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变革中我国政治文化演进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政治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6）06—0022—06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产生的。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8 月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首先采用这一提法并加以界定。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1](P.29) 此后，国内外有关专家围绕政治文化概念及其方法阐述了各自的看法，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在政治社会化过程所持的政治态度、情感、评价等方面的综合倾向，体现民族国家政治变迁的内在思想轨迹，并成为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工具而被广泛运用。
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渗透进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当我们在大学堂手捧书本学习和谈论中国以前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我们会对这段历史表现出茫然不知和难以理解。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二十世纪仍然演出这种道德神学式的狂热，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愚蠢；然而，只要是过来人，便知道那是有其现实的、历史的甚至人性上的根由。”[2](P.249)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不但引发了社会转型和变革，也使社会大众意识的历史发生了“断裂”。本文就试着根据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政治心理的反映、变化，分析社会变革中我国政治文化演进的特征。
一、主流政治文化形成
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子系统的共同建设。当前，中国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我们将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为主流政治文化，其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为政治亚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设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流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当前，中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发展、大转型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新矛盾不断涌现，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理论界也众说纷纭。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发展主流政治文化，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关键所在。在中国，这种主流政治文化就是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的这一主流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但是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我们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现成而具体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致力于研究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主流政治文化。
为了匡扶主流政治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还需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思想统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及西方的政治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整合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政治亚文化，保证中国主导政治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促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又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体系，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前进方向和判别标准。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协调发展。中国主流政治文化是在以往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但又与之相区别。与以往的政治文化相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应该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应该是一种法治型政治文化。法治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最先进最文明的政治文化类型，它必须要体现与人文精神和人类终极关怀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要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把法律作为社会的最高权威，政府管理、社会运作都应以法律为依据，依法而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权；另一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公民自主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中国，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逐渐养成自主参与的意识，应该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政治作用及政治能力保持较好的信心，对自己的政治责任、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利有明确的认识，因而能够自主地参与政治管理。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还必须完善政治社会化的渠道。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3](P.357)。正是通过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社会成员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明确自己的政治角色，完成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化的过程。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提高全民族政治文化素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要加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引导和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对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通过这个媒介牢固地确立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维护和保护主流政治文化，争取亚政治文化，抑制反主流政治文化的产生和传播，特别要坚决地打击邪教；其次，要疏通和健全民主参与渠道。主导政治文化要稳定地占据重要位置，必须依靠畅通无阻的传递通道方能被公民认同和吸收，没有畅通的民主参与渠道，公民参政的积极性就会受损，参政热情就会泯灭，主导政治文化就难以巩固地位，也就经受不了非主流政治文化的冲击；最后，扩大基层民主，完善社会民主参与渠道。通过各级政治组织，引导公民参与政治实践活动，拓展他们的政治知识，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以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二、政治文化世俗化
世俗化“就是使个人生活中的社会的、结构的和象征性的因素摆脱宗教控制的过程”[4](P.45)。因此，世俗化就是肯定现世生活，肯定官能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关于“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什么的问题，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系统》（1956年）中给过答案。他明确地将政治文化世俗化视为衡量政治文化发展的尺度，把世俗化主义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他从系统分析的三个层次上分别考察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一般性意义。首先，在体系层面上，“世俗化代表性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1](P.58)；其次，在过程层面上，“世俗化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总的说来，世俗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1](P.57)；再次，在政策层面上，世俗化是人们对政策的观念，它包含着“把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1](P.57)。
一般地说，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论者认为：“它是砸碎神学枷锁的精神解放，是政治文化的非圣灵化和尘世化。”广义论者则认为：“它是包括反神学精神在内的宽泛的概念，即它是扬弃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民主化与法理化的政治文化。”[5](P.240) 基于对政治文化世俗化的一种解释，笔者认为给政治文化世俗化界定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必须结合现实的政治生活，二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三是特定性，即世俗化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用以说明其同宗教、神圣化、禁欲主义相对应的范畴。为此可以将政治文化世俗化定义为：人们冲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相信科学和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政治活动过程的情感、价值取向和开放的态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文化出现了一种显著的变化，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生活中，趋向于形成一种“世俗、理智型的态度”。文化的世俗化，也使得我国的政治文化倾向于世俗化。
伴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现世性、理性化、参与性、开放性诸特征逐渐凸显出来。首先，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现世性。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世俗因素在当代社会的因素混合体中显得尤为重要。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观实现了由“政治挂帅”向“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历史性转变，“满足需求”、“享受生活”这些基本的生活目标“回归”到人民群众之中。于是在政治文化层面上具有了一种极为实际和现世性的色彩。其次，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理性化。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理性与反理性的论争，而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以理性化为特征的世俗化过程。在民主政治理念的引导下，解放思想打破了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人们也不再以某种想像中的超凡魅力来评价领导人，开始习惯从政府运作的效率和政治权威的领导能力来作评判。再次，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参与性。市场经济体制所涵蕴的平等与自主的精神，现代知识的传播以及教育的普及容易使社会成员培育出一种自主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与能力。“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的扩大。”[6](P.5) 从某种程度上说，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提倡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竞争等公民意识和观念，鼓励公民通过合法正当的渠道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样就会激发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进一步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最后，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开放性。从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来看，我国现实的政治文化存在三种类型，其中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同时，传统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和外来资本主义政治文化还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三种政治文化交织并存，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开放性。正如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性，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7](P.100) 这充分显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既有包容性，又能够继承优良传统而体现时代要求的开放性。
社会变革中的经济市场化，引起了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结构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目前政治文化世俗化发展过程的缺憾。首先，理性化程度不高。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置身于快节奏变化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对未来容易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心理。比如说，从电视系列片《河殇》到《中国可以说不》丛书，再到中国驻南使馆被轰炸后，中国民众自发性反美反霸的游行示威，反映了极具情绪化色彩的民族主义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些相似相关的政治化情绪连续性事件，其共通之处就是在某些方面还缺乏理性认识与判断。其次，参与程度不足。由于理性化程度发育不足，社会参与则缺乏必要的共识。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当中，公民参与的文化一直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发育。要么是表现为一种政治狂热，其主要特征是盲从的、无序的、极端的、空泛和非民主的虚假参与；要么就是参与冷漠，在政治上不作为。第三，政治认同感降低。由于过度的功利行为存在，被扭曲的个性意识膨胀，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在某些方面滋生了一种轻视社会整体、无视社会秩序的倾向。在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公民政治认同感低，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如果公民的政治文化使得人们对推进政治变革的政府当局有着高度的政治认同感和信任感，如果政治变革的方向与民众的政治取向相一致，那么，这种政治文化就会促进政治变革，反之，就阻碍政治变革。”[8](P.111) 所以，迫切需要先进的、科学的政治文化对之进行引导和匡正，从而维护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合法性。
总之，为了保证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顺利、有序地推进，必须克服目前政治生活中世俗化行为的缺陷。对此，关键在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使世俗化行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世性、理性化、参与性、开放性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以求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三、政治合法性变迁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复杂的概念，即使有学者把它应用于现实政治现象的分析，其评价标准也莫衷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观念不是指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范或法律原则，而是政治上实行有效统治的必要基础，是治者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共识，实际上就是广大民众对这种政治支持和认可的价值判断。尽管合法性不应简化为法律性，但也不应该忽视法律在追求和实现合法性上的重要作用。政治合法性是被治理者对发挥政治权力作用的政治体系的认可，之所以认可，一是因为既存的政治权力及其政治秩序符合他们认同的价值观念；二是由于现存政治权力及其政治秩序事实上履行强制的法律规范，而此法律既有价值合理性，又有程序合理性。
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来说，即是什么因素促使民众自愿服从治者的统治。对这个问题最有权威的解释还应归于马克斯·韦伯，他认为，任何有效的政治秩序都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主观因素为民众形成了对治者的服从义务心理；客观因素为服从的习惯以及强制性的法律存在。以此为标准，他构建了三种理想的模型来阐述复杂政治统治和政治服从的基础，这三种模型是传统权威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强调一种现代类型的政治秩序，即事实上合乎法律程序，同时也蕴涵了对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意义的理解。
王浦劬先生也认为：“政治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而更主要的是来自根据有关价值体系所判定的由社会成员给予积极的支持与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可能性或正当性。[3](P.162) 这就表示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某一社区或社会范围内，以价值观念或建立在价值观念基础上达到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政治体系符合价值规范的“有效运行”，即“绩效合法性”。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获得，离不开一定的有效性基础，政治权力必须取得一定的政绩。政府绩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并非单项经济指标所能衡量，不仅可以为威权体制提供合法性，而且也为政治民主化的合法性需要提供保障。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政府绩效是可变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主义政权都是建立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上的。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自此帝制传统不再成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但民主的权威并没有因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在事实上得以真正的确立。具有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4天就下野了，继任的袁世凯一心复辟帝制，不足以担当统治中国的大任。于是，中国政治的权威陷入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武力便成了惟一的合法性基础，有枪便是王，各路军阀轮流坐庄。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统一了中国，才彻底结束了这一权威真空状态。中国共产党政权之所以能够持久，之所以能够由强力的统治变成权力的统治，除了强大的国家机器之外，还在于其他几个因素：一是在长期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毛泽东的魅力；二是意识形态的魅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武装斗争、解放全国人民、消除剥削和压迫的指导思想，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巨大的组织资源，这些组织资源包括完整的组织机构、成千上万的党员、大批忠心耿耿的干部、统一战线等。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阶段，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问题，深刻注意到经济成就对政治稳定的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他就站不住。”“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9](P.311) 显然， 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新时期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有关“三个代表”的讲话沿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一个社会政治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就是看它是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重建中国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他们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们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阐明了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健全，自由、民主、公正、契约等价值观正在为人们普遍追求并接受。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们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10](P.216)。如果仅仅把执政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危险的，因为当一些国家的经济还在发展的时候，合法性没有问题，而一旦在经济上稍微出点问题，政权就面临危机甚至崩溃。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在现代社会，合法统治应以法理型的统治为归宿，掌握权力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法律。“依法治国”的方略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
四、政治文化分化
中国社会转型必然产生利益分化，由于这种现象日益凸显，已成为研究社会变革时不可忽略的重要社会问题。社会变革造成利益的分化，必然深刻影响人们的社会意识，这种在社会变革中的利益分化也必然影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重要表现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功能上的离析性和异质性，这便是政治文化的分化。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开始浮出水面，最终表现为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文化的冲突。
其一，主流政治文化面临亚政治文化的冲击。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当前的主流政治文化。由于社会变革引起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大变化，主流政治文化的整合作用受到极大的冲击，存在一些亚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上采取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同主流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在思想文化领域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主张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还有些具有明显自由化和封建残余因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比如，在对待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崇圣意识、清官意识、宗法宗族观念等。
其二，政治价值取向不一。政治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是指在社会变革中民众诉求政治行为时其观点看法的倾向性表现为多层次、多角度。在意识形态、政治价值方面表现为淡化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由于片面的利益驱动，金钱和名利成为愈来愈多人的价值追求，在对自我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自我实现和绝对自由。传统的“完全贡献型”和“偏重于贡献型”在减少，“交换型”和“索取型”在增多，注重集体行为规则约束的在减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在增多。在对政权的价值取向上也存在差异。大部分对上层中央政权合法性给予支持认可，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对体制的质疑。接受新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人主张效仿亚洲新兴国家的政治制度。由于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明确主张西方的政治制度，如“西方的政治民主”、“多党制”、“分权与制衡”制度。又如，由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淡漠，一些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缺失，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利己主义思想倾向不断加强。
其三，政治文化内容复杂多样。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的构成要素。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看，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宗法式农业经济、集权专制的社会利益配置机制、家国混一的宗法制度和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基础上生成和演进，形成了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法兼重的治国方略、民本理念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的包容意识和共处观念，宗法宗族观念和纲常意识、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从外来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设备和资金的同时，也介绍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流入中国，就其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构成的影响而言，主要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和思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内容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意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基础相契合，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内容中均占有一定的比重，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很多都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传承并沉淀下来，或融入主流，或分支为非主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这就使得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显得更加复杂多样。
政治文化分化是社会变革中的一种伴生物，具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政治文化分化对政治发展具有某种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影响，它限制了政治文化的凝聚和整合功能的发挥，尤其是阻碍主流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文化的分化，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分化是在强大的主流政治文化的指导支配下进行的，是主流政治文化之下的政治亚文化，因此它只能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总的来说，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必然是次要的和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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