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使命——论儒学关于人类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历史使命论文,自然和谐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当人们即将迎来21世纪的时候，回顾20世纪，尤其是这一世纪后半期人类走过的道路，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相互矛盾的悖论。一方面，20世纪是许多国家实现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时期，发源于欧洲的近代化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伴随近代化进程出现的许多弊端也愈益明显，欧洲模式的近代化已经显现出它的极限，人们正在根据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寻求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人们可以看到，本世纪末全球格局出现了最为重要的变动，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尽管近年来东亚经济遇到了不少问题，但从深层意义上来说，与追求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相比较，东亚地区民族文化追求和谐的思维方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在今天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时期，从生活方式和认识世界的角度来看，东亚各国民族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作用逐渐得到正确的评价。人们可以发现，亚洲各国文化近年来重新得到认同，并不仅仅源于亚洲各国国民民族自信的加强。当人们将目光转到现实世界时，人们可以看到过去数百年间推进近代化造成了正负两个方面的结果。近代化一方面已经显现出十分成熟的特征。另一方面，伴随着近代化发生的种种负面效果更加明显，产生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问题。
这其中人们感到最为忧虑的首先是环境问题。人们已经发现，人类本身生活的基本条件现在遭到了严重破坏。过去数百年间，人们以近代化为目标，寻求富裕的生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资源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在另一方面，自然本身却被极大地破坏了。森林被大量砍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燃料大量消耗，地球温室效应现象开始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沙漠化现象出现在地球上许多地区，人类的生存条件正在逐步消失。总之，近代化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肆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其结果是人类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人类的生活环境在不远的将来会被破坏殆尽。面对近代化进程导致的这些问题，人们已经产生了朴素的疑问。
确实，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近代化过去曾经促成经济的发达，创造了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从人类生存方式来看，过去的这种近代化范式果真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吗？换而言之，近代化虽然在过去数百年间取得了成功，可是人类本身却由于掠夺自然，破坏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不啻于正在进行一场慢性自杀。这是人们近年来不断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人们进行认真反思，亚洲各国民族传统文化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面对自然破坏，如何保护自然，如何维护生态环境？在回答这样一个涉及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时，中国儒学的哲学思维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人如何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儒学哲学所强调的这个重要命题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上述种种严重的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文化征服自然为中心的哲学。与此相反，中国的儒学则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应当说，面对着逐渐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在完成拯救自然环境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时，中国儒学将重新焕发青春，在未来世纪发挥重大的作用。
从哲学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的儒学在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的联系以及追求两者的和谐方面，表现出了它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最早的儒学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世俗社会，强调和谐的人伦关系，希望由此创造出理想的社会秩序。孔子曾列举了“恭、敬、宽、敏、慧”这五种德行，断言“能行此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倡导“仁”的哲学思想。孟子特别论述了人的“恻隐”（《孟子·公孙丑上》）之心，主张“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实际上，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先哲们以人和他们周边的环境为对象进行的思考。其后，董仲舒继承古典儒学精神，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学说，倡导天人相关。表面看来，它确实带有神秘的色彩。但是，当剥去表面的面纱观察它的内核时，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主张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类自身构成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这种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和环境自然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主张它们实质上通为一体。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自然的这种认识越来越趋于完整并走向成熟。在中国的汉至唐的漫长时期内，中国的知识分子亦即士大夫阶层逐渐地成长起来，势力不断壮大。他们希望更多地影响世俗统治者，为从理论上寻求参与政治的依据，构筑了“天”与社会相互关联的学说。从世俗社会的层面来看，为了参与政治，他们必须创造一个理论体系，用以限制皇帝强大的权力。因此，他们以古典儒学为依据，提出了具有绝对意志的“天”的观念。按照这一学说，世俗社会的支配者虽然是皇帝，但是他不过只是“天子”。他必须遵从“天”的意志，作为“天”的代理人实施世俗世界的统治。相反，士大夫阶层掌握了儒学，可以依据这一理论认识“天”的意志，解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社会功能，参与实际政治。因此，从政治的层面来看，士大夫将皇帝的权力相对化，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依据。
然而，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天和人之间相互衔接的命题，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种命题已经超越了古典儒学关于人伦，也就是关于人与其周边关系这一朴素的层次，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观察的对象，将两者同时置于视野之中。当他们将皇帝的权力相对化时，他们也就建立了世俗社会与超越世俗社会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证明了人与自然的衔接。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成为中国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如果观察中国儒学在其后的发展情况，人们还会进一步发现更为明显的征兆。在宋明时代，新儒学的创始者和理论家们以古典儒学为基础引进关于自然和外部世界认识等其它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创造了超越社会与自然的法则——“理”的观念，主张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衔接，强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统一与和谐。宋代的朱子学认为“理”为“气”之依据，道理和物理两相关联，“理有确然不易底意”，“理”具有不可变更的确凿性质。他们还进一步认为，“理”超越于自然和人类之上，“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为我所有者”（陈淳：《北溪字义》第42页，中华书局，1993年）。简单地说，这种“理”的观念认为自然和社会共同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它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总之，从儒学来看，自然是与社会相互关联，人存在于自然的延长线上，人与自然相互补充。于是，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统一的哲学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儒学关于自然的认识及其理论化产生的自然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命题。它强调，人类社会必须重视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人类社会必须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才能存续下去。按照这一哲理，人类不应将自然视为征服的对象，自然构成人类生活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从政治的层面来看，历代中国皇帝在它们实施世俗政治统治时，总是主张必须遵守客观的法则来实施政治统治。他们自认为是“天”之“子”，因此他自己从不将天作为征服的对象，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发想。中国的士大夫长期以来一直倡导“顺天则昌，逆天则亡”。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天，确实包含着广泛的内容，但是首先包含着尊重自然以及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渗透到中国普通庶民的层面上。例如，宋代举行农民起义的“水浒”英雄们曾经提出过“替天行道”的口号。他们高举“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以此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基本方针。“天”既包含着民众的意志，同时它又是尊重外部自然，依从自然法则这一重要命题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儒学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同时，总是强调应该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在观察社会时，儒学既注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又将自然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把握，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体系加以认识。儒学的这种特征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其中的一个重要实例是与中国儒学具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典医学。中国传统医学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在观察人的生命体时，中国的传统医学首先将身体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一个重要的视角。从中国的传统医学来看，当自然界存在的“邪气”侵入人体时，人的身体就会出现病症，因此病症并不单纯是人体自身的现象，不能孤立地观察人体。第二，中国的古典医学在诊察人的病症时，不采用解剖学的办法从局部观察病症，而是按照身体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加以把握，把人视为一个整体，利用所谓阴阳辩证的儒学理论诊断患者的病症。因此，中国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从局部加以治疗的思维，而主张促进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最终通过改善整个人体系统功能来治愈病症。我们可以说，像他们所强调的那样，每一个人也是一个小的宇宙。这正是将人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加以观察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中国传统医学的这种理论和实践正是源于儒学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联的基本原则。
中国儒学倡导自然与社会相互关联，主张在社会行动当中尊重自然，以自然作为社会的相关要素。人与自然必须经常寻求它们两者之间的和谐，并且按照这样的基本原则来开展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总之，在如何认识自然这一点上，儒学哲学认为，人类只能在与自然衔接的层面上才能够开展社会活动。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儒学的哲学思索在对人与自然和谐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特色，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发挥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从19世纪起，欧洲列强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向世界各地进军。他们实行武装侵略，而与此同时，欧洲范式的文明也在世界不断扩展。近代初期以后，欧洲中心主义的近代化理念扩展到整个世界范围，欧洲文化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其中关于征服自然的思想席卷全球。标榜个人自由确立的社会结构、大工业的大批量生产方式以及服装领域的时尚等欧洲式近代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世界各地，称霸于全球。实际上，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风行着这样一种哲学：人为了寻求自身的幸福，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任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依据征服自然的哲学，以自然作为征服和斗争的对象。近代化进程正是按照这种欧洲哲学不断推进，而人在追求幸福的时候，也在尽情地掠夺自然，不断地破坏自然。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欧洲文化显然一直是欧洲式近代化最主要而关键的思想源泉。它强调以自然为对象，依照与自然斗争从而征服自然的思维方式推动近代以来的社会进程。在古代希腊文化中，人战胜自然作为一种理念曾经长期地构成西方古典哲学的精髓。在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开始挣脱宗教的束缚，追求人类自身的解放。但是，这一时期的人文思想，在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将自然推到了人的对立面。到了近代初期，英国古典哲学曾经致力于思索人类关于自然的认识，将自然视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工具，完全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将自然定位为人类追求幸福征服的对象。例如，近代先驱思想家培根就曾经明确地提出，人类应该拓展智慧，征服自然，以此增进人类的幸福。他还认为，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自然的法则，以此来实现对于自然的支配。近代科学的创立者笛卡尔也曾经指出：“我们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笛卡尔：《方法谈》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换言之，欧洲传统哲学思想认为人类应该征服自然，掠夺种种要素，将自然作为与人完全不同的层面加以对待，将它视为被征服者和被掠夺者。这种认识正是导致近代化进程破坏自然的根本哲学原因。
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如何对待自然和如何定位自然的问题上，欧洲近代文化和中国儒学的认识迥然不同。欧洲文化特别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将社会与自然对立起来，切断人与自然的联系。与此相反，中国儒学则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认为自然构成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自然视为人类生活得以维系的基本条件，认为自然与社会二者完全联系在一起。这种分割与联系的认识差异是造成人们思维方式不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导致了极大的差异。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是依照近代化的理念，推进欧洲式近代化的结果。到了目前的后工业化和后近代化的时代，人们正在认真反思欧洲文化的这种哲学。
过去数百年间的欧洲式近代化进程中，中国儒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将自然视为人类生活组成部分的哲学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然而，在当今的时代，如果从人类地球村的角度加以考察中国儒学这种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哲学思想反而明显地显现出重大的意义。的确，在近代化初期，中国文化由于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曾经出现过僵化的时期。但是，正如欧洲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摄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人在过去100年间曾大量摄取欧洲文化， 并以此作为自身文化发展的营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重整和改组了传统文化。中国经济之所以在现代得到发展，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以外，有选择地摄取西方文化，调整传统文化结构，发挥它的积极因素，也是最主要的背景原因之一。正如中世时代中国大量吸收佛教文化并使之与儒学重新整合一样，在今后的多元文化并存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儒学也将会进一步重新整合，为人类的发展和文化进步作出新的贡献。在当今时代，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抑制环境破坏，中国儒学所强调的“人类与自然和谐”这一命题必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指导人们开展社会行动的方针，进一步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目前的后现代时期，儒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在过去数百年间，欧洲文化在推动世界各个地区的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这种范式的近代化席卷了整个地球，促成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尤其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察觉到它的重大负面效应。特别是在结束了历史上古代文化那种独立而封闭式的并存状态以后，在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它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世纪中期以后，一些非欧洲民族曾经热切地希望摄取欧洲文化，实现欧洲式的富强。日本的先驱思想家大隈重信在《东西文化的和谐》一书中明确指出这是时代的任务。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曾经直率地主张要以“西方文明为目的（见其《文明论之概略》，《福泽谕吉选集》第4卷第20页，岩波书店，1991年）。总之， 那个时代许多非欧洲民族为了实现民族独立，曾经致力于克服传统思想的缺陷，依照欧洲中心主义学说加以实践。实际上，日本正是依照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原则，追赶欧洲，从而实现了近代以来的赶超。
然而，到了本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化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人们迎来了后近代时期，人们开始明显地发现历史上的欧洲范式近代化存在极大的负面效果，开始反思各自的民族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尤其是在东方，日本的传统文化开始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论者提出，江户时代曾为明治维新及其以后的近代化做好了准备。英国的学者多尔还特别提出，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识字率和算术的普及曾经是日本明治以后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同时，更多的论者指出，江户时代和明治之间，并没有出现历史断层，两者一直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传统的东方文化不但一直继承下来，而且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类学说受到人们重视，对整个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现象都说明，随着时代变化，人们开始以更宽阔的视野认识和评价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价值。
即使在欧美等地区，站在欧洲文化立场上对亚洲文化重新进行评价也是最近数十年来欧美学者倡导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杰明·舒尔茨在70年代曾经着重研究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并且依据欧美文化的视角提出，严复是以亚洲文化视角观察和重解欧洲文化的重要思想家，而且以此为依据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亚洲文化蕴藏的巨大能量。澳格尔曾经研究了日本社会，提出了将目光转向东方这一崭新的口号。就是在数年之前，美国学者亨廷顿还曾经构筑文明冲突的理论，重新评价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意义。
总起来说，过去数百年间占据世界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他各种文化的评价和认识正在成为人们研究的重要课题。现在，我们正在迎来21世纪，世界的文化也面临着重大的转折时期。一方面，过去数百年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世界文化格局行将结束，欧洲文化自身也已经进入重大的调整时期。另一方面，随着对于儒学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亚洲各民族文化不断进行调整和重组，它的价值在后现代时期正在重新得到挖掘，它将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尤其是在今后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中国儒学必将继承历史上的强大包容性，像吸收佛教和欧洲文化一样，与各种文化相互竞争，取其长处，调整自身，在未来的新时代，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儒学倡导与自然和谐思想和经过农耕文化历史过程的日本文化以及亚洲其他各国文化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存在同样的倾向。中国儒学可以与亚洲其他文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寻求新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未来的使命，应当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
然而，我们并不是说，儒学今后将取代欧洲文化，世界将出现亚洲文化中心主义的趋势。回顾历史，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迎接世界文化结构的转换。确实有一部分人提出过欧洲文化衰退的论点，甚至也有人盲目地认为，亚洲文化今后可能会向世界各地扩展。但是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可能形成新的地区中心主义思想，陷入泥沼而误导人类文化发展的道路。正确地说，人们应当克服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思想，摆正各民族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确立各种文化为人类共同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儒学和亚洲其他民族的文化将以其包容性和自然哲学为中心，为人类文化作出新的贡献，同时，欧洲文化也将与其他文化一样，依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通过新的调整来完善自身。各种文化的并存，可以说是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9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为人们不断倡导的口号。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地区化和民族化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应该看到，全球化确实是一种强劲的趋势，但全球化的发展却必然以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各不同地区文化的发展为基础。如果没有民族化和地区化，全球化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们充满信心地看到，在新的时代，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儒学将作为东方文化的一支奇葩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尤其是当今保护环境，挽救人类生存基本条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摆在人类面前的时候，人们正在呼唤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一种传统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命题的重要思想体系，儒学必将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作出新的贡献。
（附记：本文是作者于1998年7月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走向21 世纪的世界文化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讲演的一部分。由于原文是英文，此次作者依据原文及会议录音重新加以整理，突出关于中国儒学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撰写成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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