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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极大变化，一方面大国关系保持总体缓和，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帜下谋求推行“单极”世界战略，世界战略的重点和热点地区从欧洲向亚洲转移。这种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认清当前国际关系的特点，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回答三个有关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一是外交决策理论；二是国际秩序的理论；三是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
一、关于外交决策理论
任何国家面临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都必须制定本国的对外战略，或称外交战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定外交战略“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世态和威胁压力的过程。”[1]从国家内部讲，外交战略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理环境、国家的实力和发展目标。从国家的外部讲，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即“国际关系格局、时代特征与基本矛盾的变化、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发展变化。当今，特别是要重视冷战后大国力量对比及其内外政策的变化。”[2]除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外交决策必须解决对国际格局、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周边环境的清醒判断和对本国国际定位与国家利益的界定。
1.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是“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这一问题争论极多。伊拉克战争后，认为是“单极世界”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发展。他们的论据是美国的军力水平和军费开支，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制衡。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在看重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忽视国际游戏规则的作用，也忽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度增强所带来的变化。美国2003年的军费开支大大超过4013亿美元。是2003年世界军费开支9560亿美元的47%[3]，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合，这是事实。但恰恰是美国最不感到安全。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它针对是有核国家，特别是拥有远程战略核武器的国家和准备发展核武器的所谓流氓国家。但美国在冷战后首当其冲，受到的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基地组织用5美元的军用小刀就劫持飞机，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怖袭击，其作用不亚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珍珠港美国舰队的袭击。美国的国家安全是防不胜防，因为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太多，手伸得太长，对别国内部事务干涉太多。美国既想当世界警察，又想当世界的法官，又谋求美国自己的利益。但世界所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不是单单靠美国一个国家、单单靠武力就能解决的。动辄使用武力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说明国际关系准则仍在起作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不仅在寻求盟国支持上遇到障碍，就是美国国内人民的支持也成了问题，遇到反战力量的反对。
从国际法的意义上，我们承认并倡导大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一律平等，对国际事务每一个国家都有参与权，但是在现实国际关系中，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国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客观现实。当今的全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加与合作，美国自己不能包打天下。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不能低估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力量中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由诸多的大国关系和次地区大国关系以及各国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态势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而是向多极化的趋势深入发展。
2.对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估计。应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两大主题，大国关系总体缓和的局势没有改变，冷战后的局部热点问题虽然引发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矛盾，但是对抗与对话同时并存，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和平与发展的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问题不再是东西方关系问题，而是南北关系问题。发展问题仍然是南北关系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在拉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世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升，但是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外部威胁。发展中国家国内安全与外部安全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所引发的内部动荡受到外部干预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总体和平得以保持是由于90年代中期大国之间形成不针对第三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90年代中后期以后美国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全面推进“单极世界”战略，相继发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三场战争，使世界进入21世纪时出现了与联合国世纪大会宣言所期望的完全不同的变化：一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在发展。二是美国同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也在加剧。世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构成对世界稳定的威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正在从美国与美国宣布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国家的军事较量，转变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恐怖主义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战争。由于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以及没有发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以“9·11”为契机发动的“反恐战争”的道义支持正在失去，正在走向政治被动。美国自诩的“解放者”身份正在变为侵略者、占领者，遭到伊拉克各派抵抗势力的反抗。加上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一贯偏袒以色列，加大了美国同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导致美国的“中东路线图计划”和“大中东民主计划”均受挫。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加剧世界的不稳定，美国及西方国家间特别关系的安全系数不是在增大，而是在减少。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在扩大化，行为方式分散化。
3.关于中国的周边环境。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地区，为中国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亚洲经济区域化发展与经济竞争并存，政治合作的积极因素与热点危机同时并存。在经济领域，亚洲的区域化发展进程加快，以10+3和10+1模式的经济自由区正走向机制化，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已经出台，中国与日本相继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美、俄、日、东盟成为亚洲经济合作的五大力量。但从政治上看，亚洲原来老的热点问题，如以巴冲突问题、朝核问题、印巴克什米尔争端问题、阿富汗政治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台海潜在危机、钓鱼岛争端问题、南沙群岛岛礁争端再次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周边国家有核国家或接近核门槛的国家增多。中国的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有安定周边国家的作用。但不能不看到，日本借美国的全球战略，欲实现国家“正常化”。东盟一些国家对我南沙群岛的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并试图利用美国平衡中国。美国借“对台湾关系法”，协防台湾，维持“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的政策没有改变。中国的周边形势由于领土争端和“台海问题”上的美国因素及潜在的日本因素，正变得复杂化。在军事上，美国调整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将战略防御的重点移向亚洲，使世界的战略中心正在发生转移。美国不仅增派航空母舰，协助韩国，威慑朝鲜，而且将指挥中心移至关岛，重申美日同盟和协助日本防御的范围，既有应对未来危机的战略考虑，也有牵制中国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图。以上这些都与中国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中国周边形势的复杂化不能掉以轻心。
在亚太地区中，中国重视对美关系，与美国保持高层对话与合作对亚太地区稳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改变与日本政冷经热的局面，对我安全环境也至关重要。俄罗斯仍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可以借重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与俄罗斯具有广泛的战略利益。欧洲政治版图的变化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改变。北约第二轮东扩后已经将常规武器及兵力部署在波罗的海三国，直接威胁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军事战略在调整，与美国的战略对抗趋势加强。俄罗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举行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亮出战略核武器的杀手锏，也提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将俄罗斯的周边态势和盟国宣布为自己的安全区，并在外交上针对美国提出的老欧洲、新欧洲的战略，积极寻求欧洲主要大国法、德同俄罗斯的广泛合作，分化老欧洲同美国的关系。中国、俄罗斯都在深化同欧盟的合作，显见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增大。中国与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双边层面的合作都有深化的基础和空间。
4.关于中国的国际定位。对中国的国际定位有各种提法，“中国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上述提法尽管强调的特征都是事实，但以上提法都有不妥之处。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但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处于弱势、国际共产主义处于低潮的阶段，在国家的对外战略中强调社会主义的国家特点，是否具有“抗旗”的意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最大国家。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后就希望中国当发展中国家的头。但按照邓小平所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基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4]。定位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虽然有别于世界大国的定位，但也具有挑战色彩。全球性大国具有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是超级军事实力，在全球各地有军事基地和战略利益；主观条件，就是本身想当领导，充当世界宪兵和法官，制订有全球战略。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判断世界大国的标准是：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和文化富有吸引力。俄罗斯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上，仍可与美国匹敌，在独联体国家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尚且定位为欧亚地区国家，而不是全球性大国。中国虽然在世界的利益增多，但上述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我们应该吸取苏联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盟主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历史教训。
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影响看，中国国际地位应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从地理、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接受的。我们的影响力一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权，二是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影响力。中国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国家实力增强，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1.67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对外贸易额达到8512亿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大世界贸易大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中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对中国在未来20年实现人均4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充满信心。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期任重而道远，还面临国内和国外的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况且，中国还是一个没有最后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台湾问题是我们外交中的软肋，不排除有些国家利用台湾问题同中国讨价还价。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外交受制于人的情况就不会改观，中国的政治态势和军事态势都不会有较大的改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仍然排在后面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国家实力有一个辩证准确的估计，才能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头脑，脚踏实地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5.关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定位。对国家利益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从利益的基本要素划分，可以分为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从时空划分，可分为长远利益、中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从重要性上划分，可分为根本利益和次要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从策略上划分，可分为不能妥协的利益和可以暂时牺牲、妥协的利益；从空间划分，可分为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国内利益又分为中央与地方利益、阶层和群体利益。外部利益可分为周边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包括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发展、执政党的地位稳定和国家、社会的安全，集中表现为国家谋求社会制度巩固、社会稳定、人权保障、完善和发展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制度建设，加强有利于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是国家政治利益的核心，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证。它包括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人民的生存和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略与控制，也包括防止国家领土的分裂。邓小平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4]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繁荣。即要求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自主权，也包括平等互利地与其他国家进行金融、贸易和能源等的经济往来。国家的民族利益体现为各民族的总体利益，即总体的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就是指中国的总体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各民族的具体利益主要是各民族政治平等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优惠。阶层和群体利益指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在国家内部，国家利益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来讲，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将本阶级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轨过程中，各国的阶级和阶层都在发生分化，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和阶层，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在不同时期，国家的利益轻重缓急可以有不同的安排。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在任何时期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是不能妥协和牺牲的。在国际形势相对缓和、国家安全没有十分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家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是完全必要的。在和平时期，这种利益争端的处理，主要表现为国内政策的评估与调整和国家间合作与竞争。但在有外敌入侵或本国的主权受到威胁时，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则是压倒一切的，要采用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
国家决策既要考虑眼前利益，又要着眼于中长期利益，甚至为了长远的利益可以暂时牺牲眼前的利益。地方、局部为了国家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应该服从国家的全局利益。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安全是根本的核心利益，它既表现于国家的对外方面，也表现在国家的对内统一问题上。从原则上讲，都是不能妥协的。对国内政治问题的处理，从冷战后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政治策略，一种是为了避免流血，在国家面临分裂和动荡面前，妥协退让，带来的是国家瓦解、社会动荡、制度转换；另一种则是为了避免国家分裂，动用武力，虽然付出代价，但维护了国家总体稳定。
根据我国当前所面对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我们将国家核心利益的重点仍是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中心工作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6]，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否则这个中心不能放松。但由于“台海问题”的特殊性，即近年来台独势力抬头，“去中国化”的趋势在渐进式发展，特别是陈水扁玩弄两面政策，在2004年再度当选之后，搞实质台独的冒险性增大，“台海问题”的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大陆一边，因此必须做好应对“台海事态”突发的应变准备。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最终实现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处理好台湾问题可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处理不好，则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执政党的地位。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以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提升具有更为紧密关系，中国的外部利益与关注点也在提升。不仅周边态势、地区局势和全球形势与中国的发展环境有关，世界战略能源地区和战略能源通道，也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有关。能源的需求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而急剧增长，对外依存度大于国内供给和需求，使国家的外部利益在提升。因此不仅政治外交涉及中国的外部利益，经济领域的商品出口、原料进口、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国际旅游、工程承包、劳务出口、境外投资和技术出口也都关系到国家的外部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在和平、安全、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各国既面临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安全问题，也面临诸如环保、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治理全球性疾病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有人类普遍的共同利益，但各国也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与政策。在制定中国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普遍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
二、关于国际秩序理论
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一直是冷战后国际社会的斗争焦点和现实问题，也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核心就是国际秩序的内涵。首先，要弄清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两者是一回事，还是有区别？区别是什么？第二，我们倡导的国际秩序是强调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大国力量对比格局，还是也应包括国际游戏规则，强调国际法原则的规范作用？第三，我们在承认实力对国际关系发展变化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是只重视国家的硬实力，还是也要考虑国家的软实力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第四，我们在观察现实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格局时，是只重视国家的作用，还是承认其他国际关系角色、特别是最大的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的作用？第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实的国际秩序，是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有其合理性，总体在制度上加以维护，只是改变其不合理的规则，还是从根本上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准确的界定。
1.一般理解国际关系格局，或者称国际政治格局“指的是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角色间相互作用和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构”[7]。国际秩序是由国际法规范的各国相互作用的规则。亨廷顿认为：“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8]他所阐释的世界秩序否认了全球政府的模式，承认现实的世界是多种文明的世界，世界秩序的组成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抛开他的关于文明冲突的结论，他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的。无论是国际关系格局，还是国际秩序都必须在多种文明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应该说，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秩序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其共性是：无论国际关系格局，还是国际秩序，都有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但也都包括各国认可的国际游戏规则，也就是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原则。这恰恰是二者容易混淆的地方。二者区别在于：国际关系格局更强调力量对比的外在形态色彩，而国际秩序更强调运行规则与制度建设，更体现不同国家追求的理想国际社会的运行规则。但无论是国际关系格局，还是国际秩序形成，最终都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
2.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力量对比关系与游戏规则都是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中国倡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既包括力量对比关系，也包括建立在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行为规则。但在国际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通过参加签订多边或双边文件，更强调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比如1997年中俄发表《关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001年7月中俄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都阐述了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的原则，如双方相互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根据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相互采取经济及其他施压手段，彼此之间的分歧将以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和平方式解决等。这些原则不仅规定了两国未来关系的发展框架，也树立大国关系之间的规范，对21世纪国际关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体现了中国追求正义、平等、公正和大小国家的普遍参与国际事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外交特点。
3.关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问题。我们既重视硬实力作用，也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内涵也有各种不同的标准。总体讲，硬实力包括经济总量、工业总量、科技水平、军事力量、国土面积、人口多少等。软实力包括文化影响力、国家凝聚力、党和国家领导决策力和决策水平、民族的向心力等。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硬实力是指大国力量对比，软实力则指人心向背和国际道义支持。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既重视发展硬实力，也重视发挥自己的软实力。毛泽东在50-60年代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时期就决策发展中国的核武器，是看到在现实国际斗争中，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没有原子弹，我们就要被欺负，在国际舞台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着眼点也是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力量、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可见国家的实力，首先是硬实力。没有与国家地位、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做后盾，我们的政治影响力会缩水，在国际社会所提出的主张就不会起作用，或者大打折扣。中国在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上都有一定的基础，也都有加强建设的空间。在国家的实力评估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重视硬实力建设，既要看到我们现有的经济实力基础与地位，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乐观。在霸权主义没有退出国际政治舞台的情况下，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弘扬国际关系准则，可以起到增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团结世界多数国家的作用。
4.构筑国际秩序的主要角色。在国际秩序的构筑中，既要看到国家仍然是最活跃的角色，最基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认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虽然国家仍是关键的行为者，但非国家行为者可望在推动跨国活动、制定国际规范和影响政府行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9]对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评估，我们既要看到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也要看到欧盟扩大、亚欧首脑会议对话、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对全球一体化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例，虽然既不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主权属性，也不具有领土属性，却是国际舞台上意义重大的行为者，它的成员在扩大，活动范围已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就突破了北约章程的规定。尽管我们肯定国际关系行为体或角色增多的这种变化，但是我们在总体估计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大国关系所起的作用，仍是第一位的，这种估计不容动摇。
5.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评估问题。我们从50年代就“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10]这种主张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当时具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革命色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影响日益扩大，对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变化起到积极作用，国际法原则在联合国已经获得通过。但总体看，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态势没有改变，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依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起主导作用。冷战后的现实说明，强权政治由于得不到有效制衡更加为所欲为，恰恰是美国要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挑战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甚至公开提出将联合国边缘化，根本抛弃现存的国际秩序，彻底否定现存的国际秩序，建立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因此是不得人心的，遭到包括美国盟国法、德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因此可以说，现在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际是改良的主张，而不是根本变革现有的国际秩序。
三、关于中国的对外战略理论
中国外交战略就是要为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的中国发展目标，规划制定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政策纲领。目前对“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众说纷纭。“和平崛起”的理论本意在于强调和平，消除“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是和平的力量，中国发展起来也不称霸。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与我们的解读不同。他们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也会对别国构成威胁。是提“和平崛起”，还是提“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笔者认为，为减少不必要的外部猜测和解读，体现中国对外战略的一致性，还是提“和平发展安全合作”外交战略为宜。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是我国外交一贯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是推动地区和平与世界形势的缓和，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公民及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包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推动世界和平的两个方面。中国外交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争取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扩大与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促进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的体现；中国倡导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致力于用斡旋、调停方式解决热点问题，实际参与维和行动，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作用的体现；保护中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人权和利益，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念体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争取最大可能实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但要防止台湾以所谓“修宪”或“公决”的方式分裂出去，则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的体现。
发展是目标。任何国家都谋求发展。但中国的发展，不谋求损害别国的安全与利益，只求平等的竞争与合作。这种发展既指国内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指国家的统一大业。我不干涉别国内政，但坚决反对外国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国家统一大业的干涉。随着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国国力地位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可以更多发挥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更有所作为。外交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将中国的市场开放、商品出口与资源保障、吸引外资等要纳入外交的具体规划。比如中哈石油管道的建设，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对亚欧陆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给予积极推动，已经获得良好的反响。积极参与铺设石油管道和铁路建设，将中国的石油多元化发展战略与发展国家政治关系结合起来，加大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的对外战略。
安全是谋求创造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安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也包括经济环境，既包括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参与，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合作是中国外交主要行为方式。在外交为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环境、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维护周边和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形势总体缓和最基本任务时，中国处理国家关系要以合作为主要行为范式。竞争促进发展，合作也促进发展，而且是共同发展。中国在国际合作中谋求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中国倡导“求同存异”，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处理南海争端，都体现了中国以合作求发展，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决心。中国提出“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文化底蕴。“以和为贵”与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是辩证统一的。中国不会为了求得和平，就对一些国家不合理的、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以退让求得解决。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加大相互信息交流与信任，增强新安全模式的建设，提升亚太和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环境。
总之，“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的选择，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内需，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冷静判断和中国实力的科学定位，也符合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与中国国内制度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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