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富余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效应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据统计，我国目前仍有1.5亿～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富余劳动力积淀在农村，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些富余劳动力并不能促使农村生产价值的增加，反而以庞大的数量参与农村的收益分配，这必然造成农村生产的低效率并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只有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我国解决“三农”难题的最终出路。
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不仅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具体来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再配置效应。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阻断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低效率。而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管制的逐渐放松，市场必然引导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一定程度上是对先前扭曲的资源配置的一种矫正，必将促使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保持比较优势的效应。廉价且具有一定技术、技能的丰富劳动力是我国产品保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吸引力。只要破除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建立起规范、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将转化为经济优势，助推劳动密集性产业的持续发展，为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建立夯实基础。三是市场潜力释放效应。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的转移，一方面将直接带来转移劳动力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减少，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促使农业劳动者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跃升，促使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逐步释放，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四是促进城市扩展和集聚效应。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扩大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需求，刺激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展。同时，部分生产企业将在核心城市外围集聚，逐步形成“卫星城”或“多中心城市”模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区域集聚效益。
概言之，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应，这种效应已逐渐转化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我国一些学者采用不同方法、选取不同时期的数据对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应进行分析与测算，如张保法（1997）、胡永泰（1998）、蔡昉（1999）、潘文卿（1999）、徐现祥（2001）等。由于测算方法的差别以及选取数据时间段的不同，结果差别较大，并且以上研究均未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进行测算。本文借鉴Chenery（1996）的计算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行了测算，对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度，同时揭示了我国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时间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
二、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测算模型
假定国民经济由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构成，也就是说GDP总量（Y）是农业部门GDP总量（Y[，A]）与非农业部门GDP总量（Y[，N]）之和，社会总劳动力（L）是农业部门劳动力（L[，A]）与非农业部门劳动力（L[，N]）之和，即：
Y＝Y[，A]+Y[，N]（1）
L＝L[，A]+L[，N]（2）
对式（1）两边同除以L，并进行相应变换得：
Y/L＝（Y[，A]/L[，A]）（L[，A]/L）+（Y[，N]/L[，N]）（L[，A]/L）（3）
用P表示总量劳动生产率（即劳动力人均产出水平），P[，A]表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P[，N]表示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γ[，A]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γ[，N]表示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则式（3）可重写为：P＝P[，A]γ[，A]+P[，N]γ[，N]（4）
式（4）表明，总量劳动生产率等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其劳动力比重的乘积加上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其劳动力比重的乘积。
由于P′＝（dP/dt）/P，则式（4）用增长率形式可表示为：
附图
式（5）说明，总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公式右边前两项是要素投入因素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称为要素投入效应；后两项是由于劳动力转移因素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称为劳动力转移效应，即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效应。用L（P）表示劳动力转移效应，则：
附图
由L＝L[，A]+L[，N]可知γ[，A]+γ[，N]＝1，将该式两边对时间求导可得γ[，A]
γ′[，A]+γ[，N]γ′[，N]＝0。变换该式可以得到：
附图
将式（7）代入式（6）可得：
附图
式（8）即为测度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公式。从式中可以看出，只要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P[，N]大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P[，A]，劳动力转移效应就始终存在。当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劳动力转移效应将消失，此时两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处于动态平衡。
三、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的测算与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年均增长8.5％。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部门间并不平衡，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非农业部门增长迅速，使得两部门间生产率的差距扩大。1978年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6.7倍，到2003年扩大到10.7倍，二元经济结构显著。从图1也可以明显看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全国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一半，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下降趋势。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是全国平均生产率水平的2倍左右。因此，将低生产率部门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有利于提高全国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可以减少参与农业价值分配的人数，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缩小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逐步打破二元经济结构。
图1 我国产业间生产率差距
附图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可以利用式（8）进行测算。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2004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值（用第一产业产值代替）、非农业产值均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计算结果的可比性，在使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与非农业产值以及从业人数的数据时，采用的是31个省市区累加的数据，可能与全国调整后的数据略有差别。表1是经过处理计算后的我国农业、非农业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的生产率状况和劳动力就业状况。利用表1中的数据，可以测算出我国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大小。具体结果见表2。
从表1可以看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表现出明显的时间差异与空间差异。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今，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1.9％，对总量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9％，这与蔡昉（1999）测算的我国1982—1997年劳动贡献（1.62％）的结果较为一致。
表1 我国不同产业的生产率与就业状况
时间段地区
总量劳动生产
农业劳动生产率 非农业劳动生产
非农业劳动力 非农业劳动力比
率P（元/人年）
P[，A]（元/人年）
率P[，N]（元/人年） 比重γ[，N]（％） 重增长率γ'[，N]（％）
东部
1234.6
404.2 2838.7
34.11 4.34
1978—1982
中部
857.1
407.4 2142.9
26.95 2.49
西部
704.6
324.7 2162.0
20.68 1.02
全国
976.7
382.2 2489.0
28.22 3.04
东部
2024.2
637.1 3607.4
46.70 2.98
1983—1990
中部
1321.1
561.5 2687.5
35.73 3.79
西部
1044.9
431.7 2690.2
27.15 3.67
全国
1529.4
546.7 3144.2
37.83 3.27
东部
6092.8
1097.19958.1
56.38 1.93
1991—2003
中部
3005.7
838.6 5789.6
43.77 1.74
西部
2452.8
676.0 6226.9
32.01 1.84
全国
4066.9
864.7 7899.7
45.52 1.85
东部
4173.1
815.3 7504.4
50.20 2.72
1978—2003
中部
2213.7
679.9 4610.8
39.02 2.41
西部
1797.4
547.7 4858.7
28.99 2.19
全国
2879.9
628.4 6074.4
40.76 2.49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省市区。
表2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应（％）
时间段地区
总量生产率
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转移对总
劳动力转移对实际
增长率效应L（P）
量生产率的贡献
GDP增长率的贡献
东部
5.33
2.92
54.78
35.05
1978—1982
中部
4.71
1.33
28.24
16.56
西部
4.26
0.55
12.91
6.89
全国
4.88
1.85
37.91
22.64
东部
8.28
2.04
24.64
19.35
1983—1990
中部
5.45
2.18
40.00
25.44
西部
6.09
2.15
35.30
23.27
全国
6.94
2.16
31.12
22.20
东部
11.89 1.58
13.29
12.25
1991—2003
中部
9.89
1.25
12.64
11.36
西部
10.03 1.33
13.26
12.07
全国
11.06 1.46
13.20
12.06
东部
9.36
2.19
23.4
19.30
1978—2003
中部
7.48
1.67
22.33
17.25
西部
7.54
1.52
20.16
15.51
全国
8.49
1.90
22.38
17.87
注：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劳动力转移效应L（p）/总量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力转移对实际GDP增长率的贡献＝劳动力转移效应L（p）/实际GDP增长率。
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2.1％）大于90年代劳动力转移效应（1.4％），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有递减的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长期扭曲的资源配置开始趋向合理时，必然释放出压抑已久的经济能量，带动经济增长。而到了90年代，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更趋向合理，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小，这其实是一种资源配置效应的理性回归。当然，90年代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减小也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城市就业压力加大、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等原因导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有关。
从空间维度看，1978—2003年劳动力转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为2.2％，中部地区为1.7％，西部地区为1.5％，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效应也表现出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再向西部地区“梯度推移”的趋势。1978—1982年，东部地区由于首先实行对外开放，促使劳动力转移效应快速释放，劳动力转移效应达到2.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而未开放的中西部劳动力转移效应较小，中部地区为1.3％，西部地区仅为0.5％。1983—1990年，劳动力转移效应由东部地区推移扩散到中部地区，在中部地区达到2.2％，为最大值。1991—2003年，随着内陆地区的开放，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效应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并且超过中部地区，达1.3％。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转移效应的这种空间推移，是与我国由东到西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关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将处于低生产率部门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有利于提高总量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同时，将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重新配置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等，从而推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蔡昉（1999）。
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并不顺畅，而受许多制度的排斥约束，造成劳动力转移流量不大、流向不稳（有时劳动力回流，表现为“钟摆式”流动）。因此，必须逐步拆除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壁垒，建立起合理的劳动力转移机制。一是要改革、取消不利于劳动力转移的户籍制度。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已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其中户籍制度是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本原性制度，其他一些制度都是以其为基础形成的。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其福利、特权含义，将其变成一种单纯的人口登记制度，打破城乡隔离，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二是逐步改革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劳动力转移需要支付转移成本，这增加了劳动力的转移负担。如果允许转移农民有偿出让自己的土地，有利于补偿由于转移带来的某些损失。三是改革城市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给转移农民以公平的待遇、均等的机会，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总之，只有消除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能实现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劳动力转移也才能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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