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得名看古代齐地纺织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纺织业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齐国何以得名，近年来史学界讨论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五说：
一，齐得名于临淄附近的天齐渊。（赵超：《“齐”这个地名产生于何时》，《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二，根据《说文》释“齐”。认为“齐”之得名与种植小麦有关（朱活：《齐鲁考辨》，《齐鲁学刊》，1980年第5期）。三，认为“齐”得名于“己”。因周人读音与山东不同，故读“己”为“齐”了。（李步青、刘玉明：《
盉铭文初释及其历史有关问题》，《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四，女子头饰说。认为“齐”字像女子的头饰（刘敦愿：《释齐》，《文史哲》1984年第5期）。五，“齐”为箭头说。认为该地以富有尚箭含义的“齐”字为名，齐地临淄一带当为尚弓箭的东夷人所居中心之地，故以“齐”字为名（王树明：《齐地名阐释》，《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
以上诸说，现在仔细分析看来均值得商讨。今根据考古与文献材料，谈点个人不成熟看法，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
郭沫若先生认为：“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又说：“春秋时齐地颇广大，殷代之‘齐’当指之首都营丘附近，今山东临淄县也。”（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我认为郭先生这个分析是正确可信的。
如何认识“齐”字地名的由来与含义，应从地名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从地名命名的规律看，“齐”地名的出现，一定是与该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物产有密切关系。
仔细观察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甲骨文和金文“齐”字形状基本相同，构形明确、它不是禾麦吐穗形，也不是女子头饰，更不是箭头，字形是阔叶之状，即山东山桑之柞树叶，即檞叶。由于这种树叶长的齐整，中间高两侧低，为“齐”地的特产，因此该地以“齐”名。山东山桑叶是该地的特产，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在考古学与古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
一、在山东郯城马陵山跑马岭水库北岸，当地村民在取土时，于1992年4月发现约1.2-1.5平方面积，深约0.70厘米的灰坑，坑内出土一件上有叶脉印痕器底，该器底是夹砂残陶，呈灰黑褐色，残壁斜直，存余甚少。从陶器陶质叶脉印观察，同泗水县尹家城遗址岳石文化层中出土的三件夹砂残陶器底之植物痕基本相象，对此刘敦愿先生已有专门研究。此植物印痕，经山东大学生物系郑亦津教授作高等植物分类学鉴定认为，应属蒙栎（Quereus monqoucaFisch又名小叶檞树，青刚栎，柞树），或柞栎（Quercusden-tatnunb，又名桷树，橡树，青刚）（黄新忠：《郯城马陵山发现陶器上的叶脉印痕》，《文物天地》1993年5期）。此种树算是山东齐地的特产，早在岳石文化时期就有反映，因此，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是此树叶的反映。
二，在齐瓦当上也出现这种树木纹。齐瓦当上的树木纹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根据李发林同志《齐故城瓦当》一书，所收集临淄一地所出半瓦当上的树木纹，即有119例。有的同志从百余件瓦当中，择其树木介绍就达24种之多。（张龙海：《临淄齐瓦当的新发现》，《文物》1992年第7期）。这些齐瓦当上的纹饰，往往是寥寥数笔，简练，潇洒，不作繁琐的雕饰，别有风韵。树木纹的基本布局，就象“齐”字的简化形状。半瓦当的平边作为基线，在正中的部位立一直线作为树干，枝枝向上斜出作左右对称排列，有的树枝上有叶，作短直线，或变化为三角形，这三角形就是甲骨文或金文的
形，即“齐”字的简化形，也有将树木两边的下枝向下卷曲的。有的则简化为左右各两枝，作喷泉状下垂，枝端保留一片矢镞状的树叶。（刘敦愿：《齐瓦当上的树木纹》，《文物天地》1983年第5期）也都是象“齐”字的简化形状。“齐”字瓦当树木纹在“齐”地如此盛行，为他处所未有，说明此时此地是特产此树，因此人们特别重视它，这种树木纹就是“齐”地山桑树。该地出现这种与蚕事有关的瓦当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在西安出土的瓦当，就有“崇
嵯峨”，和“口桑口监”的汉瓦当。还有“大富虫（蚕）王”铜器。它都表明汉代人民对蚕事的重视。（陈植：《西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齐”瓦当树木的出现也当表现“齐”地人民对蚕事的重视。
三，柞蚕为齐地的特产是否能找到古文献的证据呢？《尚书·禹贡》曰：“莱夷作牧，其篚
丝”。《书经集传》：“颜师古曰，‘莱山之夷，齐有莱侯莱人，即今莱州之地。……，山桑也。山桑之丝，其韧中琴瑟之弘’。苏氏曰：惟东莱为有此丝，以之为缯，其坚韧异常，莱人谓之山蚕”。顾颉刚先生认为桑，古称山桑，即柞树，又名栎树，为落叶乔木，叶可食蚕。柞蚕与普通蚕相似，而色概黄褐，长1寸多，吐出的丝呈褐色，取以丝绸，俗称茧绸，古人以丝作琴的弦，因为它坚而有弹性。今山东半岛所产尤多，又以昌邑县及淮坊市最盛，昌邑潍坊正是莱人的故居。可见我国对柞蚕的利用是古代莱夷族首先发明的（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因此，该地人民非常重视它，故该地取名“齐”。
杨大鈊注释《尚书·禹贡》也说：“《汉书·五行志》曰‘弧’注：‘山桑之有文者’。《山东省志》：‘丝出棲霞县，正《禹贡》莱夷之故墟也’。又‘按山东现今桑茧较少，山茧较多，山茧有椿樗、柞、柳之目，而柞茧为最盛（即檞叶），青、登、莱、沂诸州皆产之，称为野蚕丝（即丝之讹），以烟台、周村为集散中心”（杨大鈊：《禹贡地理今释》，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三年版）。
我们从以上考古材料和《尚书·禹贡》文献材料证实历史上的“齐”地是盛产山桑，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处于原“齐”地东北隅的山东莱阳县前河村曾出土一个陶盉上有陶文“
”根据人们考证它应是“蚕或蛇”形。（李步青、刘玉明：《“
盉”铭文初释及其有关历史问题》，《东岳论丛》，1984年第1期）。实际应是蚕形。它说明“齐”地盛产野蚕。“齐”地原来是以蚕作为氏族图腾的部落，它与居住在鲁南曲阜一带的少昊族以鸟为图腾有所不同，很明显它是有地域性的差别特色。这些将表明“齐”地地名的由来，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地理根源的。
二
“齐”正式作为地名使用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反映。但作为国名使用应在西周初期。《史记·周本纪》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于是“齐”正式作为国名使用。
姜太公封于营丘后，《史记·货殖列传》说：“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盐铁论·轻重》篇也注：“姜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末利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闻”。在这里它说明姜太公封于齐，注意发展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发展纺织业与鱼盐之利，因此，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在这时“齐”地的纺织业由于姜太公的重视得到长足发展著称于世。
齐地纺织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从现有出土的考古资料看，齐地的纺织业始于大汶口文化。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的纺轮、骨针、骨梭等纺织工具以及印在陶器底部的相当细密的布汶。如泰安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纺轮31件，其中石质26件，陶质5件，出土于20座墓中，约占133座墓葬总数的15%。说明当时纺织生产的普遍性。出土的骨针20件，长的达18.2厘米，粗者7毫米，最细者只有1毫米，针鼻只可穿过细线，粗细和现在的缝衣针相当，足见当时骨针制作之精细。出土的简形杯，底部印有粗布纹，背壶底部印有细密的布纹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而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布纹，其经纬的密度同南兴埠出土的布纹密度完全相同。胶东长岛县大钦岛北村三条沟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底部印有布纹是每平方厘米为8×11根，经稀纬密。（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山东长岛县史前遗址》，《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到龙山时代，齐地的纺织业水平又向前推进一步。根据潍县鲁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口的陶罐底部，印的平纹布纹，经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约9-11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省潍坊地区艺术馆：《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时纺织工具比大汶口时期已有很大进步。细布纹的密度与现代农村家庭自织的粗布纹的密度基本相同。说明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齐地的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已达到现代农家自织的粗布纹的密度水平。
西周时期，由于金属器的使用，加之太公推行正确的发展工商业政策，重视纺织业的发展，使齐地的纺织业很快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时泰山南北种桑养蚕事业非常发达，最为司马迁所称道。他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他还说：“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更说：“齐鲁千亩桑麻”，“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这种普遍种植桑麻的情形，更为籍居邹地的孟子所熟悉，他在游说梁惠王的时候，脱口就说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梁惠王》）所以《尚书·禹贡》记青州贡物中的丝，和丝，都为当地的著名特产。
战国时期，齐、鲁地区以纺织业著称于世。《战国策》记载：“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汉书》注：“缟，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为轻细”。齐纨和鲁缟也都是同样著名的产品，是极为轻薄柔软的丝织品，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阿缟之衣”。“阿”即是指的齐国东阿县（安国：《齐国疆域的变迁》《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春秋战国时期“齐”地纺织业发展水平之高，己为近年来考古发掘所证实。
在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曾出土大量的纺织品，此墓是1971-1972年进行发掘的。出土的丝织品共有五种。
绢，平纹组织，每平方厘米经76根，纬36根。绵，外观黯黑，但纺织结构都十分清晰，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我国最早的织绵遗物。
丝编织物两种，可能是丝履上不同部分的残片，是手工缝制成的编织物。
刺绣残片，绣花的绢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丝48根，纬丝43根。（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麻织品，每平方厘米经线19根，纬线13根。
从上出土的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织作技术看。春秋时期齐国的纺织水平相当高。纺织业十分发达。出土的丝织品和纺织品为“齐冠带衣履天下”提供了确实可靠的证据。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在河南信阳出土的黄国夫人孟姬墓葬中出土的丝织品6件，均残。其中紫色绣绢2件，绢4件。紫色绣绢残存面积为21×17厘米，另一件为22×16厘米。颜色均呈绛紫色，质地比较均匀，绣窃曲纹，纹饰互不雷同，看不见缟线，可能是绣工信手而作。锁绣针法估计由三色或四色线绣成，每组纹饰上下行距6-7厘米。绣纹颜色上下行交错，有的地方则顺斜排列。绢4件，经轻工部造纸研究所测定为蚕丝织物。
黄夫人孟姬墓所出的紫色绣绢，和“绢纺”是我国纺织史研究中极为珍贵的实物标本。紫绢史称“齐紫”，“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韩非子·外储说》）“齐冠带衣履天下”。当时，黄国依靠齐国对抗楚国，因此黄国夫人孟姬身穿的紫绢就有可能是从齐国来的，（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这个推论是可信的。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黄君孟夫妇墓出土了许多蚕纹玉器，如果当地没有丰富的养蚕知识，玉工是不会雕出如此生动的蚕纹的。特别是双根经线又加捻的“绢纺”技术，其他地方尚未见到，这些足以证明齐国纺织技术水平是高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春秋早期齐国的纺织技术已很发达，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地区。齐地纺织业之所以能发达，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是齐地桑蚕业发达的必然结果。也是齐得名于特殊物产桑叶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