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与鲁迅小说中的生命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意识论文,生命论文,留学日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4)06-0017-05
明治维新后，日本向西方学习进而富国强兵，这促使20世纪初期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奔 赴日本，日本成为中国挣脱封建传统束缚和跨入现代社会的一座桥梁。1902年春，鲁迅 赴日留学，先入弘文书院，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到日本后，鲁迅眼界大开 ，他广泛涉猎西学，这既深化了他自己原有的科学思想，又大大扩展了他的精神视野。 后来，因感受到中国国民思想的愚昧和麻木，并认为他们急需思想的启蒙和灵魂的改造 ，鲁迅便弃医从文，立志做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对此，他曾表示：“善于改变(国民的) 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417)留日期间 ，鲁迅经由多种方式了解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找到了改造中国腐朽、愚昧 、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2](P46)此间，鲁迅饱览和 自觉吸取了西方科学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学理、文学精神，为濒临绝境、处在历史转折 关头的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扇走向世界，跨入现代社会的“新世纪之门”。
一、从尼采等“摩罗派”身上获取“颠覆”及“创造”的魂魄
鲁迅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之时，“尼采热”在日本达到顶点，刚刚到达日本的鲁 迅立即被明治文坛的浪漫主义论争所吸引，这促使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积 极购买尼采的著作，从中“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对于尼采等人的“权端个人主 义”思想，当时鲁迅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的思想逻辑是：个人主义 = 个性主义 = 发 扬踔厉振兴民族之精神。鲁迅把尼采称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把尼采放在斯蒂纳 之后“极端个人”序列的最高位置上。当时鲁迅接受了“尼采的进化论的伦理观”，并 极力赞扬拜伦式的英雄，推崇“恶魔派”诗人，在承认严复的“自然的必然”的前提下 ，加入尼采式的“以意志超越自己”的因素，认为人类历史是“意志”不断地抗拒“必 然”，实现自我的过程。这种自我“人格”进化的结果，就是“超人”的产生。鲁迅认 为，尼采所说的强化权利意志，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英雄主义。其积极因素是 ，否定一切已存的传统，在不断的反叛与创造中实现自我价值。其消极因素是，真理被 看作是自我权利意志为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
鲁迅走进尼采的精神世界有其主客观原因。当时留日学生，一般都能掌握两种以上的 外国语，这就为他们直接了解并掌握外国文化提供了条件。加之，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 统，凡学医的必须学习德文。以德语为媒介，鲁迅便深入地接触到了德国的哲学、文化 和文学思潮，也自然地受到了尼采的非同一般的影响。
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就敏锐地洞悉了尼采“反抗为本”哲学思想的醒世励 民的积极意义，他激情赞赏道：“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 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 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 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2](P54)此时，鲁迅已从尼采等“摩罗派”身上吸取了“ 自省”、“理性”、“个性解放”等一系列颇具现代性的意识和精神，并促使他对现代 生命意义进行深刻的思考。鲁迅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大力推崇尼采宣扬的“天才”和 “至上”的个性精神，并以此作为破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痼疾，拯救中国人自然 人性和个性活力的锐利武器。在这些作品中，鲁迅以精神界之战士的“超人”姿态，探 索“国民性改造”和重塑现代人生命意识的正确途径。我们看到，鲁迅在小说中一再描 写了“先觉者”的“超然”和“激愤”，描写了“庸众”的“荒唐”和“麻木”，这些 都明显受到了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同时又尽量避免尼采视民众为“庸众”——“ 以愚民为本位，恶之不殊蛇蝎”的贵族主义偏激意识。鲁迅将尼采的“颂强”转变为“ 抗强”，将尼采的“灭众”矫正为“救众”，鲁迅赞扬“超人”，意在“立之为极，俾 众观瞻，则人庶乎免沦没”[3](P23)。鲁迅描写阿Q们的愚昧和麻木，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是为了促其奋起。起始于《狂人日记》，鲁迅便以先觉者的姿态，开始了 国民性改造的艰难的人生跋涉。
从《呐喊》到《彷徨》，每一篇小说都凝聚着鲁迅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情感意向和批 判理性精神，这其中显现着尼采式“偶像破坏者”的激愤。鲁迅希望借助于小说，向中 国几千年传承的封建主义文化“施行袭击，令其动摇”，无论古今人鬼，《三坟》、《 五典》，百宋千元，统统踏倒它。其中还洋溢着拜伦、雪莱式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 由意志。鲁迅大加赞赏拜伦、雪莱、歌德等“摩罗派”诗人积极进取、勇于抗争的主体 精神：“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Byron)。 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人之，为传其 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4](P66)鲁迅赞颂“疯 狂”的尼采，宣称只有卓然于污浊世界的“超人”，才具有“强壮而健全”的天性，才 具有“不竭的创造性的生命意志”。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鲁迅显现出自己“致人性于 全”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追求，他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和批判，有着异常深刻的思想深度和 异常精确的理性评判。对于拜伦、雪莱、歌德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 人，鲁迅奉其为“精神界之战士”的楷模，并在其小说的人物塑造和艺术描写中呈现出 他们的勃勃生气，奋斗不息的个性精神和崇高境界——“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 ，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4](P66)
二、从果戈理等“精神审判者”那里“拿来”灵魂的解剖刀
鲁迅留日时期，盛行已久的日本文坛翻译风潮之重心已从英、法等国转向其他欧洲民 族，这一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热心译介并努力取法外国文学的鲁迅。鲁迅曾感叹 道：“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 ，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介绍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5]( P604)鲁迅此时的收获是：“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阿 尔志跋绥夫(M.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Korolenk o)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感受了反抗”。[6](P416)
受到当时日本热衷于俄罗斯文学潮流的影响，鲁迅对俄国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 外，鲁迅还能够通过德文译本，从另一种途径了解俄国及巴尔干国家被压迫民族的文学 。鲁迅曾回忆说：“那时——19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 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6](P459)为了经由“德语之桥”学习俄国及 巴尔干国家的文学，鲁迅一方面通过日本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平常则搜购德文的新 旧书报，在公寓里借助字典自己阅读。对此，周作人说道：“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 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 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地说，这是匈牙利、芬兰 、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挣扎着的 民族。”[7](P42)俄国及巴尔干国家的文学影响到了当时鲁迅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 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 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 ，而战斗。”[8](P389)鲁迅后来成为一名卓越的小说家，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承 认小说创作的成功，是因为“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 作品”[9](P364)。
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对此，鲁 迅自己一再说过：“1834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188 3年顷，尼采(Fr.Nietzs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 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但后起的《狂人日 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 茫。”[10](P238-239)早在1917年，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称赞果戈理的创作是“ 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4](P64)。谈到自己留日时期对果戈理作品的格外欣 赏，鲁迅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 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 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
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11](P511)
当《阿Q正传》发表时，周作人就以“仲密”的署名发表了一篇谈《阿Q正传》的文章 ，指出：“《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 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 影响”[12]。可以说，果戈理的作品，直接影响了鲁迅小说创作的基调和艺术表现方式 ，他们都娴熟地运用了“人类灵魂的解剖刀”，通过对一系列充满病态人格的人物形象 的塑造，剖析了社会伪善、腐朽、罪恶的本质，揭出社会人生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 意。鲁迅如同果戈理那样，其小说创作，在社会写实的描写中融入象征主义和意识流的 艺术表现手法，以令人警醒的笔墨展示出在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国人的 精神病态，思想性格弱点，以及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悲剧，作品表现出异常深邃的“为人 生”和“改良人生”的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鲁迅赞赏的另一位擅长灵魂剖析和精神透视的俄国作家。他在作品 中揭示了人的深层意识，即人力图摆脱社会性束缚，享有生活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本能， 深深地触动了鲁迅。鲁迅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这一艺术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 ，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 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13]鲁迅的小说有着异乎寻常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表现力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长处。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称他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还认为他是一位暴露出下层人们心灵病根的人道主义者：“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轻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对于这种灵魂审问的实质意义，鲁迅发人深省地指出：“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13]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鲁迅的小说创作也充分而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内涵和精神特质，他们都长于描写人物的病态心理以及肉体和精神痛苦。他们犹如“灵魂的审判者”，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人性的种种可悲、可叹、荒唐、灰暗之处，使人们的心灵受到强烈震颤。鲁迅是有着积极进取心和忧患意识的作家，他的小说中令人沉痛的心理揭示，使人深思，促人反省，并给人们指示出人性进化和人格完善的灵魂拯救的“药方”。鲁迅小说中无论是对农民命运的关注，还是对知识分子人生遭遇及心理历程的描绘，都饱含着作为启蒙思想家、改革先驱者的鲁迅，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以及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
俄国作家安特莱夫也显著地影响了鲁迅的小说创作，鲁迅曾确认过安特莱夫的风格给 予自己创作的影响。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不仅透露了《 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的渊源关系，还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 来夫(L.Andreev)式的阴冷。”其后不久，在给肖军、肖红的信里，他有过同样的表白 。
鲁迅高度赞赏安特莱夫的创作，不仅1908年说过安特莱夫“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 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14](P159)1921年又说：“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 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 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15](P185)据周作人回忆：鲁迅 青年时代，在许多俄国作家中，最喜欢的是安特莱夫[16](P131)，安特莱夫是当时俄国 特色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前期的作品描写下层社会中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对他 们人生的悲剧寄予深切的同情，作品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精神。鲁迅从安特莱夫的作品 中读到了“19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黯淡”[15](P185)，“看见了被压迫者 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6](P460)。联系到中国社会“吃人”、“非人道” 的传统和现状，鲁迅坚定了自己小说创作的审美基调和价值取向：“说到‘为什么’做 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 生。”[11](P512)鲁迅小说暴露旧社会的病根，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安特莱夫以及俄国和东欧作家的创作，是鲁迅这一创作倾向形成的主要“诱因”。鲁迅 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 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 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 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 来了。”[8](P389)这使得鲁迅当时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这不幸的人们，一是农民，其次是知识分子。如同安特莱夫一样，鲁迅小说将文学描 写渗透到人物灵魂的深处，在心灵世界中，暴露历史痼疾和现实阴暗对人性的侵蚀和摧 残，生命的状态在生与死，在现实与历史的沟通和触动中呈现出“灰冷”、“死寂”一 般的悲剧气息。
三、从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处感悟到文学源自生命的原动力
“五四”前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强烈冲击的弗洛伊德学说，是 以日本为中介传入中国的。鲁迅留日期间便对弗洛伊德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是“ 五四”时期引介弗洛伊德学说的较早的、较有影响的一位人物。当时鲁迅发表了一系列 进行思想启蒙和促使人性解放的杂感和短评，其中一些篇章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学说加 以运用，并对弗氏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行新的阐释。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初自觉地将精神分析法运用于文学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他 最早的一些小说作品，如《阿Q正传》、《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都成功运用 精神分析法于艺术表现之中。1924年他又花费大量心血，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 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和《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中 用厨川白村的原话概括了《苦闷的象征》全书的主旨：“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 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17](P232)厨川白村虽然承袭 了弗氏用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来解释文艺创作的动因，但对弗氏“将一切都归在‘性底渴 望’里的偏见”持有异议，他用广义的生命冲动取代“性底渴望”。鲁迅肯定了厨川白 村对精神分析所持的批判借鉴态度：扬弃了弗洛依德把一切归之于性欲的“专断”，又 汲取了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压抑、升华等等，从而产生自己对文艺的独到见解。
弗洛伊德学说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不表现在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整体性认同上 ，而表现在潜意识理论对鲁迅开掘人物灵魂的深度与广度的启发和帮助上。鲁迅对弗洛 伊德和厨川白村的推崇，直接影响到他“五四”时期生命意识以及人生态度的确立。鲁 迅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关注着中华民族的新生，关注着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的进化 。在小说、散文诗等文学作品中，鲁迅通过对中国人的生命意识的深刻揭示和剖析，立 志对愚弱的国人的思想启蒙和人性改造，承担民族性重铸与完善的重任，他运用精神分 析这把切入肌肤、深入灵魂的解剖刀，深入发掘出“伪道学家”多层次意识领域的本能 欲望，使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虚伪的本性原形毕露，极大地促进了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进 化。
鲁迅以女娲补天故事写成的《不周山》(后改为《补天》，“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 创造，以至衰亡的”[11](P513)。这篇小说与弗洛伊德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鲁迅在《 <故事新编>序言》中曾说：写这篇小说“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弗洛伊德坚持“本能决定论”，他所说的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驱力。早期，弗洛伊德主张人有两种本能：一是自我本能，二是性本能，它们都源于人体内部的需要或冲动，并通过能量的释放达到心理紧张的缓解和快乐的满足。后来，弗洛伊德又将其发展为这样两种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强调人的生命现象始终存在两极化——建设性和破坏 性、进取性和倒退性。在《补天》里，鲁迅描写的便是女娲身上本能力量的蓄积和释放 。小说的第一部分情节表现的是女娲被压抑的性的本能力量被释放而获得心理的满足， 这与弗洛伊德早期的本能论相吻合。小说的第二部分情节则写了女娲与天崩地塌的大破 坏和大毁灭相抗争的炼石补天的伟业，将生命现象中生与死，大建设与大破坏的两极对 立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无疑又与弗洛伊德后期的本能论相贴。
潜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学说的基础，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 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它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潜意识按着快乐原则使被压 抑的欲望、本能冲动以掩饰的方式表露出来。鲁迅的一些小说运用精神分析法，深刻剖 析了人物深层的、潜在的意识流动，写出了他们外在的言行举止与内在的心理动机之间 的错位和抵牾，对人物灵魂进行了异常深刻的理性的审视和拷问。在《肥皂》和《高老 夫子》这两篇小说中，作者借助于对人物一系列潜意识活动的描述，袒露出鄙俗的封建 旧派人物伪善、肮脏的阴暗心理，辛辣地嘲讽和鞭挞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封建伦理 道德的伪善和荒谬。鲁迅的其他一些小说，如《弟兄》、《白光》、《离婚》等，也都 于潜意识领域，深入发掘人物超常态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特性，使作品在透视人物灵魂方 面具有了非凡的深度和广度。
收稿日期：20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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