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档案学理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学理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1月，刚刚恢复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举办了一次路线是非座谈会，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档案工作和“利用为纲”的档案工作方针重新作了正确的评价，开了档案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197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为“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等错案彻底平反，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档案工作，要求全国各级档案部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的科学水平。同年8月，国家档案局召开全国档案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落实中央办公厅通知要求，澄清档案工作的路线、思想和理论是非，总结30年来档案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提出了“加强档案理论的科学研究，努力发展我国档案学”的任务。1980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这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从此，我国档案事业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迅速发展，档案学理论研究空前活跃、空前繁荣起来。
近20年是我国档案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档案学理论建设的最好时期。20年来，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经验丰富，成绩卓著，硕果累累，有目共睹。主要表现是：
（一）制订档案学发展规划，指导档案学理论建设。早在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召集在京档案界人士开座谈会，成立“档案学规划小组”，会后起草了《档案学八年（1978-1985年）规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许多重要研究课题。同年9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议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年）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档案学被列为重点学科之一，备受重视。以后，在“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期间，国家档案局都相应制定了档案学研究规划，对全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起了指导作用。
（二）建立群众性学术团体，组织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1980年以后，中国档案学会和全国各地、各专业档案学会相继成立，它们拥有数千名会员遍布全国各级档案部门，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群众性档案学研究队伍。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档案工作者、热心学术研究的中青年在职档案干部和全国几十所大专院校档案专业教师、研究生，成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骨干。尤其是中青年档案工作者，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有理论研究和学习的热情，思维敏锐，较少旧思想的束缚，又年富力强，他们进入科研前沿阵地的能力比老一代人更强一些，他们是档案学研究的有生力量，是档案学理论建设的未来和希望。
（三）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推动档案学研究广泛、深入发展。全国和地方、专业系统的档案学会、各级档案部门、各大专院校档案专业多次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研讨班、培训班，产生了大批学术著作。据《档案学论著目录（1984-1993年）》所收集的论文、专著题录就达3.3万条。全国几十种档案专业期刊还经常发表大量论文，档案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档案论著，都对档案学的繁荣发展起了很大作用。20年来，档案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问题逐渐深入，突出的表现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日益加强，档案事业研究逐步兴起，档案管理研究丰富多采，外国档案事业与档案学研究空前发展。近十几年来，关于档案的本质与定义、来源原则与全宗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档案立法与档案管理体制、档案价值与鉴定理论、电子文件（档案）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与社会生产力、档案学研究方法等问题，都已成为“热门”课题。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题词指引下，关于开发档案信息资源问题的研究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成果不少。特别是一批大型科研课题的集体攻关项目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卷、《档案学词典》、《中国档案文献辞典》、《中国档案分类法》、《中国档案主题词表》等已陆续问世；老一辈档案专家、学者曾三、裴桐、吴宝康的文集、全国高等院校的一批统编教材（如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等）和国家档案局组织编写的两套在职档案干部培训系列教材（《全国档案局、馆长培训系列教材》、《档案专业干部培训系列教材》）等都已相继出版，这标志着我国档案学理论已逐步走向成熟。
（四）继承我国档案学遗产，借鉴外国的先进学术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2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档案学研究人员冲破了不少禁区，认真研究古今中外的档案学，对我国古代、近代的档案学遗产进行正确评价，在中国档案史研究方面产生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我国档案工作者遍访世界各大洲几十个国家，翻译介绍了60多个国家的档案工作情况和一些档案学名著，并在外国档案史、外国文件与档案管理和中外档案学比较研究等方面发表了不少论文、专著和教材，取得了明显成绩。特别是1996年在北京召开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大大促进了中外档案学术交流，使我国广大档案工作者放开眼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能借“取他山之石”来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
现在看来，在过去20年档案学理论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应该注意解决。从80年代后期，对档案学理论研究问题有不少议论，进入90年代议论更多。议论的基本问题是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关系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水平不高，究其原因，有人说档案学理论研究对实践经验重视不够，缺乏深入调查研究，造成理论的空泛，不解决实际问题；有人说档案工作部门忽视理论，实践基础薄弱，档案理论研究无法从中吸取有价值的研究内容；有人则认为，如果进行全面分析，忽视理论和忽视实践这两种倾向都是存在的，都需要克服。我们一定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正确分析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档案学理论研究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他还明确指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已知彼，力戒空谈。”“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
今后，我们要搞好档案学理论建设，还要解决好计划、组织和落实的问题。有些人建议，“国家档案管理部门，应该加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宏观组织与管理”，“国家档案局干部教育中心理论研究室拟作为国家档案局和中国档案学会的理论研究办事机构，负责规划、组织、评述等工作，把广泛的群众性自发研究同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研究结合起来”。对于关系全局的重大课题，要组织力量“攻关”，并“建立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基金”，予以资助。这些都是很好的主张，值得有关方面认真研究、采纳，切实做起来，把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推向一个新台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