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理论称谓，“文化研究”不存在某种统一的理论纲领或某种独特的概念系统。弗·詹姆逊曾经用“后学科”形容其性质：“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①文化研究挣脱具体学科的籓篱，力争将犀利的理论分析引入社会历史。许多人认为，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对于文本的精雕细琢业已沦为一种保守姿态。作为一个远为复杂的文本，庞大的世界开始验证批评家的解读能力。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理论不再是学院操作的思辨游戏——理论的重大意义是投入乃至干预社会历史。这时，民族、国家、种族、阶级、性别、意识形态这些概念开始重新制造各种理论热点。 当然，尾随文化研究的各种异议从来就没有消失。来自审美主义的质疑始终是一个醒目的存在。审美主义的质疑不是指向文化研究的某种具体观念，而是抵制乃至反抗理论所代表的理性对于审美的压抑。苏珊·桑塔格曾经以尖锐的言辞表示了“反对阐释”的主张：“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她甚至将阐释的罪恶扩大到整个世界：“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倒好像还有另一个世界)。”②“审美”的名义之下，人们可以遭遇多种不同的描述和形容。审美可能被称之为某种奇异的精神喜悦，或者某种不稳定的心理波动。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曾经产生特殊的影响，例如审美必须彻底摒弃功利观念的干扰，或者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种种性质相异的事物——例如，自然景象，人物的命运冲突，或者特殊的几何图案——进入审美视域时，内心的愉悦是否相同？审美是一种纯粹的心情，还是一言难尽的百感交集？另外，一些新型的观念正在获得愈来愈多论述，例如文学或者艺术乃是无意识的象征，或者，审美将造就感性的解放，如此等等。苏珊·桑塔格提到了审美之中的“新感受力”，认为“这种新感受力必然植根于我们的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新出现的那些体验”，即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流动性、拥挤、速度，艺术的泛文化，等等③。显然，这种“新感受力”的总结可以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大数据”时代。 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审美存在的若干特征几乎没有争议。首先，审美通常显现为一种感性的直觉，诸多感官瞬间共同参与判断的形成。当然，审美不可能拒绝来自理性或者思想的充实、塑造和校正；美学之所以称之为“感性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审美必须穿越杂乱的感官印象从而成为马克思所形容的“理论家”④。消除感性好恶与概念判断之间的距离，这是康德以来许多思想家反复考虑的问题。其次，审美的感性特征决定了另一个特征：相对地说，感官擅长掌握的是各种具体的形象和景象，各种可感的细节。从历史著作之中读到“饿殍遍野”的记录，与亲眼目睹一个生命的枯竭相比较，人们的感觉完全不同。只有后者才能打动感官。 远在“审美”一词流行之前，人们已经察觉这种异常的心理波动。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乐意享受这种愉悦。柏拉图对于审美的谴责名闻遐迩。在他心目中，审美诱发的哀怜癖和感伤癖令人厌恶。那些严谨、刻板乃至迂腐的思想家往往觉得，种种捉摸不定的情绪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放纵内心各种隐蔽的体验对于编织牢固的道德篱笆肯定不利。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并未给予审美多少理论支持。数字般的精确与公式般的清晰常常与文学格格不入。相对于崇尚必然的科学知识，审美毋宁说更为接近前科学的宗教神话，接近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当然，男权意识形态也会在某些时刻露面，对于审美主义可耻的多愁善感表示不屑——男儿有泪不轻弹，或嗔或喜犹如轻狂的女儿态。许多时候可以证明，这种不屑与柏拉图的谴责遥相呼应。对于资本社会训练出来的实利主义者说来，审美无疑是一种多余的精力浪费。这种莫名的精神投资又能回收多少利润？社会知识的权力图谱正在发生重大的调整。经济学作为显赫的学科登场的时候，文学逐渐地沦为可疑的存在。精算正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号称不计功利的审美又能得到多少垂青？当然，知识分工接受现代性的改造之后，为艺术而艺术之类的口号力图为审美申请一个特殊的空间。然而，文化研究的大规模崛起再度打破了幻觉——文化研究抛出的一系列大概念再度封锁了这个空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曾经组织了一场“审美vs政治”的思想运动。相当长的时期里，阶级分析成为处理各种文学问题的唯一的理论模式。挤干了所有的审美液汁之后，文学仅仅剩下若干填充阶级分析图谱的社会学资料。“庸俗社会学”一度成为诟病这种理论模式的普遍称谓。“审美vs政治”意味着，打破阶级分析理论模式的统治，争回审美的基本权利。从朦胧诗、先锋文学到纯文学，纷至沓来的文学派别无不包含了同一主题的反复陈述。激烈的辩论之后，理论气氛终于开始改善。然而，文化研究异军突起，阶级分析卷土重来。阶级、种族、性别——法兰克福学派或者福柯、萨义德不断地提供后殖民理论或者女权主义的升级版，文化研究赋予文学批评的理论密度前所未有。许多时候，文化研究不惮于扮演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津津乐道一个思想史命题，长篇大论地分析某一个历史事件，旁征博引，训诂考据，然而，审美再度悄无声息地隐没了。这时，不少批评家不安地嗅到了某种熟悉的气息。他们又一次提出这种问题：文学哪去了？我们谈论的是文学还是别的什么？我们真的知道如何谈论文学吗？ 许多批评家有意无意地觉得，文学批评的解读即是完成一个任务：穿越审美的混乱地带，最终栖息于种种显赫的大概念之上。当然，这些批评家并非审美绝缘体，他们的文学阅读与多数读者相似：一阵巨大的感动淹没了内心，热泪盈眶，不可言喻的颤栗，久久无法祛除的悲哀，无眠之夜，等等。这些批评家的异常在于，这一切时常被视为接触文学本质之前必须尽量排除的心理症候。理性的霸权主义造就了这种观念：沉溺于审美愉悦而不愿攀登后续的理论高地，这种文学阅读犹如买椟还珠。这些批评家往往拒绝正视这种现状：审美愉悦是多数读者的阅读终点，如同醉意——而不是酒精含量分析——是多数饮者的真正追求。如果那些显赫的大概念彻底置换了审美愉悦，这是文学的成功还是阅读的不幸？或许，买椟还珠这个典故的讽刺对象应颠倒过来。 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是理论时代的宠儿——20世纪旺盛的理论生产力促成了文化研究的风行。相对于印象式的传统描述，相对于浪漫主义充满激情的雄辩，文化研究拥有强大的理论仪器。众多概念的集结和不同的理论模式提供了多向的解读路线。文化研究时常展示出令人意外的思辨、联想和入木三分的解剖。然而，强大的理论仪器可能同时遗留某种隐蔽的副作用。批评家不再关注作品的有机体，不再专注地搜索作品隐藏的特殊问题及其复杂关系；他们迫不及待地启动这些概念干脆利索地肢解研究对象，继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理论装配，使之迎合各种预设的结论。这种副作用的后果之一是，理论陈述的结论与读者的审美愉悦脱钩了。现在已经是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文化研究的分析与审美愉悦拉开距离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张力意味了什么？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文化研究的介入为文学史带来了持续的震撼。由于女权主义或者后殖民理论的审查，许多文学经典显现了令人惊奇的内涵。然而，文化研究通常屏蔽了一个节点：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理由。换一句话说，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缺乏足够的兴趣。文学史可以证明，大部分文学经典入选文学史的条件包括了强烈的审美愉悦。多数时候，审美愉悦与审美价值构成了正比关系；因此，前者时常是文学史敞开大门的原因。回避了审美价值的评估，文化研究的缺陷时常在经典之外的作品解读之中暴露无遗。批评家往往草率地逮住某些审美价值低劣的作品大做文章：深文周纳，雄辩滔滔，阶级、民族、性别、意识形态话语头头是道，但是，这些分析多半遭到了审美的冷落甚至蔑视。 鲁迅曾指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⑤在审美主义看来，审美领域云谲波诡，精致而微妙，“脱有形似，握手已违”，文化研究那些生硬的理论仪器仅仅是一些难以奏效的屠龙之技。对于《锦瑟》的恍惚迷离，对于《春江花月夜》的空灵飘渺，文化研究那些枯燥的概念又能说得出什么？ 追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审美占有相当的份额。钟嵘的“滋味”和司空图的“韵味”无不力图以味觉比拟审美。这种修辞与《说文解字》对于“美”的解释——“甘也，从羊从大”——遥相呼应。另一些批评家有过更为形象的说法。明人徐渭断言，一首好诗的标志是，阅读时如同“冷水浇背，陡然一惊”⑥；审美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波及感官和身体——清人方东树也沿用了“冷水浇背”的比拟⑦。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手舞足蹈，审美的震撼远非概念或者逻辑可以化约。当然，各种费尽心机的隐喻恰恰表明，感官的激动无法走得更远。审美的感性叙述无法悉数转换为理论语言。或许可以说，文化研究终于彻底暴露了文学批评史隐含的矛盾：审美与理论语言之间时常存在距离。断言审美愉悦与理论仪器提供的结论殊途同归，这更像一种理想的企盼；许多时候，二者之间的分歧、分裂甚至冲突可能使文化研究陷于尴尬。 作为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曾经遇到这种尴尬。这部著作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状况：萨义德一方面犀利地解剖隐藏于某些文学经典的欧洲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些作品的动人魅力。例如，他发现了狄更斯小说与帝国利益的密切联系，同时又认为“那种联系不会削弱小说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可以将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当作一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主义冒险的结构的一部分”进行阅读，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剖析了吉卜林的《吉姆》之中的殖民体系之后，萨义德没有忘记指出，这是“一部有巨大美学价值的作品。不能简单地指责它是混乱的、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想像力的产物”，吉卜林“是个有极高天赋的艺术家”⑧。 《文化与帝国主义》似乎没有考虑二者之间如何协调，萨义德谨慎地绕开了这个麻烦的理论漩涡。然而，人们可以从另一份著名的革命文艺经典文献之中读到相近主题的论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文学批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之关系。他对于二者关系的设定显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认识： 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⑨ 这种关系的设定表明，“艺术标准”仅仅是从属于“政治标准”的二级评价。所谓的“艺术”不存在单独的意义。如果没有接收到“政治标准”发出的肯定信号，谁知道“艺术”的效果会不会适得其反？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人心目中的“艺术标准”与“审美”异曲同工，恰如“政治标准”与主题思想遥相呼应。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审美”包含了远为广泛的内涵时，这种观点才能重新浮出水面：审美是不是一种异于理论观念的独立评判？ 无论是悲伤、戏谑还是狂欢，审美愉悦具有的心理性质时常令人不安。理论语言的威望在于，各种观念可以引申为科学、法律、社会制度设计或者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相反，审美如同某种不可捉摸的内心潮汐，缺乏必然的规律。如果说，理性是社会构建依赖的精神网络，那么，审美具有明显的“个人”气息：感官，身体，私密的，甚至放纵的。论证审美是一种独立的评判，亦即包含了个人权利的申张。尽管各种社会框架宏大、坚硬，但是，个人的悲欢不仅真实地存在，而且渴望获得表述。人们没有理由认为，理论语言勾勒了社会图景的轮廓之后，聚焦内心的波澜仅仅是搜集一些无足轻重的填充材料。当下“大众”由无数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体无不具有自己的神情、经验和内心。当理论语言效力于宏大叙事的时候，无数个体沸腾的或者琐细的七情六欲开始被托付于审美。审美表明了另一种视野的开启。 文化研究并未草率地否认审美，它只是坚持必须历史地解释审美。审美不是一种普遍的生理机能，如同疼痛、饥饿或者性；种种审美趣味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训练，包括文化传统、地域风情、意识形态，如此等等。这些文化训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相同的文化圈可能产生如此接近的审美评判。当然，文化研究同时热衷于论证问题的另一面：一些貌似“个人”的审美可能以何种方式加入或者扰乱各种共同体的合唱：文化传统的，地域风情的，或者意识形态的。 然而，文化研究的主张并非普遍的观念。审美可以解释吗？相当多的人倾向于把审美形容为某种神秘的秉赋，某种天生的感知力以及语言辨识。“直觉”是他们频繁使用的词汇，直觉意味着无师自通的精微妙悟，意味着甩下所有理论概念的瞬间洞察。这种观念隐藏的潜台词往往是，文学或者艺术是一个自律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大众任意出入的场所。杰出的诗人、艺术家犹如天才，作品之于他们犹如瓜熟蒂落，浑然天成，刻意的理论培训或者意识形态企图只能徘徊于这个领域的外围。康德认为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种观念力图最大限度地保持审美与理论观念的平衡。当然，阻止功利目的干扰是康德审美思想的前提。“不烦绳削而自合”证明，真正的审美形式拒绝各种外部压力的介入——哪怕这种审美形式赢得了某种意识形态的称许。 驱除笼罩审美之上的神秘气氛，使之还原为一个日常的历史现象，这是某些社会学家的工作；如，布迪厄认为，审美从未脱离日常生活。文学、绘画或者音乐方面的偏好与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社会出身密切相联。所谓的艺术“眼光”是历史的产物，那些追求“纯艺术”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生活条件和文化修养，重视艺术的精致、超功利以及高贵的快感；相反，工人阶级或者“大众美学”则习惯于把艺术的内容与生活联系起来⑩。显然，考察审美趣味、历史、社会区隔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错综对话，此即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 但是，风尘仆仆的日常社会之外，人们的内心是否还存有一个重组审美愉悦的动力系统？这是精神分析学关注的焦点。如今，许多人对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念已经耳熟能详，如深度心理学，无意识，恋母情节，阉割的威胁制造的心理创伤，等等。根据这些概念提供的想象力，弗洛伊德声称，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无论是宏伟的政治抱负还是娇媚的理想情人，各种无法满足的欲望酿成了虚构的巨大动力，形形色色的“白日梦”无非是想象性的代偿。这时，现实的匮乏终于安全地转移到文学之中。这些“白日梦”之所以赢得如此广泛的响应，因为大众的意识之中隐藏了相同的心理机制。 精神分析学形成的动力系统是否接受历史的塑造？无意识或恋母情结是否存在不同的历史内容？这是精神分析学与文化研究遭遇之后必须提出的问题。也许，家庭出现之前的故事或者试管婴儿的特殊情况已经超出精神分析学的兴趣范围。精神分析学似乎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套酿造情绪反应的基本程序，包括审美愉悦。无所谓亿万富翁的恋母情结还是工人阶级的无意识，重要的是这些基本程序的完整。这种考虑方式多少让人想起了阿尔都塞的命题：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精神分析学始终是一个毁誉参半的学说，历史实证的匮乏是其软肋。无论是无意识还是恋母情结，理论推测的成分远远超过了历史资料的翔实记录。相对地说，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结构”显示了与历史远为紧密的联系。威廉斯并未对“感觉结构”进行严密的界定——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毋宁说是在威廉斯的批评实践中逐渐显现。对于威廉斯说来，“感觉结构”成为文学与社会的联结。如同一种历史的沉淀物，“感觉结构”隐匿于层层叠叠的经验背后，并且投聚于文学之中。“感觉结构”是众多社会成员各种情感经验的主宰，无形地凝聚了文化之中的主导观念；同时，“感觉结构”又象征了普遍生活的状况乃至社会结构特征。总之，“感觉结构”近似于集体无意识，但是，历史的种种积累始终或疾或缓地给予修正乃至重塑。例如，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曾经证明，诗人对于自然风景的喜爱并非与生俱来。只有将农业劳作的乡村隔离出去，田园风光、树林、湖泊才能显现静谧和安详的一面。这即是scenery一词的特殊意义(11)。换言之，人们对于自然风景的“感觉结构”必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形成，这是威廉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家的杰出代表——与精神分析学分道扬镳的所在。 如果说，“感觉结构”并非固定的机能而是历史的赋予，那么，审美的独立评判必然隐含了社会历史的密码。这构成了审美与各种社会学观念彼此对话的可能。弗·詹姆逊曾经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导致公与私、诗学与政治、性欲以及潜意识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分裂——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12)。然而，当“感觉结构”置换了“无意识”之时，马克思重新书写了弗洛伊德。 现在，人们可以重返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隐藏的问题：为什么文学经典的动人魅力与可憎的欧洲中心主义如此紧密地混杂在一起？文化研究能否及时地祛除审美对于这些作品的盲目信任？ 如果说，精神分析学或者感觉结构通常指向主体，那么，文本无疑是开启的钥匙。相当长的时间里，“文本”成为众多批评学派围绕的轴心，“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均为最为著名的代表。文化研究意识到“文本”背后各种意义表达机制的存在，然而，批评家不再将“文本”密封于一个文化真空，如同一个僵死的躯壳；文本是各种历史关系之间的一个活体，文学形式的诸多元素时常间接地呼应意识形态的演变。“怎样才能消除将这种孤立的美学形式与如‘文化’和帝国主义这样大的题目或事业之间的距离呢？”谈论英国小说的时候，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如此提出问题。“我并不是说小说——或广义地说‘文化’——‘造成了’帝国主义；而是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作品的小说和帝国主义如果缺少一方就是不可想像的。”在萨义德视野开阔的分析之中，英国小说与帝国主义历史之间的彼此支持逐渐显现出来了。“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产生帝国的动力，我们就会看到下述两者的汇合：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13)很大程度上，这种分析典型地显现了文化研究的范式。 可是，这种分析通常没有耐心收缩目光，聚焦于某一部作品的文本效果。对于高瞻远瞩的历史主人公说来，这种问题似乎太小了。只有胸无大志的“新批评”或者俄国形式主义才愿意为辞章的字雕句琢耗费精力。文化研究常常没有发现，文本构造对于审美的左右程度远远超过了理论观念的“正确”。由于《红楼梦》的文本结构，人们的内心感伤只能奉献给宝玉、黛玉、宝钗之间曲折的爱情关系，奉献给大家族内部的爱恨交加，“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仅仅是后续的理论联想；根据《简·爱》的情节脉络，简·爱的自尊以及她与罗切斯特一波三折的恋爱主宰着人们的情感波澜，桑菲尔德庄园的经济状况或者女权主义对于阁楼上“疯女人”形象的开掘已经溢出了审美的范畴。众多警察与罪犯相互角逐的故事之中，叙述视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叙述视角包含了隐蔽的价值判断；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设置，警察或者罪犯都可能成为作品的正面主人公。一部文学作品通常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一片风景、一幅肖像描写、山坳里的一幢土楼、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各种意象并非孤立的片断，它们无不作为文学作品有机整体的一个个局部各司其职。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之中说过，他的文学呐喊必须“听将令”，《药》的结尾不惜用“曲笔”在革命者的坟上增添一个花环。然而，多数读者的阅读经验表明，这种“曲笔”并未游离文本结构。《药》的形象体系自然地吸收了坟地上的花环、乌鸦等意象。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这时常是一个聚讼不休的症结点：文化研究各种尖锐的理论意图时常撕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无视文本结构的存在，继而放弃了审美愉悦。 文化研究尖锐的理论意图往往凝聚为特定的阐释模式。无论是无意识、恋母情结、神话原型还是阶级、种族、女权主义，这些均为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阐释模式。根据预设的阐释模式收集、编辑各种形象片断，这是许多批评家所擅长。《毛诗序》认为《关睢》乃“后妃之德”，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精心搜集《红楼梦》大观园内部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精神分析学认为《哈姆雷特》的王子再三延宕复仇计划的原因源于恋母产生的自责，神话原型考证诸神的化身如何以不同的面目潜伏于现代经典——总之，不论存在多少灼见，理论的某种“强制”如出一辙。 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理论的霸悍性格放肆地践踏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这种“强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如此骄横的理论暴力冠以学术的名义塞给其他民族的文学，这时的文学批评如同后殖民主义的工具。然而，文学史的资料证明，许多西方作家曾经对咄咄逼人的文学批评表示公开的抵制。与其辨别“西方”或者“东方”，不如追溯理论为什么逐渐演变为脱缰的野马。当然，西方文化始终对于世界的表象将信将疑，表象背后的形而上学才能充当世界的本源。如果说这种倾向源于古希腊以来的文化表征，那么，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一个颠倒终于悄悄地完成——形而上学的逻辑终于彻底征服了无数的表象。苏珊·桑塔格简洁地指出： 当代对于阐释行为的热情常常是由对表面之物的公开的敌意或明显的鄙视所激发的，而不是由对陷入棘手状态的文本的虔诚之情(这或许掩盖了冒犯)所激发的。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但也充满敬意；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立起了另外一层意义。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14) 然而，文化研究盛行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是阐释所不可跨越的神圣界限吗？理论是否有权力甩开审美独自远行？我曾经形容文学批评为“意义再生产”。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赢得多种意义的解读。文学自如地穿插于经济学和哲学之间，或者，文学成为商学和法学的例证，这一切只能证明文学拥有广阔的疆域。文化研究可以不向审美负责。解除审美趣味的狭隘束缚，文化研究可以自如地纵横驰骋——可以专注地考察一部文学作品之中的植物系统，也可以挑出礼仪、服饰或者不同城市的建筑风格精雕细琢。开放性的视野带来了济济一堂的理论观念。这没有什么不好。研究汽车设计的时候，动力系统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是，车门的款式、喷漆的锃亮程度、音响设备乃至轮胎，都一样有资格成为精彩的研究话题。 这是理论的僭越吗？至少哈罗德·布鲁姆如此认为。在布鲁姆心目中，审美是文学经典无可置疑的标志：“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我们终极的内在性。”在布鲁姆看来，审美的“终极内在性”不可与粗俗的社会历史相互混淆：“或者是美学价值，或者是种族、阶级以及性别的多重决定”，后者无异于审美的玷污乃至强奸。“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者，解构主义者，符号学派”——布鲁姆憎恨地将这些文化研究学派命名为“憎恨学派”(15)。然而，这种姿态是否隐含了审美独断论？从“新批评”的“意图谬误”到后结构主义的“作者已死”，文学批评终于抛弃了作者的独断——作者的意图不再是文学批评的最终皈依。可以将文本想象为一个固定的存在，然而，文学的解读、阐释——文本的意义再生产——是否存在最终的皈依？那个至高无上的意义圣殿是由哪一个人制定出来的？ 某种程度上，解读和阐释带有谜底揭晓的意味。弦外之音，隐蔽的主题，如此特殊的人物命运点燃了哪些思想，哪些形式因素的组合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如此等等。因此，当解读和阐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时候，许多人感到无法接受。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夸张的说法也可能意味着沟通机制的危机。如果所有的表述都在一拥而上的解读和阐释之中丧失了本义，那么，社会交流的链接如何完成？ 这种困惑显然是“过度诠释”这个命题的部分背景(16)。狭窄的诠释意味着意义的贫乏，过度的诠释意味着意义的混乱。过度诠释引申出的种种论述表明，许多人期待出现一个规范诠释的“度”，同时，人们又无法预知如何制定如此公正的“度”。当然，社会交流的实践并未因此崩溃。无论是“善”、“恶”、“正义”、“道德”这些宏大论题还是“请把窗户打开”或者“这只狗真可爱”等日常会话，人们总是依赖语境给予理解。换一句话说，历史情景决定了解读和阐释的限度。“一千个哈姆雷特”乃是理论意义的可能，历史情景负责清理公众的视野和理解水平，从而将纷杂的观点删减至有限的几种乃至一种。与其信赖公正，不如追求公认。一个耐人寻味的症候是：当历史开始酝酿深刻的巨变时，诸多传统命题的周围可能突如其来地涌出各种前所未有的解读和阐释。从公认面积的收缩、融化到公共领域的破碎、陷落，阐释学常常充当一种特殊的风向标。 无论是现代性转向后现代，还是女权主义运动、全球化以及“历史的终结”带来的争议，文化研究无不登堂入室，振臂一呼。文化研究制造了空前活跃的解读和阐释，各种观点蜂拥而至，济济一堂。如何辨识公共领域的冲突和交锋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冲突和交锋不仅显示为诸多学派的理论争辩，同时存在于理论语言和审美愉悦之间。 审美主义对于形象和细节的钟情，对于内心感觉的尊重，意味着向理性霸权主义索回必要的空间。陈述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差异时，我指出了二者的不同视域：“如果说，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那么，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换言之，‘人生’成为主宰文学话语的特殊范畴。”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文学与各种理论语言的关系，二者的分野预示了价值观念的再分配。“人生”、“个人”、“感性”、“日常生活”、“世俗”、“底层小人物”——诸如此类的范畴逐渐显出了份量：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历史话语意味了一套叙述，一批举足轻重的范畴充任了这一套叙述的轴心，例如民族，国家，政权，社会制度，战争与革命，如此等等，众多声名卓著的历史人物依附于各种事件，他们的故事通常是片断的，零星的；文学话语提出了另一套叙述，文学话语注视的是世俗的“人生”，并且转向了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对于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可能是一种见证，一种充实；也可能是一种干扰，一种瓦解。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倾心普通的小人物，更为关注底层，更多地投身于压抑与解放的活跃主题——因而对于潜伏在日常生活内部的反抗倾向先知先觉。(17) 作为一种独立评判，审美的首要意义毋宁是价值观念再分配的表征。“必须将审美从一种消遣、一种娱乐或者一种技术效果引入生存原则，视为生存的范畴之一。”我认为： 文学的审美天性更多的是相对于诸如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律学以及自然科学这一些文化门类而言。比较起来，文学显然更为重视人性的深度，重视人的情感经验，重视人的感性、欲望、激情、命运、精神自由，换言之，尽管文学的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审美，但是文学总是天然地将审美作为一种进入世界的方式。(18) 精神分析学可以证明，相对于各种理论语言，情感经验可能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存留更为深刻的烙印——无意识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贮存仓库。当理论语言坚持另一套迥异的观念时，审美的独立评判可能执拗地固执己见，甚至产生激烈的反扑： 这已经决定了文学同诸多其他文化门类不和谐的一面。当经济学在强调市场与利润的时候，文学依然在谈论人格与道德的完善；当管理学在强调规则与制度的时候，文学依然迷恋于自由与人情；当法律学在强调法治与秩序的时候，文学依然偏爱叛逆与温情；当科学在强调实证与精确的时候，文学依然醉心于想象与超验。这并不是说作家无法了解其他文化门类的意义，而是说作家更多地将眼光转向其他文化门类所无心关注的方面。这恰恰是文学为自己选择的关注对象。(19) 巨大的审美愉悦可能发生错误吗？如果说，经济学可能误判形势，物理学可能进入理论的岔道，审美的独立评判怎么会拥有天生的免疫力？景仰的人物毫无价值，憎恶的对象弥足珍贵，忘情的感动忽视了隐藏于情节背面的阴暗角落，低估或者高估了某种形式的功能，如此等等。武侠小说提供的是起伏强烈的快意恩仇，动人心魄；浪漫传奇中的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终成眷属，好人一生平安——这种审美愉悦往往注入大量的幻觉，另一些更为重要的事实遭到了遮蔽。当这种幻觉进入日常生活的时候，人们可能严重受挫。尽管如此，我试图表明的是，即使“可能发生错误”，审美的独立评判性质并没有改变。“审美当然不可能也不该成为人们生存方式中的唯一尺度，但是，文学坚持说人们不该完全遗忘这个尺度。……无论是对于人们的精神结构还是对社会文化的总体图景，审美的存在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平衡。”(20) 审美是一种独立评判——只有在另一种视域的框架之中，这个结论才能浮现。他者的存在证实自我。当这种评判出现偏差的时候，校正乃至矫正的观点仍然来自另一种视域的框架。这个意义上，审美并非独白，审美始终必须与各个学科的理论语言保持密切互动。这表明了审美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我曾经用“社会话语光谱”比拟诸种话语系统的差异、抗衡与相互调节。从文学话语、科学话语到经济话语，从考古、外交辞令到哲学思辨，各种话语系统的组织构造了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社会话语光谱”强调的是诸种话语系统的共时存在，此消彼长。这些话语系统分别拥有不同的管辖区域和基本范畴，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对话关系而不是相互覆盖。 然而，如今我更想使用的是“博弈”一词——诸多话语系统之间的“博弈”关系。相对于平稳的“对话”，“博弈”包含了更多的内容：管辖区域的分配、挤占与争夺，战略与战术，不同学科拥有的知识权力，学科的知识权力与国家机器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彼此交错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说，文化研究正在这种博弈关系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那么，审美的意义必将同时是这一幅图景的组成部分。只有真正卷入这种博弈，审美隐含的价值观念才能历史地显现。 注释： ①[美]弗·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3卷，第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14)[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第9页，第343页，第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参阅马克思对“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的论述，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徐渭：《答许口北》，《徐渭集》，第482页，中华书局1999年重印版。 ⑦方东树：《昭昧詹言》，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⑧参阅[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第15页、第132页、第213-2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⑩参阅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朱国华译，载《文化研究》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1)[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第167-176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12)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第97页、第96页、第9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第8页、第412页、第416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16)参阅[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7)南帆：《无名的能量》，第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19)(20)南帆：《冲突的文学》，第12页，第14页，第1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标签：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精神分析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与帝国主义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萨义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