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危机信息传播理论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传播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社会是危机社会，这种危机体现为现实社会危机和网络社会危机。国内学界关于网络危机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末，网络危机传播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该领域研究的深度方面有待继续深化。目前，网络危机传播理论的系统化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论文将对这一理论进行体系化构建，从网络危机传播的基础理论、演化理论和治理理论三个方面分析和总结，建立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理论体系。 1 网络危机传播基础理论 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首先应当确定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等，分析基本结构、揭示逻辑关系和阐述其基本作用和功能。总体而言，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的基础理论包括其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与结构、学科内涵及其研究方法理论。 1.1 学科属性梳理 就学科属性而言，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理论是一门交叉学科，涉及情报学、传播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当前的传播学和情报学都将网络危机传播作为自身的主要研究对象，可见，该理论具有综合性特征。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学界对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的研究呈现为爆发态势。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网络社会危机信息传播的理论研究，以便于更好地分析网络危机传播的环境、影响因素、动力机制、演化规律及其治理，为认识和解决网络危机、降低危机的社会影响、缩短危机事件过程、降低危机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维护社会稳定提供理论指导。 1.2 研究对象体系 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作为综合性交叉学科，受到很多领域的共同关注，其研究对象可从横向、纵向、下向、边向四个维度来分析。横向研究包括元理论、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三个部分组成；纵向研究包括信息过程（涵盖危机信息的产生、传播与老化，即危机信息的起点到终点）、信息链（信息传播和扩散的推进逻辑关系）和信息传播要素，下向研究包括其价值就在于满足社会需求，运用和服务于社会实践，体现出研究的应用性；边向分析是指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的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不断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 1.3 研究内容结构 按照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的对象等级分类，可分为宏观危机信息、中观危机信息和微观危机信息，其中宏观层面包括国际网络危机信息传播、国家网络危机信息传播、政府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中观层面包括行业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企业网络危机信息传播；微观层面包括群体网络危机信息传播、个人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等。从网络危机信息传播性质来看，包括了政治危机信息传播、经济危机信息传播、社会危机信息传播、生态危机信息传播、文化危机信息传播等；从信息危机驱动源来看，主要包括内源驱动危机传播、外源驱动危机传播、内外源合力驱动危机传播；从信息危机传播速度来看，潜伏型危机信息传播、突发型危机信息传播、诱发型危机信息传播、曲折型危机信息传播；从信息危机影响来看，包括浅层型危机信息传播和深层型危机信息传播。 1.4 哲学基础及价值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哲学是以情报学哲学和传播学哲学为基础。网络危机信息作为物质世界的一种普遍化存在形式，即危机事件的信息化。信息传播就是信息运动，运动是信息传播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该哲学是以网络社会领域和网络社会形态为研究背景，以网络技术存在为前提，以网络基础设施为危机信息发展流变的物理载体，以网络化关系和活动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为研究对象，关注网络时代人的信息生存状态。 在现代危机高发时期，网络危机传播成为影响危机事件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复杂性以及高速传播、传播生态环境、公众心理等诸多因素，使得网络传播效果更加不可预期和难以控制，可见，网络危机传播研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这正是其本身价值所在。 1.5 研究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是研究认识事物和改造事物实践的手段和工具，它包括规律性知识（揭示影响事物发展各变量之间固有的、内在的、与实际相符合、逻辑严谨的知识）和有效知识（具有现实针对性、简洁明了的解释框架和思维模板）。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的方法论体系涉及哲学、情报学、管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数学、计算机等诸学科研究方法，其中哲学方法涵盖分析归纳法、反馈法、比较法、选择法、阐释法和系统法等；情报学的专有方法包括信息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知识发现法等；数理方法包括统计法、测量法、信息获取方法、矩阵思考法、模糊数学方法、博弈法等；社会学方法包括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人际交往方法、社会调查法、观察法、试验法等；管理学方法包括假设—推理法、实证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情境分析法等；传播学方法包括实证主义方法和人文主义方法。网络危机传播综合运用上述学科的研究方法，构成网络危机传播的研究方法体系。 2 网络危机传播演化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是在网络环境下参与者在系统动力的推动下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传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体现出较强的传播规律。网络危机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重点是演化理论，它包括传播生态理论、传播角色与行为理论、传播动力理论、传播方式理论、传播阶段理论、传播规律理论等（见表1）。
2.1 传播生态理论 2.1.1 危机传播生态构成 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网络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由网络和信息构成的虚拟环境形成的民主开放、自由共享的网络世界，成为人们相互交流、共同旅行的生存空间，也被称为“网络生态”。网络危机传播生态泛指一切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网络信息及其状态，包括影响网络传播运行的所有物质网络、生物网络、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具有传播层次性、时空动态性、系统脆弱性、抗击扰动性、信息协同性等特征[1]，这一生态成为网络信息危机传播的环境。 2.1.2 危机传播生态危机 由于人们对网络的滥用和误用，致使网络产生信息污染、安全危机、信息膨胀与信息短缺、网络信息侵犯、网络信息分布不均等，网络环境严重污染，导致网络危机传播生态恶化和失调，导致传播生态危机。网络传播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网络崇拜的负效应、网络空间观念淡漠、网络虚拟性滥用等，由此滋长网络问题的灰色区域空间，导致了网络伦理普及严重滞后于网络技术发展，恶化了网络危机传播环境，严重影响网络的运行。 2.1.3 危机传播生态恢复力 生态恢复力是指网络系统的自身能力能够实现运行状态稳定、抗击外来干扰的自我修复能力和以最少的外界支持来维持其自身管理。网络危机传播生态恢复力是指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系统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能够应对内外压力，基本遵循网络伦理和网络相关法律，保持正常的传播危机信息的功能，即使在短时间受到多因素干扰，也能够实现自我系统重建的能力。网络危机传播生态恢复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信息生态赖以生存的环境，网络主体因素对网络生态系统的恢复力起主导作用[2]。 2.2 传播角色与行为理论 2.2.1 危机传播角色 危机传播是指在危机全过程中，政府、组织、媒体、公众内部和彼此进行的信息交流。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在各种危机传播中所承担的角色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危机事件中，同一个组织和个体也可能承担不同的角色，同时，他们的角色决定了他们在危机传播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和功能。根据危机信息传播的流程，危机传播角色可以分为危机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受众、监控者、受害者、受益者。其中，危机信息的制造者是原始信息生产或制作的的机构或个人，危机信息的揭示或发掘机构、媒体或个人；传播者包括一级传播者、二级传播者，或为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网络水军，或个体传播者、组织传播者，或真实信息传播者和虚假信息传播者；受众包括普通网民或信息链低端个人；监控者包括政府、主管机构；受害者包括同行机构、相关组织、利益相关者、产品或信息的消费者；受益者包括同行机构、竞争对手、利益相关者。 2.2.2 危机传播行为 危机传播的场所包括论坛、社区、微博等，这些场所因为具有交互性、隐匿性和集聚性等特点而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目前，网络传播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加大，并持续改变着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面临的传播生态，其中，政府掌握舆论主导权和引导权，是集政治、权威、公关为一体天然传播主体，具有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传播权，尊重与保障各类媒体采访权的责任，当前，政府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刚性控制者向柔性沟通协调者转型；大众媒介扮演着多方信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并成为危机传播的组织者；意见领袖是网络中具有独到见解、具有网络组织力和影响力的一些网民，他们能够影响消费者和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和判断、立场观点，将网络舆情向某一个设定的方向发展；公众通过网络表达观点和立场、抒发情绪，充当着大众麦克风的自媒体角色，彰显平民网络话语权，部分公众在意见领袖的组织和作用下会演化为极化群体，以至于会产生网络暴力，成为网络打手。 2.3 传播动力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由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和传播信道组成[2]，但实现传播需要传播动力。危机传播动力分为博弈驱动（利益驱动、避害驱动）、责任驱动（职责驱动、道德驱动、服务驱动）、权力驱动（话语权驱动、知情权驱动）、关注驱动（兴趣驱动、专业驱动）、合力驱动（双重驱动、多层驱动）等，这些动力因素构成了网络危机传播的动力体系。 不同网络危机传播的动力因素各不相同，各种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危机传播中的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2.3.1 博弈驱动 博弈驱动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分别是利益驱动和避害驱动，参与网络危机传播博弈的主体主要包括机构、组织、媒体或个人，他们都是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出于利害关系，各传播者会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通过权衡利弊，推动或阻碍危机信息传播。 2.3.2 责任驱动 责任驱动包括职责驱动、道德驱动和服务驱动。危机事件本质是自然或社会矛盾的反映，公众期望政府能做到公开、高效、透明、准确地报道危机信息。面对网络危机，政府有责任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危机传播生态，倾听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政府通过技术过滤和阻断信息、议题设置引导、信息制度化公开等手段，加强网络监管，参与到传播中去。危机事件往往带有道德因素，如政治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如果危机制造的主体触及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这会导致有基本道德良知的各方参与传播活动，批评和指责肇事者，以维护社会道德。服务职责是媒体的基本职责，对公众普遍关心的、触动现实利益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危机进行报道，向公众传播相关信息和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2.3.3 权力驱动 权力驱动包括话语权驱动和知情权驱动。话语权是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工具，网络的信息获取成本低，交叉传播便捷，网络公众话语权意识开始觉醒，同时兼具信息接收和传播双重身份，他们争相传播危机信息，并以人数众多占据传播主动地位，从而实现利益诉求。 知情权是公众对国家重大决策、政府重要事务以及事关公民利益的重大事件应享有的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网络危机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或减少公众的切身利益，公民关心自己的知情权就是对自身权利的关注。在信息公开不充分的情况下，网民更愿意从人际传播渠道这一非正式渠道中获得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和政府的信息是相左，甚至是对抗的，这就削弱政府的权威地位，为网民话语权的构建开辟道路。 2.3.4 关注驱动 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除了利益、道德和权力外，还有兴趣和专业的推动。对于公众普遍关心的、触动其现实利益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网络危机，公众有着迫切的信息需求，这种底线就是危机知情权，这种知情权会产生强大的推动力，极大促进网络信息的传播活动。同时对于危机事件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对危机研究促使他们会连续关注事件的发展和变化，用专业的方法和技术提出专业、精辟和深入的观点。 2.3.5 合力驱动 危机传播动力通常不是单一动力驱动，而是多种力量多层驱动的结果，多层驱动的合力包括了政府的职责驱动、媒体的服务驱动、各阶层的话语驱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驱动、公民的道德驱动、公众的关注驱动、网民的权力驱动。各种危机事件的传播中，各驱动力所拥有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即使同一种驱动力在传播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各种驱动力的力度不同，其组合千变万化，其作用力模型也相去甚远。 2.4 传播方式理论 1948年，美国学者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传播模式”奠定了传播方式研究的基础，体现为以信息传播者为中心的线性传播，但是这一传播模式缺少信息反馈环节，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缺乏互动等[3]。不同于传统传播，网络危机传播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主客体互动、多传播主体、多信道扩散、系统复杂、现场性强，这与它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网络危机传播方式包括非线性传播（过程）、病毒式传播（速度）、融合式传播（主客体）、协同式传播（效率）、复杂化传播（系统）、议程设置式传播（干预）等。 2.4.1 病毒式传播 从传播速度看，网络危机传播呈现为病毒式网络传播，其传播特点与传统传播有本质的差异，路径不再是线性传播，而是以交互传播方式为主，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传播速度和传播效率，而且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一如病毒复制一样。 2.4.2 融合式传播 从传播主客体看，网络技术对危机传播的主客体进行了彻底重构，个体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都参与危机传播，他们彼此的共同传播构成了网络时代的多重传播主体的图景。在这一时代，传播主体复杂化、话语权垄断消失、传者和受者的平等局面已经形成。 2.4.3 协同式传播 从传播效率看，网络危机传播的多种媒体呈现为竞争型传播态势，包括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间的相互竞争，报道信息的相互作用，信息反馈的持续增加，通过相互间竞争传播来实现协同合作，结果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频率，推动危机真相的揭示和向公众的传播，确保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与保真性。 2.4.4 复杂化传播 从传播系统看，危机传播的主客体呈多元、传播路径多变、传播边界不定。首先，个体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都参与到危机传播，其身份很多情况下是身兼传受的双重身份。其次，主客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传播路径的复杂化。再次，互为传者和受众，他们间的联系除了竞争性关系外，也可能是利益相关者，传播边界也变得模糊化，传播表现为更加复杂性特征。 2.4.5 议程设置式传播 从传播干预看，任何期望干预传播的主体，其有效的手段就是进行议题设置，从网络危机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干预式危机传播已经形成“议程设置”模式，即网络人提出议题——媒介关注——全社会参与——政府行为的模式[4]。 2.5 传播阶段理论 Kathleen Feam Banks定义危机传播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及之后，介于组织及公众之间的传播”[5]。危机传播过程都是危机事件发展的全程映射，通常网络危机事件发生发展过程被分为四个阶段或五个阶段，四个阶段包括潜伏期、发生期、发展期、结束期，五个阶段则加上总结期，因而危机信息传播也具有过程性。 2.5.1 过程传播阶段论 网络危机传播分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其反映在危机的舆情民意方面则对应为：舆情开始萌发期（危机问题处于潜伏状态，问题已经存在且尚未被发现，危机事件发生）——舆情形成期（危机问题已经从隐性走向显性，并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来，危机事件开始聚焦）——舆情多元发散期（问题已经为公众所知晓，其危害范围和影响力度不断扩大，危机发展）——舆情群体极化期（危机问题已经达到最高潮，影响也已经最大化，即危机高潮）——舆情归一消亡期（危机问题在各方的协调下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或是暂时性的，或是永久性，危机结束）[6]。 2.5.2 信息传播阶段论 1986年，Stephen Fink提出危机传播四段论[7]，Sturges则根据信息传播阶段论，提出对应的四阶段危机传播论[8]：在危机爆发前或危机发生的早期，危机信息的则是“内化性信息”，这些信息告知公众“组织在危机中处在何种位置”；当危机进入快速蔓延和爆发阶段，信息转变为“指导性信息”，信息告知公众“如何应对危机”；当危机步入减退，传播的信息则表现为“调整性信息”，信息帮助公众心理恢复正常；危机平息阶段，危机信息将回归“内化性信息”。危机信息传播与这一传播论相对应，分别表现为潜伏性危机信息（隐性状态）、受限性危机信息（局域状态）、扩散性危机信息（失控状态）、引导性危机信息（受控状态），此后的信息则是静态性危机信息（无害状态）。 2.6 传播规律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规律影响着传播方式，也影响到传播结果，其主要规律有：传播路线转移理论、传播内容演化规律、传播主体博弈理论、传播结果效应理论、传播信息价值理论。 2.6.1 传播路线转移理论 第一，信息传播分众与合众理论。危机发生引发多方传播者对危机进行各自解读，“分众传播”加速危机扩散，引发社会大规模热议，个人、群体、组织和大众四大类媒体对危机争相报道，最终形成传播合力，揭开事实真相，并推动危机事件的解决。第二，信息食物链理论。网络危机传播是由危机事件为信息源，并由各级传播媒体或个人对危机进行二级传播或者多级传播，传播链上的传播者传播、分析、甄别和再传播，如此反复，形成了危机信息食物链。第三，信息梯度转移理论。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的本质是危机信息运动和迁移。信息传播形成了能量场，其中能量场存在梯度，各梯度能量的不均衡导致信息流，它带动了信息的集聚和扩散，传播表现出层次性和顺序性，这就是危机信息梯度转移规律[9]。第四，信息传播选择理论。网络危机信息传播过程是传播主体认知选择的结果，危机信息传播是一种主动行为，传者根据需要选择传播的信息，受者在接受过程中也根据理解和需求选择信息，这样的选择机制影响着传播过程、传播效率和传播结果。同时，选择过程还受到利益和道德等因素的支配。 2.6.2 传播内容演化规律 （1）危机传播映射理论。网络危机信息是危机事件的反映，网络危机信息的传播和发酵均源于危机事件的发展变化，现实危机事件映射到网络危机信息中。同时，网络危机信息的极化效应、雪崩效应也同样会推动现实中危机事件的持续发展。网络媒体和现实媒体、危机事件和网络危机信息相互映射，推动了网络危机的传播和扩散。（2）危机传播接近理论。接近理论体现为主客体接近、传播信息和事实真相接近、各种传播者的立场接近。网络危机信息传播过程直接表现为传受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流与接近，经过信息网络传播，危机事实真相被揭露，导致最后网络信息和危机事件相符，对于网络事件的观点和立场，所有的网络传播者最终基本达成一致。（3）危机信息替代理论。危机事件发展初期，各种信息包括谣言、虚假信息等，一时间泛滥成灾，以至于公众难以辨别。随着各种媒体对信息源的接近以及对信息认识的深化，原来各种不实信息逐渐被真实信息所替代，流言不攻自破，随着人们对真相的认识，其他传播信息最终同化归一，这也被称为网络危机信息同化规律。 2.6.3 传播主体博弈理论 这一理论包括“沉默的螺旋”理论和群体极化理论。（1）“沉默的螺旋”理论。德国学者诺依曼提出，危机传播的受众存在社会化心理过程，在网络群体中，当发现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或具有优势地位时，他们会倾向于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反之，就会屈于网络传播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即使少数网民表达出了自己的小众观点，也可能会受到多数意见的群起反对，结果是强势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意见，这就是“沉默的螺旋”理论。（2）群体极化理论。在危机事件传播过程中，非理性情绪极易扩散、发酵，在网民互动和交流中，容易产生从众效应，传播受众极易受感染，最终导致“群体极化”，使网络舆论快速走向极端。 2.6.4 传播结果效应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中，受众们对图片、动画等多媒体信息更感兴趣，此类网络信息获取具有优先效应；一些能刺激眼球的信息被有意放大，不实信息持续出现，加之利益相关者开始介入，放大效应愈加明显；网络意见领袖以他们灵通的信息和精辟见解吸引大批追随者，形成羊群效应，并对网络舆论发挥一定的导向作用；危机信息经过无限链接扩散，不断复制、滚动、循环传播，各层面危机信息出现井喷效应和雪球效应持续发展；网络危机在小范围开始，并通过各类信息传播工具在广度和深度进行拓展，导致了网络信息不断发生情境迁移，引发其他领域或更大范围危机的涟漪效应开始出现[10]。 2.6.5 传播信息价值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的信息反映了危机信息传播的价值所在，对信息传递者，他们传递的信息是有价值的。随着危机信息传播扩散，危机信息的价值在传播中实现，即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也是实现危机信息价值的过程。随着危机事件的结束，危机信息不断老化，其价值也呈现为持续衰耗。网络信息价值的变化也反映了网络危机传播的生命周期。 3 网络危机传播治理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治理理论是针对危机传播治理而言的，网络危机传播治理必须以传播评价为基础和依据，针对传播中存在的生态、法律、道德等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理论，具体如表2所示。
3.1 传播评价理论 3.1.1 有效传播理论 网络危机有效传播的评价指标包括完整度、真伪度、失真度、时效度、关注度、广知度等指标[11]。危机中信息完整度反映了信息本身的完整程度；真伪度反映了信息源产生信息的真假程度；失真度反映了传播过程中由于信道和认知差异而造成信息脱离原貌的程度，上述三指标为传播内容；时效性（传播速度）是即时性指标，反映了信息有效性的时间尺度；关注度（传播效果）反映了信息表达内容受公众关心与注意的程度；广知度（传播广度）是规模性指标，反映了信息传播范围的大小程度。上述各类指标的综合分析可以判断危机传播的有效性。 3.1.2 精准传播理论 传播媒体越来越多，传播内容越来越碎片化，危机信息多信源多主体导致了信息传播扩散化，提高传播效率，就必须向传播精准化方向发展，提高危机信息传播活动的针对性。在危机传播的同时，加强对各类数据的精准报道和精准分析，包括信源精准、渠道精准、受众精准、去噪精准、数据精准、互动精准，其中数据精准包括即时数据、社交数据、行为数据、受众数据的精准，进而提出对策，提高传播的精准性。 3.1.3 平衡传播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必须依靠各种传播媒体，这就要求不同媒介共生共荣、相互博弈、彼此制约，以防止任何媒体独大而打破传播平衡，在制约和博弈中实现动态平衡，形成一个良好的媒体平衡生态。媒介生态平衡必须遵循传播规律，促进媒体内容的协调、信息流向的平衡、话语权的合理分配，追求多元声音、协调各方权益，避免人为地非客观地发布危机信息，依据自己的利益误读危机、编译危机。 3.2 生态净化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生态是由多种要素组成，主要包括网络主体、网络信息、网络技术、网络设施、网络法规和网络文化等方面。相对于人类第一生存空间，网络空间缺少法律制度、社会风俗等约束，具有隐匿性、开放性、自由性特征，因而这一生态更容易被破坏，出现信息污染、资源失衡、安全危机等多种表征[12]。失衡的生态需要净化，网络危机传播生态进化理论包括“自净—他净”、“形式—实质”、“激励—惩罚”等进化理论。 3.2.1 “自净—他净”净化理论 网络传播生态净化必须依靠网络主体行为的净化。从网民个体行为看，他必须遵行现实生活中的伦理规范、法律规制，自我培养成为网络公民；从网络社会看，建设网络公民社会，其运行必须遵行现实世界的伦理和法律规定。相对而言，伦理规范对于个人行为净化更有效，而法律对于社会运行和群体行为的规制，其社会成本更低。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行为净化，以道德标杆和法律规定来托底，促进网络生态净化，进而推动网络危机传播生态的净化。 3.2.2 “形式—实质”净化理论 网络传播生态净化主要包括形式净化和实质净化。形式净化主要是指通过网络社会的硬性规定，包括网民注册登记、入网程序、硬件基础设施等技术控制和规定来保证这一生态程序净化，即形式净化。实质净化乃是网络传播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排除其中的虚假信息、有偿信息等污染信息，实现网络传播内容的净化。形式净化是网络传播生态净化的基础和前提，而实质净化是网络传播生态净化的目标和根本。 3.2.3 “激励—惩罚”净化理论 网络社会的危机信息传播过程，应当与现实社会一样必须惩恶扬善，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就是“激励—惩罚”机制。网络激励可以通过网络社会的一些有效激励方法，包括网络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而网络惩罚可以通过惩戒网民的不端行为、违法行为等，并与现实社会惩戒方法相结合。尤为重要的是，建立网络社会信用体系和网络社会网民信用档案，将激励和惩罚整合运用，达到净化网络传播生态的目的。 3.3 法律治理理论 法律是解决各种纠纷、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以法律为代表的制度约束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 3.3.1 网络危机传播边界理论 信息传播权是信息自由的核心，信息通过自由传播到达接受者，才能保证信息被知晓，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等一系列权利才能够实现。在人人即媒体的时代，公民信息传播权的空前扩大，因而必须为网络危机传播确定边界，网络危机传播的边界，包括硬性边界和弹性边界。硬性边界主要是法律确定的，主要包括：首先是对于虚假信息传播的禁止，其次国家安全信息的受限传播，第三是对个人隐私信息和未成年人信息的保护性传播；弹性边界主要是网络道德的管理边界。因此，必须明确相关信息传播的底线和边界，以避免出现网络侵权泛滥和网络传播混乱。 3.3.2 网络危机传播权利理论 网络技术为信息传播权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基础条件，网络信息传播高速度和现场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因此，必须明确界定网络危机传播权利和义务，包括限制和保护。 在限制层面，充分自由的传播权包括传播主体的传播信息、采集信息、控制信息的行为空间无限扩大，对社会利益产生显著冲击。如果这种权利空间不受限制，他人的权利空间必然被挤压，行为空间受到侵占，网络公民的权利被侵犯，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再调整和重布局，对社会秩序和基本权利产生强烈冲击，因而网络法律秩序就成为网络危机传播生态平衡的必要选择。可见，网络危机传播权必须适当限制。 在保护层面，网络危机传播权利包括信息获取权、发布权和交流权等，它表示传播者享有信息获得和发布的空间权利。网络危机传播权重点是保障媒体传播权和个人传播权，只有使媒体和公众获得自由参与信息传播的制度保障，才能促进、补充和监督危机传播。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为媒体和公众参与危机信息传播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保证传播者的传播行为有法可依，也可有效防止无序传播行为。 3.3.3 网络危机传播的法律调适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网络危机传播相关的法律在体系建设和制定实施方面都处于滞后状态，存在立法主体多、层次低，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等问题，从法律顶层设计来看，法律调适包括法律的健全和梳理。首先，必须梳理网络危机信息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改变立法缺失现状，对空白和缺漏之处加以补充增设，建立健全网络传播的法律规范体系，以避免部分网民滥用网络暴力。其次，立法过于分散，相关规定较为模糊和衔接配套缺乏，彼此在适用性方面存在冲突，造成网络信息传播管理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消除立法分散，提高法律管理监督效率，必须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系统性；制定新的网络监督法规，通过单独立法打击和惩处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实现依法治网，改变网络危机传播中媒体和公众信息传播的无序状态。 3.4 伦理治理理论 网络技术虚拟性和隐匿性导致道德语境的虚无感、“身体缺场”的交流方式导致道德主体的虚拟化、传受角色的变换导致道德界限的模糊、把关力量的削弱导致道德权威的消解。现实伦理规范对网络世界的控制力削弱、对网络社会的制约力降低、对网络个体的约束力减弱，导致网络危机中传播伦理失范现象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现实社会伦理规范在网络社会的易地重建，建设网络危机传播伦理秩序就显得尤为迫切。 3.4.1 普世价值伦理理论 在网络世界的危机传播中，网民虽然摆脱了身份、职业等制约，但作为网络行为主体，他们仍应遵守现实社会的普世伦理规范，重视普世伦理的基本价值，以保障个人传播福利和社会传播福利。危机传播伦理核心价值是及时性、真实性、平衡性和人文关怀等，危机传播的伦理建设应当重视人类社会的普世伦理及其价值，并将现实社会的普世伦理网络化和普适化，即普世伦理通过适当的转型，适应网络世界的伦理发展需求，以普世伦理为核心价值，对各类网络传播主体予以伦理规范。 3.4.2 技术—文化伦理理论 在网络危机传播中，加强网络伦理治理可以沿着技术伦理和文化伦理两个维度来展开。技术传播伦理是通过网络技术对危机传播进行一些技术性规范和要求，以限制不合伦理的危机传播，这是一种刚性的伦理规制；文化传播伦理是从传播内容来进行伦理规范，所有不合文化伦理的传播内容将被视为不道德传播。可见，技术传播伦理是直接约束，即技术约束，它强调的是程序伦理；而文化传播伦理是间接约束，即文化约束，它是一种内化伦理。 3.4.3 政府—媒体—个体伦理理论 建设网络危机传播伦理，可以沿政府—媒体—个体路径来治理。网络传播的解构性表现在对传播者个人身份的匿名和消解，以及使社会文化多元化、去中心、非理性、价值颠覆等特征。因此，从政府层面来看，必须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实现对网络社会的伦理监管，体现出伦理对网络社会的伦理强制力；从媒体层面看，在网络危机传播中，通过议程设置，将伦理规范不断植入网络空间，担当网络伦理的引导职责；从个体层面来讲，由于匿名和身份缺失，网络社会变成了无身份社会，网络个体处于一种“有我—无我”状态，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必须寻找迷失的自我，实现真实身份的自我回归，推进网络世界伦理规控个体的网络言行。因此，从三个伦理维度共建网络伦理，确立网络道德的实在性，以“话语共识协商法”建构网络道德新范式，以责任伦理规避网络危机传播中的非伦理言行，进而实现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网络重构。 3.5 融合治理理论 网络危机传播是以媒体为中介进行的危机信息传播，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为大众传播，网络媒体包括微媒体、群媒体、组织媒体。媒体融合集合了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网络的传播优势和接收媒体的移动性优势，在危机传播中以网状传播模式消解了传受关系和传播中心，通过媒介融合实现互交传播取代单一传播。 3.5.1 媒体植入理论 媒体植入理论是在网络媒体进行竞争性传播的背景下，政府媒体介入到微媒体、组织媒体等媒体群中进行对话，组织媒体介入到微媒体等媒体群中进行对话，将危机的真实信息、权威资料和全面分析进行传播，达到对由不实报道、片面信息和网络谣言导致的持续恶化的网络危机信息进行控制的目的，媒体植入理论的这种传播方式被称为介入式传播或对话式传播。 3.5.2 传播话语对等理论 比较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在快捷海量、自由互动、议程设置等方面确有局限，但在方向性、可靠性、深刻性等方面有其优势，网络传播也有其弱点，如信息碎片化、把关弱化等。同时，主流媒体发出的是国家话语，社会公信力高，对突发事件有率先定义权，能够引领社会的主流舆论与价值判断，因此，建构网络危机信息新秩序，新媒体是对传统媒体的补充、升级、整合、叠加，而非取而代之。 网络时代，人人都是媒体，政府媒体和其他媒体都是媒体一员，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资格争夺传播话语权，在网络危机传播中，这种对等表现为关于危机传播的平等态度、平等交流和尊重对方，各媒体争夺传播话语权应当基于平等的地位，做到真实、全面、即时的传播，这样才能促进媒体生态的均衡发展。而传播话语权的最终获得取决于信息的真实、全面和即时，即实现话语领导权，必须通过权威的信息、全面的传播、深入的分析、精确的数据，尽可能接近信息源，实现准确传播，还原事实真相。这种基于媒体平等性的传播，可被称为并行式传播或互促式传播。 3.5.3 传播信用叠加理论 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所有媒体是通过努力，媒体跨界联播，整合多维度的传播渠道，渐进式地反映事实真相，还原危机事实本身。危机传播是各种媒体介入突发事件，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参与式传媒，彼此间相互竞争和相互合作，各类媒体以自身的传播信用和其他媒体的传播信用相互叠加，整合形成危机信息的拼图。从还原信息的角度看，多种媒体间必须相互合作，进行友好传播的姿态。这种传播原理又称为合作式（友好式）传播。 4 结语 网络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网络危机和现实危机都会通过网络传播和反映。如何构建网络危机传播理论体系是当代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研究认为，网络危机传播理论体系是由基础理论、演化理论和治理理论三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前后相继、相互支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构建的思路，不是理论体系的全部。该体系应当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传播模式的发展，这一理论系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与网络危机传播实践相结合，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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