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次贷危机与实体经济衰退
自2008年9月已经产生的次贷问题，以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的倒闭为标志，引发了美国金融业的倒闭或倒闭威胁的频频出现。作为以金融业为经济运行主要部门或环节的美国经济，金融制度的运行问题是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从而，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不仅影响到金融部门，还影响到实体经济。
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产生：一是，美国金融体制的突然停顿会使实体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信贷系统发生问题，从而消费信贷、投资信贷、对外贸易信贷等与实体经济运行有关的信贷关系发生系统性停顿，进而打乱整个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二是，金融体制问题会牵涉到金融资产，从而使金融投资风险大幅度增加，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或财富价值下降。居民的资产额或财富额下降，导致消费者缩减消费，以平衡资产量的下降，即所谓财富效应带来的消费量或消费水平的下降；三是，金融风暴导致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失业人数大量增加，从而使消费者减少非必要性消费，社会总需求下降。这些方面的影响都会在短期内造成美国经济的不景气，甚至经济衰退。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的呆坏账以及消除房地产泡沫所需要的消化期，都将使美国房地产市场难以迅速恢复，而且金融创新所受到的重创，将使美国重新思考如何维护自身金融制度，从而使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稳定的问题。因此，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和金融制度的重新审视和重建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对于这样两类问题，美国政府相应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短期内，通过对金融部门的注资，拯救一些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金融企业或银行，防止传统意义上金融危机的出现和蔓延，同时试图通过某种支持政策，恢复正常的金融部门运行，特别是信贷体制的迅速恢复。在实体经济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消费需求扩展的政策措施。此外，为减缓就业率下降、失业人数增加的速度，也拯救了一些对就业影响比较大的产业或行业。从长期看，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如新能源计划、信息网络的建设、对高技术创新的投资和激励政策等等。应该说，美国这种长短期结合并分别对付不同问题的政策措施，有些短期政策已经部分见效，而长期政策措施的效果也在发挥比较好的战略作用。由此可以相信，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将在2009年底或2010年上半年走出低谷，进入经济增长过程。
二、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估计
美国的金融风暴，不仅使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而且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产生了较大但程度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各国的金融领域越是国际化，受美国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也就越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国的这种影响主要有两个领域：首先是金融领域，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普遍落后，导致其金融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更多地流向发达国家。通常，这些外汇储备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越是倾向于高风险，从而是高回报率的投资，在这次金融风暴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因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也越大。其次是实体经济领域，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采取了对外开放战略，从而是借助国外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受到发达国家金融风暴和实体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会越大。这种影响表现为：一方面，由于金融风暴造成发达国家信贷系统的中断或成本过高，影响到国际贸易信贷，从而使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市场中断或局面艰难；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对外贸易需求总水平的下降，其中不仅包括自然的需求水平下降，也包含着本国贸易保护增长带来的人为因素造成的需求水平下降。
具体到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自2008年11月份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贸易订单开始急剧下降，2009年第一季度和随后的两个月，尽管对外贸易环比增长速度在上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速度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由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都调低了对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这些预期与我们争取达到的经济增长目标有较大的差距。现实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第一季度确实出现了年率只有6.1％的情况，个别地方如广东省的经济增长率仅有5.5％，而广东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155％。其中东莞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2.5％①，大大低于全国的增长速度，而东莞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188％。换句话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短期内受发达国家或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而从省份的情形来看，除广东外，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省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风暴和实体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些负面影响，我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总量需求，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扩大政府投资等一系列旨在保增长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通过各种税收措施刺激个人消费，通过扩大投资计划，刺激投资支出和经济成长，如四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通过刺激内需，调整需求结构，即将部分缩减的外部需求调整到由内部需求来弥补，通过一系列投资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借中央和地方政府扩大支出之机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或升级。除了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外，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如发消费券等扩大内需、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措施。当然政府对出口市场也非常重视，采取了与前一个时期截然不同的政策措施，以促成对外贸易的稳定。
客观地说，这些政策在全国上下的统一实施已经收到一定效果。但是，过去三年来我国经济政策的变动性似乎表明，近一段时间我们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即在我们尚未做出明晰判断之时，我们的政策已经连续出台，在我们还未能使旧的一轮政策充分发挥作用时，新的一轮政策措施又进一步推出。因此，有必要对我们的政策焦点和工具进行客观地分析。
三、金融风暴和实体经济衰退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整理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分析金融风暴和国外实体经济衰退带来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
一是我们的金融部门是否因为西方金融风暴带来了金融动荡和信贷体系的停顿。
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外贸易顺差大量累积，也由于中国每年FDI的引进规模都名列世界前茅，使我们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2008年底达到19600多亿美元。面对大量的外汇储备，我国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为外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做了有益的工作。我们之前的研究已阐述过，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制尚不发达的情形下，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投资，幸运的是中国的这种投资大部分是用于低风险的政府债券投资。因此，就一般意义看，还不存在因金融风暴带来巨大财产损失的问题。因而，美国金融领域的问题不会对中国金融部门造成系统性影响。信贷停顿或高成本主要影响的不是中国的金融领域，更多的是实体经济领域。
二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首先是贸易信贷的中断或高风险。美国金融风暴以金融系统的突然停顿为起点，也必然影响到与这种信用体系相关联的一系列信贷关系，当然也包括贸易信贷关系。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是借助信贷特别是银行信贷展开的，没有银行提供的信贷中介，任何贸易关系对其中的一方总是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因此，银行信贷成为国际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的条件。然而，金融风暴所冲击的首先是信贷体系，从而使信贷关系难以继续，与此相联系的国际贸易也就自然中断了。这种关系恢复的前提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共同认识到，必须恢复这样一种信贷关系，并采取措施帮助恢复，才能使国际贸易得以恢复，从而使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中的对外贸易不至于产生系统性影响。现实中，由于国际组织和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努力，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以及G20等相继签署协议，为双边或多边贸易信贷提供资金便利。世界贸易组织也呼吁各国联合采取行动，恢复正常的贸易信贷秩序。这些努力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因此这部分信贷关系的恢复是我们对外贸易订单恢复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由于国外的总体需求水平下降，一般而言，对外贸易的进口也会下降。但是，从贸易结构角度看，外国进口需求中有一部分基本必需品的需求在经济不景气或衰退中，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因为，该部分需求无论在何种经济形势下，普通居民都会维持这种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甚至由于经济不景气，一些过去需求水平较高的居民，也会调整产品的需求结构，追求更加大众化的消费品牌，从而使这类消费品的需求量保持不变或上升。统计资料表明，在本次西方国家实体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它们对中低档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不但没有下降，有的产品还有上升。据统计，2005年以来，我国出口的机电类生活必需品和杂项生活必需品流向发达国家的比例大致在60％-68％之间。这表明实体经济衰退主要影响的不是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基本需求部分，而是进口需求中的高档产品或非必需品部分。
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还包括加工贸易中国外订单减少的部分。这部分订单的减少，不仅会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还会影响到我国的进口。此外，我国出口贸易额的下降不仅意味着出口量的下降，还意味着出口产品的价格在需求不振时也会下降，从而造成在出口量变动不大时，因出口价格降低带来出口总额的下降。还有出口需求水平的绝对下降，即无论是需求量，还是需求的价格水平都下降的部分。
国外实体经济的衰退会从进口和出口两个角度影响到我国商品的对外贸易。在中国，加工贸易占到出口贸易额的55％左右，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连带着我们的进口，没有稳定的出口产品订单，也就没有原材料或零部件的进口。因而，出口市场萎缩时，进口市场也会相应萎缩。这意味着，西方实体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是商品的出口，另一个是商品的进口。此外，我国进口产品总额的下降不仅是数量上的，更有价格上的。在过去一年里，我们进口的原材料、原油等商品的价格都有大幅度下降，一些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50％！在此情况下，即使我国进口原材料总量保持不变，甚至增长，进口总额也会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我国在西方经济衰退的前期也采取了一些信贷紧缩政策，造成了我国企业的进口贸易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特别不利于民营外贸企业维持正常的贸易加工关系。
此外，由于西方金融和经济衰退可能影响到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为缓解其国内资金不足的危机，跨国公司可能将他们的资金从中国转向自己的国家，以解燃眉之急。统计表明，这种情况确实在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但是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在当今世界条件下，中国仍然是最有希望获利的投资场所。
我们分析国外金融风暴和实体经济衰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判断这样一些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从而决定我们采取的政策应该是以长期为主，还是以短期渡过难关为主。客观地说，西方国家金融乃至经济衰退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是非生活必需品的出口和与此相对应的加工贸易的进口部分，而对我们大约三分之二的出口和相应的进口没有根本性的、长期的影响。在进口方面，由于中国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必然带来我们原材料和燃料进口的增加。这些增加又缓解了一部分与加工贸易进口有关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减少带来的进口量的下降。实际上，2009年第一季度的统计资料已经表明，加工贸易进出口在我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均有下降，而一般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这种此消彼长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改变对加工贸易的鼓励政策，那么西方经济衰退之后，中国的加工贸易在总贸易额的比重还会有所恢复。
然而，面对此次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学术界和政府中有许多观点认为，由于此次衰退是“百年一遇的”，而且“很难在短期内恢复”，我们就需要将问题考虑得更严重一些。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重拳”，以渡难关、保增长。这些政策不仅从多个方面、多个领域相继出台，更多的是在政策目标上，已经不单纯是保增长的问题，而是试图从战略上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改变我们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的现实，希望“腾笼换鸟”，用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来应对目前经济衰退给中国带来的短期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探讨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的关键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平均增长率高达9％以上。总结起来，除了内部的经济增长因素贡献之外，我们大约有1/3的贡献来自于对外贸易和与之相联系的外国直接投资。这种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利用相对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生产要素存量中比较优势的发挥提高了中国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的推行，为我国产品的出口和资源、技术的进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我们的引进外资有了迅速增长，也使对外贸易有了迅速增长。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率年均达到16.5％，其中出口增长速度高于进口增长速度。出口产品结构逐步从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向以制成品为主，中国成为制成品出口大国，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这种商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又是由中国生产要素优势决定的。据统计，2007年底，我国的人口总数为132 129万人，从城市和乡村的分布情况看，城镇人口达到59 379万人(占44.94％)，乡村人口为72 750万人(占55.05％)，其中，经济活动人口为78 645万人，就业人口为76 990万人。在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31 444万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为40.8％，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20 629万人，占就业人口的26.8％，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24 917万人，占就业人口的32.4％②。这些资料表明，我国在第一产业的人口还占人口的较大比重，要达到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程度，第一产业人口至少还要向其他产业领域转移25％左右，就是近2个亿(19 661.25万人)。不仅如此，要支撑其他45 500多万人继续在工业或第三产业就业，也需要相当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运行。由此可以推论，任何产业结构的选择和调整都不能离开要素禀赋要充分发挥作用这一前提。实际上，我们在局部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是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完全、人员流动在地区之间有障碍、劳动力整体素质不同造成的。因此，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由于人口众多，什么时候我们致力于调动和倾向于充分使用人力资源，什么时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就比较快，原因是我们注重发挥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
近15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我们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容易进入“比较优势的陷阱”，因此要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超前发展我们的一些产业。这些争论中比较有倾向性的观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一定要在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适度超前发展一些战略产业。尽管在原则上对这一问题学者们似乎已达成某种共识，但是由于这种适度在“度”上并不是确定的，因此一旦有经济迅速发展或者贸易迅速发展时，就会出现某种动摇，要么过度，要么不足。它表现为在经济和贸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希望将超前的程度或速度提高或加快，而当经济和贸易遇到冲击的时候，又急于以超前发展作为自己经济稳定成长的出路。这些表现的必然性在于，对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迫切地希望自身经济发展得快一些，不仅在量上要多，而且要在质上提高产业层次或结构，这种新型的经济发展中的“跃进”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特别关注。
2007-2008年期间，面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特别是国外关于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讨论，以及可能面对的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的担心，中国自己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可能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两高一资产品，特别是加工贸易商品等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政策，与此同时，提出了“腾笼换鸟”，调整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政策措施，使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省份面临极大压力，有的企业倒闭，有的外资企业撤资，也有一些转向中部或西部。2008年尽管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我们的出口还是以高速度增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然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尽管有一些效果，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现实，而地方政府政策如果与中央政府政策保持了一致，那么表现出来的只是该省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的弱化，而不能改变其他省份继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优势，带动其经济增长的整体格局。
当金融风暴和实体经济衰退来临时，我们又认为，对外开放和对外依存度是造成我们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因此要改变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由此提出要借助国外经济衰退调整产业结构的观点，借外部市场遇到挫折来调整我们的需求结构，从以外需型为主向以内需型为主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到我们能否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问题。从目前看，在我国大量劳动力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生产技术的最佳选择就是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单位产品的生产技术。如果在使用较多的劳动力比使用更多资本的成本还低的情况下，企业是不可能改变其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的。因此，从微观上看，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一种建立在获取最大限度利润基础上的经济选择，不是政治选择，不是一个政府宏观理念的选择。从宏观角度看，我们来探讨下一个政府希望调整或升级产业结构的目标是否可以在短期内实现。从国外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时间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在拥有政府主导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而我们的工业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劳动力还有相当数量没有进入工业化进程，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即使是在第二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也还存在着能否实现这样一种转变的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加工贸易是跨国公司价值链环节之一，其产品的市场和供应产品的类型是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来从事加工生产的，要将这种以供应国外市场为主的企业或行业转向供应国内市场，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此外，中国是否到了需要将对外需求转向“内需”的时候呢？尽管从理论上我们清楚，转向“内需”是一个国家逐步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转折点了。恰恰相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有一系列经济发展水平不允许我们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实际上，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或不够先进，另一方面是有效配置资源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不够先进，因而外部市场还是其经济发展中必须依赖的市场，只不过我们要在“干中学”，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应对不同冲击的本领。
从国内需求角度来看，我们的制度问题主要是在医疗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投入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要改变国内居民过度储蓄的“习惯”，这是不现实的。相反的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各种制度必须逐步完善起来才能够谈到内外需求结构的调整。
当然，作为学者最为艰难的是，回答什么时间才是产业结构转型的最佳点，但是，我们决不认为，这是一个人为的过程，因势利导才是政府能够采取的政策和战略。现实中，个别地区和个别城市可能失去某种产业的比较优势，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一个地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了，从而放弃一些产业时，并不意味着其他城市或地区也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即使是希望调整产业结构的地区，也要慎重考虑“腾笼换鸟”的战略，相反在新的优势没有找到之前，将笼子腾空就意味着失去近期的经济发展和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下，我们还是相信，市场经济将暗含着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我们只是试图发现它。
传统的西方经济危机所昭示的规律性是，每隔8-12年出现的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都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部分调整。然而，本次由金融风暴引发的实体经济衰退是否可以表明西方实体经济已经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信号呢？而且即使这种信号是确定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必须跟随这样一种调整而调整呢？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地考虑这样的问题。
问题在于，如果目前西方实体经济调整只是为平抑金融风暴引起的实体经济波动而采取的局部、短期的调整，那么对我们的影响就不应该是根本性的，我们还处在经济发展之中，需要做的是吸取它们的教训，防止我们未来的失误。尽管经济已经走向全球化，但是我们与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还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总之，中国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要正确地判断产生冲击的渠道、领域、时间和程度，在此基础上来选择正确的对策。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客观、适度，不能在遇到冲击后，就人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的进程。面对危机，我们需要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政策才是比较客观的态度。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2009年1-9月统计资料。
②上述相关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经济统计年鉴》(2008)中的数据整理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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