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国别排放账户：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增长的治理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别论文,账户论文,气候变化论文,框架论文,二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不少文献(如陈文颖等，2005；丁仲礼等，2009a，2009b；樊纲等，2010；潘家华等，2009)提出了要在各国间公平地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公平有效解决温室气体问题的理论框架，即“碳排放账户方案”。碳排放账户体系包括两个主要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按人均相等的原则界定各国历史累积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对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进行初始分配。第二个环节是，根据国别排放预算和实际排放量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对账户进行动态核算。本文旨在给出该方案的具体设计，① 并进一步阐明碳排放账户体系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现有数据尝试将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之间进行初始分配核算，并基于可得数据初步测算各国账户当前时点的余额。本文还将简要展望中国㈤未来排放空间。
本文第二部分具体介绍排放账户体系的设置。第三部分说明排放账户体系的重大意义。第四部分基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之后的一些新的气候科研成果，将全球1850—2049年总排放预算在各国(地区)间公平地进行初始划分核算。第五部分根据可得数据尝试测算各国当前时点排放账户余额。第六部分展望中国未来工业化进程的排放需求与可用排放预算。最后是结论。
二、排放账户体系的设置
前文指出，碳排放账户体系包括两个主要环节。下面依次阐述。
(一)按人均相等原则对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进行初始分配
温室气体具有全球范围内分布的均质性，排放后将长期存留，有的可达数百年。温室气体本来是人类生存条件之一，但超过某个阈值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危害，形成负外部性。虽然科学界仍在争议温室气体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气候变化，但一旦政治决策层普遍接受了温室气体增加经由气候变暖而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应采取行动加以限制的观点，则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现有技术条件下，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碳排放增加，在此意义上，“可排放空间”也就意味着“发展空间”。由于温室气体的均质性和长期性，公平分配排放空间，就须坚持“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各国历史累积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
具体的预算分配办法是，按各国当前人口占全球的比重，将全球碳排放预算进行初始分配。本文的全球碳排放预算的含义是，为在2050年把温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工业革命到2050年整个时间段内，地球可以承受的人为排放累积总额。
(二)排放账户滚动核算，并要求各国到目标年实现账户平衡
在划分排放预算基础上，就可以依托一套排放账户体系实施全球气候治理。账户体系记载各国从全球碳排放预算中分配到的初始排放预算，并记载因各种情形而导致的排放预算的动态变化。基本核算框架见表1。从中可见，以某个国家在t年年初的排放预算作为起点，加上该国t年核增的排放预算，减去核减的排放预算，就得到t＋1年年初的排放预算。
表1中，在t年核增的排放预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通过国别排放交易体系买入预算，既包括本国企业从他国购入的预算，也包括本国政府从他国购入的预算。另一类是，向他国转出节能减排和碳捕获封存等技术而换来的预算。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技术转移已经获得足额经济补偿，则不核增技术转出国的排放预算。
t年核减的排放预算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通过国别排放交易体系卖出的预算，既包括本国企业向他国出售的预算，也包括本国政府向他国出售的预算。第二类是从他国转入节能减排和碳捕获封存等技术而核减的预算。当然，如果技术转入国已经付给转出国足额经济补偿，则不核减技术转入国的排放预算，也不核增转出国的预算。第三类则是本国在t年的实际排放量。
不难理解，在某个时点上，排放账户预算可能是正数，代表排放账户预算超过实际发生的累积排放量；也可能是负数，代表排放账户预算小于实际产生的累积排放量；还可能是零，代表排放账户预算正好等于实际产生的累积排放量。
但排放预算必须是“硬”的而不能是“软”的，其含义是，各国通过自我减排(增排)、排放预算交易和技术交易等，到某一目标年(如2050年)使各自账户预算为非负。这样，才能不突破全球总排放预算。③
(三)账户体系包容和鼓励各种减排措施，但不追求实际排放远景趋同
从表1可见，排放账户体系兼容各种减排、技术研发和转移等途径。比如，直接减排、产业结构变化、碳捕获和封存、CDM机制、JI机制、排放交易、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后的减排效果等，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为各国账户预算的变化。这就为多种形式的减排努力提供了激励机制。
由此可见：第一，排放预算和实际排放量是不同的概念。第二，初始分配的排放预算并不构成一国实际排放量的最终预算约束，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核增核减滚动形成的。这也意味着，虽然初始分配的预算人均额在国别间相等，但经过各种事项的长期动态核算后，最终预算的人均额在国别间并不必然相等。第三，到目标年的实际累积排放量，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初始分配的预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张的排放账户硬预算约束，显著不同于陈文颖等(2005)提出的“两个趋同”，即人均累积实际排放量和人均实际排放量到目标年趋同。该主张虽然体现了公平原则，但却把各国账户平衡的办法限定于自我的内部调整，不利于排放预算的优化配置和减排技术研发推广。我们主张的开放包容的账户体系，只要求目标年届时的账户预算为非负，而不要求截止到目标年各国人均累积实际排放量相等，也不要求目标年当年各国人均实际排放量相等。
(四)如何处理贸易中内涵的转移排放因素
一些文献(如樊纲等，2010；顾阿伦等，2010)强调贸易中内涵的转移排放因素。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虽然有合理性，但是有一定程度误导。
我们(刘培林，2011)认为，只要按照一定原则在国别间清晰而公平地划分排放预算，就不必根据贸易中内涵转移排放，核增或核减各国排放预算。排放预算在各国清晰划分后，就成为私人产权性质的生产要素，贸易品的价格就内含了排放要素的机会成本。此条件下，一国贸易格局是权衡排放要素是否用于以及用于什么贸易品生产的综合收益之后形成的。一国出口排放密集度高的产品，那就意味着其认为这样做更合算。反之亦然。当然，这个原则适用的时间范围是在各国划分排放预算之后，而之前时期贸易格局则是在排放空间尚未清晰及界定产权情况下发生的，各国并未把排放预算作为有价的稀缺要素予以综合考虑。这就是说，当N年开始实施排放账户体系、在国别之间对全球排放预算初始划分时，应把N年之前历年的贸易内涵的转移排放核算清楚。但核算这个口径的转移排放时，不应把所有N年之前出口中内涵的排放都从出口国实际排放中扣减。严谨而合理的做法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估计出排放和其他产品的影子价格，以及该影子价格体系下的影子贸易格局。之后，以该影子贸易格局作为比照基准，把超过该基准的出口中内涵的排放从出口国实际排放中扣除，对进口国进行对称的处理。
但出于几方面原因，下文具体划分国别初始排放预算时，未对这些历史上的贸易内涵的排放进行调整。一是在目前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排放密集度高的产品，而早期发达国家也曾经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过排放密集度高的制造品。两者有相互抵消效应。二是缺少系统数据，难以保障研究的准确性。
(五)基于账户体系的国别减排绩效指数
设定硬的排放预算约束之后，排放账户体系不仅能促进自我减排，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开展排放交易，以及促进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激励机制。为综合反映各国减排绩效，可以在排放账户体系之下，构造一个综合性减排绩效指数，逐年滚动计算。j国在t年的减排绩效指数定义式是：
为了说明这个指数的政策含义，先分别介绍式子右边的两项的含义：第一项的分子代表j国在t＋1年年初的排放账户可用预算；分母代表该国t年实际排放量④。两者相除的含义，就是该国在t＋1年年初排放账户预算，可支撑该国按t年实际排放规模持续排放多少年。
(1)式右边第二项的含义则是：从t＋1年开始到目标年份T，一共还有多少年。
综合起来，该指数含义就是该国t＋1年年初排放账户可用预算，能支撑该国按t年实际排放规模排放的年数，与目标年之前的年数之差。⑤ 指数可能为正，代表该国t＋1年初的排放账户预算，足够支撑该国按t年排放规模一直排放到目标年份还有余；可能为负，代表该国t＋1年初的排放账户预算，不足以支撑该国按t年排放规模排放到目标年份；还可能为零，表示该国t＋1年初的排放账户预算，恰好能支撑该国按t年排放规模一直排放到目标年份。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指数值会发生变化。比如，某国在t年指数值为负，但如果t＋1年一次性买入巨额排放预算，或者研发出减排效果巨大的技术，则可能t＋1年时指数就会大幅度提高，甚至变为零或正数。否则反之。⑥
可见，该指数是一个量纲为“年”的指数，消除了国家大小、绝对排放量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跨年跨国之间可比的良好性质。比如，倘若t＋1年时C国指数值大于t年的数值，则表明C国截至t＋1年为对防止全球变暖做出了比截至t年更大的累积贡献；否则反之。再比如，倘若t＋1年时C国指数值大于t年D国的数值，则表明C国截至t＋1年的累积贡献，比截至t年D国的累积贡献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国别排放账户体系的硬预算约束，要求到目标年时各国该指数均非负。
三、以账户体系促进碳排放生产率持续提高和绿色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其实质要求是不断提高碳排放的生产率。也就是说，用同样数量的碳排放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或者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和服务产生尽可能少的碳排放。建立全球气候治理的排放账户体系，有两个核心要素：首先是公平分配初始排放权，其次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交易使碳排放预算流向碳生产率高的地方，实现碳排放预算优化配置。如果说前者追求的是“公平”，后者则注重的是“效率”，二者的有效结合是排放账户体系的精妙之处，它所体现的正是“产权初始界定，经由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思路。
提高碳排放的生产率，从静态角度看，要求排放预算向生产率高的主体集中；从动态角度看，要求不断研发推广排放强度更低的产品、技术和工艺，形成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账户体系能使稀缺的排放空间带来最大产出，并以最低总成本实现给定的减排目标
静态角度看，给定的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初始分配后，排放预算就是和土地、石油类似的稀缺生产要素。排放账户体系提供的交易渠道，能使排放预算配置到碳排放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主体中，直到各主体排放边际生产率相等。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交易渠道还能使减排成本较低的主体多减排，直到各主体减排边际成本相等。⑦ 最终格局是能保证给定的全球碳排放预算带来最大的全球总产出，或者说使全球以最小的总成本实现给定的减排目标。
这就意味着，各国实际发生的排放量，并不局限于初始分配的排放预算。在目标年份之前，赤字国家仍然可以增加排放总量，排放增速快的国家也不必降低排放增速，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通过排放交易、技术转让和其他综合性措施，筹集到足够的排放预算，并到目标年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的要求。减排量大的国家也可从减排中受益，具体机制是，减排节约出来的排放预算可以出售给排放量大的国家。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在账户体系提供的激励机制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并受益。
(二)账户体系将促进减排技术研发推广，形成新的技术和经济增长点
从动态角度看，排放账户体系的硬预算约束，客观上为各国提供了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各国研发推广先进节能减排技术，进而核增本国排放预算，改善本国排放账户平衡状况。
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从短期看固然要花费一定成本，但新技术突破会带动投资增长，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比如，节能设备、清洁能源、减排、碳捕获和封存、低碳产品、更加高效的管理软件等，这些技术一旦获得突破并在商业上成熟，则会带动巨大投资。不仅促进减排，也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根本地、全面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四、各国1850—2049年初始排放预算的初步核算
排放账户体系首要环节是核定各国初始排放预算。为此，首先需确定全球总排放预算。
(一)全球总排放预算
1.以2℃目标作为核定全球总排放预算的基本前提
“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G8国家和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在内的133个国家，认可要把温升控制在2℃以内(相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这133个国家的人口和排放量分别占到全球的80％和75％。”(WBGU，2009，p.14)这是本文确立全球总排放预算的基本前提。
由于数据原因，需要按两个时间段，即1850—1999年和2000—2049年两个时间段，分别核定全球排放预算。之后加总得到全球1850—2049年的总排放预算。
2.2℃目标下2000—2049年全球
人为排放的预算
Meinshausen et al.(2009)通过分析大量排放情景发现，2000—2049年期间人类活动累积排放1000Gt ，则2050年比工业化前平均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倘若该期间累积排放1437Gt ，则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详见表2。⑧
3.1999年以前全球人为排放的预算
全球总排放预算，除了要考虑上述2000—2049年的预算外，还必须把1850—1999年期间各国实际排放量也纳入全球总排放预算范畴，在国别间予以重新公平分配，而不能简单地按谁排放谁就拥有相应排放预算的“祖父原则”进行处理。
要再次说明的是，排放预算与实际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历史累积排放量，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其对应时期的排放预算。基于这样的概念区分，就不难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别排放预算上的争论焦点。发达国家的观点是，历史排放量就等于对应时期的排放预算；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两者不能混同。
发达国家混淆两个概念的具体主张，往往以带有迷惑性的面目出现。他们提出从一个晚近的年份(如1990年)开始作为起点，并承诺未来一个时期减排比例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表面上看似乎发达国家承担了更大减排义务，但实际上是连起码的减排义务都没有承担。这是因为，一旦以晚近年份(如1990年)为起点，则之前的累积排放就自然而然按照先到先得的祖父原则，默认为这些排放国的当然排放预算，历史旧账则一笔勾销。丁仲礼等(2009b)对IPCC、UNDP和OECD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或研究人员提出的7个减排责任分摊方案⑩ 的分析表明，这些方案均忽视了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预算。在核定各国排放预算时，把历史排放量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默认为发达国家的当然预算，极不公平。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累积排放都应该纳入全球总排放预算，在国别间重新公平分配。如潘家华等(2009)、丁仲礼等(2009a，2009b)和樊纲等(2010)也都提出了类似主张。这种主张具备有力的科学基础。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以后的新的科学研究表明，2050年的温升幅度与2050年前所有的累积排放量的关系非常稳健。比如，Meinshausen et al.(2009)估算的2000—2049年期间的全球排放预算，正是在考虑了历史累积排放的基础上测算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累积排放(记为X)，则2000—2049年的排放预算要比Meinshausen et al.(2009)报告的水平多X。
由此可见：(1)既然历史排放对当前乃至未来的温升都发挥着作用，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已经挤占2℃目标对应的全球可排限额，那么，就不能简单沿用祖父原则把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视为其当然排放预算，而应该把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可排量作为全球总排放预算，在国别间公平地初始分配。(2)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把实际发生的累积排放量和各自的初始排放预算进行对照。一国实际累积排放量越大，意味着消耗了越多的排放预算，留给未来的排放预算越小。(3)各国历史排放无论是计入全球排放预算范畴时，还是作为各国对其排放预算的消耗进行核算时，都应按实际量足额计算，而不能按碳循环或寿命周期衰减经验公式进行折扣。
4.全球总排放预算(11) 的核算结果
根据上述，全球排放预算如表3所示。表中2000—2049年的全球排放预算，选取了Meinshausen et al.(2009)给出的到2050年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和50％所对应的全球总可排量，分别为1000Gt 和1437 Gt 。表中1850—1999年的全球排放预算，就是各国实际产生的排放量之和。具体包括三个部分：1850—1999年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为970.1Gt，来源于CAIT 8.0(12)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11)；1850—1999年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排放为539.7Gt ，根据Houghton(2008)的碳排放数据推算出来；1980—1999年国际航空航海产生的排放为12.2Gt ，根据CAIT 8.0(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11)推算出来。
综合起来，如果温升超过2℃的概率限定在25％，则全球人为排放总预算为2522Gt；如果温升超过2℃的概率限定在50％，则全球总预算为2959Gt。
(二)以当前各国人口比重为依据划分各国初始排放预算的测算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提出的划分办法是，按人际公平原则和当前各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划分全球总排放预算。不过，具体用哪个口径人口数据作为划分依据，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如果认为1850年的一个英国人和2007年的一个南非人和2049年的一个印度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排放预算，则应该把1850—2049年历年各国人口数据加总，而后均分全球排放预算，再根据各国在该期间历年人数之和，求得相应排放预算。
我们采用当前年份各国人口规模占全球比例，划分全球排放预算。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当代人虽然因为前代人大量排放而使得排放账户产生巨大赤字，但同时也继承了前代人留下的巨大物质财富，这些财富中实际上内涵了“提前预支”的排放预算。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当代人的排放账户有盈余，但却需要将这些盈余转化为物质财富，改善生活。第二，面对排放账户的当前可用预算，当代人可以在其自身和后代人之间进行代际优化配置，决定把多少排放预算直接留给后代人，把多少排放预算内涵到生产活动中作为物质财富留给后代人。第三，数据易得，计算简便。
根据CAIT 8.0(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11)收集的各国人口数据，各国(地区)的初始排放预算划分的测算结果见附表1。(13) 下面的表4和表5报告了两个概率下有关地区和国家测算结果。由表中可见，从公平角度出发，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情况下，附件Ⅰ和非附件Ⅰ国家应该获得的初始的排放预算，分别为483.5Gt和2006.9Gt；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情况下，附件Ⅰ和非附件Ⅰ国家应该获得的排放预算，分别为567.3Gt和2354.6Gt。
五、各国(地区)排放账户当前余额
(一)各国排放账户当前(2008年初)余额
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就是初始排放预算减去截至目前的累积排放后的余额。但由于土地利用排放历史数据缺乏，而土地利用排放数量又相对较大，所以，这里就无法核算出比较准确的实际累积排放。为此，只能基于可得数据分别报告三项，即能源消费排放(1850—2007年)、土地利用排放(1990—2005年)和国际航空航海排放(1980—2007年)，而没有报告排放账户余额。
不过，即便没有报告具体的排放账户余额，仍然可以从我们报告的数据中进行这样的推算：如果一国初始排放预算减去上述三项之后(见表5最后两列)，所得到的余额已经是负数，那么该国到2008年年初时，已经把其2049年前的所有排放预算都消耗完，产生了赤字。如果再考虑到大部分国家1989年之前的土地利用排放都是正数，则真正的赤字额还要更大。(14) 该国未来不仅需要弥补已经产生的赤字，还需要筹集今后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排放预算。
由于无法计算准确的账户余额，也就无法计算各国减排绩效指数。不过可以想象，如果一国初始排放预算减去上述三项之后，账户余额已经是负数，则该国减排绩效指数也必然为负，表示该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负的累积贡献。
(二)各国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将随国别间排放交易等因素相应调整
前已述及，各国的排放账户当前(2008年初)余额，将随着未来国别间排放预算转移等变化相应滚动核算。当前时点排放账户为赤字的国家，并不意味着不能增加排放，更不意味着不能产生排放，但前提是必须通过购买或者通过技术转移换取的方式，为其已有赤字和今后的新排放需求筹集所需预算。排放账户当前余额为盈余国家，也并不一定要把全部盈余都用于本国自排，而可以出售或用于换取他国先进技术。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本文前面的交代，CDM机制下排放预算购买方实际上是付费的，所以应该根据CDM项目涉及的量核增CDM项目买方预算，并核减卖方预算。但由于缺乏系统CDM项目数据，这里没有考虑该因素，留待未来进一步完善。不过，考虑到CDM项目总量有限，暂时忽略该因素，不会对结果造成根本影响。
(三)测算结果的几点含义
虽然没有报告准确的账户余额，但从现有测算结果仍然可以得到几点明确的政策含义。
1.全球总排放规模必须降低
从表4可见，即使按照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宽松目标考虑，全球总排放也必须降低。在该宽松目标下全球排放预算为2959Gt ；而1850—2007年能源消费已经分别产生排放1179.8Gt，1850—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已经产生排放572.1Gt，1980—2007年国际航空航海已经产生实际排放19.2Gt，三项共计已经产生排放1771Gt。这样，2008—2049年的可用预算只剩下1187.9Gt，按照2007年35.93Gt(15) 的排放规模计算，仅仅可以支撑约33年，无法支撑到2049年，亏空约9年预算。这表明全球总排放规模必须降低。如按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紧目标考虑，则全球减排的压力和迫切性更大。
2.发达国家需要筹集大量预算才能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的要求
从测算结果可见，即使不计入发达国家1989年之前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仅仅是1850年以来的能源消费排放、1990年以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和1980年以来的国际航空航海排放，已经使得其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处于巨大的赤字状态。所以，发达国家必须通过综合性措施为其账户的当前赤字，以及未来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排放，筹集巨额预算。
不过，筹集巨额预算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减排承担了更大比例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承担了较小比例的义务。这是因为，全球排放预算已经在国别间进行了公平的初始划分，且各国今后为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要求而进行的排放预算动态调整，也是经由交易等进行的。
六、目前有限的可用预算要求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接下来，对中国的排放预算和排放空间需求进行简要分析。
(一)中国已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以下两个方面表明，中国已经直接或间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中国生育控制政策为他国省出了大量排放预算
中国1982年人口占全球比重为21.9％。(16) 1983年正式开始实施的人口生育控制政策有效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到2007年人口占全球比重降低到19.9％。(17) 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为他国省出了相对于全球总额2％的排放预算。在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情形下，相对于放弃了50439Mt 的排放预算，为中国2007年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量的7.49倍；在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情形下，放弃了59180Mt 的排放预算，为中国2007年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量的8.8倍。
上面以1982年人口比重作为比对基准。如果比对基准是没有任何生育控制政策(Business as Usual)条件下2007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那么，中国因为生育控制政策而放弃的排放预算，实际比上述数字还要大。
2.中国迄今的发展模式较之主要发达国家同等阶段情形更低碳
流行看法是中国发展模式比发达国家更高碳，但从长历史周期比较角度看，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历史经验表明，不同发展阶段上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的强度，往往经历一个倒U型过程，即排放强度先随着人均CDP提高而提高，之后再逐步趋稳、降低。根据Maddison(2010)的长期经济增长数据和本文收集的排放数据推算(见图1)，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5000国际元(1990年国际G-K元，下同)发展阶段上，排放强度达到峰值。其中英国、德国、美国的峰值介于2.5—3公斤/国际元的范围，法国的峰值为1.3公斤/国际元左右。日本人均GDP在2000—13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上，排放强度始终大体保持在0.65—0.7公斤/国际元左右的水平上，之后才缓慢降低。
图1 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排放强度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Maddison(2010)的GDP、人口数据，以及CAIT 8.0(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10)排放数据计算而来。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均GDP仅仅为1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上，排放强度就达到峰值，约为1.5公斤CO[,2]/国际元左右。虽然该峰值水平比日本和法国的历史峰值高，但远低于英国、德国、美国的历史峰值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达到峰值后，排放强度迅速降低。这表明中国的排放强度比发达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水平更低。倘若中国重复发达国家的高排放发展道路，则全球温升会超过目前的实际水平。这表明中国已经为控制温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当前有限的可用预算要求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1.中国排放账户当前可用预算
从表5可见，不考虑中国1989年以前和2006—2007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情况下，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和50％所对应的当前可用预算分别为395Gt和482Gt，分别相当于2007年中国实际排放量6.69Gt(假定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排放等于2005年水平)的59倍和72倍。
如果把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实验室(Houghton，2008)给出的中国1989年以前土地利用变化排放83.26 Gt纳入考虑，则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和50％所对应的中国当前可用排放预算，分别为311.7Gt和398.7Gt，相当于2007年中国实际排放量6.69Gt(假定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排放等于2005年水平)的47倍和60倍。
2.中国未来发展所需的排放预算(18) 与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虽然静态看中国排放账户当前可用预算至少可支持中国排放47年，但动态估计2008—2049年可用预算与同期发展需要的排放空间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日本是二战后持续高速增长而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6303国际元(1990年价格，下同)，与日本1966年6506国际元的水平接近。日本1967—2007年41年间GDP年均增长3.74％，排放强度(19) 年均降低1.28％。(20) 下面以日本1966年之后41年的经验作为参照，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分四种情景估计我国2008—2049年42年间发展所需排放预算。
情景Ⅰ：假定我国2008—2049年42年里GDP和排放强度的平均增减速度，分别与日本1967—2007年41年中的情形相同，则2049年届时我国GDP、排放强度和总排放量分别为2007年水平的4.67倍、58.23％和2.72倍。这种情景下我国2008—2049年间未出现绝对减排，不过该期间仅能源消费相关排放就需预算489868Mt，明显高于可用预算额。
情景Ⅱ：(1)2008、2009年和2010年中国GDP的增长率分别为9.6％、9.3％和10.3％。(21) 在此基础上，假定“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和7％；2021—2049年为年均1.72％。这样，2008—2049年整个期间年均增速恰好等于日本1967—2007年间平均3.74％的增长率。(2)根据中国“十一五”规划指标完成情况，假定该期间中国排放强度降低20％；根据“十二五”规划，中国2015年排放强度比2010年降低17％；此外，根据中国2020年前的自主减排安排，2020年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2021—2049年年均降低0.37％。这样，2007—2049年整个期间排放强度年均降速恰好等于日本1966—2006年间平均1.28％的降速。最终结果是，我国2008—2049年间也未出现绝对减排，只是2021年之后排放总量增速低于之前时期；不过该期间仅能源消费相关排放就需预算567995Mt，明显高于可用预算额。
情景Ⅲ：和前两个情景的不同在于，这里把2008—2049年间总排放预算设定为前提，且假定不外购排放预算，测算2021—2049年间的排放强度降速要达到多高，才不突破可用排放预算。具体是：
(1)2008—2049年GDP增速和情景Ⅱ相同。(2)2008—2020年排放强度降速和情景Ⅱ相同。(3)假定2006—2049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一直保持2005年－47.3Mt的水平上。我国1997—2007年期间国际航空航海排放增速比同期GDP增速快1.37个百分点，假定2008—2049年期间两者增速之差仍保持该水平。以扣除土地利用变化和国际航空航海两项所需排放预算后的余额，作为2008—2049年可用于能源消费相关排放的预算。最终结果是：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和50％的条件下，为保证不突破可用预算额，2021—2049年间我国排放强度年均降速必须分别达到6.54％和3.62％；而且我国总排放量必须在2020年达到峰值，从2021年开始逐年绝对减排(见图2)。
情景Ⅳ：第(1)和(3)环节的设定与情景Ⅲ相同。环节(2)中，假定2020年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5％。最终结果是：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和50％的条件下，为保证不突破可用预算额，2021—2049年间我国排放强度年均降速必须分别达到5.73％和2.94％；而且我国总排放量必须在2020年达到峰值，从2021年开始逐年绝对减排(见图2(22))。
表6综合了四个情景的测算结果。
情景Ⅰ和Ⅱ表明，即使我国未来能够走出像日本那样高效的发展道路，所需排放预算仍大于当前可用预算额。情景Ⅲ和Ⅳ表明，要不突破可用预算额，2021—2049年期间必须继续大幅度降低排放强度，并实现逐年绝对减排。对比情景Ⅲ和Ⅳ，我们建议按2020年比2005年降低45％(23) (而不是40％(24))的总体考虑，设定“十三五”期间减排目标。否则，排放预算约束更紧张。
图2 不外购排放预算条件下我国自有排放预算可以支撑的排放路径
当然，这里的情景分析假定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排放强度变化与日本同样发展阶段上的轨迹相同。倘若我国经济增长比日本同样阶段上的水平更快，排放强度没有像日本那样降低，或我国规划的减排目标无法落实，或者所有这些情形叠加出现，则排放预算就更不宽裕。所以，促进减排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战略任务。
七、结论
本文基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的成果，设计了国别排放账户体系的操作框架，并构造了综合评价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绩效的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之后的新的气候科研成果，以及CAIT的排放数据，对全球碳排放的总预算，按照人均相等原则在国别间进行了公平的初始分配的测算，并基于可得数据测算了各国账户当前余额。测算结果表明，全球总排放规模必须降低；发达国家需要筹集大量预算才能到目标年实现账户预算硬约束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
本文分析还表明，中国已经为全球减排做出了积极贡献。虽然中国目前排放账户可用预算尚有可观的额度，但小于未来发展所需的排放量，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本文还想指出，发达国家虽然账户已经出现赤字，但并不意味着绝对限制其增加排放。在本文框架中，发达国家未来可以产生排放，甚至可以增加排放，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通过排放交易买入或者通过转让先进技术等措施，筹集所需预算。这也是本文不同于其他研究的重要之点。
注释：
① 本文的方法也适用于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温室气体。不过，限于数据，后文测算中仅涉及二氧化碳(本文以后简称)。
② 本报告所称的中国，不涉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
③ 匿名评论人指出，排放预算必须是“硬”的而不能是“软”的，这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全世界范围的碳减排是一个复杂的博弈，需要分析该假定及其成立的条件，并进行进一步讨论。我们认为，的确需要通过外在于预算体系的国际谈判达成的共识来保证排放预算硬约束的权威性，排放预算体系本身不能保证其预算约束是硬的。
④ 实际排放量不包括交易量、技术转让等引起的排放预算变动量。
⑤ 排放权账户可用预算为负，则该绩效指数一定为负；但排放账户预算为正(或为零)，绩效指数却不一定必然为正(或为零)，也可能为负。
⑥ 如果有联合履约机制(JI)，联合履约的所有国家总体的减排绩效指数，未必等于各国家指数的均值。
⑦ 碳排放边际产出较高者，也是减排边际成本较高者，因为碳排放边际产出较高，则减少一个单位排放所放弃的产出就较高。
⑧ 该文还指出：“2020年的排放量并不是一个稳定而可靠的指标。不过，在所评估的各个情景中，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比2000年水平高25％，则温升超过2℃的概率会上升到53％—87％。”
⑨ 有的文献使用的计量单位是Gt，有的是Mt，有的是Pg。其相互关系是：1Gt＝1Pg＝1000Mt＝10亿吨。
⑩ 类似例子还有，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的碳减排目标(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2008)中提出，京都议定书涉及的温室气体的全球排放预算，到2050年应该减少到20—24Gt，约比目前水平减少50％—60％。而英国在其中“应该”承担份额是，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80％，或者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77％。再如德国全球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的方案(WBGU，2009)，在不考虑历史排放预算重新划分的前提下，提出了2010—2050年主要排放国排放预算。还有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0)中，提出了2012—2050年期间美国的排放预算，认为“由于在确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安全水平方面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并且在确定美国在全球排放中的合适份额上涉及政治/伦理判断”，所以，报告没有给出确切的预算，而只是基于模型分析结果给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国内排放预算，“即2012—2050年，美国当量的预算为170—200Gt，这大致相当于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50％—80％的排放。”
(11)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Boden et al.,2010)中，1751—1849年全球累积排放为4598Mt。我们未把这部分纳入全球总排放预算范畴在国别间重新分配，意味着实际产生这些排放的工业化国家(主要是西欧发达国家)，无偿地占有相应份额的全球预算。不过按该数据集推算，1751—1849年全球累积排放只占1751—2007年累积排放的0.36％，所以，我们的做法除对少数发达国家带来少量影响外，对其他国家影响可以忽略。
(12) CAIT 8.0评估和综合了多个数据源的优点，并根据各国边界历史演变把历史排放落实到目前的边界范围内。
(13) 因篇幅原因，该表略去，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14) 如果某国1989年之前的土地利用排放是负数，则真正的赤字额会更小一些。
(15) 因为没有土地利用的最新排放数据，所以假定2007年土地利用排放等于2005年水平。
(16)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的数据计算。
(17) 根据CAIT8.0的数据计算。
(18) 限于数据，这里只估算能源和工业生产相关的排放，而不考虑土地利用变化和国际航空航海的相关排放。由于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变化排放很小，我国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排放也很小，甚至为负，所以，能源和工业生产的排放能够反映未来排放的基本格局。
(19) 排放强度仅指能源消费相关排放与GDP的比值，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和国际航空航海排放。下文口径相同。
(20) 事实上，日本1966年以来排放强度持续增长，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才开始缓慢降低。
(21)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表2—4以及《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可以通过更复杂的假定，把图2中的曲线平滑为更“美观”的倒U型曲线。不过，并不会改变中国排放空间不敷所需以及某个时点后需要绝对减排的结论。
(23) 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排放强度降低17.2％。
(24) 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排放强度降低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