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和历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历史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历史理性”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本文从该范畴具有的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双重内涵出发，剖析了黑格尔的理性统治世界论和理性机巧说，并由此阐发了他对历史合理性理论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学说的贡献。文章还将历史理性概念与导向法国革命的理性传统作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性质、地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
关键词 黑格尔 历史理性 历史哲学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 1946年生，南昌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
黑格尔历史哲学是由一系列概念构成的庞大思辨体系，“历史理性”范畴在其中起着钩玄提要的作用。廓清这一重要范畴的复杂内涵，不仅有助于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性质和地位作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且对深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辩证法，把握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亦能提供有益的启迪。
“理性统治世界”——历史合理性理论
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或绝对理性，既是其整个哲学的柱石，也是其历史哲学的枢纽。“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①这一“理性统治世界论”和下节的“理性机巧说”可说是黑格尔“历史理性”思想的基本表达。
按照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历史哲学的对象是世界历史，绝对理性在此阶段是以直接现实的事件的形式出现于世界舞台之上。由此便提出了如何考察历史的方法论问题。黑格尔反对仅仅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事件予以简单的汇集、抽象的罗列或直接的描述，认为这类考察方式是“原始的”和“反省的”，其结果只能得到一部关于历史的图片集锦或例证汇编。只有采取“哲学的方式”即对历史进行“有思想的考察”，才能从本质上勾画出真实的历史全景。而“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②黑格尔强调历史发展的秩序和规律，主张对历史进行理论的逻辑的分析，这比经验主义的历史理论无疑更为深刻。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历史中的理性以及如何论证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在《历史哲学》绪论中，黑格尔把“理性”定义为既是主体又是实体，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既是目标又是动力，既是活动的源泉又是活动的结果，既生发于自身又复归于自身。简言之，理性统摄着自然宇宙现象和精神宇宙现象。黑格尔直言不讳地说：“这种理性，在它的最具体的形式里，便是上帝。”③由此看来，所谓历史理性显然是指一种精神性的世界本原，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然而，必须注意，它同时又是一个历史认识论范畴。就其本体论的涵义而言，作为世界主宰的历史理性实质上是指历史演变所依循的必然规律，诸如“实体”、“形式”、“源泉”等语词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其认识论的涵义来看，历史理性又指有别于动物意识的人类理智、精神禀赋，乃至既包括人的思想也包括人的活动的人类理性。所谓“主体”、“内容”、“结果”等均与此有关。黑格尔常常在上述两种意义上使用历史理性概念，正表明这是一个兼含客观性和主观性二者于一体的综合性范畴。而他强调哲学凭藉“思想”或“理性”观察历史，也无非是要求历史研究既要看到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因素，又要看到其中的主观因素，只有将此二者统筹考察，才可能解释历史发展的合理性。这显然触及到了历史构成的二重性问题，即历史创造人和反过来人也创造历史这一历史辩证法的核心问题。
那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合理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黑格尔认为，就在于它体现了自由意识的进步。世界历史属于“理性”或“精神”的领域，而“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我们应当从这个进步的必然性去认识它。”④因此，凡是合乎自由的就是合理的。例如，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实行专制制，属于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采取民主制和贵族制，属于历史的“青壮年时代”；而日耳曼才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并确立君主立宪制，故属于历史的“老年时代”。⑤在这里，黑格尔显然把历史歪曲为似乎是一些民族的兴盛和一些民族的衰亡，掩盖住历史是一些阶级的胜利和一些阶级的消灭的真相。但他关于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进步的各种形式的说法确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尽管没有把这看作是经济形态的更替，而是归结为所谓“民族精神”的演变。黑格尔关于历史合理性的命题“凡是自由的都是合理的”和关于现实合理性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二者均等价于“凡是必然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无怪乎恩格斯称“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⑥。承认人类社会的进步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承认人类原则上能够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因而能够控制自然和社会，正是黑格尔历史合理性理论中的辩证法内核。
还应该看到，黑格尔肯定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过程，反对把历史的变化“完全说成是由于偶然性或者疏忽”⑦所致。但并没有忽略偶然性在历史过程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列宁的评注所示：“历史不是从有意识的目的开始的……重要的是那种……人们未曾意识到而作为人们活动的结果表现出来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统治世界’。”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供了“一幅绝妙的历史图画：个人的激情、活动等等的总和”⑨。在这里，列宁重视的正是黑格尔历史理性范畴中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思想，这种必然性并没有排除偶然性，而是把它包括在自身中。
诚然，黑格尔历史观中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的性质，但这是由于其唯心主义的思辨结构，而不是由于他否认历史事变中的偶然因素所致，黑格尔只是强调要恰当地估价偶然性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反对像18世纪一些法国学哲家那样把偶然性夸大为必然性，反对举出奇闻轶事当作大事件的小“原因”，“让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认为它们只是一种导因，或外部刺激，“事件的内在精神是可以不需要它”⑩。的确，审视人类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无论对社会或对人生而言，纯粹的偶然和纯粹的必然都是不存在的。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之辩证统一是正确处理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我们正视现实、前瞻未来、参与社会、把握人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门必修课。
“理性的机巧”——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
“理性统治世界”已如上述，那么，理性对世界历史的统治又是怎样实现的呢？黑格尔的“理性机巧说”（List der Vernunft，亦译理性的机智、狡计）回答了这个问题。该理论是对其“历史合理性理论”的进一步的补充和具体化。
黑格尔关于“理性机巧”的思想最初见于其《逻辑学》。在这里，所谓“理性的机巧”主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指量变质变过程中“度”对于事物性质的制约关系。黑格尔把水蒸发为汽或凝结成冰这一物理现象解释成水温的量变以达到水的质变的目的，质变则以量变为实现其自身的手段(11)。又如，他认为国家的扩大、财富的增加也受到潜藏着的“理性”的控制，当上述量变一旦达到某种限度突然引起质变时，原来视为幸运的事情随即转化为不幸(12)。其二，指自然过程中一种利用工具或手段的中介活动。“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13)理性的这种机巧也就是理性的力量的体现。这一论点在《历史哲学》中论及人类社会活动过程问题时得到了更深入的阐发。
黑格尔深谙人类社会活动结果所具有的错综复杂性：“在历史里面，人类行动除掉产生它们目的所取得的那种结果，除掉他们直接欲望的那种结果以外，通常又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14)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目的和其行动的结果并不一致，作为人类全部活动的结果会产生某种和各个人所抱目的不相同的东西。这种附加的结果潜伏在人们的活动之中却为行动者本人所不知。旧唯物主义者之所以把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看作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究其认识根源，就在于只看到了人们活动产生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却忽视了出乎人们预料所产生的“附加的结果”。黑格尔以前有些哲学家、历史学家如维柯、赫尔德等人虽已注意到这个事实，但仅仅停留在对这一客观现象的单纯描述上，正是黑格尔第一个试图揭示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找出在人们的行动动机后面隐藏着的别的动力。
黑格尔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发现其中无不充满着种种矛盾、冲突和斗争。他写道：“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停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在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15)这就是说，任何个人乃至任何民族的动机或目的都是特殊的，它们都从属于一个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供它的驱策，做它的工具”(16)。这个决定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或动力，就是历史理性，而为各自的特殊需要、利益所推动的人们的活动则是实现理性目的的手段。这样，黑格尔通过历史发展受“理性”支配这一神秘的构想，揭示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辩证过程，历史理性体现了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可以看到，黑格尔的“理性机巧说”确实表露了深邃的历史哲理。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17)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内在的一般规律通过外部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与理性施用狡计、利用人类活动的中介以达其目的，这乃是从不同世界观出发对历史的必然发展所作的两种解释。在这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猜测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可以说近在咫尺。但是，他在猜测到人类历史是一个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的过程时，却对这种必然规律作了歪曲的神秘的理解，以致把历史发展仅仅看作是由潜在到现实的展开过程，甚且认为“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一样”(18)。
然而，没有理由认为黑格尔已完全陷入历史宿命论的结局。黑格尔强调人类自觉活动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冲谈了上述历史发展的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调。他高度估价人类了热情对于历史勋业的极端重要性：“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二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19)他还进而把人类活动过程比喻为一个“三段式”：其一端是普遍观念，另一端是客观现实，通过人类活动这一中介，“普遍的内在的东西从而过渡到‘客观性’的领域”(20)。不管黑格尔在这里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得多么晦涩，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把人的活动、劳动、人的热情和需要看作是创造历史的力量。高扬人类精神、意识的主动作用，揭示人类自觉活动的历史意蕴，这一对历史主体性的阐明乃构成黑格尔宏伟历史观中另一个有价值的重要思想。
《历史哲学》绪论包含着黑格尔对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所作的颇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这里甚至人类本身也像“理性”一样运用机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使外部自然界为自身服务。“人为了自己的需要，以实践的方式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问题在于：自然界的对象是强有力的，而且进行种种的反抗。为了征服它们，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物，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人类的这些发明是属于精神的，所以应当把这种工具看得高于自然界的对象。”列宁在摘录这段文字后写道：“在黑格尔那里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应当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加以比较(21)。事实上，马克思关于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介思想，乃是以清晰的科学语言对黑格尔上述合理见解所作的透彻发挥。
上述黑格尔的“理性机巧说”，通过理性的神秘的辩证运动，透示出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双轴线。自然远未达到对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把握，更谈不上对社会发展规律形成科学的认识：实际上“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但是，黑格尔以颠倒了的形式所表述的下述思想，即：应当从人的活动过程，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去考察历史和人本身，无疑应当成为科学的历史方法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历史理性和引导法国革命的理性
作为德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黑格尔终生肯定法国革命及其历史意义。他早年曾把法国革命比作一次壮丽的日出，热忱为“一个新时期的降生”而欢呼(23)。后来又从哲学上阐明了理性对法国大革命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人类把自己放在他的头脑放在他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24)这表明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和引导法国革命的理性之间具有不容置疑的联系。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曾经高擎理性的旗帜，展开反封建反宗教的政治思想斗争，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他们（其中以爱尔维修尤为典型）一方面说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认为人生来并无聪愚善恶之分，人的智力和品德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25)另一方面又把环境主要理解为政治和法律，认为环境由人的理性所决定，提出“意见支配世界”。似乎只要依靠教育，改善人的理性，从而改善法律，就可以改变现存的封建政治、法律制度、建立起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述互相矛盾的学说客观上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但它本身却陷入了一种二难推理：究竟是环境决定人的观念，还是人的观念决定环境？因而最终导致了“教育万能”、“天才史观”的错误结论。
就其社会历史观的实质而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意见支配世界”论和黑格尔的“理性决定世界”论并无二致，它们都把精神、意识、思想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区别在于：前者所谓精神是指主观的精神，后者所谓精神则是指“客观的”精神，并且透露出关于“理性的机智”的深刻辩证法。黑格尔认为，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不维系于其天赋、才能、任性或热情，而在于他们体现了或顺应了时代的必然性。历史上的伟人是这样一些人，“在他们的个人的、特殊的目的中包含着作为世界精神的意志的实体性东西。”(26)可见，黑格尔并没有像他的先驱者那样把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看成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而是认为在这些动机背后还有不依其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深的历史动力，从而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
黑格尔借助于辩证法发展了为法国唯物主义者所忽略的精神的能动方面，但他只是抽象性把它发展了，而并不懂得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故不可能正确地指出隐藏在思想动机后面的原动力来。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27)，将它们幻化成某种恒古常存的“理性”或“精神”。这样，他虽然觉察到伟大人物与其所处时代的内在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群众的活动比杰出人物的努力对社会进步更为重要，却没有把伟大人物的思想、智慧和作为看成来自群众和实践，相反地，认为“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普通群众的活动是由他们“带到自觉”的(28)。他虽然提出过关于国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划分为阶级之类的闪光猜测，却始终固守“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的观念”，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最后的绝对目的的实现”(29)。因此，尽管“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30)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也由于把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一定作用的精神力量视为历史的终极动因，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违背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初衷。
以上简略的对比分析表明“理性”的意义和作用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黑格尔那里既有相似点也有差异点。就理性的哲学内涵而言，前者把理性看成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天赋原则，后者则把它构想为一种超人类、超自然、超时空的作为世界本源的客观思想。从理性的具体内容而言，法国唯物主义的“理性”内蕴是“自由、平等、博爱”，黑格尔的“理性”本质也是所谓“自由意识”。以理性现实性程度为标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性哲学又迥异于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前者直接诉诸公开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后者则踞伏在精神领域中曲折隐晦地表达某种行动的意愿。这恰好映衬出，处于上升时期的法德两国资产阶级受到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
前已述及，黑格尔的历史理性（绝对的客观的理性）中包含着人类理性的成分。黑格尔在发展精神的能动性原则时，无限地夸大和膨胀了人类理性的主动作用，进而把理性看作不仅是活动的主体，而且本身是实体。从人类理性进展到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扬弃人类理性，这就是黑格尔历史理性范畴形成的认识论背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是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但这种统一的基础却是唯心主义的，即“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31)。这一论断精辟地揭示了黑格尔历史理性范畴的思想渊源和实质，特别是揭示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同样贯串着辩证方法和思辨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黑格尔的历史理论之所以未能科学地解决人的自觉能动作用与历史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原因之一。
黑格尔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
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存在着两种趋于极端的观点。一些研究者（如柯莱蒂等）渲染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将黑格尔歪曲成非理性主义者，否认黑格尔的理性观念与导向法国革命的理性传统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些研究者（如卢卡奇等）又漠视了黑格尔理性范畴中的神秘的唯心的东西，把原封不动的黑格尔历史观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不仅对黑格尔历史理性范畴的涵义和实质作出了切中实际的分析，而且对以这一范畴为枢纽所构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给予了全面的科学评价，并为如何吸取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提供了卓绝的典范。
列宁在摘要《历史哲学》一书后作了一个结论性评注：“总之，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了，成了古董。”同时又指出：该书“最重要的是绪论，其中在问题的提法上有许多精彩的东西”。(32)列宁甚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33)科学的唯物史观居然获益于思辨哲学家的历史玄想，岂非咄咄怪事！然而，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改造工作，也就不会怀疑列宁上述似乎矛盾的论断的正确性了。
无疑，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合理思想并不是直接采取唯物史观那样的科学形态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即“历史理性”，因而“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34)后来，恩格斯又进一步揭露其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35)概言之，在黑格尔那里，人类历史本身的辩证运动被神秘地表现为绝对理性的前进运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被禁锢在历史“神正论”的绝对唯心主义藩篱中。由此使黑格尔的辩证的理性历史哲学终不免流于一个其内容被严重歪曲了的空洞的思辨体系。黑格尔在叙述世界历史时只提到中国、印度和波斯，对同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一笔带过，就是为了不破坏其人为构造的三分法的历史框架。其他如所谓非洲是“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所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的“欧洲中心论”之类牵强附会的虚构和主观随意的解释，在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和叙述中俯拾皆是。事实表明，从历史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去重构历史，只会越来越远离历史的实际。
然而，黑格尔毕竟第一个开了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人类社会现象的先河，其历史观中除了大量的虚构和歪曲外，还包含着不少深刻的合理猜测。而这些都是其先驱者所难以望其项背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巨大价值就在于：它不仅构成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主义社会历史理论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基础，而且以实例形式为如何将辩证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以及经验和教训。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黑格尔的历史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在这里。只是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恩格期才明确宣布黑格尔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36)。
必须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间的这种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既不能掩盖它们本质上的对立，也不意味着后者是前者的简单继续和发展。为了拯救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大量的批判改造工作，主要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37)由他们所创立的崭新的唯物史观是观察社会和历史的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标志着人类思想史的伟大变革。这种历史观的出发点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种历史观主张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因而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的基本方法只在于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社会生活过程。这样，历史既不再像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偶然事实的堆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而上升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毫不留情地清算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杂质，同时十分重视吸纳其中蕴涵着的合理见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在这段话的页边写道：“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38)明确肯定了黑格尔关于需求和劳动在人们生活中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列宁既认为《历史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是一个“典型的标题”，又提出要注意黑格尔关于自然条件不是唯一的影响历史的因素的意见：“‘在伊奥尼亚的和煦的天空下’，能够比较容易产生荷马，但不仅是这一个原因。——‘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就不能’等等。”(39)列宁还叮嘱注意黑格尔关于时代环境的特殊性和历史性的论点：“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有如此独特的状况，以致必须而且也只有从那种状况出发，以它为根据，才能判断那个时代。”(40)以上摘引进一步表明，黑格尔恢宏而深邃的历史观不仅贯串着辩证法，而且还包含很多扑朔迷离反映出来的现实内容。确切地说，“经验的明显的历史”在黑格尔手中变成了“思辨的奥秘的历史”(41)。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作的理性反思和哲学概括，并不只是纯粹理性的思辨产物。唯其如此，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著作同样是一份值得重视并有待深入研究的思想遗产。
收稿日期：1994-06-21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14)(15)(16)(18)(19)(20)(24)(28)(29)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4、47、75、57、95、65、72、64、56、62、65-66、492-493、70、78-79页。
⑥(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⑧⑨⑩(21)(26)(32)(33)(39)(40)《列宁全集》第55卷（第2版），第270-271、272、134、274、271、277、160、272、270页。
(11)(13)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6、394页。
(1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5页。
(17)(27)(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242页。
(22)(31)(34)(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77、108页。
(2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7页。
(25)《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7-46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37)《列宁选集》第1卷，第8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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