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研究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并对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反思。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其特点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即研究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特点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强烈震憾。然而，当时的工人运动本身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工人阶级只是感觉到了社会不平等，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工人运动的目标是模糊的，由此也决定了工人阶级找不到摆脱苦难地位的正确途径。所以，所有的工人运动、包括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这些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工人运动的失败表明，工人阶级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尚没有可资遵循的理论武器。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使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担当起创立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需要，在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先进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其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提供理论依据并指明正确道路。因此，它当然只能以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在其伟大著作《资本论》中对这种关系做了深刻分析。
第一，通过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实质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从而阐明了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经济根源。这种剥削关系显然有违社会公平，因此，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只是符合道义还不足以充分表明这种斗争的合理性。原始社会在道义上或社会公正方面比奴隶社会更合理，但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此，工人运动的合理性还必须从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方面加以说明。
第二，马克思通过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揭示了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死亡。这样，马克思雄辩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仅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而且还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所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第三，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分割理论揭示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因此工人必须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同整个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样才能取得斗争胜利。
过样，马克思就从不同的方面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研究对象和目的决定了其学说内容有两个特点：第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象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那样，专注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尽管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时，离不开对经济运行的分析，但这种分析是服从于上述目的的）因为马克思不可能在工人阶级尚处于被剥削地位的情况下，专门研究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之类的问题。第二，马克思也没有专门分析工人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行动才能胜利，工人只有首先获得阶级的解放，才有可能实现个人的解放。这就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因此， 每个工人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时候谈工人个人利益是十分有害的。了解这一特点，有利于我们理解下面要谈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研究对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只能根据实践的要求来确定，取决于当代的历史条件，而不能由主观意志决定。
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其历史使命发生了根本转变，即从阶级斗争转变为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面临的历史条件，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集中于如何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需要解决多种多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①资源的有效使用和优化配置；②人的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前者产生于资源的稀缺性，既然人类所面临的绝大多数资源都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又不断扩大的，那么自然而然地要求人们尽可能经济地使用资源。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不一样。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优化诸种资源的配置。激励约束问题产生于人们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每个人从事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为了从事经济活动人们又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目的就面临着怎样使其他人采取特定行为的问题，激励约束问题由此产生。
在上述两个基本问题中，激励约束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资源有效使用和优化配置则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为条件，从而归根结底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既然为发展经济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说到底都是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经济利益的关系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它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既有联系——都是研究生产关系；又有区别——不再研究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直接研究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从而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地位从总体上看是平等的；另一方面，每一个社会成员又都是作为商品生产者或消费者而存在。因此，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实质就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是等价交换关系。当然，这种等价交换关系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说明的。
需要指出的是，不要把这种等价交换关系与我们平时所批评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金钱关系”相混淆。这里所说的经济利益的等价交换关系是指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是丰富的。它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还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和宗教等关系。在不同的关系中有不同的行为规则。因此，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经济利益的等价交换关系，并不否认在其他领域人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其他特征。比如，在法律关系中，人们必须尽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的义务，而不能实行什么等价交换。反过来也一样，人们也不能在生产关系中实行其他社会关系的规则，不同领域中的规则的相互替代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顺便提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生产只是一种技术关系即投入——产出关系。劳动被假定为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是“死”的即劳动也是物。因此，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仅是人借助于价格机制如何配置各种“死”的资源的问题——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而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疏漏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研究难以对经济效率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就一直遭到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以至于现在有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上也开始有所转变，注意了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例如，H ·范里安所著的《微观经济学》就吸收了对策论，外部性理论等研究人与人关系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西方主流经济学重物不重人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转变。
三、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学在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由推翻剥削的统治转变为发展经济情况下，无视这种变化，仍然盲目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仍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结果使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误入歧途。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脱离经济实践。从逻辑上说，这种状况是其研究对象的必然结果。既然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条件下，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阶级关系，而国内资产阶级已经不是统治阶级，那么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就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寻找。因此，研究阶级之间的关系就理所当然地演绎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把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瞄准了两种社会制度谁优谁劣、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把为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服务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甚至从来没有具体地深入地研究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人并非认为不能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只是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现实地体现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上。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也要靠发展生产力。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有关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因此，这种对优越性的研究和教学只能是空洞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中，每一个原理和规律最终都要归结到“优劣谈”上。为了在内容上满足这种需要，人们经常著述和讲授的是同一经济事物在两种制度下的区别。比如，关于竞争，主要分析资本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争的区别：基础不同；目的不同；手段不同；本质不同和结果不同等。且不说这种关于“不同”的理论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既然二者如此不同，那么社会主义竞争是否还是竞争就成了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这种研究和教学把活生生的经济事物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受这种教条影响颇深的人遇到任何一个经济事物首先要判断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至今仍远未绝迹的“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的由来。
第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发展起了错误的指导作用。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阶级关系上研究生产关系，因此自然而然地更强调阶级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而工人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农民不过是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正是基于这种整体利益一致性的逻辑起点，传统经济学才得以演绎出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为实行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则严重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基于整体利益一致性这一逻辑起点而演绎出的所谓规律和原理绝非上述一条。实际上，在错误的研究对象的制约下，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是一种片面强调整体利益（阶级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的理论。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就不可能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建立在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有意思的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忽视个人利益相反，列宁当年却谆谆告诫：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2 〕结果导致整个经济体制缺乏活力。
当然，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时也谈及个人利益。如在所谓“物质利益规律”中就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并提出了“三兼顾”原则。但是，这一规律的最终结论却是，一旦三者之间发生矛盾，那么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结果，终究还是国家利益取代了个人利益。然而，如果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利益关系的要求，三者之间不是“谁服从谁”的关系，而只能是等价交换关系。这也许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所带来的不同结论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中，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影响远未摆脱。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任重道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6页。
〔2〕《列宁全集》，第33卷，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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