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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155(2008)02－0090－07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由于大会未能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挽救革命，为党指明出路，故在一个较长时期，相对于党的其他历次代表大会而言，中共五大不为人们重视，对其研究和探讨也不甚充分。为促进中共五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以供进一步研究作参考。
一、中共五大研究的历史概况
1.建国前的研究
中共五大闭幕后，关于会议的分析评价就已开始。由于大会召开时，蒋介石已公开背叛革命，形势处于急剧变动之中，而五大后两个月大革命便宣告失败，因而如何看待五大所起的作用及其在中共党史中的历史地位自然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焦点。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的一些同志从肯定国际路线的立场出发，对五大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如：罗易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1927年5月)、米夫的《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8年)以及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等论著指出：在国际决议指导下的五大本身是正确的，它使党在短期内提高了许多，中共五大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对党的五大的历史地位不能评价过高。如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中指出：“第五次大会除已形式上接受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以外，只落得模模糊糊的一般概念”，“并无明显的具体的规定”。李立三在《党史报告》(1930年2月)中也说：五次大会“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瞿秋白等人虽然看到了五大存在着缺点，却又把这些缺点归因于人们对国际路线的认识不够明确，贯彻不够坚决，而对国际路线本身则没有能够作出批判性的分析。这类思维方法，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党内流行的那种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痕迹[1]。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五大的研究论述一般是作为大革命研究的一部分来涉及，没有形成独立研究。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虽涉及到了五大，但并未展开论述。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避了从正面评价五大，只是一般地说：1927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并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从总体上看，建国前党内对中共五大的研究还是十分有限的，研究者多为会议的参加者或党的一些领导人，这使得研究的理性分析不足，更由于当时不能历史地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方面与不足之处，因而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五大以及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五大的研究。
2.建国后的研究
建国后关于五大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对五大的代表性、也是权威性的论述就是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提出的，即“第五次大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虽然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却在实际上坚持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样，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2]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时期由于党内“左”的错误持续发展并陷入认识上的迷雾之中，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受到极大冲击，使得许多正常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关于五大的研究也不例外。相较于祖国大陆的研究停滞，香港及海外一些学者根据掌握的资料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受研究方法及动机目的的影响，他们往往从权力争夺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这就容易使研究陷入狭隘主义的误区，也就不能对一些历史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苏联学者则从维护苏联利益出发，强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的一贯正确，作为对比，指出中共党内经常发生“左”和右的错误。这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三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共五大的研究真正在学术领域的展开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全方位贯彻，社会各领域受“左”的思想困扰的局面开始得到改观，这就为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
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五大历史地位的评价。1981年毛磊、刘继增、袁继成的《试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一文发表。随后出现了一批争鸣性的文章，围绕五大的得失问题展开讨论，并进而涉及到土地革命、五大与“八七”会议的关系及共产国际与五大的关系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除得益于当时宽松的学术环境外，还因为一批有关五大的研究资料、相关人物的回忆录的出版和公开发表，为五大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此外，一批共产国际及苏联的相关文献资料的编译出版，使得共产国际与五大关系的研究有了相对可靠的资料来源，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档案文献开始逐渐解密并公开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被编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出版，为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及中共五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献资料，直接推动了中共五大相关方面的研究。2007年正值中共五大召开80周年，10月份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书，其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五大的档案文献资料。11月30日，值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落成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共同举办的“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诸多方面对中共五大进行了集中深入地探讨，极大地开拓了五大研究的视野，也为五大今后的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中共五大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的进展
关于中共五大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因而，下面就近30年来有关五大讨论较多的问题进行整理和分析，分别介绍。
1.关于五大历史地位的评价
关于五大历史地位的评价是研究中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五大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与此有关。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种看法。
持基本肯定观点的人认为，五大是一次富有开创意义的大会，对中共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功绩。具体而言，五大的历史功绩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大会总结了四大以来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在政治上统一全党的认识，胜利实现由大革命到土地革命的转变作了准备；其二，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并提出一些相关措施，通过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建立农村农民革命政权的决议，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其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大批无产阶级的优秀革命家通过大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为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党的组织建设是一个突出的贡献；其五，首次在党内建立了监察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制度，对党的自身建设意义深远①。在充分肯定五大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他们一般也都认识到五大存在不足之处。如大会没能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能够拿出解决武装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的实际措施，也就没能担负起紧急时刻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功绩与不足二者相较而言，功绩是主要的，占第一位的，不足是次要的，占第二位的。
持基本否定观点的人认为，对于五大来说，缺点是主要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七次党代会中，五大的历史功绩最小，如果过高地评价五大的历史地位，势必会低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大革命的严重危害。不过他们也承认五大通过了一些具有一定正确内容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某些问题的认识有所推进，这些正确的东西对以后的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及其修订本在评价五大的历史作用时，既从大会在当时所实际起的作用出发，指出它没能抓住挽救时局的关键，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难以担当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又指出它所强调的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重要性[4](P192-193)。
200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召开的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共五大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要对它进行客观、辩证的分析，有功说功、有过言过，不走极端；此外，要用历史的、联系的和发展的眼光，把五大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历程中去考察，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2.关于五大与土地革命
曾有观点认为，土地革命的口号是在南昌起义时提出的。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是中共五大首先提出了土地革命。理由如下：其一，五大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革命；其二，五大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党的主要任务；其三，五大确定了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中坚力量及策略方法；其四，五大通过的土地革命政纲被肯定和沿用[5]。大会所通过的土地革命纲领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是挽救当时革命的有效措施，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6]。
尽管五大首倡土地革命，并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会后土地革命的一些政策并未得到很好贯彻也是事实。对此，很多人认为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妨碍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人指出这种观点是有失公允的，认为土地革命的决议不能得到贯彻执行主要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错误造成的[7]。因为，五大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的，共产国际强调实施土地革命与维护统一战线并重，但统一战线居第一位；同时国际又主张依靠武汉国民政府来实行土地革命，这就注定了土地革命的政策难以执行。
关于五大《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的政策能否解决当时的农民土地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传统观点认为，这种规定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因为南方各省的小地主很多，按照五大的标准，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许多地主子弟又混迹于革命军中，则可供没收的土地有限，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对此，有人认为“南方小地主很多”的说法不符合实际；而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在当时也是一种正确的策略；中共决议同时充分照顾到耕种小地主土地的佃农的利益。可以说，这一决议案若能在实际中得到贯彻，还是能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8]。由于对当时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以及革命军的构成状况缺乏确凿的统计数据，使得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得不到真正的解决，需要我们继续挖掘相关史料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3.关于五大与“八七”会议的关系
五大与“八七”会议同是召开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相隔不足半年时间。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之间有无联系呢？有学者指出，“八七”会议之所以能在紧急关头彻底结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出土地革命的方针，是与五大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分不开的，可以说，五大为“八七”会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充分准备②。也有人认为，五大的正确内容只是对“八七”会议有一定的影响，而“八七”会议的功绩主要是“五人中央常委”、“八七”会议参加者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把“八七”会议的成绩说成是五大所作的充分准备的结果[3]。
不难看出，研究者一般都承认五大对“八七”会议的影响，分歧与争论的只是五大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八七”会议，这又涉及到对五大作用的具体评价问题。
4.关于五大与党内“左”倾错误
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过去一般都只看到五大反右的不彻底，造成陈独秀右倾错误在大会后继续发展，这就把五大和陈独秀右倾错误绑在一起，忽视了大会期间显露出来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左”的错误倾向。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指出：五大在批判“二次革命论”的同时，又出现了“一次革命论”的偏差；大会存在种种右的错误的同时，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也开始滋长了“左”的情绪[9](P110-113)。也有学者对五大在资产阶级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共产国际和中共五大认为随着革命的深入，资产阶级命定的要叛变革命，这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至少是资产阶级绝大部分的叛变，也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这一认识出发，直接提出党要“为加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更不合时宜，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斗争对象，埋下了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根苗[1]。五大在对资产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认识等方面，都明显表现出向“左”倾斜的变化。中共五大可以说是党的指导路线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始于此，不久发生的“左”倾错误也萌发于此[10]。这也告诉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发生。
5.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中共五大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多了起来。中共五大是在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因此，必须将中共五大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纳入视野才能更好认识五大。
张静如从中共五大的思想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着眼，指出国际决议提出的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然而五大前后的中国并不具备使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条件，因此，它只能作为长远目标，而在当时讨论这一问题具有超前性，同时它在实际上还混淆了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阶段，推动了中共党内“左”的倾向的进一步发展[11](P74-79)。
有学者具体分析了五大没能挽救大革命危局的共产国际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共五大在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暂时的国共合作中举起革命的旗帜，五大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力图在保持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下依靠国民党来开展土地革命，掌握革命领导权，这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五大没能挽救危局就是这一矛盾指导的必然结果。其二，共产国际没有能力根据中国的革命形势变化对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共产党又没有独立自主地制定方针政策的权利，所有中共的方针政策都由共产国际一手操办，二者之间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是造成五大没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原因[12]。
还有研究者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指出有关中共五大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共产国际相关，二者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我们从前所没有认识到的。具体而言：其一，中共五大的筹备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其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直接控制了中共五大的进程及其各项议案的制定，会议的各项议案都体现了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共产国际对中共采取了填鸭式的工作方法，严重干扰了中共领导人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这一工作方式对中共的自身成长起到了消极的影响[13]。
沙健孙在分析了共产国际决议与中共五大各项决议的对应关系后指出，共产国际和中共五大在对政治局势的估计和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上都做出了错误的论断，国际代表罗易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之间的争论又使党内对问题的认识陷入混乱，以至五大无法作出切实有效的方针政策以挽救革命，这样党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就被置于无所作为的境地[14](p448-455)。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带动了中共五大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共产国际档案文献的翻译出版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五大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今后还要好好挖掘其中的资源以应用到学术研究中去，澄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以用于指导今天的党际交往的实践。
6.关于中共五大与党的自身建设
五大时中共党员人数已由四大时的900余人发展到57900多人，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大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了党的自身建设，它对党的建设的探索突出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的诸多新提法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一，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第一次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便从组织上保证集体领导的实行；其二，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和原则；其三，五大明确规定了党的纪律检查制度，于中央和省设立监察委员会并规定了其职权，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以上关于党的建设的决定很多在当时没有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五大对党的建设所作的探索实践证明是很有意义的，有些规定一直沿用至今③。也有研究者在仔细分析了五大党章的遣词造句后指出，五大修改的党章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主要是几个关键用词不够准确，对领导机关与工作机关的区别不很清楚[15]。
有研究者对中央监察委员会诞生于中共五大时期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原因如下：其一，是党的建设实际情况的需要，因为此时党的组织发展迅速，良莠不齐；其二，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需要；其三，是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的需要；其四，是受苏联共产党监察制度的影响[16]。
7.中共五大相关人物研究
与中共五大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长期以来都分散于一些相关问题的论述之中，专门研究还只是近几年来的事。不过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还是比较丰富的。
其一，陈独秀与中共五大。
陈独秀在五大前后犯有右倾错误，过去更多的是强调他在五大上虽然作了一定的自我批评，但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右倾错误，在五大以后继续推行其右的错误，直至演变成为投降主义。现投降主义已不再提及，右倾错误这一点上的看法还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党史界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陈独秀在五大继续当选党的总书记问题。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但各人的解读则有不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陈独秀的个人声望的缘故[17](P120)，有人认为陈独秀是中共发起人之一，而且在这次大会上又表示赞成大会关于斥责他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于是大会继续选举他担任最负责的工作[18](P300)。还有人不同意以上观点，认为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当选只是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旨意[19](P99-100)。陆定一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是瞿秋白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错误的危害性还认识不足；二是陈独秀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大家敬重他；三是当时党内还没有出现更孚众望的人物[20]。因此，陈独秀在五大上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关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五大的关系。有人指出：五大上，陈独秀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易，他并非五大的实际操纵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应当辩证分析陈独秀在五大上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五大的历史功绩和陈独秀在其中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陈独秀要对五大存在的缺陷负一定的责任。总之，五大的得与失，共产国际都起着决定和主导作用，陈独秀只有被动接受的义务，至多起了执行和辅助作用[21]。
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应该放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在正确评价陈独秀、正确评价五大的基础上进行，这一问题，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其二，瞿秋白与中共五大。
论及瞿秋白与五大的关系，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一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事实上研究者也多是从这篇文章入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陆定一曾谈到，带头在五大上反右倾，这是瞿秋白的一大功绩。瞿秋白在会上分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是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标志[27]。还有学者指出：瞿秋白为五大的筹备作了很多工作，他在大会上散发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是代表当时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文献。不仅批判了党内的右倾错误，更直接促使中共五大确立了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原则[22]。
其三，毛泽东与中共五大。
关于毛泽东与五大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有代表性的是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所述：这次大会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但完全被陈独秀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并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表决权[2](P14)。对于这一点，司马璐有不同见解，他指出：毛泽东在五大上之所以没有表决权，是因为他不是五大的正式代表，这是根据大会规定而不是谁剥夺了他的权利；而毛泽东没有在五大上当选为正式代表，是由于他在当时并没有居于党的领导地位[17](P84)。其实毛泽东为五大的筹备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和瞿秋白共同组织了为筹备五大而设立的三个专门委员会之一的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工作，负责为五大准备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
其四，罗易与中共五大。
关于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的地位问题，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是五大的实际操纵者。关于罗易在五大上所起的具体作用，学术界存在争论。有研究者指出，罗易并没有很好地转达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而是带着很大的“水份”，掺进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虽然有些是他根据局势变化做的灵活处置，但有些见解则是错误的。因此，中共五大所接受的并不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的路线，而是罗易的路线。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大体上是正确的，而罗易所贯彻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23](P751)。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由于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使得罗易在五大及会后，虽努力开展工作，强调开展土地革命，却无法付诸实施。也就使得罗易无法完成赴华使命[24]。还有研究者就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证工作。如五大的召开时间[25]，周恩来、邓培、鲍罗廷是否出席五大④。这些考证，有的纠正了过去一些不准确的提法，也是五大人物研究的一个成绩。
三、几点浅见
在收集、整理过去关于五大研究的资料、论著的过程中，笔者感到，对中共五大研究的重视程度与中共五大作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七次代表大会之一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中共五大研究的现状与党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也有一定反差。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共五大的研究，在此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共五大的研究，挖掘、整理相关资料。总体而言，中共五大的研究较为薄弱。其一，前面所列八个方面的研究都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很多方面的问题只有几篇甚至只有一、二篇文章，特别是研究中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展开和论述并不是很充分，直接交锋少，参与人数不多，且争论往往也只有一回合，如关于中共五大历史地位的争论。其二，既有的研究多从政治的角度去进行，因为这是争论比较集中的部分，也确实有没有弄清之处，但这就使得研究视野相对狭窄，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其实，我们如果读一读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就会发现他论述了十分丰富的内容，虽然主要论述的是政治和军事，这是由当时客观形势决定的，但同时他还提到了财政经济问题，并批评了党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指出：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26](P50-51)。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加强对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之处的研究。其三，就笔者所收集的材料来看，关于中共五大研究的论文大多出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2000年后较少，近二、三年更少，这反映目前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关于五大研究的薄弱。
第二，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要充分重视研究主体——研究者——的作用。党史研究中，一些明显应当肯定或否定的问题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而中共五大由于其召开的历史背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的错误)，由于五大后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再加上研究者个人对史料占有的程度不同及各人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中出现意见分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显得尤其重要。既要清除“左”的和一些固有观念的影响，破除思维定势，又要真正从历史事实出发，以史料为依据，研究主体要服从于研究客体或者说研究对象。虽然我们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但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加重要，不能将历史任意涂抹，随意打扮。要允许不同声音存在，切实贯彻“双百”方针，要提倡批评和反批评，在批评和反批评的过程中，问题会越辩越明，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可以使研究繁荣和活跃起来。
第三，研究方法要创新。僵化的研究方法，会窒息研究的发展，中共五大的研究要有新的发展，研究方法就必须要有新突破。既要有宏观的对中共五大的总体研究，也要有对具体方面、单个人物的“微观”把握；既要有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作风，也要注意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比较研究方法：将中共五大放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大背景下，与其他代表大会进行比较研究。如日本学者通过对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委员的成份的量化分析，说明党的路线、方针的变化，其量化研究的方法视角独特，值得借鉴。
第四，要切实加强学术交流。通过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可以把握研究动态，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资料和观点，在借鉴与批评中使研究更加深入。不仅是国内各研究者、研究单位之间，还要加强与国外以及港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的开馆，既为这种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是加强学术交流的一个契机。
注释：
①参见毛磊,刘继增，袁继成.试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J].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1，(3)；唐正芒.党的“五大”历史功绩试探[J].湘潭大学学报，1987，(3)；林雄辉.中共“五大”的历史功绩[J].争鸣，1992，(5)；陶用舒.论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J].零陵师专学报，1994，(4).
②参见毛磊，刘继增，袁继成.试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J].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1，(3)；唐正芒.党的“五大”历史功绩试探[J].湘潭大学学报，1987，(3).
③林雄辉.中共“五大”的历史功绩[J].争鸣，1992，(5)；陶用舒.论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J].零陵师专学报，1994，(4).
④参见胡中秋.周恩来没有出席党的“五大”[J].党史研究资料，1985，(4)；姜廷玉.邓培未出席党的“五大”[J].党史研究，1983，(5)；肖甡.鲍罗廷出席中共“五大”质疑[J].党史研究资料,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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