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与台商跨区商业网络构建比较研究：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商论文,浙商论文,文献论文,商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评价《浙商制造》[1]一书时指出：“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非常有利于发挥华人的才能，浙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虽说如此，我们可以搜索到浙商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地域著名商人群体（如徽商、晋商）比较的相关文献，却未曾见到将浙商与大陆之外其他成功华商发展比较的相关探讨。而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的台商正是全球成功华商中的杰出代表，将这两个制度背景不同、但经济发展绩效良好的明星区域之财富创造主体进行比较，既体现研究新意，又突显其典型模式的价值。
当然，比较分析浙商与台商的全球化进程，还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作为浙商主体和典型的温州商人主要由福建移民及其后裔，尤其是闽南人组成的。温州有著名的闽南方言区（据说台州也有），历史上（特别是明朝末期），“具有海商传统的闽南人大规模迁入温州，给其原有的海洋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温州的区域文化呈现出浓厚的闽南海商文化特色”[2]，这种文化特色对温州商人驰骋于全球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现在台湾居民的74%是福建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也就是近二三百年从福建迁往台湾的，其中绝大多数是祖籍厦门、泉州、漳州的闽南人”[3]，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语。因此，共同沐浴和传承闽南海商文化的浙商与台商都或多或少具有“敢于冒险与打拼、重商主义、走四方”等经商精神，二者具有可比较的人文基础。
其次，为何要将比较研究的视域锁定于二者的“全球化进程”？自 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台湾资本的大量向外移动，台商遍布全球的景观逐渐形成；随着台商数量与资本在国际间不断的扩张与增加，他们对某些经济区域的重要性亦相对增强（如东南亚、中国大陆等地区），更成为台湾本身十分倚重的政经力量。这使得台湾岛内及国外学术界对国际经贸舞台上的台商——这一独特的“经济社会族群和力量”[4]引起相当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文献。
不少学者将台商在东南亚的投资经验作为理解后进工业国（或地区）(latecomers)的全球化经验的一个重要案例。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国内外政经情势的变化，以“内生型经济”或“内源性经济”为特征的浙江经济开始面临对外投资和外向发展的问题，即实施所谓的“走出去”战略的问题。利用中国加入“WTO”的有利环境和浙江企业家资源的比较优势，鼓励浙江企业开展跨界投资和跨国经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佳的资源配置组合，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取向[5]。可以看出，台商与浙商目前都已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只是台商由于更早介入，处于较成熟阶段，已累积了相关的经验。而浙商大规模的跨国投资时间并不长，处于开始阶段的探索过程中。因此，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既可以发现其同与异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先发者”（台商）的经验供“后起者”（浙商）借鉴。
二、中小企业网络、企业社会资本与国际化成长研究
国际上有关企业网络的研究最早是从社会网络的社会交换观点入手的，现在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企业网络的社会交换观点。在社会交换理论看来，企业网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其中企业间的每一个交换关系都可概念化为几个典型参与者之间的关系”[6]。这些典型参与者包括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分销商及政府组织。 Normann与Ramirez认为，成功的企业不仅仅要在价值链上拥有战略位势，还更要成为价值创造系统。企业通过与供应商、企业合伙人、战略联盟及客户之间的协作可以实现价值增值。这些协作可能表现为非正式的合作，也可能表现为正式的合作。有着良好合作能力的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的不断合作将得到更多的信任与良好的声誉。当前已有许多不同的术语用来表述这些协作，如生产网络、网络组织、簇群、虚拟组织等[7]。Gualti还更进一步地认为，企业处于一个与外部组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多元网络组织环境中，这种网络关系将有助于企业获取信息、资源、市场和技术，通过组织学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获得优势。由于中小企业受自身规模、资源等因素的限制，这种网络能力对中小企业显得尤为重要[8]。
图1 网络模型和企业国际化
资料来源：Johanson和Mattsson(1988)。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网络在国际化方面的作用成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中小企业处于天然的网络之中，其国际化经营受其所处的企业网络中的其他参与者国际化程度的影响。为了开展国际化经营，并进行拓展、渗透与整合，中小企业必须与其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及政府组织建立并保持持续、动态的联系。这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对每个企业来说，这个学习过程都涉及到网络中的其他典型参与者。Johanson和Mattsson将企业网络能力看作是企业与其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分销商及政府的关系函数，并认为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开展和深入，企业网络的不同组成部分间关系的强度与数量也会随之改变。通过国际化经营，中小企业会与国外的对应企业建立并保持关系，从而培育自己的网络能力。这一过程可以三种方式发生：一是通过与新市场上的外国企业建立关系，实现国际扩张；二是通过与国外已有的网络加强协作，实现渗透；三是通过完善自己在不同国家的网络中的地位，实现国际整合。同时，Johanson和 Mattsson还根据市场（即企业所处的网络环境）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将企业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1)早行动企业(early starter)；(2)孤独的国际化企业 (lonely international)；(3)晚行动企业(late starter)；(4)全球企业(international among others)（如图1）[9]。
“早行动企业”很少有机会从国内的商业网络中获得有关海外市场的信息和知识，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代理商进入海外市场，从而降低海外经营的风险和成本。这类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主要依赖外国市场的经销商或客户。其企业国际化程度和产品的国际化程度均较低。
“孤独的国际化企业”经过多年的海外经营，积累了大量经验。但这类企业的特点是开拓海外市场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导致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
“晚行动企业”在其他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市场经验基础上，充分利用商业网络关系向国际市场发展。晚行动企业在企业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是在竞争对手已先行一步的情况下，怎样打破现有格局赢得竞争地位。
“全球企业”是已经高度国际化发展的跨国公司，它们不仅积累了大量国际市场经验，并善于利用已经形成的国际商业关系网络，以最快的速度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国际生产体系。
Coviello和Munro通过研究中小软件开发公司的国际化发展过程，分析了企业的商业网络在国际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在国际化的初始阶段，企业经营以国内市场为主，但有意识地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与行业内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合作。在海外市场的积极卷入阶段，企业借助于合作伙伴的渠道，海外业务占公司企业的比重上升，利用已有的商业网络，建立起稳定的海外经营渠道，并投入资源扩大公司的海外经营网络。在国际化成熟阶段，企业的商业网络向深度和广度扩展，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究与开发、制造和销售网络，并开展多种形式的直接投资[10]。
企业网络国际化关系模型虽然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国际化与网络能力之间的关系作出了较系统的阐述，但这一模型考虑的只是静态情况下企业网络国际化的关系，并未从动态角度出发考虑在市场国际化程度发生变化时企业的网络能力变化趋势及其动因、条件；从理论的构建上来讲，还并不完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一模型需要寻求更为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是对国际化过程网络理论的深化，也是近年来国际化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现有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主要致力于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企业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理、企业国际社会资本形成机制和企业社会资本与国际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如果将企业国际化过程看成是组织学习和知识积累的过程，那么企业的国际社会资本就可以通过信息、凝聚和交易费用节约功能这三个影响机制来促进企业创造、积累和利用国际运营经验和知识，从而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按照国际化网络理论的观点，企业的国际社会网络还会决定企业的国际化路径。如果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很低，那么最初进行国际化的企业几乎没有国际社会网络，因此只能通过建立国际社会资本来使自己成为“孤独”的国际化企业。而实现了国际化并建立了丰富的国际社会网络以后，企业就能够应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如果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较晚进行国际化的企业虽然缺乏社会网络，但可以利用市场网络资源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比较方便地成为国际化企业家庭中的一员。事实上，根据 Johanson和Mattsson的企业国际化理论，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的国际强关系就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关系性社会资本；而企业在国际产业网络中的地位与身份就是企业的结构性社会资本。
Johanson和Vahlne运用企业的认知性社会资本来分析国际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决策的问题。认知性社会资本强调网络成员共同经历和共同语言的价值，Uppsala模型将此表述为心理距离，即指外国在政治、文化、经济、法律、语言、产业发展和市场实践等方面与本国的差异程度。据此，Johanson和 Vahlne认为，企业在国际化初期倾向于选择心理距离较小的国家作为国际化的目标国家，但随着企业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心理距离的影响会逐渐缩小。社会资本论者大多认为，中小企业选择国际市场的前提就是规避国际化经营风险。所以，企业在选择国际市场时只能选择那些自己已经建立社会网络的市场，以充分利用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信息便利，并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11]。Jensen认为，大量的国际化战略管理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和其他经济属性视角，却忽视了社会网络。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理论夸大了网络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和不可转移性。Jensen在调查了1991～1997年银行业市场进入状况以后发现，已有的企业间关系和企业网络地位可以为企业进入新的市场提供便利，企业的市场关系和网络地位也可以部分转移到新的市场。因此，Jensen认为，中小企业的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决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在新市场上有效利用网络资源的可能性，即两者在网络关系与网络地位方面的匹配程度[12]。
企业主要是通过内部员工的社会网络，特别是企业高管（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通常是业主本人）的国际社会网络来创造和利用国际化所需的国际社会资本。企业高管的国际社会资本主要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国外从业经验密切相关。因此，企业的国际社会资本往往是在企业高管团队的形成过程中形成的，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往往始于高管团队的形成。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国际企业家精神是建立在企业国际社会网络基础之上的，企业社会资本为企业国际创业提供了保障。因为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国际合作必须通过社会网络来实现，而社会网络关系则通过对信任、义务和互惠的规范来协调企业间的行为。以信任为基础的网络治理可以克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性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基于契约的企业间合作只能解决常规性问题。此外，企业家的国际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因为企业家的国际工作经验和国际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他们发现市场机会和创新需求、产生冒险意识与超前行动。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理论上还存在不少空白点，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中小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和计量研究；(2)各种社会网络之间以及它们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理研究；(3)树立和提升企业的国际信誉和其他形式社会资本的路径研究；(4)建立以社会资本权变理论为基础的国际化战略管理研究；(5)深层的社会网络属性研究，如网络资产专用性和路径依赖性等问题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等等。
三、海外华商网络研究
（一）华商在海外（尤其东南亚）商业网络建构研究
关于华商如何在海外建立跨国商业网络问题，以往的学者强调华人特性的神话，过于注重华人移民文化的独特性，并将华人的商业网络形容为非正式的与个人化的，它们以家族为纽带，缺乏或甚至没有制度化的基础，而且甚少关注华商与非华商之间的广泛互动关系以及华人跨国企业家的运作方式。新加坡学者刘宏[13-14]从微观（企业家个人）与中观（商会）两个角度，扭转这一研究视域。
从微双角度看，刘宏较早以社会资本为比较工具描述华人商业网络的社会文化基础，因为他认为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商业网络分析两者在定义、形式、效果和功能方面具有一致性，而且从网络架构内观察社会资本，避免了现有研究中的华人例外论和华人特性论的缺陷。他通过居住在新加坡的著名印尼华裔企业家唐裕的实践，探寻他的社会网络与其跨国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而阐释唐裕的“社会资本化”(Social Capitalizing)的实践方式。在此典型案例基础上，他得出结论：从纵向的和历史的观点来看，闽南人（唐裕所属的方言和地缘社群）是近代中国到东南亚移民史中具有最多成功和灵活企业家的群体。研究表明，他们作为来自大陆的边缘群体，非常愿意融入当地的社会经济网络，并试图“成为当地人”。他们也以所拥有的“商业信心”而著称：勤劳、节俭、努力、概括形势的能力、在生意成功条件下的解释、适应环境并将之转化为生意的优势。从横向的角度看，不少东南亚优秀的企业家有着与唐裕类似的社会资本观点和实践，即华人企业家在追求财富和声望时有意识地利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象征性资本。此外，刘宏还从制度化和个人主动性的辩证关系、现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不同模式、华人与非华族建立网络的性质和特征三个方面升华了案例研究的理论含义。
从中观角度看，刘宏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作用为例，探索如下几个问题：总商会是如何在新加坡确立并巩固自身的社会经济领导地位，并进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总商会是怎样建构并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并将它制度化，之成为联结东南亚与东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上，商会又是如何被嵌入多维空间的华人“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成为地方化 (Loc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积极而有效的推动者。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2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东南亚华商在中国的商业网络建构研究
马来西亚学者埃德蒙·特伦斯·戈梅斯与甄义华[15]，通过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的跨国活动与商业网络的个案分析，以及评价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结果，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在中国，马来西亚华人企业之间的种族内部企业合作关系是否有助于它们在这个新环境中合作建立企业？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大陆建立新企业时，是否正在与其他马来西亚华人或移民社会的其他华人建立合资企业？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是否通过与中国商人发展合作关系来便于自己在中国建立企业？马来西亚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是否大大有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类型的“华人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它促进了这个社会成员拥有的企业的发展？
他们得出两个结论：首先，传统观点认为，在华人企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显著的活力，这种活力归因于种族内部的企业合作。然而，他们却发现了更多关于华人企业之间互相竞争而不是合作的证据。实际上，华人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是相当激烈的，特别是当它们争夺诸如对香港银行部门或消费品生产的控制权等有限资源时。其次，有较多证据表明存在着种族间的企业关系。这将表明，共同种族身份的问题对亚洲华人的跨国商业交易来说并不重要。种族身份是一种政治概念，一直用来在国内为政府的政策和努力辩解，和在国际上增进经济事业。然而，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范围来看，都没有证据表明共同的种族身份促进了经济事业和有助于社区的统一。
四、浙商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研究
对于浙商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研究，以往的成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鲁桐，李朝明认为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是两个相辅相成、互为影响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变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内容、形式和程度都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学习、合作、创新始终是融为一体的，并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关键因素。他们以温州民营企业国际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企业国际化追赶模型，从海外市场的选择与进入方式、跨国经营动机与竞争优势、企业海外经营中的困难和障碍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考察浙商构建跨国商业网络的渐进发展模式[16]；康荣平通过打火机与制鞋两个产业的温州商人如何利用全球华商网络促进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后发现：(1)全球华人资源中，除了华人资本网络外，已经形成了新的全球华人创新网络，正在形成全球华人营销网络；(2)全球华人创新网络和全球华人营销网络已经对中国的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图2）[17]。
图2 全球华人资源与中国（温州）产业发展
陈建军从分析浙江的要素禀赋、要素结构以及比较优势入手，强调浙江的比较资源优势是企业家优势，并提出以此为基础的浙商“走出去”战略选择；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浙江企业的产业区域转移的行为目标模式是市场导向型和综合资源利用型的，和这个目标模式相关，他们的研究中调查样本企业所进行的产业区域转移主要采取中小规模对外投资，建立生产加工点，建立营销点和营销网络等方式，以达到改善企业竞争态势，扩大市场占有份额的目标。大规模地转移主要生产设施，转移企业总部，对外建立研究开发机构等较高层次的产业区域转移行为还只限于少数企业。从区域产业转移角度，结合浙江企业的实证分析，区分产业区域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异同，探讨了中国现阶段以对外投资为主要载体的产业区域转移的动力机制，阐述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东部企业“西进”的模式与行为[18-20]；徐维祥等试图从供应链竞争的理论依据和产业集群发展的角度，研究并提出了企业跨区域投资的三种模式：①众星捧月式的群体投资模式；②以价值链为主导联结的群体投资模式，温州奥康集团牵头的群体投资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他们由集中走向集中，被称做“温州模式”的跨省复制，这种群体投资是联合产业区内长期配套合作的企业进行的。③以生产要素共享为主导联结的群体投资模式，浙江宁波奥克斯集团组织浙江省内10家空调配套企业“抱团”向南昌投资，建立了南昌工业园区，就属于这种模式[21]。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研究虽没有提出和运用网络模型，但或多或少在研究内容里已对此有所涉及，只是不够明确和系统。另外，这些研究涉及浙商跨区商业网络时，多只从静态描述已形成的网络形态和模式，对于其形成与演进过程，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浙商如何凭借网络获取各种要素资源，以及如何与投资地区的各种网络结点（当地政府和企业等）的互动，则基本未触及。
五、台商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研究
对于台商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研究，主要的观点聚焦于以下几方面：
顾长永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历史上共完成了三次移民浪潮，其中以第三波尤具特点。此次移民浪潮的目的地为东南亚，当时国际环境稳定及区域经济发展，出于经济因素考虑，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商携丰厚资金大量前往东南亚投资并定居。除了了解当地民俗风情外，台商把华人族群作为一项社会资本，这是他们镶嵌到当地社会的资源。虽然东南亚国家贪污腐化的情形相当普遍，但在东南亚打拼的台商，具有移民文化的本质，并有其柔软适应的弹性，在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对于应付当地的行政官僚，大都已颇有一番心得，有利于投资。因为台商在当地面临的问题远比在台湾复杂得多，因此台商协会或相关的联谊会成为台商联合向当地政府争取权益的组织，他们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不断的交涉及争取相关权益，来解决各种新的、复杂的问题[22]。
张家铭认为，台商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完成了以“母鸡带小鸡”的生产协力网络的外移和重构，但总部还是“根留台湾”的，其肩负制程研发及财务管理的任务，与海外子厂之间形成一种垂直的分工，而且保有台湾企业及产业最具关键的弹性生产的特性，并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得以维系其在全球商品链中的相对地位。因此，不论是大型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外移并未产生所谓“产业空洞化”现象。台商在投资策略与布局的在地化过程中进行包括人才、资金、生产及行销等方面的社会镶嵌。地方政府效能及产业群聚效应是台商到苏州或吴江投资的关键[23]。
龚宜君提出，东南亚非经济性的社会因素对台商的投资发挥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台商到东南亚投资后，因政经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出现了原先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华人族群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台湾跨国资本在东南亚重组生产组织时，促成了亚洲边陲华人的国际化（区域化）；亚洲华人同时作为人力及社会资本的管理人才协助了台湾跨国资本的海外扩张。不同族群与马来西亚国家机关间的不同关系，实际上影响着各族群在马来西亚的劳动条件，进而也影响台商对不同族群劳动力的汲取方式。这说明跨国资本打造劳雇关系的逻辑也得考量族群的因素。但台商的族群分工形构，其实是强化了东南亚华人族群与土著族群原来在经济领域的鸿沟。生产网络本身的镶嵌性对台湾企业在世界体系中半边陲位置的巩固也有重要的影响[24]。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台湾目前对台商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商到大陆及东南亚一带的网络建构过程及其机理分析，但对于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台商网络延展则付之阙如。
六、结论与未来研究取向
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都从各自的角度研究浙商与台商的跨区网络构建问题，但对二者的比较分析仍少有论及，这也是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目的所在。
本文经上述文献的初步梳理，认为下一步学界对浙商与台商跨区商业网络研究的“问题意识”应置于台商全球化的历史演进和现实转型的变迁，其与浙商全球商业网络构建的阶段比较，以及其对浙商跨国经营的镜鉴意涵。研究的基本视阈和思径取向可以为：
(1)勾画台商构建全球商业网络的历史轨迹和每个阶段的时代背景，揭示其形成条件和演进机理，探寻其每一次网络转型与升级的动力机制和发展模式。
(2)考察台湾当局“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战略产生、实施进展及与之配套的阶段性系统对策，这种战略和对策对台商全球商业网络构建的影响，通过相应的案例分析检视其经济绩效。
(3)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总结台商全球化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厘出经济全球化与台商本地产业网络的互动机制，从而探讨东亚发展中地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当地产业网络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路径选择与演进轨迹。
(4)浙江学者陈建军曾经预示：和日本及亚洲NIES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背景条件不同，劳动力成本的制约尚未成为沿海地区企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尽管多数浙江企业都有进行产业区域转移的愿望，但近中期浙江省或中国沿海地区基本不存在向海外或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以边际扩张”为重点的产业转移的可能，类似欧美企业那样，以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导向为重点的大规模对外扩张和产业区域转移在当时的阶段也不可能发生。然而，近年来浙江要素短缺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对我国出口贸易设置壁垒和障碍、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日益频繁等国内外宏观背景与台商1980年代第一波外移时十分相似。据此，我们估计，未来一段时期，浙商跨国商业网络构建的步伐将会加快。
(5)以上述判断为基础，我们将通过二手资料整理与实地调查，描述浙商跨区商业网络构建的现状，考察地方政府促进其“走出去”的政策措施，通过与台商全球化进程的历史比较，找寻浙商跨区网络的特色、差距与问题，探索浙商与台商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与合作问题，寻求浙商“嵌链”的最佳切入点。
(6)分析闽南海商文化对二者跨国经营的影响，探讨台商全球网络构建经验对浙商跨国经营网络发展的借鉴，提出促进浙商全球化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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