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谷论文,贡献论文,我国论文,卡夫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因此而灭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继续得以发展，无产阶级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些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几十年以后又重新倒退了回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继续进行艰难的探索。在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低潮时间，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交，如何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教训，如何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讨邓小平同志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贡献。
一
根据马恩的设想，社会主义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并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指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了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在自身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计划调节和按劳分配的社会；是阶级和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已经消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商品、交换货币、实行产品经济。
后来由于实践的发展和需要，马克思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根据俄国的情况，马克思认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因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而且“它又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和“控制着世界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从而“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恩全集》19卷第268、435——436、451页）。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提到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他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马恩选集》第1卷231页）。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存在五种经济形态：“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505页），存在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成份。马克思曾认为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俄国农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据此列宁明确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525页）。列宁还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列宁选集》第4卷510页）。因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34卷279页）。“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170－171页）。所以，必须“通过租让制和商品交换的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列宁选集》4卷501页）。列宁不仅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4种形式，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购代销制，而且提出了要向那些有知识的专家和有组织大企业经验的资本家学习，强调“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列宁在实践基础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吸收和利用国内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方法和途径，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大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先河，为我国如何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在经济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二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其中占优势是以小生产为主的个体经济，要把它们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毛泽东选集》2卷650页）。也就是说，这时期不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而且还应当允许其适当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越不发达的社会，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越长”（《列宁全集》33卷43页）。但在过渡时期，我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过早消灭了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1956年底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宣布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来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搞“穷过渡”，“革资产阶级的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十年内乱”。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我们基本上不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人为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大搞“一大二公三线”，其结果只能导致经济的停滞，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很大的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逐步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离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差甚远，就象列宁当年被迫由战时共产主义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一样，我们也必须把超前的生产关系退回到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阶段，逐渐改变原来的政策，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允许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鼓励外商投资。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大量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公开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而且其发展潜力还很大，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既然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可避免，如果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千万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进行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其所以是愚蠢，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其所以是自杀，因为试行这种政策的政党，必须会遭到失败”（《列宁选集》第4卷519页）。
三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总结和借鉴了国内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为我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指明了道路，作出了贡献。
第一，对外开放政策。
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间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就越加融为一个整体，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能越来越落后。
今天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从而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文明成果，而社会主义作为后起之秀，时间短，又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方面，与资本主义有很大差距。而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只注意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和斗争一面，很少注意到同资本主义也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
邓小平同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的一系列思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管理方法，经营方式”（《邓小文选》三卷第266－267页）。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大胆地引进和利用外资，创办“三资”企业，建立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博采世界各国之长，补己之短，活跃了中国经济，短短十几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不可能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只会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再过30年、50年、7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了，等到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发展得更加强大了，更不怕冲击社会主义主体经济了。
实践的发展，使我们日益坚定了对外开放步伐，并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纳入了党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始终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管国际风云变化如何，不管历史环境怎样复杂，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告诫全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关键主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本质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此作出了科学回答，“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当初马克思期望俄国农村分社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为了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恩全集》19卷129页）。最终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因此，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之后，国家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努力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也一再号召全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它们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全集》42卷369页）。
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也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年—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文选》三卷116页）。
邓小平在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坚决反对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上所持的片面僵化的认识，如动辄问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把它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发展生产力联系进来。邓小平也象列宁一样号召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抽象争论，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最新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一些，更高一些”（《邓小平文选》三卷63页）。“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总结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否则，“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邓小平文选》三卷375页）。苏联东欧巨变的事实足以证明。
这一理论，对我们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吸收和借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找到一个适合我国国情，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邓小平立足实际，高瞻远瞩，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张。
市场经济体制，这本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然而我们以前却对此讳莫如深，生怕一沾上它，就演变成了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也走过弯路，教条式的套用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在1906年也曾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对立的两种基本制度来看待。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他曾把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等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体制“直接过渡”，消灭货币，尽快创造条件，实行由计划直接支配的产品经济，但由于俄国经济落后，根本不具备消灭商品经济实行产品经济的条件。列宁总结了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从1921年春实行新经济政策，并号召全党从“市场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后来，斯大林只承认社会主义的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中国，困扰着中国，1958年我们也曾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以后很长时间我们也总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原则，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这一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科学的论述。早在1979年他就曾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三卷236页）。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三卷203页）。1991年初针对一些人对搞市场经济仍有困忧，怕市场搞多了会出问题，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再次强凋，“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一回事”（《邓小平文选》三卷367页）。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南方经济发展的盛况后，进一步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邓小平文选》三卷373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文选》三卷148页）。只有经济发展了，“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三卷225页）。也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可能真正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走向这一目标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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