看，人们提到的使他们快乐的东西具有相似性。在一些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提到的因素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控的那些日常生活问题。在这些调查中，物质条件和消费是最多被提到的。完整的家庭生活，如结婚、生子、与亲戚融洽相处，也是构成快乐的重要因素。此外，个人和家人的健康是另一个决定因素。工作满意度和个人性格也被提及。虽然国际和国内的重大议题(如政治、战争等)极少作为决定幸福的因素被提及，但研究发现，政治制度影响着人们的快乐。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采纳了弗雷和斯塔特勒的研究方法，将决定快乐的因素区分为经济因素(如收入、失业、通货膨胀和不平等)和非经济因素(如个性、社会人口统计因素和制度因素)。以下几部分将探讨研究快乐的文献中的主要理论发现。
四、决定快乐的经济因素
(一)快乐与收入
1.不同时间段的快乐与收入：伊斯特林悖论
收入的增加会带来快乐的增加吗?在1974年，伊斯特林指出，就美国而言，个人自我描述的快乐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虽然存在收入增加带来的“快乐收益”快速递减的现象。人们发现，在不同个体之间，收入与快乐的关系远非直线型的，在收入水平高的阶段，收入与快乐之间的关系曲线基本处于水平状态。尽管这与消费的增加带来的收益会递减(理论上的效用函数通常会作出此种设定)这一点是一致的，但人们对此仍存在争议。因此，虽然伊斯特林发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在个人层面，收入会对快乐产生正面影响，这与标准经济学理论的假说是一致的，但是，这与有关衡量生活质量的客观标准的发现不一致。此外，伊斯特林还在同一项研究中发现，国家的整体快乐水平基本上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似乎与人均GDP的持续增加没有关系。这一发现便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即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会体现为快乐的增加。
伊斯特林悖论只适用于美国的情况吗?伊斯特林本人对其最初研究的更新以及1974年以来的其他大量研究显示，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快乐水平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在研究文献中，日本的案例经常被用来反驳如下理论假设：随着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这个国家的快乐水平会随之提高。日本是一个罕见的案例，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其快乐水平的长期数据，这一时期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当时日本是一个人均收入不足3000美元的相对贫困的国家。从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GDP增加了5倍多，但其快乐水平却没有提升。
2.在某一时间点的快乐和收入
当我们对不同国家在某一时间点的快乐指数与其不同的收入水平进行比较时，会发现什么呢?跨国证据表明，经济发展与快乐之间的关系是曲线型的：以人均收入1万美元为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以下，当人均收入增加时，快乐水平也大幅度提升；但超过这一临界点，快乐水平与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之间的关联性就非常弱了。
这一“临界点”理论表明，GDP超过某一关键点之后，收入对快乐没有什么影响。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们解释说，只有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时候，收入才能提升快乐。但超过一定的水平之后，收入对快乐而言就不重要了。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指出，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非常重视经济增长。然而一旦超过某一临界点，人们就要求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开始关注环境保护、朋友以及良好的家庭生活等。可见，根据该理论，收入与快乐之间的关系是曲线型的。
然而，其他研究者也对这种曲线关系提出了质疑。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时段的系列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再来考察日本的案例，这会对这种曲线型关系提出质疑。伊斯特林以日本为例，1958年时日本虽然已不再为生存担忧，但依然非常贫穷。在起步阶段，其收入水平低于或相当于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水平，这种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用伊斯特林的话来说：“日本随后在生活水平上取得的进步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实经历了一个在耐用消费品方面从温饱状况向富有状况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对主观幸福感没有任何影响。”
跨国性证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囊括了属于外围国家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它们自己所宣称的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要远低于更为贫穷的国家(如印度、尼日利亚)。安古斯·迪顿(Angus Deaton)指出，即使这些前苏联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在2000年到2003年期间，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20个国家当中有12个是前苏联国家)，其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分数依然很低。他发现：“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在生活满意度方面排名低这一点很好地解释了如下看似矛盾的发现，在总共132个被研究的国家中，收入增长与生活满意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另一项研究中，迪顿发现用临界点效应解释收入与快乐的关系是不准确的，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且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使在富裕国家亦如此。
3.对伊斯特林悖论的回应
正如前面提及的，伊斯特林悖论揭示了如下事实：尽管收入随着时间增加了，但人们却没有宣称快乐水平有提升。对于伊斯特林的发现，有哪些可能的解释呢?
快乐是建立在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基础之上的。支持伊斯特林悖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除了绝对消费，快乐还取决于相对消费。换言之，一个人相对于其他人消费的东西所消费的多少会对快乐产生影响。在其1974年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中，伊斯特林指明了这一点，将之作为其悖论的可能解答，同时它也成为许多文献的主题，这些文献广泛认为快乐确实部分地依赖于相对消费。提高每个人的收入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快乐，因为当与其他人比较时，收入并没有提高。
卡伦·E.戴南(Karen E.Dynan)和恩瑞切塔·拉维纳(Enrichetta Ravina)对美国所做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研究结果与如下看法一致，即一个人的收入与其邻居相比越高，其快乐水平就越高，这一效应在那些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人群当中有着集中表现”，这也就是说，在收入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相对消费更重要。另一篇最近发表的具有新意的文章使用美国的自杀死亡事件来衡量快乐(或不快乐)。该文章指出，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异似乎是导致自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快乐会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发生调整。第二种论点是人们不擅长事前预测将来什么会使他们快乐(这是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的观点)。人们往往会夸大那些他们认为会使自己快乐的事件的积极影响，同时夸大那些不幸事件对快乐的负面影响。证据显示，彩票中奖者会在短时间内感到更快乐，但一段时间之后，快乐的程度会发生调整，然后同中奖前的水平差不多了。另一方面，那些截瘫的人短期内会变得不快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快乐状态会逐渐恢复，其水平接近于(尽管仍然会低于)使他们截瘫的事件发生之前的快乐水平。
心理学中的“定点理论”(set-point theory)显示，人们在生活中有一种固定的快乐设置点，它是由个性和遗传所决定的。生活事件对人们的快乐状况起着最初的影响，例如，结婚时人们更快乐；当配偶去世时更悲伤。但在其一生中，个人会对此类事件作出调适，然后恢复到其既有的“快乐设置点”。这意味着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环境中的改变，而在“情感预测”方面并不擅长，“情感预测”是用来描述上面提到的“吉尔伯特效应”的专门术语。
关于人们对于变化的适应程度，存在着争论。证据显示，人们完全能够适应收入(也就是金钱)方面的变化，但对于其他生活事件或非金钱方面的变化(如婚姻、失业、丧偶等)却不能完全适应。就收入而言，这意味着起初人们会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提升其快乐感，但是当人们适应了收入增加这一事实之后，他们的快乐便不会再增加。对此的一种解释认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预期水平。额外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由增加的收入所购买)带来的愉悦逐渐减弱，这促使人们去努力实现更高的预期。结果，弗雷和斯塔特勒指出：(1)预期的调高使人们想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从而永远无法感到满足；(2)欲望是无法满足的；(3)收入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而机会的增加会导致预期的提高和主观幸福感的降低；(4)人们往往认为自己过去不快乐，从而希望将来变得更快乐。
规范和价值。另一论据可能更重要，但是对于它如何与快乐联系起来这一点，人们的研究较少。它与规范、价值观以及决定快乐的其他因素有关，作为效用函数唯一自变量的消费没有对这些因素进行专门的描述。当人们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时，他们是快乐的，无论这件事的正确与否是由伦理、准则、宗教、习惯还是社会环境决定的。
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指出了标准效用分析中各种规范的联合(通过增加效用函数的自变量)如何急剧影响着对标准宏观经济结果的预测。我们能给出的一个具体例证就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利他主义有关，我们从施与行为中能感受到“温暖的光辉”，或者，我们通过放弃自己的某些消费而得到“效用”，詹姆斯·安强尼(James Andreoni)和其他学者一直以来都在探究这一研究领域。
被遗漏的变量。一些研究通过吸收那些被遗漏的变量来研究伊斯特林悖论，这些变量(如工作时间、污染、犯罪)伴随着收入增长而存在，标准模型预测它们可能会降低效用。拉菲尔·迪·特拉(Rafael Di Tella)和罗伯特·麦卡洛克(Robert MacCulloch)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通过研究1975年到1997年间12个经合组织成员国35万人的数据，他们发现，该研究策略不仅没有能够解决伊斯特林难题，反而加剧了这一难题。假设这些变量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那么快乐感应该也进一步上升。他们解释说，将收入之外的其他变量的实际影响加入进来导致人们期待看到快乐的水平得到提升，这使得关于快乐的调查数据中未被解释的变化趋势比起只考虑收入变化的情况扩大了。换言之，引入被遗漏的变量只会加剧“收入增加而快乐没有增加”这一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的反例。由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最新撰写的论文就伊斯特林悖论展开了争论。他们对横跨最近几十年并涉及一系列国家的多元数据集进行了分析。与之前的发现相一致，他们的结论认为，更富有的社会比更贫穷的社会更快乐；在既定国家内，更富有的人比更贫穷的人更快乐。但他们同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变得越富有，它们就越快乐。他们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发现欧洲的快乐水平事实上提升了，但美国的情况仍然是令人困惑的例外。此外，他们指出，随着我们能够获得的数据越来越多，那种证明快乐会随着GDP增加而提升的证据也因为逐渐累积而增多。
(二)快乐、失业及通货膨胀
关于快乐的文献研究已经扩展至研究其他经济变量(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是如何与快乐相关联的。这些研究对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在考虑将会影响通货膨胀和失业情况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时，政策制定者们就可以分析它们在削弱快乐方面的影响力。
根据迪特拉和麦卡洛克的观点，标准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和失业率的提高都会削减社会福利。该观点遭遇了根本性的批评和质疑。针对它的根本性批评指出，一个经济体的象征性的方面(如通货膨胀)应该不会对理性的人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存在这种批评，但仍有证据表明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确降低了人们的快乐，这与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的福利理论不谋而合。通货膨胀不仅削弱购买力，而且会使人们感到自己的斗志和国家的威望被削弱，并且感到自己被剥削。除了经济损失，失业还导致了自尊的丧失、沮丧、焦虑、在社会中的羞辱感等。这些研究还根据它们对快乐的影响比较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换关系，即，多少失业的影响相当于通货膨胀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影响?研究发现，失业对快乐的影响大于通货膨胀，因此，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简单加在一起的经济失调指数(misery index)没有真实地反映事实。经济失调函数，W=W(π+U)，属于单一线性函数，它没有准确地描述生活满意度。人们发现，失业在对快乐的影响方面权重更大。
迪特拉、麦卡洛克和奥斯瓦尔德分析了来自“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barometer)(它调查了1975—1991年期间居住在12个欧洲国家的26.471万人)和综合社会调查(它调查了1972—1994年期间居住在美国的26668人)的数据。他们发现，自我描述的幸福感与通货膨胀和失业有着强相关关系。在调查中，个人被问及他们生活的快乐程度，而迪特拉等人的文章指出，他们的回答会随着他们国家的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发生整体性的变动。他们发现，失业比通货膨胀会带来更多的不快乐：二者的比率是1.66，即，一个百分点的失业带来的不快乐是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不快乐的1.66倍。
沃尔弗斯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发现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降低了人们所认知到的幸福感。而且，宏观经济波动的增加也会削弱幸福感。通过研究来自1973—1998年期间欧洲16个国家50万人的相关数据，他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和失业都会降低快乐。然而，他的评估也显示出公众对于失业的厌恶感要大于迪特拉等人的估算。沃尔弗斯得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换算比率接近于5，也就是说，一个百分点的失业所导致的不快乐几乎是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不快乐的5倍。
(三)快乐与不平等
此外，有证据表明，不平等与快乐存在负相关关系。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迪特拉和麦卡洛克发现，在欧洲，不平等对快乐有着巨大的、负面的、明显的影响，但美国的情况则不然。同时，他们发现对不平等的厌恶情绪集中存在于欧洲的某些群体当中，主要是左翼群体和贫困群体。而在美国，不平等只会给部分富人群体和左翼群体带来不快乐。对此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欧洲人更青睐公平的社会；第二种解释认为，美国是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所以穷人认为他们当前的境况是暂时性的。艾莱斯那等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不平等影响着欧洲人的快乐，因为欧洲社会的特点是其流动性不及美国。他们的理由是，在欧洲的富人群体或右翼群体中，他们没有看到人们对于平等的偏好。
卡萝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和斯特法诺·佩蒂纳托(Stefano Pettinato)于2002年分析了17个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的主观幸福感，他们发现，相对收入差距对个人如何评价自己的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那些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中间位置或中间偏下位置的人比起最穷困的群体来更有可能感到不满。此外，收入流动中的波动性对人们所认知到的幸福感有着负面影响，即使对那些向上流动的人来说亦如此。
五、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回顾决定快乐的非经济因素，如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和制度因素，并介绍从不同的研究中得出的主要结论。研究已经发现，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会影响快乐，而人们无法完全适应生活事件。最近关于制度变量(如社会资本和民主)的研究也被发现与快乐存在关联。
(一)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
尽管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从经济视角来看可能并不具相关性(它们不好控制，如年龄、性别、婚姻)，但它们确实对快乐有影响，所以它们应该作为控制变量涵括在回归分析中，以避免在评估中产生偏差。
更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使我们回到关于定点理论和适应性的讨论中来。许多研究发现，人们能够完全适应收入上的变化，但不能完全适应一些生活事件，也就是说他们的快乐水平会长时间受到身体严重受伤、丧偶、离婚等事件的影响。
1.健康
与定点理论相反，健康恶化对快乐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人们无法完全适应恶化的健康状态。在健康发生恶化的情况下，尽管人们有着非常强的适应能力，能对其作出应对，但那些遭遇了惨祸、事故或疾病的人宣称他们的快乐水平要低于参照群体的水平。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人们整体的健康状况如何?人们会如何描述他们的健康状况?伊斯特林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完全适应健康的恶化，那么在有关健康状况的自我描述中，生命周期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平稳的；如果人们只是通过与其他同龄人的状况进行比较来评估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那么其描述也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实际上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自我描述的健康状况是下降的。此外，伊斯特林发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那些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快乐水平较低。从20多岁到70多岁的人群中，自我描述的健康状况越差，其快乐的平均水平越低。结论就是：健康的恶化对快乐有着持续的负面影响，而且人们对于恶化的健康状况不能完全适应。
然而，迪顿提醒人们对于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将衡量健康满意度的标准用作幸福指标这一做法应该保持谨慎。他结合衡量健康的客观标准，研究了从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得出的生活满意度与健康满意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指出，健康满意度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较低，这可能与它们近年来预期寿命下降有关。不过，迪顿也解释说，由于艾滋病的肆虐，世界其他地区(例如非洲)的预期寿命也出现大幅下降，但这些国家的人们对健康状况的不满意程度不及东欧或前苏联国家。
2.家庭生活
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国家，婚姻都会提升快乐。已婚者比单身、离异、分居或丧偶人士的主观幸福感要高。原因何在呢?一些解释认为，婚姻带来了更多的自尊、支持以及陪伴。
大卫·布兰奇福劳(David Blanchflower)和奥斯瓦尔德于2000年研究了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晚期随机抽取的10万名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幸福感数据，他们发现，与丧偶或分居的情况相比，持续的婚姻每年价值10万美元。此外，在女性、已婚人士、受过高等教育者以及那些父母没有离异的人当中，自我描述的幸福感最强烈。另外，再婚者的幸福感也会降低。埃德·迪纳(Ed Diener)和其他学者在2000年对42个国家的59169人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尽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性在所有国家都非常相似。约翰·赫利维尔(John F.Helliwell)也发现已婚人士拥有更高程度的主观幸福感。
以上所有研究都表明，人们不能完全适应他们的生活状况(如单身、丧偶、离异)，因而他们的幸福感也就低于已婚者。若他们能够完全适应上述生活境况，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渴望幸福的婚姻了。伊斯特林在一项新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他对1978年和1994年的调查中有关美好生活问题的回答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之后发现，就婚姻方面的预期而言，人们的适应度是不完全的。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一生都独身、年龄在45岁以上(包括45岁)的人中，超过4成的人认为，就他们具体关注的问题而言，幸福的婚姻是美好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这些受访者已经调整了他们对婚姻的预期，以使其符合他们的实际状况，那么，我们很难想到有那么大比例的人仍然认为幸福的婚姻对他们而言是值得拥有的。同样，在那些再婚的可能性不大的女性(45岁或45岁以上的丧偶、离婚、分居的女性)中，将近6成的人表示，她们将幸福的婚姻看作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与经济领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婚姻的预期方面，人们的适应性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
伊斯特林同时分析了人们对孩子数量的期望，这如同经济学家把对孩子的需求比作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一样。他想知道，拥有更多的孩子是否会相应地提升人们扩大家庭规模的渴望(类似于在购买了高价消费品后，人们对于此类物品的渴求也会出现同等程度的提升)。但他没有发现二者的类似性。“虽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收入的增长伴随着人们对于高价消费品的渴求的持续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似乎与人们希望增加孩子的数量或提高其素质这一渴求的增长没有关联。”
3.年龄
当说到年龄时，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不及年轻人快乐。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快乐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呈U型曲线分布：年轻时居于高位，在大约30岁或40多岁时，达到最低谷，之后又慢慢向高位运行。
这种认为快乐呈U型曲线分布的观点所存在的问题是，先前的几代人可能出生于特别好的或特别不好的年代，所以同辈效应(cohort effect)在这里可能就被忽略了。为此，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设计了一个测验，该测验尽可能地包含出生在不同时段的人。通过分析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大约50万人的数据，他们发现快乐在年龄层面的分布确实存在一个明显的U型曲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幸福感在中年时(从44、45岁到48、49岁)达到最低水平。他们对这种U型关系给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已经学会了去适应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所以中年时压制了年轻时的渴求。另一种可能解释是，快乐的人比不快乐的人活的时间更长，U型曲线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反映了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第三种可能性是比较效应(comparison effect)在起作用：朋友的离世让人们在余生珍惜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二)制度变量
有证据显示，在任何国家，制度与快乐都存在强相关关系。在所有国家，民主的深度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自由的程度都与人们自我描述的快乐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不过，这些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关系不应被视为因果关系的证据。
一项针对瑞士6000名居民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其居住地实行直接民主和政府分权的制度越健全，他们就越快乐。鲁特·维恩霍文(Ruut Veenhoven)研究了国家内部的自由是如何影响国民的幸福的。他发现，自由并不总是能产生快乐。他指出在富裕国家，自由与快乐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贫穷国家则不然。而在贫穷国家，自由贸易的机会与快乐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富裕国家则不然。同样，经济自由与快乐的相关性在那些居民的选择余地不大的国家中最显著。
其他研究则将社会资本、制度的健全状况等变量考虑进来。例如，赫利维尔分析了主观性幸福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都源自三波连续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一次在1980—1982年期间，第二次在1990—1991年期间，第三次在1995—1997年期间)，总共涉及87806项观察数据和46个不同国家。他发现，在连通性(connectedness)(根据参与自愿者组织的情况来衡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他还发现，责任感(根据人们拒绝在缴税方面采取欺诈行为的情况来衡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随后的一篇论文中，赫利维尔发现，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越多、信任水平越高，则这个国家的自杀率越低。而一个国家的平均自杀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最后，赫利维尔的结论认为，无论是以较高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来衡量，还是以较低的平均自杀率来衡量，社会资本似乎确实会提升幸福。
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大多数关于幸福的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因为容易获得长时间段里的相关数据。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会怎样描述他们的快乐和幸福呢?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我们所知，还没有多少人给出明确的答案。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还不存在长期研究的数据，就像有关发达国家的数据那样。
不过最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万花筒式的信息。一项大约10年前由世界银行最早开展的研究开始聆听贫穷国家的声音，描述了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他们面临的剥夺。近年来在各个地区都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如非洲晴雨表调查、阿拉伯世界晴雨表调查、亚洲晴雨表调查及拉美晴雨表调查)，这些调查反映了这些地区的人们对于一系列议题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民主和发展的态度。
(一)关于幸福和收入的研究
通过考察各国之间的状况以及最近关于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洞见。例如，可以得出关于1994—2005年期间的中国的研究结论。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2.5倍多。商品的消费急剧增长：彩色电视机的家庭拥有率从40％增加到了80％多，电话拥有率则从10％增加到了63％。但人们自我描述的幸福感却没有增加，认为自己感到满足的人所占比例降低了大约20％，从1994年的约80％下降到了2005年的60％多。同时，感到不满的人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从1994年的20％多增加到了2005年的近40％。可见，“收入增加而幸福没有增加的悖论”同样适用于中国。
另一项针对17个拉美国家(使用的是1997—2000年拉美地区晴雨表调查数据)和俄罗斯(使用的是1995—1998年期间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的数据)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状况同发达国家的状况类似。例如，财富与幸福呈正相关关系；而幸福与年龄呈现U型关系。在拉美，已婚状态与幸福呈正相关，正如在发达国家一样，但是在俄罗斯，情况却并非如此。拉美没有显现出性别效应，但在俄罗斯，男性比女性快乐。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的自主就业者的快乐水平要更低。
(二)个人评价
最近，我们已经可以从不同地区进行的公众舆论调查中获得时间序列的数据。来自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非洲的调查是由非洲晴雨表调查机构进行的，它提供的是一些短时间段内的数据，因此我们很难提及其长期趋势。不过，这些调查结果非常重要，因为从绝对数量方面来看，非洲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与它过去20年的情况相比。尽管对于个人生活状况的评价起点较低，但人们对于“目前生活状况”的正面评价还是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从2000年时的31％下降到了2002年的30％，再到2005年的27％。4个百分点的降幅在抽样误差的范围内，因而我们不能将其解读为是一种趋势。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尽管非洲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非洲人对于其生活状况的看法并没有提高。
这是否意味着非洲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了?非洲晴雨表调查中的“生活贫困指数”记录了受访者提到他们在前一年至少出现一次缺少人类生活必需品的频率，这些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物、水、医疗、现金收入等。其中最常被提到的是缺少现金收入，受访者中至少有3/4或更多的人因此受到过影响。紧随现金短缺而来的是医疗、食物、家用干净水的短缺。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与2000年相比，2005年发生必备生活用品短缺的情况更加频繁。在此期间，医疗短缺的情况没有任何改观。食物和收入的短缺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水的短缺则上升了6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肯定，由于缺水，非洲大陆的贫困状况会加剧，但就其他方面的短缺而言，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是，这些短缺情况可能会维持下去。
(三)家庭调查与微观研究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洞见也可以来自家庭调查和微观研究，而对这些调查和研究最先进行分析的是迪顿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他们发现，即使穷人确实感受到了贫困，他们一般也不会抱怨他们的健康状况或生活。他们自我描述的幸福水平和健康水平并不太低。不过，与来自非洲晴雨表调查中的关于“贫困生活”的数据一致，穷人的确会说他们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在印度的乌代布尔，大约12％的人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在大约一段或更长时间内感到“担忧、紧张、焦虑”，这也干扰了他们的睡眠、工作、饮食。南非的穷人自己描述的压力水平与印度非常接近，但要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
被最多提到的造成压力的原因是健康问题(有29％的受访者这样认为)，其次是食物的短缺和死亡(提到这两项的人均为13％)。在过去一年里，有45％极度贫困的乌代布尔家庭(35％的家庭一天的消费低于2美元)中的成人在一年的某个时段不得不削减了食物，有12％的家庭中的孩子不得不削减了食物。在一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极度贫困家庭中，37％的家庭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的某个时候，家庭中的成年人一整天都吃不上饭。削减食物量与不幸福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同时与非洲晴雨表调查的数据相一致，该调查数据显示，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人们对贫困的体会往往最深刻。
总之，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并不认为自己极其不幸福。可能部分原因在于“适应”效应，这一解释来自心理学，被用来分析决定幸福的因素。然而，贫困人口确实表明他们处于极大的压力下，比起美国人的压力要大很多，而在美国，人们的压力往往被归因于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要求。此外，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最贫困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但非洲人并没有感到生活有所好转，相反，他们甚至感觉比经济增长之前的状况还糟糕。显然，在他们看来，情况并没有改观。这进一步印证了如下观点，即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绝不是推动进步的唯一必备条件。
七、结论：主观幸福感的局限性
尽管幸福指数可以为经济研究和决策带来新的视角，但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它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对于衡量幸福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更全面地评估人类的幸福，不可能只单独使用其中的某一个标准。
(一)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吗?
弗雷和斯塔特勒于2002年对人们关于幸福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概述。一些人认为，幸福应该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也应该是政府干预的明确目标。另一些人则认为，幸福只是美好生活的要素之一，与其相伴随的是人类的发展和正义。还有一些人将友谊和自由涵括在人生目标中。
阿马蒂亚·森同样认为，幸福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他同时认为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更重要，且应被优先考虑，如自由、正义、权利。所以，快乐对衡量幸福非常有价值，但应与其他客观标准和价值观结合起来。“设想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面临贫穷、受压迫、劳累过度、生病等种种状况，但因受社会状况的制约，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满意(例如，通过宗教、政治宣传、文化压力等手段)。我们能断定因为他自身感到快乐和满足，他就生活得很好吗?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很多东西，那么还能说他的生活标准很高吗?生活水准不能与生活本质脱离。”
(二)作为幸福指数的快乐
与前面一点相关，如果快乐被视为生活的终极目标和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那么从政策立场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迪顿对生活满意度和健康的研究。他发现艾滋病的流行似乎几乎不会对人们自我描述的对健康的不满意度产生影响。所以，如果政策制定者受生活满意度或健康满意度调查报告的影响，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制定政策来应对艾滋病这一紧迫问题了。此外，如果政策制定者看到了关于快乐的时间序列的调查数据，他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人们总体上对生活感到满足，所以他们没有必要改变相关政策。
另外，正如恩里克·吉奥瓦尼尼(Enrico Giovannini)、乔恩·霍尔(Jon Hall)和马科·米拉·埃尔科莱(Marco Mirad'Ercole)于2007年指出的，被用来衡量快乐的指数是一个受限制的变量，人们被要求根据一个从0到10或者从1到10计分的测量表给自己的满意程度打分，如果一个社会得分很高，比如说得了9分或10分，那么政策制定者还有制定任何政策的动机吗?
(三)快乐指标的质量
正如单一的客观标准(如GDP)或综合指数(如HDI)在其测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方面受到了诸多批评一样，快乐指数在其可靠性、有效性、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等方面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细致地设计调查或采用恰当的测量方法而得以弥补。
安德鲁·范·霍姆(Andre Van Hoom)于2007年将指标的可靠性定义为它的总体质量(overall quality)：它的一致性以及在重复的检测中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于主观幸福感而言，问卷调查进行的环境以及调查问卷的设计特点方面存在的细小差别都会影响被调查者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自我描述。范·霍姆认为，可以通过仔细探究来反复检验具体衡量标准的相关性，以此来考察衡量指标的可靠性。一般而言，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标准的可靠性要低于其他的微观经济变量(例如，个人收入)。各种研究表明，衡量标准越先进(例如多问题项的问卷调查)，所得出的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得分就越可靠。
至于有效性，如果衡量标准把握住了它想要把握的概念，那么它就是有效的。衡量主观幸福感的标准面临的挑战是，它们必须小心处理小的生活事件。研究文献发现，错误一般看起来是偶然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因此它不意味着衡量标准整体上有偏差。使用足够多的调查样本或者设计恰当的调查研究方案能够解决可能存在的有效性问题。
此外，主观幸福感还面临着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的问题。文化和语言可能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等级，这又会引起不同国家在幸福得分上的偏差。虽然文化会带来影响，但是存在不同的测量方法来处理这些偏差，例如，构建“社会赞许性量表”(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总之，研究发现，文化差异的影响并没有强大到使对比不同国家的幸福状况变得没有意义。
卢艳华：廊坊师范学院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