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会元唐顺之科举八股文《一匡天下》考述
张艳丽
［摘要］ 《论语》作为“四书”之一是科举考试的范畴，其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言论成为出题的内容。“一匡天下”是孔子对管仲功劳的评价，也是明代会元唐顺之所作的八股文题目。文中唐顺之肯定了儒家孔子、朱熹关于“仁”的理念，从当时春秋时期混乱的社会背景出发，以充分的事例论证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匡正天下取得的卓越贡献。唐顺之对管仲“一匡天下”事功的肯定，对其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引导作用，进而在抗倭攘夷方面功勋卓著，鲜明体现其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
［关键词］ 一匡天下；唐顺之；仁；家国情怀
一、《论语》评价管仲“一匡天下”纳入明清科举考试范畴
“一匡天下”出自《论语·宪问》篇的记载，是孔子对管仲功劳的评价和定位，也涉及到孔子对“仁”的标准认知。原文如下：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
当学生子路对管仲的人格评价提出质疑时，孔子指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使中原人民免受异族的蹂躏，也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发展，这是管仲最大的仁德。孔子认为，不能简单用普通人的忠心品德来衡量乱世中政治家的价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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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言论，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考核题目和内容。自西汉汉武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地位日渐提升，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隋唐实施科举取士，《论语》即被纳入科举考试的范围。宋代统治者在科举考试中，依旧把《论语》作为科试的内容。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选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并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进行集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为主，规定只在“四书五经”内选题，而朱熹的集注是阐发答卷的根本。
如明代初期朱元璋规定，科举取士出题范围是“四书五经”。《明史·选举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2]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明史·选举二》记载：“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3]明代学者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也说：“成祖既修《五经》《四书》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的。”[4]到了清代，依旧沿用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少有变更。《清史稿·选举一》记载：“古者取士之法，莫备于成周，而得人之盛，亦以成周为最。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5]
既然《论语》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孔子及其弟子讨论、点评管仲的言论就被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由士子们作答。据清代乾隆年间学者方苞奉敕编纂的《钦定四书文》记载，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进士李梦阳殿试作有《管仲相桓公（四句）》[6]，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会元唐顺之会试作有《一匡天下》[7]，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黄淳耀作有《管仲非仁者与（一章）》[8]。除了国家级别的会试、殿试之外，乡试中的考试内容也常有所涉及，如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人万世美参加福建乡试，作有《桓公九合诸侯（三句）》[9]。本文拟对唐顺之《一匡天下》进行详细探讨。
二、唐顺之作答会试试卷《一匡天下》
唐顺之所作《一匡天下》，以《论语·宪问》孔子与弟子子贡评价管仲的内容为中心，应合南宋理学家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观点，从当时春秋时期的治国实情出发，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尊王攘夷，取得了卓越的贡献。唐顺之肯定管仲的同时，也肯定了孔子、朱熹的理念，对二程的观点则进行了修正和发挥。
唐顺之所作《一匡天下》的会试试卷，被当作科举八股文的典范，受到后世学者的好评。清初学者陈百史评价说：“先说天下不正，次说管事实，又推一层到假仁假义，又咏叹二比，此之一气不接，直所谓有上句即生下句之文也。文辞华妙，千年不宿。”[16]陈百史即陈名夏，崇祯十六年（1643年）殿试探花（第三名），后归顺清朝。其作有《国朝大家制义》，制义又称八股文，也称制艺、时文、八比文等，对明代的八股文进行点评。在评论唐顺之《一匡天下》时，陈百史认为唐顺之的文采很好，行文遣辞一气呵成，无需点顿。从逻辑关系而言，其文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混乱背景，及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的史事进行充分阐析。无论从立意还是文辞方面，陈百史都对唐顺之《一匡天下》予以了褒奖。
唐顺之作答会试试卷《一匡天下》，具体内容如下：
用学生经验中很熟悉的“直角”作为最初标准角，从直角的两等分到三等分的过程，形成最初的45度角、15度角的量角工具，初步体会量角工具的制造过程，就是把大角不断细分成小角，总有一个小角适合已知角，为后续完善量角工具做好铺垫，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通过三次操作有了最基本最重要的量角方法：把已知角与待测角的两边重合、点点重合，初步渗透量角的要素，降低了量角的难度。
随着我国经济地位、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加紧密，对小语种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只有发挥好小语种的作用，跨国企业才能收获经济效益，我国经济发展也能够稳步上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小语种面临很大的机遇，同时也迎来了各方的挑战与压力，小语种人才分布失衡、教学模式的转型、企业人才培养等各方面都需要不断学习并跟上时代的步伐。
面对其他学者对管仲的“私”心的批判，唐顺之站在肯定管仲的立场上进行分析，指出管仲的做法与假仁假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虽曰借其名以遂其私也，而名之所以不亡者，亦其借之之功；虽曰假其义以文其奸也，而义之所以不泯者，亦其假之之力。君尊臣卑，视夫周、郑交质之际，不有间乎？内夏外夷，视夫凭陵江汉之日，不有殊乎？”华夏文明能够延续，礼仪之邦能够保存，与管仲的功劳密不可分。君尊臣卑、内夏外夷的天下治理格局，与君臣僭越、夷狄蹂躏的混乱状况有天壤之别。
清代学人徐越评价唐顺之《一匡天下》说：“钱平路评沈宪吉文云：挈木人而为戏。为戏者，木人也。挈木人者，人也。竞言人为戏，可乎？仲之于桓，亦犹人之挈木人也。竟言仲匡天下，可乎？此题处处离不得‘相桓公'三字。夫一匡天下，非霸诸侯无由；桓公霸诸侯，非管仲相桓不可得。圣人答不死又相之问，要旨在此。”[17]徐越评价分析了“一匡天下”的题目，指出齐桓公与管仲的关系，仿若木偶与操线人的关系一般。如果单独说管仲一匡天下，似乎不妥，应表述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没有称霸诸侯的实力，称不上一匡天下，而没有管仲对齐桓公的辅佐，又不会取得称霸诸侯的功勋。这种逻辑关系的推导，恰好是孔子回答子贡对管仲“仁”德质疑的关键。
接着，唐顺之列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纲纪紊乱的社会背景：“自今观之，春秋之时何时也？繻葛一战，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分；蔡师一败，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夷夏之防。天下之不正也甚矣！”唐顺之把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总结为“不正”，鲜明的例证即是君臣之分、夷夏之防荡然无存。繻葛一战发生在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是郑国和周天子之间进行的战争。当时郑庄公日渐强大，常不遵从周王室的命令。周桓王削弱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毫不示弱，不再朝见周桓王。于是周桓王率领蔡、卫、陈等诸侯国前去讨伐郑国，双方在郑国的繻葛发生战争。结果周桓王被射中肩膀，周王室的军队大败。《左传·桓公五年》对这次战役有详细记载[12]。此后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各诸侯国竞相争霸，周王室与各诸侯国的君臣之义不复存在。而蔡师一败指的是公元前531年即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蔡国被楚国占有，蔡国灭亡。《春秋谷梁传》记载：“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何为名之也？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13]楚国当时被视为蛮夷之地，楚国灭亡蔡国，此后逐渐进入春秋政治舞台的中心，夷夏之防的壁垒被打破，华夏文化面临严峻的威胁。有鉴于此，唐顺之痛心疾首地说：“天下之不正也甚矣！”
既然天下治理紊乱，那就需要贤能之士出现来进行匡正，这项历史任务的承担者非管仲莫属：“其孰能匡之？管仲之相桓公也，志同道合，而一以取威定霸为己任；言听计从，而一以招携怀远为己责。虑王室之衰也，于是乎有葵丘之会焉，誓之以五命之严，申之以载书之信，而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惧矣；虑夷狄之横也，于是乎有召陵之师焉，连八国之援以摧其锋，许屈完之盟以怀其德，而以裔谋夏者，始知所警矣。”管仲与齐桓公志同道合，辅佐齐桓公取得雄伟霸业，齐桓公对管仲言听计从，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成为诸侯国马首是瞻的领袖。管仲辅佐齐桓公举行多次诸侯会盟，以解决当时天下的危境。公元前651年，齐国召集宋、鲁、郑、许、陈、曹等诸侯国在葵丘会盟，周襄王也派代表参加，盟会重申了诸侯国遵奉周王室的规定，以维护其权威。召陵会盟发生在公元前656年，因楚国不向周王室朝贡，齐国率齐、宋、陈、卫等诸侯国军队进攻楚国。后来楚国与齐国等订立盟约，约定楚国继续遵奉周王室，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周王室的尊严，对其他蠢蠢欲动的夷狄邦国起到了警戒作用。这些会盟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尊王攘夷”策略的具体实践，中原地区得以安定，华夏文明延续发展。
诚然，也有世人对管仲进行批评，如北宋理学家二程批判管仲的“私”与“不义”。《论语集注》记载：“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14]二程认为，管仲辅佐为弟的公子纠与为兄的齐桓公争夺政权，不符合社会道义，“非义也”。然而，二程对公子纠与齐桓公孰为兄孰为弟的看法有误，齐桓公为弟才符合历史事实① 历史上很多学者对公子纠与齐桓公的兄、弟秩序进行过考证。清代学者阎若璩说：“纠兄桓弟，此万无可疑者。”清代学者毛奇龄也说：“子纠、小白，皆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然子纠兄也，小白弟也。”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88-989页。 。
而对管仲“私”心的批判者尤以元末明初的文人吴海为甚。吴海作有《读管子》一文，他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合诸侯、攘戎狄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其相桓公，不过搂诸侯以相伐，擅其势而窃其利。其奖王室，继绝攘戎，事虽正而心则私。”吴海指出，管仲的这种做法对后世有非常恶劣的影响：“而开后世无穷之祸。”吴海否定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价：“盖其才虽富，而心则狭，故识甚浅，而功可羞，然其不仁亦甚矣。”[15]
JME患者可有认知功能障碍，主要为额叶功能障碍[15-16]，表现为记忆、执行功能以及情感障碍，这些与额叶或丘脑额叶联系有关[13，15，17]，JME的语言障碍主要表现为语言流畅性差，可能为丘脑与右额内外侧及顶叶外侧的功能联系受损[18]。JME可以出现运动功能障碍，可能与微观结构指标，特别是连接大脑皮层、皮层下区域和小脑的投射纤维结构改变有关[19]，约40%的JME患者存在焦虑症状[20]。
佐霸者有辅世之功，圣人所以取之也。甚矣，圣人取善之公也。以管仲正天下之功，而夫子称之，其亦不没人善之意欤？自今观之，春秋之时何时也？繻葛一战，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分；蔡师一败，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夷夏之防。天下之不正也甚矣！其孰能匡之？管仲之相桓公也，志同道合，而一以取威定霸为己任；言听计从，而一以招携怀远为己责。虑王室之衰也，于是乎有葵丘之会焉，誓之以五命之严，申之以载书之信，而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惧矣；虑夷狄之横也，于是乎有召陵之师焉，连八国之援以摧其锋，许屈完之盟以怀其德，而以裔谋夏者，始知所警矣。虽曰借其名以遂其私也，而名之所以不亡者，亦其借之之功；虽曰假其义以文其奸也，而义之所以不泯者，亦其假之之力。君尊臣卑，视夫周、郑交质之际，不有间乎？内夏外夷，视夫凭陵江汉之日，不有殊乎？管仲正天下之功如此。身系天下之重，故北面请囚而不以为耻辱；心存天下之图，故忘君事雠而不以为嫌。子贡何议其未仁耶？
唐顺之此文计有400余字，在孔子推崇管仲功绩的框架下，在儒家“仁”德规范的标准中，结合春秋时期的混乱局势，列述管仲辅佐齐桓公取得的显赫成就，及对天下安定治理的影响，从而得出高度赞颂和肯定管仲的结论，又观照了儒家学者孔子和朱熹对管仲的认可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唐顺之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并对其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有所影响。
于此，唐顺之再次强调管仲“正天下”的历史功绩，并对子贡怀疑管仲“未仁”的疑惑代替孔子进行解答：“管仲正天下之功如此。身系天下之重，故北面请囚而不以为耻辱；心存天下之图，故忘君事雠而不以为嫌。”唐顺之分析指出，当年管仲被鲁国囚禁，又转而辅佐公子纠的政敌公子小白齐桓公，并不以为羞辱和嫌恶，原因在于管仲有心系天下、兼济苍生的胸襟和气魄。最后，唐顺之以反问的方式，表示不赞同子贡对管仲“未仁”评价的结论：“子贡何议其未仁耶？”
唐顺之（1507—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人称荆川先生，江苏武进人。唐顺之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唐贵任户科给事中，父亲唐宝任永州知府。唐顺之从小饱读典籍，聪慧过人，《明史·唐顺之传》记载：“顺之生有异禀。稍长，洽贯群籍。”[10]嘉靖八年，唐顺之参加会试，获第一名，时年仅22岁① 《明史·唐顺之传》记载唐顺之中会元年龄为“年三十二，举会试第一，改庶吉士”，应有误。明代文人李开先《闲居集》中《荆川唐都御史传》记载：“生则正德丁卯十月初五日。”唐顺之的出生时间为正德二年（1507），中会元时间为嘉靖八年（1529），故应为22岁。 ，可谓意气风发，一举成名。
三、唐顺之《一匡天下》受到后世高度评价
其中会试卷作之一即为《一匡天下》，题目出自《论语·宪问》。明清科举答卷需依从朱熹《论语集注》的释义和解读，对于“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记载，朱熹集注曰：“霸，与伯同，长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无也。衽，衣衿也。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然后得出结论说：“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11]从对管仲的总体定位来看，朱熹认为，依孔子的本意而言，其对管仲的评价很高，赞扬管仲“一匡天下”的功劳；虽然子贡对管仲先辅佐子纠、后辅佐齐桓公的行径进行质疑，孔子还是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做法并无罪失。
开篇，唐顺之点明孔子对管仲功劳的肯定：“佐霸者有辅世之功，圣人所以取之也。甚矣，圣人取善之公也。以管仲正天下之功，而夫子称之，其亦不没人善之意欤？”指出管仲有辅佐齐桓公霸业进而匡正天下的功勋，故而儒家的圣人孔子肯定其功业，这体现出儒者“取善之公”“不没人善之意”的立场。
清代学者方苞曾奉旨编纂《钦定四书文》，这是唯一一部入选《四库全书》的八股文总集。方苞对八股文颇为熟悉，在评价唐顺之《一匡天下》时说：“洞悉‘三传'二百四十年，时事了然于心，故能言之简当如此；前辈谓不可把一匡说得太好，非也。下文说一匡之功，如许郑重，可见圣人之心广大公平。言各有当，不可以一端阂也。”[18]方苞对唐顺之熟读“三传”史料赞赏有加，认为其行文简洁而恰当。在分析“一匡”之功的时候，方苞认为唐顺之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孔子作为圣人的公平心境。
要多元化社会福利政策质量评价主体，解决我国社会福利政策质量评价主体单一性的办法之一，就是培育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不仅能保证组织的独立性，而且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价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而从科举八股文写作的角度出发，现代学者分析指出，唐顺之《一匡天下》的结构组成，完全契合八股文的要求，可视之为八股文典范。八股文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文体有固定格式，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8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为八股。“一匡天下”的题目出自《论语·宪问》，题目属于截上下单句题，这种题目最忌讳链接上句，又忌讳触及下句。而单句题破题较难作，不能涉及下文，故而唐顺之用了暗破的方式，“辅世之功”暗指“一匡天下”的功劳[19]。唐顺之的《一匡天下》属于严格遵循八股体式而写得十分出彩的作品[20]。文章雄壮而浑厚，气势磅礴，可与西汉贾谊的《过秦论》相媲美[21]。
你让她回来，别去烦人家。话有点硬，杨小水赶紧又解释说，我最后一次给他写信，被退了回来。可能是搬家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四、唐顺之受管仲事功影响的人生选择
唐顺之于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参加会试，作答《一匡天下》等试题，一举高中会元，授编修之职。随后，唐顺之因不肯依附首辅大臣张璁而受到打压，归隐家乡十余年。削籍归家的时间里，唐顺之潜心治学，博学多才，涉猎天文、乐律、地理、兵法等各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方面，唐顺之推崇唐宋八家文，反对复古派，其文畅达明快，汪洋纡折，为一代之宗，与归有光、茅坤等明代文人合称“唐宋派”。
双手的轮换模仿锣鼓敲打，演奏时应果断利落，附点节奏准确鲜明，重音要落在四分音符上。两个声部对答自如，双方应根据对方前一句的语气进行强弱变化的呼应。
受管仲事功的影响，与管仲一样，唐顺之也抱有心系天下之情怀。当有能力、有机会解纾民困时，唐顺之会廷身而出为天下苍生作贡献。明代嘉靖年间，倭寇蹂扰大江南北，民不聊生，唐顺之被朝廷征召，协同直浙总督胡宗宪共同抗倭，多次重创倭寇，使其闻风丧胆。《明史·唐顺之传》记载唐顺之积极抗击倭寇的功劳：“寻命往南畿、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讨贼。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师邀之海外。斩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22]后来唐顺之巡抚凤阳，依旧奋力剿追敌寇，最终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就在任上去世，崇祯年间被朝廷追授谥号“襄文”。按照《谥法》规定：“甲胄有劳曰襄”，“学勤好问曰文”[23]，清代重臣张之洞死后曾被朝廷授谥号“文襄”，可见明王朝对唐顺之评价之高。这种定位可谓名副其实，结合唐顺之在科卷中对管仲“一匡天下”功劳的分析，可见其文武双全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五、结语
明代文人唐顺之于嘉靖八年参加会试所作《一匡天下》，题目来自《论语·宪问》中孔子与弟子对管仲的评价，并依从于朱熹《论语集注》的阐析立场，体现出儒家“仁”的文化内涵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唐顺之对管仲的历史功绩大力褒扬，这与孔子、朱熹的评价立场保持一致，而对二程批判管仲“私”与“不义”的结论有所修正。唐顺之对管仲事功的肯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人生价值的追求。唐顺之年少得志，在科举崭露头角，但不愿依附权贵，仕途中断。而当倭寇肆虐、黎民遭殃时，唐顺之当仁不让，奇计迭出，奋力剿寇，极力打压倭寇的嚣张气焰。唐顺之可谓文武双全，在“攘夷”方面功勋卓著，体现出心系天下苍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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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on Tang Shunzhi's Essay Restoring Peace to the Country in the Ming Dynasty
Zhang Yan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Qi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ibo，Shandong，255000
Abstrac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s one of the“Four Books”，was the categ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in which Confucius'comments on Guan Zhong，became the content of the topic.Restoring Peace to the Country was Confucius'evaluation of Guan Zhong's merits，and was also the eight-part topic of Tang Shunzhi，the Huiyuan of Ming Dynasty.Tang Shunzhi affirmed the Confucius and Zhu Xi's concept of“benevolence”in the answer paper.Starting from the chaotic social backgroun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he demonstrated Guan Zhong's assistance to Qihuangong with sufficient examples to rectify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made by Guan Zhong.Tang Shunzhi's affirmation had guiding effect on his choice of life path，and then he had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resisting Japanese invaders and barbarians，which clearly reflected his national and family feeling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Restoring Peace to the Country，Tang Shunzhi，Benevolence，National and Family Feeling
［中图分类号］ G4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54（2019）04—105—005
作者简介 张艳丽，副教授，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山东淄博，255000。
基金项目 山东社科规划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7CLSJ03）；山东高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智慧的历史维度研究”（J17RA071）。
（责任编辑：吴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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