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范式与方法（专题讨论）——2.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本土与西方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乏因与外来文化交流与融合而获取新的生命力的例证，然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扩张的西方势力的突入，中国社会被迫加入世界化进程，进入了由传统向近现代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整个文学面貌因而呈现空前的变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探讨，正是对这种基于世界范围内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演进及其影响的理论阐释。不过，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各个民族或国家与地区经历的这一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其内涵亦各不相同，恐怕很难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阐释模式可以笼盖，倒是他们在共趋的历史潮流中表现出怎样的殊异性，相互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值得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展开更为征实的考察。在这种情形下，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即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总体进程来审视这一时期以来文学领域所发生的种种迎拒消长的连续性变化，便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取径，只不过此间特殊的文化、文学遭遇，会令我们格外关注影响发生、演变展开的空间维度。
要考察中国文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变，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它以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形式而展开。西方文明自晚清进入后，使得长期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之中”的世界观，亦即世界最高文明代表的观念受到挑战并趋于瓦解，随之不断输入的大量西方文学资源，作为一个他者的参照，越来越处于显在的位置，从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到具体的文学形式，给本土的文学传统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变易，并促成了人们对于自己民族、国家新的文学风貌的想象构建。这意味着，就上述空间维度而言，本土与西方构成了坐标的两极，一切变化的生成皆存在于双方直接或间接的交流、碰撞之中。
不过，这种不同文明及知识体系的交接是具体而复杂的，什么样的西方文学资源被输入，通过何种途径或媒介传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本土产生影响，取决于传播与接受的现实关系，即通过具体的事件、人物、文本等因素而发生。从传播者来说，既有不同身份、文化背景以及意图、立场的主体，又有不同的历史机缘；而接受者同样如此，他对所传入西方文学资源的认知是建立在自身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某种现实焦虑的基础之上，其中会有过滤、改造乃至排斥、误读，亦会随其所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在这种以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形式而展开的演变、转型，总体上是在种种对他者的观照而建立的自我的认识中呈现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亦主要是围绕着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尤其是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观照中所显示的主体性，展开其演进过程的探讨，考究并描述其如何在不同的应对中动态地实现结构性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确与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所不同。
在这样一种目标下，我们首先不可忽视中国文学自身自近世（以金末元初为发端）以来所呈现的内在变化，诸如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意识在文学表现中的进展，文学的自觉性进一步强化，它同时构成了与西方近代文明在某些层面接引的基础，更何况自17世纪以来，也就是明代中晚，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已经发生，人们因此赋予它所谓“内应式”转变的意义。现代文学中新的散文体式的生成，一般认为受到了英国美文的影响，如朱自清《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即认为：“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然而，如果没有历史上晚明小品文作家高举“性灵”的旗帜，有意识地叛离唐宋“古文运动”所强化的“明道”、“致用”的文章传统，而将其创作视作个人的、抒情的自由表现，那么，英国美文所承载的“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1]之文学观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贯彻，却实在难以想象。因此，周作人如下一段叙述还是相当客观的：“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么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2](P10)再如，龚自珍在晚清被重新发现后，其诗词风行一时并被赋予浪漫主义的解读，这固然出于当时人们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并与其时传入的新知系统相互激荡，但如果不是龚自珍创造性地继承晚明尊情思潮以及清代性灵诗人如赵翼、王昙、舒位等的异端文学表现，而与西方浪漫主义那种追求绝对自我与个人经验的价值、以强烈的激情和想象为感受及表现方式形成接引的基础，这样的解读及其对五四新文学的意义便成虚妄。
当然，我们需要对长期获得合法性话语权力的正统文学观念及其文学形态对上述异端文学的应战给予足够的关注，它仍然是决定中国文学如何与他者发生关系的一种制限，并且某些基因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仍在发挥其相当的作用，譬如有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正因为如此，现代小品散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度流行后，很快遭到主流批评的否定而失势，而诗歌领域的浪漫主义亦成为某种体现集体意志的社会政治想象。
其次，须充分注意到晚清及“五四”以来，不管是以层累的还是几乎是共时的形态涌入的西方文学资源，其本身也不是静态的或铁板一块，而是来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又始终伴随时代的变动不居而发展、变化，对此应尽可能有所区分并还原，以便在特定的时空节点下考察不同学说及文学形态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以文学观念为例，与这个时代许多知识人一样，林传甲、黄人、王国维几乎同在20世纪初受到外来学说的冲击与影响，尝试建立其文学史叙述或文学批评，然而，林传甲接受的基本上属欧洲古典语文学或修辞学的相关概念，而与传统词章学对接；黄人所吸收的，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文学批评所体现的文学以审美为根本目的而又不排除其教育功能的观念，他理解为“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3]（《总论》）；至于王国维，则杂取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德国哲学、美学思想，形成一种“超然利害之直观的美学观念”；由于来源不同，其性质自成差异。对于这种不同来源的清理，除有助于对其在当时先进性的价值作出判别外，更重要的是可据以探察在多元外来学说影响的格局下，中国自身文学观念的演进实态，包括何种学说更易于与本土的传统观念嫁接，它们相互间发生过怎样的交错关系，何种学说经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加强而演为主流，它们又分别在修辞学、文学理论及美学各领域获得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等。
不仅如此，我们还须根据在传播与接受关系中人们建立的他者的成像，进而追究其与所接受西方文学资源原有历史语境间的视差，由此既可反映自我主体所根植的本土文学传统与所面临的现实焦虑起到多大的能动作用，亦可展示这种对于他者的借鉴的殊异性。如黄人《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文学定义的探讨，因吸收了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而终于确立文学的审美目的，然与其时英国文学批评的实际内涵相比较，一方面同样强调以诚、善为目标的道德力量与理性精神，强调文学所担当的民族、国家想象认同的使命；另一方面却显然忽略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之于情感表现诸如直觉、灵感、想象力、象征等审美形式机制的探讨。对这方面的认识，大概要到“五四”以后才渐趋完整，如郑振铎即申明：“文学是人们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4]但即便如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却仍是“为人生的文艺”，而非任何形式派文艺，亦因而表现出与20世纪西方文学不同的走向。而同样出于上述考虑，翻译文学（尤其是早期的翻译文学）也成为我们考察、分析所谓建立他者成像的一种重要标本，各类传统文体如何向现代文体实现转换，同时又拥有本土自身的特殊性，此一媒介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颇为显著的。
再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所谓的西学东渐，在本土与西方两极之间，其实还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即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由明治政府及知识精英所推行的文明开化政策与思想启蒙运动，使得日本成为东方社会率先加入西方列强的近代化国家，正是在以学问与技术的形式全面输入西方文明的潮流中，西方的文学资源亦已源源不断地被导入、被吸纳，并在其自身文学传统基础上作了实验性的移植与更新，从而也为像中国这样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外来新知与传统旧学冲突、调适的先导性经验。
鉴于中日两国文化传统上的渊源关系，地理上的邻近，语言学习上的便利，特别是其在学习西方文明实现近代化进程上的成功经验，自晚清以来，朝野各界即通过赴日考察、留学聘请日本教习以及据日文广泛转译西方著作等各种途径，来汲取彼方先已获得的近代西方新的知识体系，上举如林传甲、黄人自不待言，他们的文学观念之形成，与明治日本所接受的西方近代学科体制，以及体现相应西学知识的修辞学、文学史与文学概论著作之传播直接相关；而如王国维转而倾心德国哲学与美学思想，亦是受到了其在上海东文学社的英文教师田冈佐代治的影响。这期间，译自日文的大量翻译文学特别是翻译小说，对中国的小说观念和创作文体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即便中国学术界已多有欧美文学资源直接的传输渠道，并且与晚清时期相比较，有了更为自觉的文化选择要求，但日本的中介影响依然存在，因为许多在日本留学的知识人已成长为现代文学建设的主要担当者，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洗礼的”[5]。正是通过他们，日本明治、大正时期一波又一波新的文学思潮不断冲击中国现代文坛。
这种中介影响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学由传统向近现代的演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然而，通过这样一种具体的文化接触史的解析，恰好可以让我们在厘清外来知识体系传播形式与途径的同时，更好地在西方各国、明治以来日本以及同期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空间关系上，理解与把握所谓“思想链”的构成，从而能够更为切实而清晰地描绘出在对他者观照中建立的中国文学复杂的演变轨迹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