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经济收缩循环的突破口在于启动和培育新增长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突破口论文,领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务之急是找到打破经济收缩循环的突破口
1999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但4 月份以来出现了某些趋弱的迹象。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出口多呈回落之势，特别是物价已连续下降20多个月。种种迹象表明，经济仍未摆脱收缩性循环。当务之急是如何打破这种循环。
对近两三年经济减速的原因，国内外的研究者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见解，涉及到经济周期、亚洲金融危机、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非国有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居民收入预期下降、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大幅回落等因素。应当说，这些因素都对应着特定的事实，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区分哪些是根本性的，哪些是派生的，哪些是主要的、长期起作用的，哪些是次要的、短期内起作用的。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整个经济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连续的循环过程来看，在纷纭杂乱的问题中找出对当前打破收缩性循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因素。
我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左右，消费结构不在同一档次。现阶段多数城镇居民家庭已经基本解决了衣食和部分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阶段过渡，这个时期消费量的扩大是通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实现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了，将带动一批新的相关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活动的总量水平；经济总量规模扩大了，将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提高其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加了，将会在较低档次上形成消费需求，为一大批已有的加工产业提供市场，并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扩张性的良性循环（如下图所示）。这是我国现阶段复杂的经济循环中基本的逻辑联系，也是最重要的“结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打破当前经济收缩性循环的突破口，在于尽快启动和培育旨在推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一系列新增长领域。对此，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从短期（如年度）看，社会总需求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构成，但若将时间适当延长，真正的最终需求只能是消费。目前的经济收缩性循环，是因为在消费这个最终环节上出了问题，避开这个环节而在其他中间环节上做文章，经济状况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第二，扩大消费需要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对此可以采取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办法。但提高这部分人收入的根本途径在于创造新的就业和投资机会，特别是收益较高的就业和投资机会（如农民进城）。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依赖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阶段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是城市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居民家庭，从全国范围看，则是人均GDP1500 美元以上的地区。如果说改革初期主张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则需要鼓励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和地区“花钱”进行消费结构升级。
第三，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不仅仅是鼓励消费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财政税收、市场开放和培育等深层次的体制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消费结构升级将难以实现。
第四，宏观政策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对解决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局限性较大（尤其是着眼于全局效应的货币政策）。在保持宽松宏观政策的同时，重点应放到致力于消除消费结构升级障碍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上去。
总之，当前强调扩大内需，重点要放在消费需求上；在消费需求上，重点要放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上；而为使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重点要解决相关的体制的政策问题，启动和培育一系列新增长领域。这是扩大内需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一条，其他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整个国民经济才可能从收缩性循环中摆脱出来。
二、当前扩大内需政策导向上的一些认识问题
以上对内需不足原因的分析，目的是为正确的政策选择提供前提。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认识问题。
货币政策处在低效和基本无效状态。1997年下半年经济开始回落时，一种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将其归结于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过紧，并对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提出疑问。近一两年，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已经放得很松，但经济并没有出现预期回升。这就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回落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宏观政策过紧。事实也是如此，前些年的宏观调控只是“适度从紧”，对经济快速增长还是留下足够空间的。经济之所以回落是基于另一些原因。近年来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是“降息”和“放贷”。降息对减轻企业负担是有利的，特别在物价大幅回落的情况下利息也当相应下调。但是，降息对扩大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不大，原因在于，对投资者说来，降息只能降低资金成本，而无助于提高在资金成本不变情况下的预期投资收益；对消费者来说，现有消费档次上的钱大都花过了，上档次的钱不敢花（收入预期降低）、不愿花（依赖福利供给）、不能花（市场渠道不通）或者无钱可花（收入下降），有点钱还是倾向于储蓄。有关方面的调查表明，最近一次降息以后多数居民依然“不为所动”。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物价负增长的情况下实际利率达6%以上，依然偏高。 问题是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除了考虑资金成本（利息等）外，更重要的是考虑预期投资收益，后者上不去，即使利率降为零也无济于事。在利率水平已经很低的情况下依然把重点放在降息（开征利息税也是基于同样考虑）上，而不是放在提高投资预期收益上，在思路上是有问题的。银行“放贷”也是如此。所谓“惜贷”，国有银行改革带来的行为变化是原因之一，但对此恐怕不宜估计过高，主要还是因为缺少投资预期收益高的项目。
财政政策在拉动内需上可以起到重要而独到的作用，但也有一个导向问题。1998年下半年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发行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1998年后几个月和1999年年初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1999年下半年及以后的增长前景仍不乐观，原因是至今未能看到能够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力量的出现。基础设施建设当然重要，但如果同时没有产业部门特别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的新产业部门的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财政政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尽可能多地带动非政府投资，带动产业部门的健康增长。
在其他层面，也有政策的优先顺序问题。企业扭亏脱困，拓宽融资渠道，改进市场秩序，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无疑是重要的，但都要以宏观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为前提。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某些方面的困难实际上在加剧。近期股市异常火爆。股市的适度活跃对企业融资、改组、转制，鼓励民间投资是有好处的，对改变以往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结构是必要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中部分国有股权上市变现，也不可能在股市萧条的状态下完成。然而，通过股市暴涨的“财富效应”来促进消费，则是似是而非之谈。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真正改善的情况下，股市投资者的总体收益不可能增加（减去政府税收和券商手续费后实际是下降的），帐面上的“赢利”不可能全部兑现，一部分人的赚钱必须以另一部分人的赔钱为条件，而且这种再分配将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从而降低总体上的消费倾向。试图借助股市暴涨扩大内需不仅是靠不住的，还可能导致新的泡沫，给股市正常作用的发挥带来困难。
总之，当前扩大内需政策导向上的认识问题亟待梳理，需要强调在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政策工具，强调鼓实劲，不鼓虚劲，强调在中长期考虑的基础上处理短期问题。
三、进一步扩大内需的七个新增长领域以及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1.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开放和培育二级住房交易市场，重点解决住房的“边际小幅增长”问题。停止福利分房是重要的一步，但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它“破旧”而未能“立新”，只是解决了旧体制不再运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新体制下的市场交易问题，而没有市场交易，就不可能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目前的状况是要么不买房，要么买完整的新房，无法通过原有住房的交易实现住房面积的“边际小幅增长”（所谓“边际小幅增长”，通俗地说，就是七八十平方米的新房买不起，但有能力通过已有住房的交易使住房面积扩大一二十平方米），这就限制了大多数人的住房购买能力。
下一步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使“房改房”可交易。由此涉及到的问题较多，当务之急是加快开放和培育住房二级市场。前段时间建设部下文推动二级市场开放，是一个积极而且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的举措。从一些地方的情况看，交易税费高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值得关注。可考虑在一定时期（如3年）内减免住房交易税， 并对用于购置住房收入在所得税上予以优惠，以刺激近期的住房交易。住房分配不公与权力腐败有关，也与行业、地区的资源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有关，处理不当可能引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足够警觉，但不能因此而不进入二级市场交易。部分“房改房”不能上市交易，就是害怕分配不公问题以货币方式“显化”。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政策”，不交易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而且使其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应当把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与住房收入货币化分配结合起来，采取摸清底数、统一标准、存量（已分配住房）与增量（住房收入货币化分配）挂钩、以增量分配调节存量分配不公的办法，同时解决住房可交易、分配不公和住房收入货币化分配的问题。贵阳市的房改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出现了住房销售大幅增长，集资建房步伐明显加快，住房建设资金初步进入良性循环，不合理住房需求开始得到有力抑制的局面。实践证明，只要房改深入和完善，住房市场的迅速扩张是完全可能的。
2.大力发展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带动城市结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结构问题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既是调整结构的需要，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机遇。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型和特大型城市仍然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思路要调整，城市结构要提升，要向市区以轨道交通为主，居民居住逐步向郊区和卫星城转移（这样住房面积才可能扩大，价格才可能明显下降），并通过高速公路等与市区连接的格局过渡。其中当务之急是发展快捷、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地铁、高架和地面轨道运输）。大都市的市区交通不可能依赖私人轿车，传统的地面公交系统也难以胜任，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轨道交通。此举也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治本之策。可以说，在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轨道交通是社会效益最显著（看一下目前人们上下班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很清楚了）、投资量最大（从而拉动内需量最大）、投资失误可能性最小（从现在起任何时候在这方面投资都不算早，实际上已经晚了）的项目。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特大型城市，应当以极大的精力做好这件事。
发展轨道交通首先要解决观念和认识问题，其次才是资金缺口问题。资金不足是经常提到的困难，如果局限于政府财政资金，情况确实如此。换一种思路就可能完全不同。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直接或担保发行轨道交通建设专项债券，由此筹措到的资金主要用于贴息。融资的主渠道应向国内非政府资金和外资开放，以政府财政贴息、收费、沿线部分项目开发权捆绑出让等方式吸引这些资金进入。据了解，不少外商对轨道交通项目感兴趣，轨道交通完全可能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领域。
3.降低收费，扩大需求，推动轿车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大都市市区交通必须以现代公交系统（轨道交通）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轿车不可以进入家庭。大都市的私人轿车可以向外走（与住房向郊区和卫星城转移相适应），也可以成为闲暇时间的重要代步工具。而在较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镇，私人轿车则可成为主要的代步工具。国际上发达的大都市可以做到现代化的公共系统与普遍拥有私人轿车并行不悖，也说明了这一点。进一步说，轿车进入家庭不仅是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同时也是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汽车工业每增值1元，会给上游产业带来0.65元的增值， 给下游产业带来2.63元的增值。迄今为止，还找不出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依靠轿车进入家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例子。
现行的有关政策基本上将轿车作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看待，以限制为主。据统计，各种收费达200余种，占轿车实际零售价的20%～50 %。由此导致了车价居高难下，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一倍以上。在轿车进入家庭的起步阶段，面对如此之高的车价，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严重限制了消费和市场容量。市场容量上不去，生产厂家达不到规模生产的水平，成本也难以下降。目前几大轿车生产厂家除上海大众接近规模生产水平外，其他厂家差距尚大。打破这种僵局的首要措施是调整政策，改限制为主为鼓励为主。能不收的费用坚决免掉，要收的费用也可考虑一定时期内（如3～5年）部分减免。通过下调费用使目前市场上的主力车型价格降至10万元左右，销售量能有一个大的增长，几大轿车生产厂家逐步接近规模生产水平，促进成本显著下降，并展开价格和服务竞争，从而进入“价格下调，产销量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价格进一步下调，产销量进一步扩大”的良性循环。这一战略也是在加入WTO 背景下应对国际市场竞争而必须采取的。与此同时，要相应发展汽车服务业，降低车辆使用费用。这方面的潜力不可小视。人们经常抱怨的“停车难”等问题，从另一种思路考虑，恰恰反映了形成新增长点的潜力。
4.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采取切实措施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社会保障体制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设施”。这方面改革蕴含的风险之一，就是当“破旧”而未能有效“立新”时，会出现预期不确定问题，即居民倾向于“多存钱，少花钱”，以进行“自我保障”。目前扩大内需中就遇到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也是扩大内需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保障体制建设中的当务之急是弥补资金缺口，使职工各项社会保障具有稳定的、得到制度保障的资金来源。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另一方面，保障基金的发放对象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其消费倾向较高，将有助于消费扩大。
社会保障基金弥补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这个设想已有提出，现在需要进一步理清某些认识问题。首先，这种做法并非国有资产流失，回顾一下国有企业职工保障体制的历史沿革就清楚了。其次，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中需要变现国有资产，变现后的收入可以有多种用途，但应坚持先还职工的账、后建设的原则。再次，变现收入用于补充政府管理的具有“最低社会安全网”性质的社会保障基金（而不是企业补充养老金等），所变化了的实际上是企业为主统筹转为政府统筹。在变现的具体方式上，可考虑采取中央、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直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然后分年度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偿还债务的方案。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直接发债补充，中央发债收入部分用于没有条件发债的地方。这一方案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短期内使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得到部分弥补，二是借助还债机制强制性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5.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并以此带动乡镇企业改造、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发展。中小城市是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的重要渠道，因而是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具有丰富的扩大内需内容。首先是带动乡镇企业改造。近几年乡镇企业滑坡与其布局相对分散、缺乏积聚效应有较大关系，中小城市发展将会为其布局集中、技术改造、产品和企业组织升级提供机遇。当然，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一些中小城市就是乡镇企业集中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次，中小城市发展必然带动为居民服务的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的相应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中小城市发展是一个因地制宜的过程，不应该也不可能“遍地开花”。据分析，我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地区是不适合发展乡镇企业的。虽然乡镇企业存在着分散问题，但仍然可以认为在地域上乡镇企业与中小城市有较高相关性。事实上，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地方，一般也是具有城市化潜力的地方。所以，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的某些发达区域。其次，城市化是一个建立城市体系的问题，大中小各类城市都有发展机会，而且它们之间应当相互协调。虽然我们可以更多地强调小城镇发展，但大中城市依然深具发展潜力，据有关专家研究，100万人口的城市属最佳规模。
6.支持装备工业技术改造，改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一些年来，我国的消费品生产在品种、花色、质量等方面总体上说上了一个较大档次，有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具有较强竞争力。但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相当大比例是进口的。客观地说，这种状况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在经济发展和开放的较低阶段也不能不如此。但停留在这种状态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我国已有了相当规模的装备工业基础，其中的多数企业产品档次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处于困境而难于摆脱。另一方面，我国装备采购依然是一个颇具规模且在成长的市场。所以，支持我国装备工业的技术升级，加大进口替代，是扩大内需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产业发展的规律看，我国现在也到了装备工业技术升级的阶段，相关的诸多条件已经或正在具备。有人可能担心加大这方面的进口替代会减少出口，形成新的贸易不平衡因素。其实，在加大这方面进口替代（如果确实能够实现的话）的同时，可以相应增加装备工业本身技术升级所需的设备进口，也就是马克思说过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进口。装备工业技术水平提升后，在满足内需的同时，也可提高出口产品档次，从而使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都得以改进。
新形势下装备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必须走新路子，否则仍难以摆脱以往国有企业搞技改的困境。装备工业领域国有大企业、老企业多，历史包袱重，技术改造一定要和改制、改组结合起来，首先在解决一些基本的体制难题上取得进展，使企业内部在搞技改上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同时，要按照市场需求搞技改，把技术的先进性和经济的合理性结合起来，防止脱离市场需求和成本控制盲目追求高技术。其次，政府对技改的支持一般不宜采取全额财政投资的办法，而是财政贴息、支持在证券市场融资（股票或债券）、部分税费的合理减免，以及提供信息、培训服务等。再次，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应当平等对待，后者在装备工业的技术升级中将会更具活力。
7.促进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教育是智力投资，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也可能产业化（当然是不以赢利为目的产业）。一些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但目前大专以上学历者只占人口的3%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8.8%）。因此， 在“宽进严出”的原则下较大幅度地增加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推动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对于扩大内需（增加智力投资）、增加就业（学校及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和延缓就业压力、提高中长期的供给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提及的是，许多年来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与多子女状况相比，家庭有着更高地接受高等教育倾向，并愿意做出这方面的投资。多项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首选目的是用于子女教育。这是由我国具体国情而强化了的一种需求。
在扩大招生的同时适当增加学生收费，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途径，也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一项内容。但收费应当合理合法，为此应制定相应法规。我国高校已具规模，扩大招生有相当潜力，要使这种潜力充分发掘，必须加快高校各项改革，调整布局，鼓励学校之间的合作和适度竞争，促进后勤服务的社会化，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
以上列举的扩大内需的七个领域，是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提出的，是需求最为迫切、经过努力易于见效的。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不仅短期内有意义，在中长期也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四、对若干领域内需拉动效果的初步评估
为了进一步分析以上扩大内需措施的效果，我们可以对住房、轨道交通、轿车等领域内需扩大的潜力和可能达到的效果作一初步估价。
1.住房。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9.3平方米， 在过去的20年间平均增长4.8%。 如果通过开放二级市场解决“边际小幅增长”问题，从而使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的年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按每平方米2000元计（据近期报道，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已降至2000元以下，当然各地差价较大），就可新增700亿以上的需求。也就是说， 每年有5%的居民家庭支付1.2万元，住房面积由现在的30平方米增至36平方米。这个可能性应当说是很大的。其次，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1978～1990年间平均为0.7个百分点，1990～1998年间平均约为0.5个百分点。如果这个转移速度能回复至0.7个百分点，则可新增465亿元住房需求。我国目前正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的提高是应该和可能的。
2.城市轨道交通。我国现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34个，其中2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2个。在这些城市的规划中，拟建设的轨道交通线路里程达2200公里左右。目前我国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四个城市建有地铁78公里。每公里地铁建造费用北京为5亿～8亿元，其他地区为3 亿～6亿元。如果在上述四城市继续扩建地铁，同时在若干个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开始地铁建设，以1年开工100公里，每公里平均投资5 亿元计，就可形成500亿元的直接需求。从目前情况看，每年开工建设100公里地铁并非高的要求，而且有进一步增加的潜力。
3.轿车。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汽车拥有率仅为0.19%。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资料，最高收入户中汽车拥有率为0.54%，高收入户的拥有率为0.32%。与国际经验比较，这个比例是严重偏低的。1998年全国轿车产量为51万辆，主力车型的消费者支付价格（加上各种收费）在13万～20万元之间。如果通过税费调整和生产厂家适度降价，使价格能下调20%左右，轿车购买量能增加25万辆，以每辆10万元计，则可直接形成250亿元的需求。假定25万辆全部由私人购买， 也只是使城镇居民家庭汽车拥有率增加0.2个百分点，或者说收入最高的20 %城镇居民中的1%的家庭购买汽车。
以上三项直接拉动的需求达1500亿元左右（住房没有计算农民向城镇转移速度提高增加的需求），加上这些需求间接带动的需求（仅与住房配套的基础设施、服务业，为汽车使用配套的服务业就相当可观），以及其他新增长领域产生的需求，经济总量需求不足的缺口是完全可以补上的。从近年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大体上在两个百分点左右。以1998年为基数，若经济增长率为8%，需求缺口两个百分点， 计1600亿元左右，考虑到带动效应，上述三项直接需求达1000亿元左右就足够弥补缺口。
更重要的是，上述这些需求是长时期持续存在的，而且具有递增的可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再扩大一倍也不到20平方米。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30.4%提高到标志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的80%以上，即便保持目前的住房面积水平，也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7 倍（农民虽然在农村有住房，但进城后一般需要重新购房）。此外，住房质量也将逐步提高。目前的房价水平未计算装修费用，如果住房建造质量和装修质量逐步有所改进，由此而增加的需求也是可观的。城市轨道交通按照现有规划里程，若每年开工100公里，要建20年以上； 若每年开工里程有一定幅度增加，也要十几年时间。而轿车是潜力最大的领域。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轿车拥有率还不到1%， 如果某个时候轿车的销售量达到城镇居民家庭的1%， 按每辆车10 万元计， 所产生的需求将到1200亿元。即使城镇人口比重不变，居民家庭达到每户一辆轿车，轿车市场容量将达到目前北美的水平，所累计的总需求将达到12万亿元，假定20年达到这一目标，每年均摊达6000亿元。
通过以上初步且较为保守的估算可以看出，上述几个领域的增长潜力都可以持续20年或更长时间。如果这些领域的增长进程能够有效启动，我国经济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