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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8]02-0016-09
一、体制哲学与哲学体制
哲学具有反思和批判两大品格，不仅包括对人类活动及其后果的反思与批判，还包括对哲学本身的反思与批判。1978年由真理标准问题所引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哲学繁荣发展的序幕。针对“两个凡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推进了哲学研究的深度，更主要的是确立了一种“实践论的哲学思维方式”。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上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程度，其复杂性在于：(1)以谁的实践作为标准，这直接决定着检验标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合目的性必须以合规律性为前提，必须给“正当性”问题以足够的理论地位。(2)以实践的什么作为标准，直接决定着实践标准的有效性问题。以实践动机和实践过程为标准，还是以实践手段和实践结果作为标准，其检验实践效果的有效性是很不相同的。实践标准的复杂性推动着人们去探究比实践标准更为根本的问题，于是便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后期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这时，马克思哲学才真正地、全面地进入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因为此前我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问题的。但关于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异化问题的讨论却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一些学者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体地说是以马克思用以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现象的概念、范畴和话语去指涉当下的政治生活，以致引发了政治干预学术讨论的后果。可以说，当时的体制尚不具备足够的宽容，以保证学术讨论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学术自由当以不伤害现行体制的正常运行为限。但中国哲学研究毕竟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它会在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讨论“纯粹的”哲学问题。在理论上，判别异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在异化条件下，劳动者非但没有得到自己意欲得到的东西，反而得到了不愿意得到的东西。那么这个意欲得到而未能得到的东西如何用哲学范畴去表述呢？于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哲学概念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价值”。有学者指出，价值是与真理相对应的概念，它们共同构成实践与认识这两种形式的内容，而主体与客体则是这些形式与内容的物质承担者。如果说，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确定了实践论的思维方式，那么价值哲学或主体哲学的确立则极大推进了实践论思维方式的拓展，因为只有把主体性和价值作为研究人的认识与实践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人、人的活动以及人的活动的结果。1985年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7年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质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阶段。关于价值论研究的原创性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1991年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冯平的《评价论》、马俊峰的《价值评价论》、陈新汉的《社会评价论》是这些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实践论和价值论研究的初创与推进，是在研究马克思哲学过程中开创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与此不同，尚有另外一种研究范式，这就是接近、走近和走进马克思哲学。其意图在于还原马克思哲学本身，这种研究范式即便在今天还在继续着，可以说，这对于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然而，21世纪初始以来，马克思哲学、进一步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无论是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是实践论和价值哲学的讨论面对中国建立市场社会近30年的社会实践，面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根本性、基础性和全局性问题，似乎难有重大作为。一方面，依照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概念、话语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当下的生活实践，因为市场社会的结构、制度、规则远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社会；另一方面，人们急于从马克思哲学那里找到解读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概念、话语，然而，答案却远非那样简单而明了，它要求我们重新研读马克思的哲学作品。但这种重新解读不能只是着眼于马克思究竟言说了什么，还要发掘马克思为何如此言说，进言之，不但要发现马克思的思想逻辑，还要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所立于其上的市场社会的历史逻辑。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是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必须重视的两个维度。为着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日益复杂化的问题与困境，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诉求。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改善哲学研究状况的一种努力。
考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动机构成了我们理解这种努力的一个前提性工作，只有明了我们为何这样做才能清楚我们如何这样做。构成前提性工作的考问由以下几个问题组成。(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略显费解的命题，因为依照惯常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已经是被中国化了的哲学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出现的哲学可能不只中国式的一种，尚有其他形态的，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的，但为我们所理解、认同和接受的一定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自己的哲学形态又缘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呢？这便是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动议的关键所在。(2)直接动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直接动因可能在于政治的需要，而不在于学术。但必须指出，一种哲学之能够被转变成用以支撑一个国家或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乃是哲学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方式，我们不可以一味地认为，哲学一经变成某种意识形态便丧失了它的生命力，相反，它恰是借着政党或政府的力量而使自己被广泛接受了。在此意义之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意味着，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具有足够解释能力、指导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这种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定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别，但有别不是抛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使之焕发新的青春。如果可以不甚严密地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心路历程，可把这一心路历程描述为三个阶段：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发展时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主题、命题、话语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人们总是植根于生活之上，从社会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相反，用已有的哲学原则和命题去剪裁生活实践。实践证明，我们每每用固定不变的教条去剪裁生活实践的时候，不但损害了实践也损害了哲学。政治意义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诉求，要求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依照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找寻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作为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新的要求，这就是，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保持最大的相融性。(3)根本动机。今日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要求根本不同，尽管历史使命一致，但作为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有了全新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根本动机。在科学研究的意义上，哲学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但逻辑的历史总是植根于历史的逻辑之上。只是哲学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不那样亦步亦趋而已。因此，在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彰显然而又充满悖论的背景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失语意味着，面对如火如荼的社会生活实践，要么无言以对，要么自言自语。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失去它的公共性，逐渐成为少数固守者的私人物品，因此无论从政治发展的需要考虑，还是从哲学的历史使命着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必然性要求。当然，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绝不是纯形而上学式的讨论，尽管哲学素养的训练是必要的，但就哲学的真实使命言之，它必须解释并体现时代精神。(4)时代精神的声音。无论是政治形态还是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的私人事项，相反，个人与组织都不过是时代精神表达其自身的途径与方式。时代精神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为深沉的动机，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今日时代精神至少具有这样几个征候：全面依赖与全面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逻辑，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经济依赖性的基础上关联起来，这就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公共交往与公共价值。公共交往基础上的公共物品在急剧增加，公共价值与公共精神在生成。幸福感与意义世界。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带来了“庞大的商品堆积”和“丰裕的世界”，但由幸福的前提提升到幸福本身尚有诸多环节。总之，回归生活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真实的动机。
但综观我们近30年的哲学研究，基本上属于体制哲学和哲学体制的范畴。所谓体制哲学是指，我们要么为一种新体制进行辩护，要么站在体制的边缘说一些无关要旨的话，哲学言说问题的方式和程度不取决于它发现历史的逻辑并陈述这种逻辑的程度，而取决于被体制所接受的程度。所谓哲学体制是指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形成的思维、概念、话语、命题、结论，这些话语和结论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那些可以自如、流畅地使用这些话语和结论的哲学工作者，常常不允许他者对他们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他们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派。当他们用他们所掌握的绝对真理与传播学术与思想的社会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垄断的马克思主义派就产生了。他们不再关注社会的重大问题，也忘记了哲学所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的品格，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欣赏“绝对真理”时而求得灵魂的安宁和身体的无纷扰。实践证明，哲学体制比体制哲学更可怕。真正的哲学是向历史的必然性开放的哲学；是向每一个意欲表达其意志的公民开放的哲学。一个不能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完善自己且没有胸怀的哲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二、当代哲学问题
就问题的类型说，有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两种。但认识问题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实践上的疑问、冲突与困境，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由实践活动所引发的价值问题。根据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标准，如下五个问题可能是今日中国哲学之主题。问题经常被人提起并作为课题，这样的问题才有可能成为哲学的主题。(1)现代性问题。关于现代性，当下有三种态度：全身心拥抱、全面拒斥、谨慎使用。哲学是用最接近于事实的语言呈现真理的一种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哲学呈现真理的基本方式就是构造关键词，“现代性”就是这种关键词之一。无论是拥抱还是拒斥，“现代性”都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我们走来。尽管“现代性”概念受到多方责难，但它仍不失为一个颇有效力的概念。关于现代性至少有三种书写方式：作为思想形态的现代性；作为社会设置的现代性；作为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在思想形态的现代性中，哲学是最为深刻和彻底的一种。它包括以笛卡儿开启的本体哲学、以卢梭、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哲学。资本的运行逻辑是现代性得以发生的原始根基，也是现代性的经济形态。今天的现代性不过是马克思所处时代之现代性的扩展形式，尽管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初始阶段的资本与扩展形态中的资本在广度和深度上有着很大区别，但资本的魔力并未发生彻底改变。马克思虽然从未用过“现代性”概念，但却揭示了现代性之原始发生的历史逻辑。但比较而言，今日现代性已经更广泛、更复杂了。其一，作为现代性之经济形态的资本，已经不限于商品和货币，还包括科技资本、人力资本、制度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形态。特别是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标志着只见物不见人的纯经济目的的交往形式已经不适应基于认知、情感和意志之上人的全面的交往需要了，一种超越原子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更富人性化的交往方式正在产生。其二，资本也已经不简单地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了，而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设置。作为一种社会设置，现代性由三个支点构成：欲望的神圣激发和最大满足，欲望本体论解决了现代性的动力问题；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与资本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社会安排；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了支持。今日现代性之复杂性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基于经济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要求着政治上的民主和文化上的自由，更进一步地，现代性也已经不限于资本这样一种社会设置，而且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理论的和日常的意识和观念，日常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便是作为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它表现为现代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2)复杂性和风险问题。简约而不简单是今日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效率意识的确立，使得人们之间的生产、交往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环节，但利益关系的交割却比过去复杂得多。复杂性不只是在空间上，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还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超过了以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怪病丛生；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直接表现为偶发事件增多，信任危机造成人为风险大大增加；人与自身的复杂性，表现为财富与幸福的背离，创造了使自己幸福的前提却没有创造幸福本身，自我认同危机，孤独感、无意义感时刻相伴左右、萦绕心头。如果说，现代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那么，如何造成一个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则成了现代化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今天这个难题已经客观地摆在了世人面前。风险与预期、手段与目的、俗物与圣像、消费与幸福，将成为今日哲学必须正视的问题。(3)公共性问题。可以说，只要有人存在，只要人们愿意生活下去并意欲过上好生活，合作就不可避免。因为个体需要之多样性与其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人是类存在物，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合作。通过合作，合作者不但实现了各自的目的、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而且产生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的“公共物品”，这个“公共物品”可称之为“合作剩余”。作为“合作剩余”的“公共物品”在性状上体现为“公共性”，即是说，合作活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权独占“公共物品”，本质上，必须把“公共物品”依照正义原则在全部合作者中间进行合理分配。“公共物品”在类型上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生活资料、公共设施，也可以是一组或数组游戏规则，还可以是反复使用且越使用越增值的精神活动(如各种仪式)和精神产品(如书籍、音乐、绘画、舞蹈)。作为“合作剩余”的“公共物品”的量与质是衡量合作活动之效率的重要维度。那么，由合作活动所产生的“合作剩余”、“公共物品”，进一步地说“公共性”是如何发生的呢？就其原始发生的途径而言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由权威集团供给“公共物品”，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资料、信仰、制度、禁忌、惯例。此种供给方式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它是直接的，无须论证和反思，无须中间环节，供给者与接受者之间无须协商、博弈。第二种途径是，诸行动者之间要在合作之先预先讨论、协商，继而求得一个普遍有效的根据和标准，可称之为“合意”、“重叠共识”。这个“合意”、“重叠共识”作为游戏规则一定是出于各行动者的意愿的，但不要求一定合于所有行动者的意愿，出于意愿但不一定合于意愿，只求普遍有效，这就是集体行动(合作行为)的逻辑。就主要路径说，前者主要是传统社会的供给方式，后者属于市场社会的供给方式，但不排除在传统社会存有平等协商、反复博弈的事情发生；同样也不能排除在市场社会有权威集团供给“公共物品”的事情发生。供给的主要类型决定于社会的基本的、反复的要求，而不是次要的、偶然的需要。就市场社会的公共性的原始发生看，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它们是以历史的方式展开其逻辑的：基于资本的运行逻辑之上的公共性，这就是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这个等价物从一个一个的物最后演变成一个符号，这就是“纸币”①。货币的首要功能就是价值尺度，因了货币，不同的产品才得以交换，才得以通约和让渡，等价交换实质上是用一个价值尺度确立交换价值之比例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所着力分析的问题。然而，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是可以通约的，它表现为，拥有经济话语权力的人会有将经济话语权力兑换成政治话语权力的动机，其结果是产生了要求合理分割和有效使用行政权力的强烈愿望。政治形态的公共性实际上是指作为公共资源的行政权力的大众性和公益性，以及作为政治活动之“合作剩余”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前者关乎的是根本利益(政治不过是根本利益的一个名称)的合理分配，后者关乎的是如何分配和如何补偿。政策和制度是可以反复适用的游戏规则，本质上是面向未来利益分配的事情，可称之为“政治的剩余价值”。基于资本运行逻辑之上的公共要求必然引发基于民主之上的政权权力的公共性要求。然而从人类活动的终极价值看，经济形态的公共性和政治形态的公共性只是构成了人追求快乐与幸福的基础与保障，因此，如要真正获得幸福就必须构造文化形态的公共性。具体表现为作为活动的伦理价值，如惦记、过问、想念、关怀，可称之为关怀伦理，它有别于作为手段的规范伦理或操作伦理；还包括可供需求者享用的精神产品。研究基于经济形态的公共性、进达政治形态的公共性，最后升迁至文化形态的公共性，乃是当今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4)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是与人们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有关的一切方面②。在市场极不发达的条件下，文化很难演变成一种权力。只有在市场比较发达且知识也可以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传播的时候，作为文化之核心的知识才有可能转化为权力。权力是能够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而不问基础为何的一种可能性。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可以转化为权力，一种风俗、禁忌、惯例、价值观很难成为可以批量生产与传播的商品，本质上不能成为权力。在工业化基础上，知识愈来愈成为文化体系的核心，而能够进行知识生产的生产者集团或生产者个人，存在将知识变成某种力量和影响并利用这种力量获得回报的可能性。一如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垄断会造成统治与支配那样，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也可以造成垄断与支配，而且这种垄断和支配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某种力量从而产生某种作用。当这种力量和作用不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就不构成权力。其一，文化主体既无利用文化这种力量和影响的动机与兴趣，也没有实际的行动；其二，即便文化主体有使用产生力量和影响的意愿和行动，却没有得到他意愿施之于他者的认同和认可，除非这些人不得已。于是，只有被嵌入到社会关系中而期望获得回报的思想、知识、观念、制度等才构成权力。它必须是文化主体故意所为，是他所知道的，是包含意图于其中的；也必须是接受力量和影响的人所实际地接受了的那部分。一切文化都有可能成为社会资本——被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投入，这些资源是潜存在社会关系中的，如信誉、声誉、声望、信任、认同，等等。然而，由文化进达权力的过程却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文化主体需付出足够的智力、体力和意志力，还表现在文化进达权力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在非常简约的意义上把它分成两种类型：弱意义的和强意义的。弱意义是一种这样的类型：文化的接受者基本上是自然而然接受文化的力量与影响的，其特征是，只问其要求如何而不问其基础为何。非反思、非批判地接受造成了一种“机械团结”，它靠着传统的禁忌、风俗、习惯、惯例、政治而完成，在类型学上类似于韦伯的传统文化型治理和个人魅力型治理。其优点是，因无须博弈，省去了讨价还价的过程，其交易成本较低，甚至为零。在过程与结果上，由于游戏规则是由权威者预先给定的，因此文化的接受者通常表现为在观念、情感和行为上的一律化、模式化、相似性，甚至相同性。强意义上的进达是这样一种过程：文化的接受者基本上具备了质疑的理念和品质，文化拥有者不再能像先前那样借助传统文化和个人魅力而使之接受，而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来。一种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而不问其基础为何的可能性似乎已不复存在，一种必问其基础为何的行为，似乎已不可避免。只有在此种情形之下，一种基于各自意愿、可以相互提出有效性要求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强意义上的由文化进达权力的行为之能够发生需具备三个条件：平等性，文化的供给者和接受者需是在资格、尊严、话语权力上平等的。相互性，单边主义的文化战略会遇到强烈的抗拒，只有可以相互提出，才能保证作为“合作剩余”的游戏规则游离出来。普遍有效性，只有在平等基础上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才能具有普遍有效性③。(5)意义问题。由质料到价值再到意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实际的生活中，价值的原始发生与意义的原始发生并非一一对应关系，进言之，它们不是函数关系。两个变量x、y，对于某一范围内的x的每一个值，y都有一个或几个值和它相应，y就是x的函数。这种关系一般用y＝f(x)来表示，x就是自变量，y就是因变量。我们可以把附着在价值物之上的某种功能、效用称之为自变量，因为只要有某种价值存在就有可能产生某种意义，尽管不一定总是产生某种意义，但没有价值肯定不会产生某种意义。要而言之，意义不是价值的函数，对于某一范围内的价值的每一个值，意义不一定都有一个或几个值和它相应。这是由于，价值是单项事实，而意义则是两项或多项事实。然而，无论在理论推理和实践推理中，人们总是这样设想：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创造意义的过程，价值愈丰富，意义也就愈饱满，其实不尽然。作为功效、效用、功用之体现的价值只是产生某种意义的前提、条件，由价值进到意义须得主体的意义构造。意义的构造与意义的体悟是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到何种程度的关键，意义的构造和体悟低于价值总量，就会产生意义小于价值甚至没有意义的后果，有价值没意义的现象并不少见；意义的构造与体悟大于价值总量，有可能从少量的价值中创造出饱满的意义来。然而，在实际的生产、交往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常常忽略了意义的构造和体悟，而专注于价值的创造活动，而且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创造价值就等于创造意义；积累财富就等于追求和获得幸福。
三、元哲学与部门哲学
哲学作为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乃是一种追问本体和前提的学问。而被追问的对象有些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因而也是不同时代的人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如世界的本原、幸福、生死、理性的限度，等等；有些是特定时代或几个时代的问题，如资本、货币、生态、社会正义，等等。我们把那些对于超越时代从而构成永恒问题的追问的哲学称之为元哲学，而把研究特定时代某一社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的哲学称为部门哲学。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人类永恒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但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一致的，惟其如此，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哲学可以在终极性的问题上相互融通，可以学习、交流和借鉴。因此，在中国当代哲学中必有元哲学的位置。通过元哲学，哲学才保证了它的思辨性和终极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都是元哲学的典范。只要人们愿意生活下去，并切实地在生产、交往和生活着，理性的有限与无限的问题就一定会存在。在元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中，认识、理性、知识、科学占据核心地位，对这些问题的沉思，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把握到“逻各斯”并把它清晰地陈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所谓真理性问题，也才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作为科学的哲学，元哲学的分析功能强于它的规范要求。“物自体”是纯粹理性所处理的题材，而“人性物自体”则是实践理性所处理的题材。实践理性所处理的题材由于牵涉到言说者的价值立场，因此，它的规范性强于它的分析要求。当然，如要作出一个价值判断也需要一个让人信服的正当性理由。在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中，元哲学依然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我们通过研读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除了进行必要的哲学素养的训练借以掌握哲学方法之外，一个更为根本的目的在于，我们依然要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那样，沉思世界的本原、存在的意义。形而上学所沉思的对象即所谓本体问题乃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思考中的基本问题。学习哲学史不仅仅是掌握哲学知识，而是要与经典作家们就人的生活中的根本或基本问题进行对话、交流、交锋，达到视界融合。无论以何种名义和何种称谓出现，元哲学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哲学形态。
但哲学从来就不是脱离人的生活的虚妄之言，而是植根于人的生活深处的对生活之根本问题的理论自觉。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只有表现为具体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时候，它才是客观的逻辑，客观的绝对理性要逐一地通过各种样态的时代精神表现它自身，它才证明自己是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客观逻辑。如此说来，人们只有通过把握时代精神才能把握贯穿在人类历史中的客观逻辑。毫无疑问，不同时代的时代精神一定是有区别的，它们可能相似，然而却不会绝对同一。惟其如此，对每个时代的人们来说，除了有研究本体问题的元哲学之外，必有研究特定时代之具体问题的哲学。我们可以把研究具体活动领域之具体问题的哲学称为部门哲学④。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使自然科学发生了明显的学科分化，人的活动领域的拓展和复杂性的强化，也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分化，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开始分化和成熟起来。与此同时，哲学也出现了内部的分化，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精神哲学开始孕育并逐渐发展起来。中国近30年的市场社会改革实践催生了中国当代哲学由统一哲学到部门哲学、从体系哲学到问题哲学的转变，同时使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和精神哲学开始发展和完善起来。
(一)从统一哲学到部门哲学。人类以何种样式的哲学思维、方法与体系去把握生活世界并不仅仅取决于哲学家的思维水平和主观偏好，更决定于生活世界提出何种样式的哲学问题。哲学遗产的迁移是有边界的，当我们把适合于一种领域的哲学思维、方法和结论迁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领域时，就会发生失效甚至伤害的事情。当政治依照其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力支配经济和文化从而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庸的时候，一种以宏大叙事形式出现的统一哲学就会应运而生，黑格尔哲学是这种统一哲学的思想形态，列宁和斯大林哲学则是这种统一哲学的政治形态。严格说来，马克思哲学也是一种统一哲学，但它既没有宏大叙事结构，也没有用一种价值立场去统合一切价值的倾向，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分析而指明一种可能形态的良好社会的哲学思考，它是实践哲学和价值哲学。然而，马克思曾经面对的资本主义在今天已经有了新形态，尽管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还具有相似性，但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都有了新内容。资本的运行逻辑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已成不争的事实，基于资本、资源、技术、信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之上的“世界历史交往”已经形成，尽管各种冲突不断，在此种境遇下，指望一种适合于一切领域和民族之上的统一哲学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相反，经济和文化作为相对的社会力量逐渐从政治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发挥着相对独立的作用，于是，社会问题愈来愈领域化或专门化，一如分工愈来愈专业化那样。这些专门的问题，其强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其复杂性要求思想家毕其一生的经历去研究，但也未必说得清楚，比如正义问题。因此，部门哲学将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形态。
(二)从体系哲学到问题哲学。从学科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完整的思想，若要清晰地表达出来，就必须有完整的逻辑结构，并用完整的概念和话语把它陈述出来，表现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批判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系，而是为着一个理论体系而伤害事实的体系哲学，这种体系哲学要么离人们的生活世界相去甚远、不着边际，要么为着所谓的严谨的逻辑体系而任意剪裁事实。今天，效率观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学术研究中的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无论怎样完整、美观，倘若不能说明事实、解释和指导事实，原则上是无用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严谨而彻底的哲学，严谨决定了思想体系是自洽的、可信的；彻底保证了思想体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是对社会历史中根本问题的揭示与解答。
(三)社会哲学、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兴起与我国的市场社会改革实践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在我国，社会转型作为一个学术范畴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学讨论中，与这一概念相近的日常用语有“社会转轨”、“经济转轨”等。起初，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甚至在哲学领域，一些学者对于“社会转型”这一术语还颇有微词：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还往哪里转，难道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不成？！在这些人看来，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帕雷托效率最佳了，无任何重新配置的空间。这种思想与理念与其说是固守社会主义信念，倒不如说是左的观念在起作用。“社会转型”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社会哲学的范畴，它主要不是用来描述国家内部公共权力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转移或被某一个利益集团所垄断，也不是指一个集团或通过和平或通过暴力推翻另一个集团的统治的过程，而是用来指人类社会由一种结构类型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社会结构类型的转变，在这里，所谓“型”是指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种基本活动领域的结构模式，以及基于此种模式之上的社会话语权力的配置方式；这里的“转”是指变迁、转换、过渡；简言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从最为深层的意义上说，社会转型乃是一个价值哲学的范畴，它以某种价值为最终目的，以一定的价值原则为尺度，诸如公平、效率、进步、健康、快乐、幸福等等，以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为途径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的和谐的社会变迁过程。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三种活动的结合方式出发，以效率、正义和自由为价值目标，可以把人类发展至今的社会转型划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个历史阶段：前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后市场经济。
Ⅰ：前市场经济模式，亦称前工业社会模式、自然经济模式、前现代模式、前现代性模式；
Ⅱ：市场经济模式，亦称工业社会模式、现代社会模式、现代性模式；
Ⅲ：后市场经济模式，亦称后工业社会模式、后现代社会模式、后现代性模式。三种组合模式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人们的交往类型和交往方式，从而决定着社会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实现方式。
在Ⅰ种情况下，社会运作的轴心是权力和地位；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便是由政治统合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表现在社会性状上就是人的依赖性；表现在社会交往上就是血缘关系交往(包括氏族)、政治交往和狭隘的地域交往。类似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活动空间尚未广泛地开辟出来；基于自由与平等之上的公共交往和私人交往尚未发育起来；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还远未形成。
在Ⅱ种情况下，社会运作的核心是机器、资本和技术；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便是由经济活动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统合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表现在社会性状上就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表现在交往上就是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历史交往形式的初步确立。随着市场经济这种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的发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开辟，与由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种基本的活动所组成的意识形态化领域不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继被开辟出来。随着自由与民主程度的提高，人们需要的立体化和丰富化以及满足需要之方式的多样化，促成了公共交往和私人交往经常化和普遍化，公共生活、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正在生成并趋于成熟。
在第Ⅲ种情况下，社会运作的核心是知识和人才；从形式结构看，经济、政治和文化将构成一个网络式的平面式双向互逆结构，文化将成为统合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力量；在社会性状上则是人对自己的依赖，人的本质力量将通过他的产品和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来实现和体现，“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交往上，基于生活根基之上的交往将成为交往的主要类型；生命价值理念和生活价值理念将成为首要的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和生活理念已经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界限，一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作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⑤。
我们把人类由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称之为社会转型⑥。社会转型是在效率、正义和自由价值原则的推动下所进行的进步意义的结构性变迁。这种结构性变迁通常先发于人与自然(主客体间)关系的转型，主要解决效率问题，亦即生活资料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升、经济学上的蛋糕的有无和大小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以及操作规程的制定与运作。然而，物与物、人与人之关系的转型却直接受制约于人与人(主体间)关系的转型。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于生产关系的转变。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在解决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是隐藏着的，它以隐藏的形式决定着产品的归属问题，亦即所有权或产权问题，一如黑格尔所说，一当确定了所有权之后，才有占有、使用和转让，才有合理与不合理、道德与不道德之分⑦。于是，社会转型尽管发轫于经济领域，但它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以及所引发的问题却远不止于经济活动和经济领域，必指涉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与市场经济这种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的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相适应，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力作为公共资源或公共物品也必然要进行有效率的分割，以便提供旨在保证公正的制度供给与制度安排；在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价值导向的一元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社会哲学要考察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之结构性变迁的内在机制；经济哲学要探索人性假设的哲学基础以及企业家的伦理气质问题；政治哲学要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旨在保证整体公正的制度体系为社会活动提供秩序保障。韦伯考察了市场经济的精神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宗教精神，也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桑巴特则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世俗方面，即企业家伦理气质问题⑧。而关于政治正义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致力于国家正义和个体正义、城邦之善与个体德性的关系问题。及至近代，卢梭、霍布斯和洛克都试图通过社会契约提供政治上的正义。罗尔斯、诺齐克、沃尔泽、麦金太尔、米勒、桑德尔等都对正义的研究贡献了见解和思想，罗尔斯更是由于终其一生地研究正义问题而为世人所瞩目。他在《正义论》中开篇便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⑨制度是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同时也是政治生活的根本环境，因此，政治哲学方兴未艾。
(四)生活哲学与价值哲学。生活世界理论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但这决非意味着，只有胡塞尔才研究了生活哲学，事实上，马克思、舍勒、海德格尔等都不同程度地讨论了生活世界问题，只是角度和层次不同而已。现在的问题是：今日之生活世界与现代性生成继而壮大时期的生活世界有何不同。可以粗略地说，这种不同至少有这样几点：其一，生活条件与生活本身。以日益膨胀起来的占有欲望和消费欲望为动力、以市场为环境、以科技为手段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市场社会)，其主旨在于创造使人们幸福的生活条件。富于幻想的进步主义者们，给人们以这样的承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然带来幸福。事实证明，创造使人幸福的前提并不等于创造幸福本身。其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期盼的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物质需要的满足，情感的、信仰的、精神的需要会逐渐得到满足。历史证明，由物质财富到精神财富、物质需要到精神需要的迁移并没有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即时发生，相反，人们的失落感、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如何创造价值和意义，又如何体悟和享用价值和意义，便成了生活哲学和价值哲学最为突出的理论任务。
(五)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就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有两个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和平运动，是现代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只是这个产物是针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而发难的，至少从那时起，稀缺性才逐步成为一个学科概念和日常用语；代际公正逐渐成为环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只有在保证下一代人生活得至少不比我们差的前提下才可以开发具有稀缺性的自然资源，同时还不可以把原本属于这一代人的代价转移给下一代人。在类价值的诉求中，自然环境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孕育而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效率概念并不仅仅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还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循环经济或生态经济理应成为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然而经济学的发展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仅仅是一种在预先给定的制度安排下，利用价格规律、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追求收益最大化，而这个保证正义的制度安排如何得来，收益被如何公平分配，似乎不是它关注的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把伦理原则引入经济学，考虑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益问题。毫无疑问，决定资源获取和分配的正义制度比资源配置本身更基础和根本。环境哲学家们似乎与以往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不同，他们要还权利与价值于自然。罗尔斯顿从人们直观到的事实出发：“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创生万物的自然，一个永不停息、充满各种创造物的——恒星、彗星、行星、卫星以及岩石、晶体、河流、峡谷和海洋——的自然。”⑩然后得出结论说：“自然系统的创造性是价值之母；大自然的所有创造物，就它们是自然创造性的实现而言，都是有价值的。”(11)在自然存在权利与价值的承诺之上，环境伦理学家们给出了各种主张：施韦泽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辛格的“尊重感觉的伦理学”；泰勒的“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等等。中国当下哲学问题，除了上面这些以外，还有文化哲学和精神哲学。鉴于篇幅，加之文化哲学和精神哲学所处理的题材不同于其他部门哲学，故决定另行专文讨论。
注释：
①也许人们会问，“纸币”何以能够承担“一般等价物”的重任？我倒是以为“纸币”是“难以承受之轻”。“纸币”不是一般的物，它不需要重量，也不需要体积，轻重对于纸币没有意义，它的重量在于确认和认同。作为一种符号，货币是被人们确认、认可了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货币本身的，而是人赋予给它的。一如马克思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换言之，拿什么作货币符号的象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确实需要这样的符号。这个符号是“一”，这个“一”是根据，是尺度，一切物都要在这个“一”面前得到衡量，然后被公度和让渡。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有这样的兴趣和能力不断地创设这个“一”、又不断变化这个“一”呢？这倒是一个关乎人的根本的一个问题。言说到极处，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意欲过上好生活的欲望和进行合作的愿望，才使得人们愿意去构造“一”并能够构造“一”。因此，货币作为符号，作为“一”，是被深深地嵌入人心灵深处的“共同感”、“共通感”之中的，货币、符号、“一”不过是人类基于“共同感”、“共通感”之上所能够找到的对象物而已。
②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与人们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有关的一切方面都可以称为文化，包括建筑、道路、农田、生产、日常交往、风俗习惯、社会惯例、巫术、祭祀、禁忌、制度、思维、思想，等等。文化没有真假之分，只有高低之别，即高雅与媚俗之别。文化中的高雅与先进部分称为文明。在工业化时代，文明与科学、知识、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只有以科学、知识和技术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才能演变成权力。
③由知识进达权力似乎还有第三种情况：知识的所有者个人或集团通过其知识获得了被嵌入社会活动结构和关系结构中的声望、荣誉、信任、爱戴，这些社会资本又成为了他们进一步分配社会资本的前提。于是，针对新的社会资本分配的游戏规则可以这样被制定：只有预先获得某种声望、荣誉、信任，甚至只有获得某种资金资助的个人或集团才能参与分配新的公共资金和社会资本。这种由预先获得某种社会资本的个人或集团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一旦被制度化，一种由不合理的制度所保证的不合理分配便成为必然的事情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只向那些垄断公共资金和社会资本者集团开放的游戏规则可以反复地使用。这样一来，一种类似于政治集团腐败的所谓知识集团腐败便应运而生了。商业化的游戏规则渗透到了学术研究和科学实验领域，而每一次的公共资金的资助活动似乎都变成了知识帝国主义列强第N次瓜分“殖民地”的运动，一种旨在保证科学精神和总体公正的学术生态被破坏了。先前的那些知识的拥有者们借助制定游戏规则的特权而一跃成为项目资本家和财富所有者。这种由知识进达权力的所谓第三种道路虽然是人们极不喜欢甚至是极为厌恶的，但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所产生的恶的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是令人担忧的，它可能使得扎根于人的灵魂深处的善、良心和正义感随着项目资金的诱惑和社会声望的浸染而连根拔起。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队伍被瓦解了：要么被收编了，要么被收买了，要么变成了商人。看来，我们真的需要类似于薇依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式的恢复良心的社会运动了。
④一些学者对于“部门哲学”这个称谓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因而是多余的问题。我们以为，以“部门哲学”这个称谓所意欲表达的是一种关于社会某一领域之具体问题的哲学研究，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沉思可称之为“生态哲学”；关于经济活动之人性方面的考察构成了“经济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正当性基础的研究形成了“政治哲学”，等等。关键的事情不在于称谓，而在于哲学是否把握到了具体活动领域之具体问题的本质规定。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
⑥晏辉：《论社会转型的实质、困境与出路》，《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⑦“我把某物置于我自己外部力量的支配之下，这样就构成占有；同样，我由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性而把某物变为我的东西，这一特殊方面就是占有的特殊利益。”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对象化了、现实化了，有了所有权，我便有了可供使用和转让的对象，“因为我的意志作为人的意志，从而作为单个人的意志，对我说来成为客观的了，所以所有权获得了私人所有权的性质；共同所有权由于它的本性可变为个别所有，也获得了一种自在地可分解的共同性的规定。”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6月版，第54页。“人们缔结契约关系，进行赠与、交换、交易等等，系出于理性的必然，正与人们占有财产相同。”同上，第80页。
⑧关于企业家伦理气质方面的理论研究请参见：晏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三章。
⑨[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页。
⑩[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1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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