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有没有哲学思想？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又是文明成熟的标志，作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生命体现的邓小平理论，如果说其中没有哲学思想的存在，那是不可思议的。纵观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之上的。剖析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对我们当代改革开放大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什么？这即是它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批判意识是他们学说的灵魂，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实践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往的旧哲学要么从脱离人的抽象的自然出发来解释一切，要么从脱离自然的抽象的精神出发来解释一切。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理解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动态的现实历史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在被称为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把他们的唯物史观称为“新唯物主义”。这里的“新”指什么？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是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但只有从实践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确立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才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正是以实践为基础才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实践观点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功能意义上将其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列宁没有抽象、形而上学地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设想，从俄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出发，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毛泽东没有僵化、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要先夺取大城市的指示，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的革命新道路，最终取得了胜利。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但他后期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实践精神，造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最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作为他的哲学思想代表作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未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毛泽东在晚年也未能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理解坚持到底，产生了个人崇拜现象。毛泽东语录被视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作为终极真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结果使我们党从1957年开始，出现了长达20年“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以实践发展为准则的思维方式。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新的阐释，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一，解放思想具有科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要走向灭亡。第二，实事求是不但具有实践性、实践意义，而且比实践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具有客观实在性，具有使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的真理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第三，邓小平第一次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一个统一命题来使用，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正如批判性与实践性一样，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其内涵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当然也是邓小平哲学的精髓。
邓小平之所以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因为它集中地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第一，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要求人们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世界本身呈现的面目来理解世界，从事实本身的联系中来把握事实。第二，它坚持了辩证法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观，以不断变化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和归宿，将辩证法贯彻到底。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334页。）第三，它坚持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把实践活动作为人类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确证了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历史的发展因此得到科学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创立。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二、邓小平的“要照辩证法办事”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思考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的论断。“照辩证法办事”，首先表现为对矛盾规律的娴熟运用。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一组一组矛盾的辩证分析，揭示出一系列对应范畴的相互联结、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如共性与个性、计划与市场，先富、后富与共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发展与稳定，全局与局部，本质与现象等。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新思考还表现在他对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看法上。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两者都不可忽视，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同一还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他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借鉴、相互合作和利用，等等。邓小平这些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邓小平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是把矛盾论和系统论统一起来，强调系统思维。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系统论的思想引入辩证法，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事物的矛盾，而且要从多要素、多层次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上来考虑问题。他特别强调工作中的“系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强调要注意事物的相关性、有序性、整体性。这一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分析与阐述之中。
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他认为，包括社会主义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容是由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四大基本要素所组成的大系统。在社会发展的系统目标中，各要素并不是历时性关系，而是共时性存在的，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发挥特定的职能作用。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中国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先发展后环境的模式，在他的提倡下，中国政府在坚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尊重科学、促进合作的立场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思路下，邓小平同志几乎每年都身体力行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并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要求。第二，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结构支撑着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与发展，因而，“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第三，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保障。发展经济需要民主而稳定的政治环境，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不改革落后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第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主导。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意识形态的更新、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灵魂所在。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够为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极大地促进当代社会主义进程。
三、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全面发展唯物史观
邓小平反思了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新的视野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变革和创新唯物史观。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概括。这一概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在第一层含义中，邓小平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高度，这是对前人思想的重大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作过不少论述，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比较一致地认为，对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三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提出这一层含义，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深刻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要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必须使它的生产力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二层含义也是对以往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只有全体人民共同致富，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邓小平提出这一层含义，也蕴涵了他对历史发展主体价值选择性的深刻洞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任何历史进程一样，只有满足历史主体的根本利益，体现人民的价值选择，才能步入坦途，取得长足发展；否则，就会陷入挫折，甚至倒退。
在邓小平的思维中，他首先把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辩证地统一起来，纠正了“一点论”的错误，坚持了“两点论”的辩证法思想。表面看来，历史的发展似乎受着一些偶然因素、主观因素的支配。但实际上，在这些因素的背后，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即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展开，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人们的主观追求、价值选择要受到客观必然性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选择。离开客观必然性的价值选择就是否认历史发展客观性，就会导致实用主义，从而走向唯心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必须遵循历史必然性，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强大的物质基础，否则，就只能使社会主义变成空想，成为乌托邦。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不能自发实现，它要通过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才能实现。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人们活动的规律，离开人的需要与目的，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历史规律。离开主体价值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只是自在自然的必然性，只会把历史的发展理解成线性因果关系的自组织过程，成为机械论和宿命论。社会主义的发展在遵循客观必然性的同时，也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邓小平所倡导的，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视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在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与价值选择性的关系中，客观必然性是基础，决定主体的价值选择性，价值选择要服从客观必然性。这既坚持了“两点论”，又坚持了“重点论”。这就是说，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可缺少的，但人们只能在以往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每一代人所接受的生产力和社会历史环境，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而且，价值选择能否成功，也取决于这种选择是否反映了历史必然性。虽然有的不符合历史必然性的价值选择在个别历史时期也能实现，甚至使历史出现倒退，但最后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这同样是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邓小平深刻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共同富裕这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也必须建立在遵循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基础之上。所以，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基础作为社会主义的“首先”的、“首要”的、“第一”的任务，从而克服了我们过去最大的失误。
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这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创新。同时，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论；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相结合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论；从“实践与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论。这些理论形成一套唯物史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理论、新观念，初步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当代的国际大课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全面的重大的发展。
四、邓小平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
邓小平之所以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他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邓小平思维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唯实性。
邓小平一方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这个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现实的具体出发的原则。他反对从抽象的一般原则出发，也无意抽象的理性主义思辩。他关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和具体化，也就是关注在当代中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在他的创造性思维中，提出中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结论，提出要搞试验，要搞深圳等“经济特区”，提出要改革、开放。这些新思考、新思想、新概念，正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深入地研究中国这个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也即是他思维个性化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任何割裂二者的关系都是错误的。但是，抛弃哲学的个性、丢掉哲学的“自我”，也谈不上创新与发展。
第二，邓小平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和框架，形成他独特的新的哲学思考。
邓小平没去构建什么哲学体系，他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谈话或对话形式，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邓小平没有一篇是专门讲哲学问题的文章，但没有一篇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和从哲学的高度来说明问题的。邓小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娴熟地运用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之中，他的著作、论文和讲话中渗透着丰富和睿智的哲学观点的分析方法。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正是传统哲学和我们哲学工作者所缺少的。
从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给我们一点新的启示：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就是在唯实的基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实现理论内容和思维方式上的自我超越。没有超越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有发展。
其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个性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有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共性、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反对哲学的个性化。我们认为是不对的，承认唯实性也就是承认个性化，因为现实本身是个性化的。承认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个人的作用，也就是承认个性化。没有个性化就没有特色。我们过去传统哲学的教科书、许多专著，不能说千篇一律，但可以说大同小异，不管书的结构如何，但叙述内容是差不多的。其原因就是缺乏哲学的个性化。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首先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工夫。
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哲学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邓小平哲学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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