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流通产业组织演化机理研究——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了新历史背景下的经济转型阶段，这对各经济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流通产业作为肩负扩大、引导和消化内部需求的组织载体，所面对的挑战格外直接与艰巨：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我国由“生产导向型”经济越发向“内需导向型”经济转变，以解决消费品过剩形势下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若使我国流通产业发挥应有潜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实现有序、快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作为先导的流通理论研究是当即要务。现代流通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一方面需要从马克思经济理论和现有西方经济理论中获得，一方面更对内在的理论创新产生诉求。如高铁生、黄国雄、张志刚等国内流通领域研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呼吁在现代流通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流通理论创新的重要性。[1-3] 但近些年来国内流通领域的理论研究大都集中在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批判吸收的呼吁，企图在两条理论道路间整合出支撑流通经济理论的路径，如王雪峰认为现代流通理论应该吸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和逻辑范式，提升流通理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4]这种研究思路可能面临的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论及流通命题时过于片面，研究方法也属于简化、静态的还原论，本质上并不适应动态的、系统的流通现象，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可能永远难以应对或满足现代流通经济的诉求。正如洪涛和范瑛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推理”两阶段公理性研究方式决定了其对经济现实的抽象；[5]李诚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与流通理论的难以相容的本性进行了讨论。[6]或者一些研究仅仅空喊理论探索的口号却依然致力于流通产业实践和具体问题的解决，这虽然与流通产业的特点有关（如批发、零售、物流、仓储等流通产业主体的异质性），但长此以往，会导致大量的流通实践研究难以对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流通变迁提供稳定的解析，同时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安排也不置可否。 因此，如果研究现代流通产业的方法不主动发生改变，流通理论内容的革新和完善可能会成为空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我国新形势下正在或即将面临的“流通革命”。笔者认为，为了应对目前流通理论残缺、研究方法十分不健全的困境，应该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特别是研究方法之创新的尝试，这需要广泛借鉴西方各经济流派多元的理论成果，以找寻最适合研究流通产业动态的、系统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而不应在流通理论含苞待放之时将其束缚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藩篱中。同时针对流通产业的各主体部门的异质性，既需要注重总体理论科学、系统的搭建，也不能放弃差异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找寻流通框架内差异现象的相同本质，比如对现代流通产业出现的竞争垄断并存的矛盾统一性的解析等。[7]本文便是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对现代流通产业组织变迁和以上提出的问题所做的尝试性研究。 1 为什么从演化经济学视角考察流通产业组织 分工和专业化自古典经济学起即成为经济现象和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因为其与社会生产的效率密切相关，且随着生产规模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商品的流通效率问题成为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之同时，得益于社会部门分工的流通组织也开始了它的演化进程。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一同发生演变，①两者的协同作用支撑了社会生产的扩大，其流通的作用就在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价值实现过程的协调。 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不仅仅只提出了流通命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指明了流通问题研究的出发点以及应该采取的思维方法。从以下三方面予以理解：第一，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关系时曾以企业（或厂商）组织作为划分两种分工范畴的边界，②企业边界之外的社会分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会降低中间产品的流通效率以及终端产品的价值实现效率，③于是，在经济发展的演化过程中所伴随的这种以企业组织为载体的社会分化会迫使“流通”职能单独分离，以服务于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实现。第二，同属劳动本质的流通环节独立于生产过程后，也带走了一部分的价值产生权，④当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继续提升时，流通的作用会越发重要，流通效率对产品生产的牵制力也越强，同时流通部门本身也会继续发生分工，这导致了流通企业边界的出现和流通产业的形成。现代经济体系中所呈现的各种流通业态即是流通业进一步分工的结果，其成为流通经济研究的主体。第三，马克思无论是从分工理论引出流通命题的过程，⑤还是分析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劳动分工的协同作用时，所运用的分析方法都是动态的、复杂的、系统的。虽然对于马克思是不是演化经济学家的争论在国内一直没有停歇，但就他对经济社会研究的哲学观及方法论而言，绝大程度符合现代演化经济学认定。⑥那么，在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流通问题的这三方面总结的意义之上，流通经济研究的本体应该定位于流通产业组织，研究方法应该是演化的。也如庄尚文和韩耀的研究中指出的“流通组织的演化和创新本质上是众多生产者、商业者与消费者相互作用的结果”。[8]这些研究不仅强调了流通产业组织在流通效率和流通演化中的关键地位，也给了我们从系统的演化角度考察现代流通产业，特别是流通产业组织理论的启发。 事实上，社会分工和流通产业效率的提高内在地要求流通组织作为产销过程的枢纽，在不断受流通链两端刺激的创新中实现演化，以满足“集中生产”和“分散消费”之间的动态协调。虽然现代流通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差别很大，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两者同起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且相比较而言，经济社会的流通现象（即便是最广义的流通）不过是宏观经济体系演化范畴的一部分，演化作为大的概念完全可以胜任一定程度上对流通（产业组织形式）的解读。况且在演化经济学需要研究主体、流通经济学缺乏研究方法的状况下，与其说演化经济学与流通产业的结合是一种互补，不如说是流通的一种回归。一些学者如石明明、张小军也已经提出了流通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融合的建议。[9]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让流通产业的研究回归动态、回归系统、回归演化，并定位流通产业演进的“新奇”所在。 2 流通组织演化之“新奇”的产生 演化经济学将产业组织乃至经济社会变迁的动力归结为“新奇”这一本体，它表示持续性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项和创造力，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10]马克思经济学的演化分析缺乏对社会演进动力“新奇”的描述，该缺陷也同样存在于流通命题，但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现代，这并不妨碍我们捕捉流通产业变迁之新奇的来源。余国峰和宋则通过“商业”和“商业服务业”两条属性界定了流通产业的范畴。其中“商业”包括批发、零售、餐饮等业务组织，“商业服务业”如提供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业务组织。[11-12]诸如他们提到的这些现代商业组织形式，无不是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变革的生产方式中衍生出来，尔后又相对独立以满足多样性增长的消费需求和社会分工效率的职能部门，越来越多流通业态的出现是生产力增长的必然。进一步，于国峰认为“流通产业是指与商品流通和商业直接相关联，或为商品流通和商业提供必要条件的各种产业的总称”。这里的“提供必要条件”一词清晰地指出流通产业的存在不能完全独立，由于商品经济环境下生产与消费有天然的联系，一切流通环节都必须保证其职能的附属性。事实上，分工所导致的流通从生产过程分离，改变产销组织架构，出现流通产业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制度的“新奇”产生，而流通作为产销过程的衍生成分，其变化和创新的“新奇”必然受制于生产力和消费方式的变革。 演化经济学从生物进化角度将技术和制度创新比作自然选择的过程，新奇的产生是连续的、自发的，如基因的变异，而产生的新奇能否相对稳定地维持下去，要取决于与之相关机制的选择。对于流通产业链来说，生产力、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是流通产业的一种选择机制，不过该机制是通过流通组织本身的盈利情况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流通组织和其他企业有相同的本质。因此，对流通产业组织演变不能忽略和脱离流通产业链两端，笔者将流通产业组织演化之“新奇”的产生的流程归纳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消费需求的差异化增长—流通方式的选择—流通组织的选择”四个主要步骤。 2.1 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 流通的价值创造过程是从商品生产过程中分离而来，流通组织的形成和演化既服务于生产也受制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流通形式和流通组织新奇的产生根本上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将生产力的发展归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在演化经济学视角里并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的内生性问题。熊彼特对经济系统变化出于“创新”过程的研究曾用“创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他的“创新”侧重描述经济意义上的“制度”或组织创新。[13]之后的学者将这种由企业家精神引领的制度创新与技术上的创新一同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用演化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新奇所在。一方面，熊彼特“创造性毁灭”概念下商品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制度创新是通过企业家精神付诸“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的实践予以实现的，具体有：（1）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这涉及商品的研发。（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表示生产技术的研发或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3）开辟一个新市场。意味着生产范围和销售范围的扩大。（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即为产业内部关系的重构。（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即产业组织研发。通过这五种创新形式，商品生产的效率在符合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获得提升，生产力得以发展。[13]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技术创新，包括新商品的研发、新生产流程的研发等都包含在广义的制度创新中，之所以有必要将其独立出来，是因为商品生产领域技术的创新可以相对独立地跨越组织边界，使商品流通领域获得正外部性的影响。比如，机械化大生产引致了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的技术革命，电子科技产品的发展催生了信息流通业的成长等，以至于如今许多商品生产实际上是满足流通产业运行的物质需求，将生产的目的直接定位于流通业，因此商品生产领域的技术革新对流通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总之，商品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革新是流通生产力和流通方式变革的先导，虽然流通生产力也同属社会生产力，流通组织的制度和技术创新也存在，但其所起作用的时间要滞后和受制于商品生产领域的革新。 2.2 消费需求的差异化增长 舒尔茨认为制度的变迁要追溯其根本的人性因素，就是“人的社会经济价值不断提高”，而消费行为本身作为广义制度范畴内人的社会经济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消费需求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也不过是应对多样化商品生产的一种合理响应。实际上，由于人个体的差异性，消费需求的增长方向和程度并不一致，这体现为消费终端需求的差异化增长上。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驱动，新的生产函数产生种类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同时消费行为人经济价值提高使得他们不同程度地追求消费品和消费渠道的多样性，于是，消费对新的流通方式的需求便产生了。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流通方式产生并不意味着之前的流通方式会立即消失，出于消费行为人个体的差异，对消费品或消费渠道多样性效用感知和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现实生活中多种新老流通方式的并存也是这一判断的良好印证。如一些人喜好去大型连锁超市消费，哪怕是瓜果蔬菜的购买，因为他们对消费质量和购物环境感知力强；而有些人喜好在露天菜市或批发市场购物，则由于他们重视价格带来的效用。因此，在多样化的消费行为影响下，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流通形式之“路径依赖”，流通产业组织演化会实现多业态均衡。 2.3 流通方式的选择 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消费需求的差异化增长—流通方式的选择—流通组织的选择”这四个主要步骤连续存在着流通方式的“尝试性突变”，它主要以人或组织的行为方式多方向性改变为表现，并作为最初和最普遍的一类“新奇”出现在社会各领域，若出现在流通产业中则表现为新流通方式的尝试。⑧如零售业点的自主性打折销售、区域性差异定价、广告策略的改变等涉及流通组织乃至个体行为变化的尝试。⑨如果“尝试性突变”的行为结果在普遍意义上没有为流通企业带来预期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不符合流通链两端的价值追求，⑩如此的突变行为就会被摒弃；反之则会成为同类型流通组织的经验样本，乃至成为流通理论的组成。 那么，基于生产力和消费多样化的增长，在其中起枢纽作用的流通方式之“新奇”也获得了其选择作用的外部制度框架，它与流通方式的“尝试性突变”这一内部“新奇”产生机制共同决定流通方式的演化，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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